第八篇：關于歷史唯物論和歷史辯證論的研究

——答L同志

( 2003年4月2日。本文為作者

一本作品集的“代自序二”)

路  山

L同志：

    3月23日的復信收悉，感謝您讀了《歷史挑戰需要哲學回應》，并作了思考，提出了疑問。

您在信中說：“在我的印象中，說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好像不言而喻是辯證的，也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運用于歷史必須是辯證的，是題中應有之義。是不是再提‘歷史辯證論’和‘辯證唯物史觀’，我吃不準。例如，現在有人反復強調馬克思當年說搞社會主義應在經濟發達國家，我們生產力低下就搞社會主義是搞早了，搞糟了。這就是機械唯物論不是辯證唯物論。中國在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建立起了比較齊全的工業部門，經濟制度也起了變化，公有制是主體，在這樣的情況下再回過去‘補資本主義課’，就是倒退，就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這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就可以解釋通，有無必要再提‘歷史辯證論？’”

說實在的，您所提出的疑問，我也考慮過，并且原來我也是這樣認為的。然而，您知道，最近幾年，我一直在批評“資本主義不可逾越”論，論證中國跳過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歷史階段而“邁進”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合理性，亦即在哲學原理上論證“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命題。在進行這樣的理論工作中，我深深感到，我們以往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認識、理解和把握是不徹底的，至少在我讀到的教科書上是如此。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統一,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也應該是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統一。然而，我們對它的唯物論方面發掘、概括得比較充分，而對它的辯證法方面發掘、概括得不夠。例如，有的教科書認為“社會歷史辯證法的最一般、最普遍、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提出了這種反作用“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為其主要的決定作用”的命題，但學術界對此有異議，認為講過頭了）如果我們對歷史辯證法的認識、理解和把握停留在這樣的水平上，那是駁不倒“資本主義不可逾越”論的，也論證不了中國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合理性的。

    在《歷史挑戰需要哲學回應》中，我引用了英國《經濟學家》周刊2002年12月21日那一期刊登的《共產主義后的馬克思》一文中的“認為”：“東歐和蘇聯實行的共產主義是對馬克思思想的歪曲”，“根據馬克思提出的運動定律，……蘇聯直接從封建制度邁進社會主義制度。這‘快’過頭了。”而馬克思的確提出了這樣的“運動定律”。在1859年1月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對唯物史觀作了“簡要地表述”，其中提出了“兩個決不會”：“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這“兩個決不會”，目前我國理論界很看重。如果簡單地以這“兩個決不會”看待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你不能不感到《英國經濟學家》載文中的“認為”是“正確”的，至少是“不無道理”的。當然，我們盡可以指出這些“認為”是機械唯物論，但是，我們得回答清楚下列問題：1、這是什么樣的機械唯物論，亦即為什么說它是機械唯物論？2、在這個問題上的辯證唯物論又是什么樣的？3、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與“兩個決不會”是統一的還是排斥的，或者說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怎樣認識、理解和把握兩者的統一性？對這三個問題，我們必須從歷史發展的邏輯上、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上回答清楚；否則，我們就駁不倒“資本主義不可逾越”論；而駁不倒“資本主義不可逾越”論，社會主義中國也就同樣被認為在歷史發展的邏輯上站不住。在我看來，至少現在教科書上講的歷史辯證法對此是很難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的。

    您在復信中還提到“補資本主義課”的問題，認為這種主張是“倒退”。“補課”論與“不可逾越”論異曲同工，或者說兩者之間是因果關系——正因為認為資本主義“不可逾越”，所以才主張“倒退”回去“補資本主義課”。您說這種主張“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認為對這種“不符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就可以解釋通”。在我看來，我們得首先駁倒“不可逾越”論。如果我們駁不倒“不可逾越”論，那么，也就駁不倒“補課”論；相反，“補課”論倒是“合理”的。再深一步看，如果我們不講“補課”論，講“吸收”論——社會主義作為人類社會高一級的歷史階段，它應當而且必須吸收人類社會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唯其如此，社會主義才能成為比資本主義高一級的社會形態。這里的“吸收”論是肯定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但是，如何從哲學原理上“解釋”這里的邏輯關系？吸收人類社會的一切文明成果與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原則又是什么樣的邏輯辯證？

    …………

    以上這些并不都是新問題，有些屬于老問題新凸現，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實踐運動進入20世紀八九十年代后向馬克思主義哲學提出的新挑戰，這也預示著馬克思主義哲學將有一個大的發展。要回答這些問題，唯一正確的途徑是全面深入地研究和發掘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研究和發掘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論，闡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既是歷史唯物論，又是歷史辯證論，是兩者的統一——辯證唯物史觀。我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到今天，世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實踐運動發展到今天，很有必要作出如此的理論“創新”。其理由如下：

    一、從學理看。既然唯物論有辯證唯物論和機械唯物論之分，那么，作為歷史觀的唯物論當然也有辯證的和機械的之別；既然辯證唯物論之外還有一個唯物辯證法，那么，歷史唯物論之外也必然有一個歷史辯證法；既然辯證唯物論與唯物辯證法兩者之間不能互相替代，前者不能包含后者，那么，歷史唯物論與歷史辯證法兩者之間也不能相互替代，前者也不能包含后者。收入本書的《從唯物辯證法到辯證唯物史觀》對此作了一些闡述。

二、從哲學史看。馬克思創立的歷史唯物論成熟的標志是上面提到的他在1859年1月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列寧認為馬克思在此文中所作的“表述”，是對推廣運用于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的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的“完整的表述”）唯物史觀的創立是對統治人類幾千年的唯心史觀的革命。由于它是對唯心史觀的革命，因此，盡管它是辯證的，但它的側重點是“唯物”。然而，“唯物”的歷史的發展，遵循的主要是辯證邏輯而不是形式邏輯，這樣，經受社會實踐檢驗的并與時俱進的唯物史觀必然有一個辯證發展的問題。有些人機械地教條地看待唯物史觀的原理，排斥唯物史觀的辯證原則。這樣，圍繞唯物史觀就產生了是辯證的和還是機械的（庸俗的）兩種方向、兩種形態的斗爭。哲學史表明，前一種理論主張主要是在對后一種理論主張的批判中展開和實現的。恩格斯晚年為此寫了大量的書信，對機械的庸俗的唯物史觀或者說對唯物史觀的歪曲作了深刻的批判，捍衛了唯物史觀的辯證原則。恩格斯指出：“所有這些先生們缺少的東西就是辯證法。……對他們說來，黑格爾是不存在的”。針對“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因而不能正確地把握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恩格斯追溯到馬克思與他創立歷史唯物主義過程中的某種不足，并作了反思，指出：“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并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與相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這里的“相互作用的因素”講的是辯證法。

    這種由社會實踐引起的圍繞唯物史觀發展的兩種方向、兩種形態的斗爭，在整個20世紀沒有停息。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以后，機械的唯物史觀乘機泛濫，“資本主義不可逾越”論是其典型的理論表現。有鑒于此，為了既與歷史唯心論又與歷史機械論劃清界線，為了既避免陷入歷史唯心論又避免陷入歷史機械論，我們應當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確定為辯證唯物史觀。唯心史觀——唯物史觀——辯證唯物史觀，這種人類歷史觀的發展形態，完全符合事物發展的否定之否定規律，而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本身就是那么發展的，收入本書中的《唯物史觀的辯證發展》對此作了專門探討。

    三、從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看。您在復信中說，“說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好像不言而喻地應該是辯證的。也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用于歷史必須是辯證的，是題中應有之義。”是的，如果單純從理論上看，包括唯物史觀在內的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證的。然而，我們應當看到，盡管由于辯證法的介入，歷史唯物論充滿著邏輯辯證，但社會實踐畢竟是極其復雜的，誰也不能保證一應用歷史唯物論就是辯證的。歷史唯物論對形而上學沒有天然的免疫力。相反，倒是不少人在不少時間不少場合陷入機械唯物論等形而上學的泥潭。對這種情況，以往我們把它歸結為人們的歷史唯物論水平不高，歸結為別有用心的人對歷史唯物論的歪曲。這種歸結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在很大程度上，馬克思主義也是在同這種“歪曲”的斗爭中發展起來的，但我們似乎沒有像恩格斯那樣對歷史唯物論本身的辯證性是否完備進行反思。進一步分析，盡管歷史唯物論充滿著邏輯辯證，但它畢竟不等于歷史發展本身；而歷史發展本身不論在時間上還是在空間上都充滿著辯證的矛盾運動，充滿著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矛盾運動。由于事物的矛盾運動各各特殊，因此，這種辯證的矛盾運動不是有限的而是無限的；不是簡單重復的而是波浪式和螺旋式發展的。面對無限復雜的歷史發展本身，要正確地運用唯物史觀，必須借助于辯證法，正如恩格斯1882年在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德文第一版寫的序言中指出的那樣，“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恩格斯作出的這個論斷也表明，歷史唯物論與辯證法——與歷史辯證法不是一回事，兩者之間不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我專門寫了《一個有待闡發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唯物史觀的應用“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對此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闡述。

四、從理論與實踐的難點看。唯物史觀最底部的基石是生產力的歷史決定作用論。100多年來世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史表明，如何不但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辯證地把握生產力的歷史作定作用，是一個難點。在這個問題上有兩種傾向，一種是否認生產力歷史決定作用的共性絕對性，只承認它的個性相對性；另一種是否認生產力歷史決定作用的個性相對性，只承認它的共性絕對性。這兩種傾向都是形而上學的。要完整地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對此有一個邏輯辯證的把握，是歷史辯證論的任務。我在這方面也作了一些探討，詳見收入本書的《生產力的歷史決定作用辯證論》。

五、從現實的理論斗爭的需要看。論證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論證中國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中“兩個決不會”的一致性，批判“資本主義不可逾越”論，闡明歷史發展的辯證邏輯和辯證規律，是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的理論前提。這樣的理論工作和理論斗爭不可能一勞永逸，如同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一樣是長期的。要作出這樣的論證、這樣的批判、這樣的闡明，并且令人信服，只有“借助于辯證法”，只有“提”歷史辯證論，并且由此而順理成章地將唯物史觀發展為辯證唯物史觀。

六、從無產階級和共產黨肩負的歷史使命看。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終結》中指出：在辯證哲學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圣的東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暫時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滅亡的不斷過程、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斷過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這個過程在思維著的頭腦中的反映。誠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認認識和社會的一定階段對它那個時代和那種環境來說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過如此而已。這種觀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對的，它的革命性質是絕對的——這就是辯證哲學所承認的唯一絕對的東西。”這種“革命性質是絕對的”辯證哲學，這種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圣的東西”的辯證哲學，是與福山們在東歐和蘇聯社會主義被顛覆后宣揚的社會發展“終結”于資本主義的結論水火不相容的，亦即與資產階級的哲學相反的。這種哲學只能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哲學；只有用這種哲學武裝起來，才能不斷推進社會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變革和發展。我們中國共產黨現在雖然成了執政黨，但它在歷史本質上還是革命黨，因為它是共產黨而不是什么社會民主黨之類的黨；它只有不斷因時因地制宜地領導和推行若干不同領域不同層次的革命，達到生產力的極大發展和社會財富的極大豐富，實現“兩個徹底決裂”，才能完成自已的歷史使命。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也應當“提”歷史辯證論——拒絕福山們的形而上學的歷史“終結”論。質言之，不講歷史辯證法，不付諸歷史辯證論，我們是不能完成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的。

    以上六個方面，是我這些年研究歷史唯物論和歷史辯證論的主要心得和體會，也是對您提出的疑問的回答——不知能不能引起您的共鳴？

    列寧在《辯證法的要素》中指出：“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規定為關于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說明和發揮。”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指出：“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這就是辯證法的核心和精髓，這也就是歷史辯證法—歷史辯證論的核心和精髓。應用這一核心和精髓，我們就能應對上述種種列出的和尚未列出的歷史提出的理論挑戰，而且比較地應對裕如。這本集子，記錄了我在這方面的一些嘗試。

    說到這本集子，有些文稿還在整理打印中——我已學會了用電腦打字，許多文稿由我自己在移動鼠標、敲打字盤，這也是一種樂趣——但愿它能早日寄到您的手中。

    順致馬克思主義的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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