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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觀的辯證發展

路山 · 2005-01-20 · 來源:本站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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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唯物史觀的辯證發展

(2002年12月9日)

路  山

    唯物史觀━━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共產黨人帶領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強大思想武器。同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一樣,唯物史觀也是不斷發展的,隨著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而發展。由于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錯綜復雜的矛盾運動,由于這種矛盾運動是辯證的而不是機械的,因此,作為對這種矛盾運動的正確的反映和概括,唯物史觀的發展必然是辯證的發展。100多年來,唯物史觀正是這樣發展的。對于當代馬克思主義者來講,正確地系統地科學地揭示唯物史觀的辯證發展史,不但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課題,而且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筆者淺陋,僅以有限的理論視野對此聊作拋磚。

一、    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完整的表述”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創立,實現了人類社會歷史觀的偉大變革,結束了唯心史觀統治的局面。那么,什么是唯物史觀?對此,馬克思在1859年1月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一文中作了“簡要地表述”: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意識形態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這里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版第二卷第32-33頁)

    列寧認為,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作的這些的論述,對推廣運用于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的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作了“完整的表述”。(《列寧選集》1995版第2卷第423-424頁)。近一個半世紀來,人類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生產方式與社會形態、人們的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之間的矛盾運動的歷史證明,這些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確的。以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為例,從16世紀到20世紀,盡管它已在人類歷史上存在了三四百年,盡管它弊病叢生、病入膏肓,盡管在20世紀初列寧就曾預言進入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是“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然而,由于“它所容納的全部生產力”還沒有“發揮”出來,因此,它至今還沒有“滅亡”,還在生存和發展。由此可見,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是十分頑強的,它科學地概括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貫穿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全過程。

二、“跨越論”、“借助論、“合力論”的提出

及其對唯物史觀的辯證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不但是哲學家,而且首先是革命家,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導師和領袖,他們的哲學研究及其成果不是僅僅為了解釋世界,更重要的是用以改造世界。馬克思恩格斯在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觀察世界,改造世界,指導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過程中,在他們所作的理論批判中,先后提出了“跨越論”、“借助論”、“合力論”,推進了唯物史觀的辯證發展。

    先說“跨越論”。1861年改革后,資本主義在俄國迅速發展,原有的農村公社日益遭到破壞。此時,圍繞著俄國農村公社的命運,掀起了一場“俄國向哪里去”的大討論,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辱槍舌劍,各不相讓。1872年,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俄文版在俄國出版后,在俄國引發了一場爭論:自由主義者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強調《資本論》中體現的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借以說明俄國必然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合理性,而民粹派則主要強調《資本論》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強調資本主義的不合理及其必然滅亡,來為自己的封建社會主義理論辯護。馬克思通過和俄國革命家的接觸以及對俄國的觀察,認為俄國是在全國范圍內把農村公社保存到當時的歐洲的唯一的國家,具有實行土地集體耕作和勞動組合的較多的有利條件,而且它還“和控制著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產同時存在”,這些因素“就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版第三卷第765頁)他強調這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那么,如何使這種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可能性變為現實呢?馬克思認為要挽救俄國公社,就必須有俄國革命,“如果革命在適當的時候發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以保證農村公社的自由發展,那么,農村公社就會很快地變為俄國社會新生的因素,變為優于其他還處在資本主義制度奴役下的國家的因素。”(同上,773頁)1882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為《共產黨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合寫的序言中對此又作了這樣的論述:“在俄國,我們看見,除了狂熱發展的資本主義制度和剛開始形成的資產階級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歸農民公共占有。那么試問:俄國農民公社,這一固然已經大遭破壞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還必須先經歷西方的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那個瓦解過程呢?對于這個問題,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復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么現今的俄國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版第一卷第261頁)

    很顯然,這里的“跨越論”與上述關于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完整的表述”中的“生產力決定論”和兩個“決不會”不完全一致。這種“不完全一致”說明什么呢?說明馬克思主義邏輯混亂嗎?不,這恰恰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辯證的而不是機械的形而上學的。在辯證法的意義上,“生產力決定論”和兩個“決不會”講的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普遍性絕對性,“跨越論”講的是這種發展規律的特殊性相對性,兩者的結合和統一即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辯證規律和辯證邏輯。倘若只講普遍性絕對性,不講特殊性相對性,那么,人類社會形態的歷史更替就會像一、二、三、四那樣機械地數學排列。但是,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邏輯如同數學上加減乘除乘方開方微分積分的運算邏輯一樣,充滿著無窮的變數,亦即充滿著無窮的特殊性相對性,從而充滿著漸變與突變、停滯與跨越、前進與倒退、超前與落后以及在一定的條件下兩者之間相互轉化。一切隨著時空條件的變化而變化。馬克思在提出“跨越論”的《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中就指出:“一切都取決于它所處的歷史環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版第三卷第765頁)

    接下來說“借助論”。1882年,恩格斯在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對唯物史觀與辯證法的關系,提出了“借助論”:“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版第三卷第691-692頁)

    這個“借助論”的立論依據是什么呢?立論依據是:科學社會主義是英國和法國所產生的經濟和政治狀況受到德國辯證法的批判以后產生的“真正的成果”;換言之,倘若沒有德國辯證法的批判,僅僅掌握英國和法國所產生的經濟和政治狀況,是產生不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精華。既然科學社會主義是如此產生的,那么,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代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上的特別應用,也“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這是顯而易見的,世界現代史也證明了這一點——倘若列寧不借助于辯證法應用唯物史觀,倘若毛主席不借助于辯證法應用唯物史觀,而拘泥于“生產力決定論”和兩個“決不會”,是不能取得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的。(對恩格斯的這個“借助論”的學習和研究,筆者專門撰寫了《一個有待闡發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此處不作展開)

    唯物史觀的辯證發展,最集中地體現在恩格斯提出的歷史發展“合力論”上。

    19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保爾.恩斯特為代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青年派”,自命不凡,把歷史唯物主義當作教條,當成套語和標簽到處亂用,竭力宣傳“經濟決定論”和“技術決定論”;以保爾.巴爾特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對唯物史觀猖狂進攻,把唯物史觀歪曲為“經濟唯物主義”,否認政治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為此,晚年的恩格斯寫了大量的書信,對此作了深刻而系統的批判。

    恩格斯指出:“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版第四卷第695-696頁)恩格斯進一步指出: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階級斗爭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在歷史斗爭的進程中,這一切因素相互作用。在這種相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向前發展。如果不是這樣認識歷史斗爭的進程,那么,“把理論應用于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一個最簡單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同上)在一定意義上,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也可以說是各種意志和力的相互沖突。為此,恩格斯認為:“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同上,第697頁)

    在這些書信中,恩格斯從方法論上對保爾·恩斯特和保爾·巴爾特們的理論錯誤作了分析,同時也對馬克思與自己創立唯物史觀的過程作了反思。恩格斯指出:“所有這些先生們所缺少的東西就是辯證法。”(同上,705頁)針對“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的錯誤,恩格斯是這樣反思的:“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并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與相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同上,第698頁)

    從上面的引述中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也是不斷充實、完善和發展的。這種發展是從正確地揭示社會存在對社會意識、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到充分肯定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的辯證發展;是從正確地揭示社會歷史運動的“決定力”,到充分肯定社會歷史運動的“綜合力”的辯證發展。這種發展是在對形而上學的機械的唯物史觀的批判和斗爭中展開和實現的。由于有了這種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才正確地闡明了歷史發展的辯證邏輯和辯證規律,才排除了愚蠢的形而上學,成為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認識和改造社會的銳利的思想武器。

三、“前提論”、“轉化論”、“首先論”的提出

及其對唯物史觀的辯證發展

    唯物史觀的辯證發展,不但是個理論問題,而且是個實踐問題。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極大地推動了唯物史觀的辯證發展。在這方面,領導俄國革命的列寧和領導中國革命毛澤東同志作出了重大的理論開拓和精辟的理論概括。

    十月革命前沙皇統治的俄國,基本上是一個封建專制的軍事帝國,與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發達,生產力和社會文明程度都比較落后和低下。按照上述馬克思講的“生產力決定論”和兩個“決不會”,那時的俄國沒有生產力條件和經濟文化基礎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第二國際的首領們和布爾什維克黨內的機會主義者也據此而竭力反對列寧提出的將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高度”成了他們的口頭禪。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巨大影響,俄國國內階級矛盾空前尖銳,政治上出現了有利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形勢。在同機會主義作斗爭的過程中,列寧提出了關于歷史發展的“前提論”:“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國為這種文明創造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后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你們在哪些書上讀到過,通常的歷史順序是不容許或不可能有這類改變的呢?”(《列寧選集》1995年版第四卷第776、777、778頁)這個“前提論”是不是違背了唯物史觀呢?沒有,它只不過對唯物史觀的辯證發展: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或者說在當地的俄國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中,可以先進行革命,奪取政權,然后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創造本該由資本主義創造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物質文明基礎。事實證明,這一辯證發展是正確的。在列寧的領導下,成功的十月革命后的俄國─蘇聯,“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成為世界第二強國。

    如果說列寧對唯物史觀的辯證發展源于革命實踐需要的有力的理論反詰,那么,毛主席對唯物史觀的辯證發展則是源于革命實踐的精辟的理論概括。在這方面,他先后提出了“轉化論”和“首先論”。

    1937年,為了克服黨內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毛主席先后撰寫和發表了《實踐論》和《矛盾論》。有教條主義思想的同志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生產力是主要的;實踐和理論的矛盾,實踐是主要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經濟基礎是主要的;它們的地位并不互相轉化。對此,毛主席提出,這是機械唯物論的理解,不是辯證唯物論的理解。“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著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系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筑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候,對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作出這樣的論斷,是否違反了唯物論——歷史唯物論呢?毛主席回答,“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毛澤東選集》1991版第一卷第325-326頁)毛主席在這里闡述的這種“轉化論”,這種“一定條件之下”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等等“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的“轉化論”,與恩格斯講的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論,既一脈相承,又有所發展。正是堅持了這種“轉化論”,亦即堅持了辯證唯物論,他才領導我們黨帶領工人階級和億萬勞動人民,在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成功地進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爾后又成功地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變更了舊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實現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向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歷史性跨越,相應地實現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歷史性跨越。

    對這種“一定條件之下”的、亦即歷史發展到革命關頭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的相互“轉化論”,毛主席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之際《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又作了更具有普遍意義的概括,提出了“首先論”:“首先制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后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132頁)他指出:“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同上)他舉例說:“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筑、生產關系之后,資本主義工業才大發展起來。”(同上,第131-132頁)

    行文至此,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唯物史觀所作的“簡要地表述”,不禁深深地感到,100多年來,唯物史觀在理論上有了多大的發展!這種發展是辯證的發展,是不斷批判、排斥歷史機械論的辯證發展,是歷史唯物論與歷史辯證論相統一的發展。

四、堅持歷史唯物論和歷史辯證論的統一

━━堅持辯證唯物史觀

    哲學中的辯證法如同化學中的氧原子一樣,很活躍。它既可以與唯物論結合,構成辯證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也可以同唯心論結合,構成辯證唯心論和唯心辯證法,如黑格爾哲學者流。從哲學史的角度看,同后者的結合,并不因同前者的結合——并不因為辯證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的創立、發展、勝利而成為不可能。為此,倘若我們把握不準,唯物史觀的辯證發展很可能發展成辯證的唯心史觀,即犯唯心論的錯誤。例如,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主要的決定的作用”是在“一定條件之下”的而不是在“一切條件之下”的。不注意這樣的區別,把“一定條件之下”變成“一切條件之下”,就會犯唯心史觀的錯誤,就會否定生產力對歷史發展的“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為此,唯物史觀的辯證發展有一個“唯物回歸”的問題,有一個“一定條件之下”向“一般條件之下”轉換的問題。具體說來,當革命階級奪取政權以后,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這一點,對于原本生產力水平不高、沒有經過發達資本主義歷史階段而躍入社會主義的國家來講,尤為重要;否則,就會在歷史發展的邏輯上站不住。

    “唯物回歸”不僅僅是一個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問題,還有一個堅持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性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問題,還有一個按照這些原理揭示的歷史發展客觀規律辦事的問題;就發展生產力而言,也有一個方法問題。如果對這里的“決定”與“被決定”、“適應”與“被適應”沒有清醒的認識和堅定的把握,如果不努力探索和遵循生產力發展的自身的規律而過分強調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發展的反作用,如果在指導思想和方法上急于求成,那么,都會背離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從而背離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犯唯心主義的錯誤,這同樣在歷史發展的邏輯上站不住。

    辯證發展的唯物回歸并不排斥唯物史觀的辯證發展,兩者之間是統一的,統一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全過程。

    恩格斯在上述對保爾·巴爾特們的理論批判時指出:“所有這些先生們所缺少的東西就是辯證法。他們總是只在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結果。他們從來看不到:這是一種空洞的抽象,這種形而上學的兩極對立在現實世界只存在于危機中,而整個偉大的發展過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進行的(雖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經濟運動是最強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決定性的),這里沒有什么絕對的,一切都是相對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版第四卷第705頁)

    “這里沒有什么絕對的,一切都是相對的”,這是徹底的辯證法,也是徹底的唯物論。

    世界的統一性在于它的物質性,而物質總是運動的,運動的物質總是變化的,呈現出極其復雜的多樣性即個性相對性。因此,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即時空上無條件存在的東西;凡絕對的東西只存在于相對的東西之中——絕對寓于相對。對于偉大的歷史發展過程最強有力的、最本質的、最有決定性的經濟運動,其最有決定性的作用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亦即不是在任何時空條件下都是如此的。明清之際,我們中國的生產力的水平為世界之最,經濟總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但沒過多久,我國卻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泥潭之中。蘇聯的經濟總量曾相當于美國的百分之八十,然而,今天不僅蘇聯瓦解了,而且瓦解后的社會景況實在不佳。由于絕對寓于相對,因此,對經濟運動的最強有力的、最本質的、最有決定性的歷史作用,我們應當從相對性上把握,而不能從絕對性上把握,即要看到它的時空上的有條件性,看到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但是,相對包含絕對——不管各種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不管時空條件如何特殊,經濟運動的歷史作用歸根到底是最強有力的、最本質的、最有決定性的。為此,我們又應當在相對中把握絕對。

在相對中把握絕對,不同的歷史時代和不同性質的社會有著不同的特點。與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不同,在社會主義的本質展開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許多矛盾的特殊性,許多特殊的力的“相互作用”。在這樣的相對中把握絕對,需要若干代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不懈地探索、總結和實踐,求得絕對和相對的統一

這種在相對中把握絕對,這種絕對與相對的統一,既堅持了歷史唯物論,又堅持了歷史辯證論;既是唯物史觀,又是辯證史觀——是歷史唯物論與歷史辯證論的統一,是唯物史觀與辯證史觀的統一——為此,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應當是辯證唯物史觀,而不僅僅是其中之一的唯物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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