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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的社會歷史決定作用辯證論

路山 · 2005-01-20 · 來源:本站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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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生產力的社會歷史決定作用辯證論

(2002年5月5日—— 2003年12月11日)

路  山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方針。十六屆三中全會以后,溫家寶總理在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總編采訪時說:“我們新一屆領導通過抗擊非典型性肺炎這場疾病,得到一個重要啟示,就是要注意協調發展。城鄉發展不平衡,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就如同一個人一條腿長一條腿短一樣,一定會跌跤的。”(新華社2003年11月24日電)溫家寶總理講的這個“啟示”,是對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科學的發展觀”的一個注解。它啟示我們,對于一個國家而言,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雖然至關重要,是一切發展和進步的基礎,但還不是問題的全部;或者從哲學上說,經濟發展對于整個國家的全面發展和進步的作用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經濟發展是生產力發展的社會形態。由此,也可以說生產力的發展對于整個國家的全面發展和進步的作用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這就涉及到如何認識和把握生產力的發展對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問題——是形而上學地認識和把握,還是辯證地認識和把握?本文結合歷史,聯系現實,就此發表一些淺見。

一、一部錯綜復雜的人類社會發展史

從來沒有遵循形而上學的邏輯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是我們共產黨人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理論指南,生產力的社會歷史決定作用論是歷史唯物論的基石。如同對任何事物的認識一樣,對生產力的社會歷史決定作用問題,也不可避免地會有形而上學和辯證法兩種見解。這里先說形而上學的見解。

 “所謂形而上學的或庸俗進化論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300頁)以形而上學的觀點看待生產力的社會歷史決定作用,就把這種決定作用簡單化、絕對化,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一種普遍聯系的發展變化的極其復雜的矛盾運動。在這種觀點看來,既然人類社會的發展和歷史的進步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所決定的,那么,生產力發展到什么程度,社會就進化到什么程度,兩者應該是完全同步的;在這種觀點看來,既然人類社會的發展和歷史的進步歸根到底由生產力的發展所決定的,那么,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沒有經過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歷史階段的國家和地區是不能搞社會主義的;搞了社會主義也應當倒退回去,從先搞資本主義開始……

    近百年來,這種對生產力的社會歷史決定作用的形而上學的見解,成為一些人反對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思想武器。他們用它反對和抵制俄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反對和抵制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反對和抵制中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定“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歷史結論,搞資產階級自由化。

    隨著蘇聯的瓦解和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失敗,這種對生產力的社會歷史決定作用的形而上學的見解又一次泛濫起來。這種見解認為,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證實了十月革命的“早產”和“先天不足”;這種失敗“是落后的俄國缺乏實行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前提而必然導致的失敗”。按照這種見解,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們搞的資本主義的“改革”和在俄國復辟資本主義是必然的合理的;按照這種見解,地球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必須首先在美國進行和在美國出現,因為它的資本主義最發達;按照這種見解,在美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前,誰也不能先進行和先進入,因為你們的資本主義都沒有美國那么發達;按照這種見解,20世紀地球上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出現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態,都是偶然的和不合理的,遲早都得像蘇聯一樣,倒退回去,先搞資本主義。總之,在這種見解看來,由于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的永久的最終的決定力量,因此,迄今為止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待出現”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五種社會形態,不論在哪個國家和地區,都應當像數學上的個、十、百、千、萬那樣依次排列,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滯后;都應當像出土三尺后的竹節一樣,勻稱有序,既不能此長,也不能彼短。

    然而,一部錯綜復雜的波浪式前進的螺旋形發展的人類社會史,從來沒有遵循這種形而上學的邏輯;換言之,這種形而上學的見解無法解釋錯綜復雜的波浪式前進的螺旋形發展的人類社會史。別的不講,明王朝及其之前,我們中國不但在經濟上,而且在科技上,都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清王朝又出現了歷時130多年的“康乾盛世”,經濟總量是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然而,我們中國不但沒有首先突破封建主義的生產關系進行資本主義革命,相反老是在封建主義社會形態中昏睡;而生產力遠沒有我們發達和經濟總量遠沒有我們龐大的西歐,卻首先進行資本主義革命,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并且按照資本主義的邏輯,強盜式地對外擴張,把我們中華民族打了個落花流水,使我們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之中。要合理地解釋這種錯綜復雜的歷史現象,要對過去的和未來的人類歷史發展作出合理的說明和預測,形而上學的生產力的社會歷史決定作用論是不行的,必須付諸辯證的生產力的社會歷史決定作用論。

二、生產力極為發達而歷史沉淀特別厚重

整個社會也只好在堅硬的外殼中昏睡

   

在辯證法看來,人類社會的發展和歷史的進步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矛盾運動,是一個波浪式前進螺旋形發展的矛盾運動。在這個矛盾運動中,雖然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的是生產力的發展,但是,這種決定作用既是普遍的絕對的,又是特殊的相對的,前者寓于后者之中。

說普遍的絕對的,是說古今中外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地區任何一個民族,其社會的發展歷史的進步,歸根到底取決于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無條件的,因而是絕對的。然而,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事物的矛盾各各特殊,古今中外世界上各個國家各個地區各個民族的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千差萬別,因而生產力對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所起的決定作用也就各各特殊,亦即是有條件的相對的。

例如,上面提到的“康乾盛世”,經濟總量是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農業、手工業、貿易、城市發展都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農作物總產量占世界第一位。手工業生產規模擴大,作坊逐漸增多,分工進一步精細。市場也有了進一步發育,人均商品流通值為銀1.5兩。對外貿易急劇增長。18世紀末,英國東印度公司每年平均從中國購買茶葉值銀400萬兩,而英國商人運到中國來銷售的主要商品包括毛織品、金屬和棉花的總值,尚不足從中國運出的茶葉的一項。城市也有很大發展,在全世界擁有50萬以上居民的10個城市中,中國就占其六。在科學技術方面,清王朝初期,戴梓就發明火器“連珠銃”,一次可填發28發子彈,又造出蟠腸槍和威遠將軍炮。然而,所有這些生產力的經濟的科技的發展和進步,都沒有成功地為中國開辟一條資本主義的道路,相反,由于封建王朝統治者的妄自尊大,拒絕開放,囿于傳統、反對變革,滿足現狀、故步自封,特別是限制工商業、蔑視科學技術、閉關鎖國、加強集權、禁錮思想,把這些資本主義的物質的經濟的科技的因素都扼殺在搖籃中。他們把工商業視為“末業”,認為興商既不符合祖宗成法,也對國家無利。在儒家思想的統治下,終清一朝,彌漫著輕視和蔑視科技之風,把科技知識視為“形而下”,把發明創造稱為“奇技淫巧”。戴梓的發明不但沒有被采用,當權者反而聽信饞言,將戴充軍關外。諾大帝國,一潭死水,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在這里嚴重受阻。而幾乎與此同時,在地球的另一端西歐特別是英國,沖決中世紀封建神學桎梏束縛的思想啟蒙運動正在蓬勃發展,最終改造整個世界的資產階級革命正在進行,挑戰全球的工業文明正在萌發。革命成功后的西方資產階級,用大炮轟開了東方老大帝國的大門,中華民族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境地。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生產力之于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的決定作用,在具體的時空范圍內是有條件的,亦即相對的,不是無條件的,亦即絕對的。最主要的條件是包括思想文化在內的上層建筑適應不適應。上層建筑又是豎立于經濟基礎之上的,經濟基礎又是生產關系的總和,因此,歸根到底看生產關系適應不適應。倘若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是阻礙甚至扼殺先進生產力發展的,那么,生產力的社會歷史決定作用就與社會的發展、歷史的進步不協調、不同步──盡管生產力很發達,經濟很繁榮,但整個社會發展的腳步卻在某一歷史點上滯留。而這種不適應的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一般地說,源于歷史的沉淀。歷史沉淀的厚薄重輕,對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力的社會歷史決定作用的發揮,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中國由于封建社會長達兩千多年,至“康乾盛世”,封建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的歷史沉淀特別厚重,成為束縛資本主義工商業和近代科學技術發展的極其堅硬的外殼,靠自身突破極其艱難和緩慢,整個社會也就只好在這個堅硬的外殼中昏睡。相反,西歐中世紀封建社會的歷史遠比我們中國短,歷史沉淀也遠比我們中國輕薄,因此,資本主義工商業和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就比較容易地突破封建主義的外殼,狂飚突進式地推進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和歷史的進步。

三、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引起的

但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

  

世界上最早突破封建主義的生產關系,進行資本主義革命的是英國。這個革命分為奪取政權的政治革命和生產力發展的產業革命。如果按照形而上學的生產力的社會歷史決定作用論,那么,應當是產業革命在前,政治革命在后——待產業革命完成并促進生產力高度發展以后,才進行政治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但是,歷史的進程并非如此。在英國,早在1640年,就開始了資產階級推翻查理一世王朝的政治革命,而產業革命則在一個多世紀以后。“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142頁)直到1769年,瓦特才發明了單動式蒸汽機,1782年,才制成了復式蒸汽機,1785年,英國的棉紡工廠才開始用蒸汽機作動力,產業革命才蓬勃地展開。而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早在1688年就以所謂“光榮革命”為標志而結束了。

 這種歷史過程是不是違背了生產力的社會歷史決定作用論呢?沒有,只是由于普遍的絕對的生產力的社會歷史決定作用總是寓于特殊的相對的具體的時空之中的,因而呈現了復雜的亦即是辯證的邏輯過程。

首先,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發展引起的。封建社會后期,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商品生產不斷增長,商品交換日益擴大,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競爭的結果,小商品生產者隊伍發生分化,少數人變成資本家,多數人淪為無產者。而“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的活動場所。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273頁)這種革命因素的迅速發展,其結果是直接導致資產階級對封建階級的政治革命。其次,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要鞏固、要發展,甚至資產階級要生存下去,必須進行生產力革命,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那樣,“資產階級除非使生產工具,從而使生產關系,從而使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革命化,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同上,第275頁)第三,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后,必然促進生產力的大發展;換言之,生產力的大發展必然在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后。這一點,已為18世紀后期至19世紀初的英國的產業革命所證實。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普遍的共性的絕對的東西,總是寓于一個個特殊的個性的相對的東西之中的,除卻一個個特殊的個性的相對的東西,也就無所謂普遍的共性的絕對的東西。因此,這種生產力的社會歷史決定作用的發揮所呈現的復雜的辯證的邏輯過程,是人類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的普遍規律。對此,毛主席作了極其精辟的概括:“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之前,而是在這以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筑、生產關系以后,資本主義工業才大大發展起來。”(《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31頁—132頁)“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同上,第132頁)

由此觀之,形而上學的生產力的社會歷史決定作用論是不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那種認為俄國十月革命以至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早產兒”、“先天不足”的論調,那種認為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是落后的俄國缺乏實行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前提而必然導致的失敗”的論調,是站不住腳的。

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但如果風氣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

事物發展的辯證邏輯是無窮的,社會發展的辯證邏輯是無盡的,生產力的社會歷史決定作用的發揮的辯證邏輯過程是無窮無盡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種辯證邏輯過程遠沒有結束;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這種辯證邏輯過程還處于開始階段。在這種辯證邏輯過程的每一個環節上,都存在著矛盾的特殊性。對于我們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人來講,找準這種矛盾的特殊性,從而制訂相應的路線、方針、政策,是生死攸關的首要問題。我們黨通過幾十年的艱苦探索,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制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從總體上解決了這個問題。

 這條基本路線,既依據歷史唯物論,又符合歷史辯證論,體現了歷史唯物論和歷史辯證論的統一。

 “一個中心”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牢牢地扎根于生產力的社會歷史決定作用論。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的永久的最終的決定力量,這是普遍的絕對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由于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沒有經過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歷史階段,因此,面臨著追趕和超越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雙重的歷史任務。不追趕,尤其是不超越,社會主義就體現不出優越性,就建不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就會在歷史上站不住,就會最終倒向資本主義。經濟建設是生產力發展和發展生產力的社會組織形式。因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黨全國的工作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盡快發展生產力。

 但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有其世界歷史形成的社會矛盾特殊性。就其自身的歷史發展而言,“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626頁)可惜的是,在“康乾盛世”及其以后的歷史過程中,我們中華民族已不能自主了,由不得自己了,中國歷史的進程與世界的歷史進程密切相關、聯體互動了。先行進入資本主義的西方列強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其他地區進行瘋狂的殖民侵略和殖民戰爭,斷絕了中國由封建社會緩慢地發展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常的”歷史可能性,中國歷史發展的次序變成了封建主義—半殖民地半封建—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全部的中國和世界的近現代史證明,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發展中國;搞資本主義只能重新淪為西方資本主義大國的附庸。為此,黨的基本路線明確規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各族人民,必須堅持包括“堅持社會主義”在內的“四項基本原則”,這既是歷史的必然,又是中華民族實現光明前途不重蹈歷史覆轍的保證。

 然而,這只是近現代中國社會矛盾特殊性的一個側面,它還有另一個側面。這另一個側面是,盡管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但生產力遠沒有資本主義發達;盡管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歷史階段可以超越,但生產力發展的歷史階段不能超越;盡管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歷史舞臺,但生產力的發展具有其自身內在的規律。而資本主義通過幾百年的發展,在摸索生產力發展規律和發展生產力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創造了偉大的成果。二戰以后,生產力的發展或曰經濟的發展,日益全球化。在這種世界歷史的大背景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要想盡快發展社會生產力,從而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除了主要地發揮自身的制度優勢以外,還必須積極地充分地借鑒、吸收和利用人類社會主要是資本主義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這就需要實行和堅持改革開放的大政策。為此,黨的基本路線明確規定“堅持改革開放”,使之成為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相對應的又一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可謂吃透吃準了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矛盾的特殊性,必須“堅持一百年不動搖”。(鄧小平語)

 但是,社會生活的辯證邏輯是極其復雜的,其展開的過程是無窮的。如何使“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三者在社會實踐中辨證地統一起來,并不容易。“兩個基本點”之間是一種對立面的統一。實踐表明,如果把握得好,兩者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給極大的推動力以經濟建設;如果把握不好,兩者相互排斥,影響經濟建設。經濟建設或曰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全面發展之間也是一種對立面的統一。搞得好,兩者相輔相成,同步前進;搞得不好,兩者相互排斥,相互影響。對此,鄧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初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中發出告誡:“經濟建設這一手我們搞得相當有成績,形勢喜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成功。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54頁)這一告誡清楚地表明,經濟發展或曰生產力發展對于社會全面發展的決定作用既是普遍的絕對的又是特殊的相對的——普遍和絕對寓于特殊和相對之中。為此,我們對生產力的社會歷史決定作用應當從普遍的絕對的和特殊的相對的兩個方面上把握,從這兩個方面的聯系上把握。如果我們只看到普遍的絕對的一面而看不到特殊的相對的一面,我們就會犯機械唯物論的錯誤,這樣,盡管生產力快速發展了,但不能相應地實現社會的全面發展。近些年之所以出現“城鄉發展不平衡,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的情況,從思想方法上找原因,就是由于這種機械唯物論的影響。反之,如果我們只看到特殊的相對的一面而看不到普遍的絕對的一面,我們就會犯歷史唯心論的錯誤,就會在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根本方針上發生動搖,這樣,經濟發展或曰生產力發展就會緩慢以至受阻,社會的全面發展也就失去相應的物質基礎。這是我們需要防止的。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指出:“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320頁)我們要辯證地從而是科學地認識和把握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發展之間關系,必須弄懂這個“精髓”。

五、任何事物都有正負兩重性

生產力發展之于人類社會發展也不例外

人類社會是自然界的一個部分。生產力是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界、從自然界獲取物質資料的能力。但是,自然界對于人類的這種改造不是甘心情愿、樂意接受的,它要憤怒,它要報復,“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383頁)

 這種人類的勝利與自然界的報復,千百年來一直在進行,于今尤烈,以至今天人類面臨六大問題: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資源枯竭、能源危機、氣候反常、人口爆炸。這六大問題除第五個大問題外,完全源于人類社會物質資料和人類自身的生產再生產;第五個大問題也與人類社會的活動密切相關。

 人類社會的物質資料的生產與再生產,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時候,對自然界的改造和勝利是微不足道的,自然界的報復當然也是極其輕微的。當生產力的水平發展到人類能移山填海、上天入地的時候,對自然界的改造及其勝利就偉大輝煌,自然界的報復也就相應地巨大強烈。這種生產力的高度發達,這種認識和改造自然界的偉大輝煌的勝利,一方面使人類社會加速發展,日新月異、五光十色、萬紫千紅,另一方面又使人類社會因遭到自然界的巨大強烈的報復而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籠罩陰影。全球的森林面積已由人類歷史初期的80億公頃減為現在的28億公頃,而且現在仍以平均每年1100萬公頃的速度在減少。按照這個速度,不用50年,地球上將只有人類了。物種滅絕的速度加快了,由原來的每年一種加速到每小時一種。人類所患的多種癌癥,80%由化學藥品造成。全球每年增加的垃圾量有100億噸,其中3—5億噸為危險廢物。而全球擁有的核武器的能量,可以把全人類毀滅多次!由此觀之,生產力的發展之于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是把雙面刃,具有明顯的正與負的兩重性,這叫“福兮禍所伏”,符合事物發展的辯證邏輯。

生產力的發展之于人類社會發展的這種有正有負、有功有過的兩重性,與生產方式密切相關,主要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密切相關。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發展了生產力,從而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和歷史的進步;另一方面,資本的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本質和資產階級窮奢極欲的消費方式決定了他們一開始就對大自然只瘋狂地掠奪而不加保護。只要自己快快發財,哪怕寸草不生!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過程中,由于開墾荒地和牧場,森林資源遭到嚴重破壞,以至歐洲國家出現了無林業的現象。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生產力愈是高度發達對大自然的掠奪愈是殘酷愈是劇烈愈是深化,并且把這種掠奪推向全世界。今天,全世界的森林面積之所以減為28億公頃,全人類之所以面臨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資源枯竭,能源危機,氣候反常之類的大問題,在社會學的意義上,首先和主要地應當歸罪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美國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4%,但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卻占全世界總排放量的25%以上!

 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生產力的發展之于人類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這種正與負的兩重性,是一種絕對地存在,與人類社會相伴始終。但是,事物發展的辯證邏輯又總是決定事物在一定條件下相克相生、相反相成的。作為宇宙間已知的最靈長的物質形態的人類,決不會因為生產力具有這種負面性而不發展生產力,相反,他們總會在具體的時空條件下揚正避負,以正克負,努力發展先進生產力,實現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進步的統一、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和諧。“禍兮福所倚”,對此,我們完全可以持樂觀的態度。但是,實現這種統一與和諧的首要前提是變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而僅就這兩種方式造成的那么多陷人類于困境的大問題而言,它們也是必須變革的,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取而代之。“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生存斗爭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義上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版第3卷第323頁)到那時,“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會合理地調節他們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進行這種物質交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頁)到那時,也只有到那時,才能實現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進步的比較完全地統一,實現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比較和諧地相處。

六、結  論

綜上所述,我們似可得出這樣的一些結論:

其一,生產力的社會歷史決定作用論是歷史唯物論的基石。這種社會歷史決定作用既是普遍的絕對的,又是特殊的相對的——普遍和絕對寓于特殊和相對之中。由此,決定了這種決定作用的發揮是一個無限的辯證邏輯過程;我們對這種決定作用應當從普遍的絕對的和特殊的相對的兩個方面把握,從這兩個方面的聯系上把握,

其二,根據這一辯證邏輯,在經濟發展或曰生產力發展與社會全面發展的關系上,我們既要看到生產力發展對社會全面發展的決定作用的普遍性和絕對性,也要看到這種決定作用的特殊性和相對性。倘若我們只看到其普遍性絕對性而看不到其特殊性相對性,就會陷入機械唯物論;反之,倘若我們只看到其特殊性相對性而看不到普遍性絕對性,我們就會陷入歷史唯心論。這兩者都是違反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的,從而是不能科學地處理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發展之間的關系的。

其三,生產力的發展對人類社會的發展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正與負的兩重性,這種兩重性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下表現得尤為突出。只有變革這種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取而代之,才能實現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進步的比較完全地統一,實現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比較和諧地相處。

2002年5月5日—— 2003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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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三大神藥謊言被全面揭穿!“吸血鬼”病毒出現!面對發燒我們怎么辦?
  9. 祁建平:拿出理論勇氣來一次撥亂反正
  10. 說“胡漢三回來了”,為什么有人卻急眼了?
  1. 在蒙受冤屈的八年中,毛澤東遭受了三次打擊
  2. 痛心,反華潤人丁一多因強奸被捕,哈哈!
  3. 鐵穆臻|今年,真正的共產主義者,要理直氣壯紀念毛澤東!
  4. 《鄧選》學習 (十一)發展速度
  5. 司馬南|對照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大家給評評理吧!
  6. 司馬南|對照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大家給評評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