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一個有待闡發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

──唯物史觀的應用“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

（2001年9月20日—10月19日）

路  山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永遠是我們共產黨人認識社會、改造社會的強大的思想理論武器，這是確定無疑的。但是，如同對待任何武器一樣，對唯物史觀也有一個能不能正確應用的問題，也就是說，這里還有一個方法問題。方法正確了，才能應用得正確；方法不正確，再好的武器也不會有好的效果。那么，怎樣才能正確地應用唯物史觀呢？筆者最近讀到了恩格斯的一個論斷：“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版第三卷第691—692頁）。

    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論斷，甚至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基本原理。對這個論斷，對這個原理，我們的理論界似乎還沒有引起應用的重視，進行深入的系統的闡發。

    讀到這個論斷，對筆者來講，則別有一番感受。因為，我經歷了——

一場未展開的關于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爭議

    2000年9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學術研討會”，我因遞交了《堅持歷史唯物論與歷史辯證法的統一》一文而被邀請參加，此文長約17000字。17日下午，在會議結束前，我被指定作限時20分鐘的大會發言。由于文章比較長，我拎出了20個觀點講了一下，其中有：

    “歷史辯證法是將唯物辯證法引入歷史領域得出的必然的邏輯結論，是與歷史發展機械論相對立的歷史觀和方法論。”

    “如果我們只講歷史唯物論而不講歷史辯證法，那是難以駁倒社會歷史發展機械論的。而如果我們駁不倒社會歷史發展機械論，那么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在歷史發展的邏輯上就站不住。”

    “要解釋清楚這一點，要駁倒‘資產主義不可逾越’論，或者說要論證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在歷史發展邏輯上的合理性，只有借助于唯物辯證法──歷史辯證法。”

    “從生產力和社會文明角度看，不管遇到多少困難和挫折，這樣的‘高度發展’只能由社會主義來承擔，這不是社會主義的早產和過錯，而是封建主義特別是殖民主義的罪惡──是這種罪惡造成的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正面結果。”

    “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歷史階段，必須高度重視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否則，就會偏離或違背歷史唯物論，社會主義就會在中國站不住腳！然而，同樣需要重視的是，生產力對于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不是機械的而是辯證的，其中充滿著‘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矛盾運動，是‘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矛盾運動的統一。”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物質和運動是統一的，‘沒有運動的物質和沒有物質的運動是同樣不可想象的。’如果說辯證唯物論闡明的是運動的物質的形態，那么，唯物辯證法闡明的是物質的運動的規律（法則）。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這一物質和運動相統一的原理，我們似可把這種歷史唯物論和歷史辯證法相統一的歷史觀稱之為‘辯證唯物史觀’。這樣，才不但與歷史唯心論，而且與歷史機械論劃清界線，實行決裂，把它們從歷史科學與歷史哲學中都清除出去。”

    “1989年11月9日，江澤民總書記《在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的講話》中指出：‘我們一定要反對形而上學，努力學習辯證法，深刻領會列寧所說的辯證法這一‘關于包羅萬象和充滿矛盾的歷史發展的學說。’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指示。”

    發言以后，我即臨時離開會場。在返回會場途中，有個與會者見了我說：“接下來發言的同志不同意你的觀點，對你提出了批評。”我不禁一怔：“是嗎？他怎么說？”“他說，駁倒‘不可逾越’論，只要歷史唯物論就行了，講什么歷史唯物論與歷史辯證法的統一，還提出什么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是辯證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就是歷史唯物論，這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大意）這位我不知名的與會者不無感慨地說：“你對馬克思主義的原著讀得太少了。”返回到會場門口時，又有兩位我不知名的與會者同我交談了起來，他們也認為，歷史唯物論包括了歷史辯證法；你對馬克思主義的原著讀得太少了。在吃晚飯時，我與一位熟悉的與會者談起了這件事。我說：“要是我發言時讀了全文，他們就理解了。”他回答說：“那更糟糕！”在這樣的一片否定聲中，也有幾位與會者表示了肯定，說我講得好，有新意，有創新，至少提出了值得研究的問題。

    對馬列原著我的確讀得不多。我沒有上過大學，中文系的大專文憑也是通過自學于四十多歲時才拿到的，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從讀初中時學習《矛盾論》開始，結合研究了體會了四十多年。參加這種全國性的學術研討會，與教授、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們一起研討，只是近年來包括這一次在內一共兩次。這種“學歷”，既使我在理論上根底不深，積累不厚，又使我較少框框，能提出一些新見解。這一次提出的這個“新見解”遭到一些學者的否定，也在情理之中，“百家爭鳴”么。可惜的是，由于時間限止，沒有展開必要的“爭鳴”。

    回家以后，我一面擠時間研讀馬列的原著，一面繼續思考著這場沒有展開的關于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爭議：歷史唯物論真的包括了歷史辯證法嗎？若是，那為什么有兩個概念呢？如果歷史唯物論包括了歷史辯證法，那么辯證唯物論當然也包括唯物辯證法了，但為什么也有兩個概念以至兩類著作呢？如果辯證唯物論與唯物辯證法是一回事，那么，辯證法的三大規律也可以說是辯證唯物論的三大規律了——這在理論上邏輯上說得通嗎？啊，這個問題涉及到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帶有根本性的認識，而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我們共產黨人全部理論的基礎。這個問題太重大了也太重要了。

    讀到恩格斯的這個論斷，我不由自主地進一步作了深深地思考——

為什么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應用

“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

    恩格斯的這個論斷出自1882年9月21日寫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德文第一版序言》第六段。這一段主要回答“這樣的讀者”的“奇怪”：為什么在關于社會主義發展的簡述中即在該書中要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體演化學，提到現代自然科學和達爾文，提到德國的古典哲學和黑格爾？恩格斯指出：“科學社會主義本質上就是德國的產物，而且也只能產生在古典哲學還生氣勃勃地保存著自覺的辯證法傳統的國家，即在德國。”對這個論斷，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上加的注中作了如下的修正和補充：“‘在德國’是筆誤，應當說‘在德國人中間’，因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產生，一方面必須有德國的辯證法，同樣也必須有英國和法國的發達的經濟關系和政治關系。”“只有在英國和法國所產生的經濟和政治狀況受到德國辯證法的批判以后，才能產生真正的結果。……”緊接著這個“論斷”，恩格斯的思維由此及彼，提出了本文開頭引述的論斷：“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

    在這個論斷中，恩格斯嵌入了“及其”一詞，它表明這個論斷不僅僅講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特別應用”，還蘊含著其他。從上下文的聯系看，這里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不僅指它的“應用”，也指它的“產生”；不僅指它的“特別應用”，也指它的“一般應用”。如果專指“特別應用”，即只有用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上”才需要“借助于辯證法”，而用在對人類歷史的一般考察上就不需要借助于辯證法，那就不具備理論的徹底性，也有違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遍性品格。值得重視的是，在這個“論斷”中，恩格斯用了“只有……才能”的句式，把話說得很“死”，確認“借助于辯證法”是唯物史觀的“產生”和“應用”的必要條件──不借助于辯證法，唯物史觀既“產生”不了，也“應用”不了。

    上述的語法和邏輯的分析，應該是符合恩格斯的原意的。

    那么，為什么唯物史觀的應用“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呢？恩格斯在這里沒有展開具體的論述，這需要我們后輩的馬克思主義者結合歷史的發展加以深入地探討和總結。筆者認為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因為唯物史觀的產生是借助于辯證法的。既然唯物史觀的“產生”借助于辯證法，那么，它的“應用”當然也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科學社會主義的產生表明了這一點。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辯證法與唯物史觀不是一回事而是兩回事，前者是后者得以“產生”和“應用”的必要條件。

    第二，唯物史觀是由一系列關于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階級國家革命、人民群眾與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等觀點組成的，是由這一系列的觀點組成的嚴密的科學的理論體系，揭示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物質運動的普遍規律。然而，我們應當看到，盡管由于辯證法的介入，這些觀點和這一體系充滿著邏輯辯證，但它不等于歷史發展的本身；而歷史發展的本身不論在時間上還是空間上都充滿著辯證的矛盾運動，充滿著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辯證的矛盾運動。由于事物的矛盾各各特殊，因此這種辯證的矛盾運動不是有限的而是無限的；不是簡單重復的而是波浪式和螺旋式發展的。面對如此復雜的歷史發展本身，如果不借助于辯證法，要正確地應用唯物史觀，是難以想象的。

    第三，就方法論而言，不是借助于辯證法，就是借助于形而上學，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借助于形而上學，就會變成機械的唯物史觀，而機械的唯物史觀面對充滿著辯證的矛盾運動的歷史發展，不是寸步難行，就是到處碰壁；既不可能正確地解釋人類的歷史，更不可能用于正確地指導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取得勝利。

    第四，“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也證明了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歷史唯物論才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克敵制勝的武器。以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為例，革命前，第二國際的首領們和布爾什維克黨內的機會主義者竭力反對列寧提出的由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理由是社會主義革命應當從工業最發達的國家開始，而俄國工業落后，生產力不發達，不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物質條件。這種論調，從表面上看，應用了歷史唯物論，但是機械地應用歷史唯物論。列寧則不同，他“借助于辯證法”，分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生產力條件和俄國當時工業發展的水平、社會主義革命與工人階級人數等辯證關系；分析了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相互關系及其一致的革命性；分析了俄國當時所處的國際背景，認為俄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相對落后和資產階級的軟弱，使它變成了帝國主義鏈條中的薄弱環節；由此得出了無產階級革命很可能在這里發生，并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的結論。實踐證明列寧是正確的。倘若列寧不是借助于辯證法，而是也機械地應用歷史唯物論，那么，二十世紀初葉就沒有俄國十月革命這回事，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可能至今還沒有一撇。這樣，當然也就談不上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創新，也就不會形成列寧主義。

    第五，唯物史觀如果不借助于辯證法而借助于形而上學，那么就無法解釋許多歷史現象。例如，作為封建社會，中國在明清之際的生產力發展為世界之最，或者說最發達，但是，此時首先突破封建主義的生產關系爾后進行資本主義革命的卻不是中國，而是生產力沒有中國發達的西歐，這是為什么？再如，作為資本主義，近現代歐美的生產力遠比俄國發達，但首先突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卻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前者至今還是資本主義，而且日子過得還不借，至少表面上是如此——這又是為什么？這樣講，絕不是否定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及其變革的唯物史觀，而是說在應用唯物史觀時，必須借助于辯證法——唯有借助于辯證法才能使這些復雜的歷史現象得到合理的解釋。那么——

唯物史觀的應用怎樣“借助于辯證法”？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是關于事物普遍聯系和發展的科學，它闡明了物質世界是一個普遍聯系和永恒運動、變化、發展的統一體。唯物辯證法包括對立統一、量變質變、否定之否定三大規律及若干范疇，其中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根本規律，其他規律和范疇都可以用對立統一規律加以解釋和說明，或者說它們各各都是一種對立統一的矛盾關系。因此，“借助于辯證法”，雖然從完全意義上講要借助于辯證法的全部，但從主要的意義上講，是“借助于”對立統一規律即矛盾規律。

    然而，矛盾規律的內涵又是很豐富的。按照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的論述，其中包括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同一性、矛盾的斗爭性等等。矛盾規律的內涵如此豐富，我們怎么“借助”？

    在《矛盾論》中，毛澤東同志在論述矛盾的普遍性（共性、絕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個性、相對性）以后，有這樣一個論斷：“這一共性個性、絕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筆者認為，由于矛盾規律是辯證法的根本規律，因此“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似可說也是辯證法的“精髓”。

    這一“精髓”告訴我們：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也即是思想，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否認了事物的矛盾就否定了一切。矛盾既有共性絕對性的一面，又有個性相對性的一面；在一定場合下的共性絕對性在另一一定的場合下變為個性相對性，反之，在一定場合下的個性相對性在另一一定的場合變為共性絕對性；共性絕對性寓于個性相對性之中，個性相對性中包含著共性絕對性。共性絕對性與個性相對性的區別就在于有無條件性。共性絕對性即無條件性；個性相對性即有條件性──時空條件不同，事物矛盾的質與量也不同。這樣的道理，貫穿于整個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維中，或者更準確地說，它是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思維的矛盾運動辯證規律的反映和概括。

“借助于辯證法”，核心是借助于這個“精髓”。唯物史觀一旦借助于這個“精髓”，就能正確地合理地解釋許多紛繁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就能正確地有效地應用于“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就能成為我們共產黨人和無產階級勞動人民手中的戰無不勝的思想武器。

    例如，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是唯物史觀的最基本的原理。這個原理認為，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生產力是永久的最終的決定力量。生產力決定生產方式，生產方式決定生產關系并且最終決定一切社會關系和社會形態。因此，“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版第二卷第33頁）對這個唯物史觀的最基本的原理，如果我們黨機械地應用，那么，中國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出現”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態，只能等到生產力發展到比今天的資本主義美國更高的水平以后──這也許還要等上若干百年。然而，我國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實行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這怎么解釋？從表面上看，這似乎違背了歷史唯物論，但實際上，這是歷史發展的辯證規律在起作用，或者更準確地說，這是我們黨“借助于辯證法”應用歷史唯物論的結果。

    在辯證法看來，上述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歷史唯物論原理揭示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即人類社會矛盾運動的共性絕對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的社會歷史發展也都毫無例外地存在著矛盾運動的個性相對性。在咱們近代中國，如果沒有殖民主義的侵略，歷史發展的次序也會先由封建主義進入資本主義，通過資本主義發展社會生產力，再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出現”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態。然而，偏偏在十九世紀發生了西方殖民主義強盜入侵這個“矛盾的特殊性”，它使中國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而打亂了由封建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正常次序”，也斷絕了“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歷史之路。而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又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根據這樣的國內外社會歷史發展的矛盾運動的特殊性，我們黨制定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中國革命的總戰略，并且帶領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一以貫之地實行這個戰略，歷盡千難萬險，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在全世界比較領先地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倘若我們黨只講人類社會發展矛盾運動的共性絕對性，不講中國近現代社會歷史發展矛盾運動的個性相對性，即不借助于辯證法，今天的中國很可能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掙扎。

    那么，這樣“借助于辯證法”，有沒有違背歷史唯物論呢？沒有。在中國近現代社會歷史發展的矛盾運動的個性特殊性中，包含著歷史唯物論揭示的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即包含著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這一系列的矛盾運動的共性絕對性。十九世紀后期和二十世紀初期，我國已有若干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即已經有了一定的資本主義成份，產業工人達200多萬，而且工人運動風起云涌，僅1914年至1919年5月間，罷工就達100多次。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以及工人階級的數量和工人運動都達到了一定的規模。如果沒有這樣的資本主義形態的社會存在，也就誕生不了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并躍入社會主義。重要的是，由于事物矛盾運動的共性絕對性總是寓于一個個矛盾運動的個性相對性之中的，沒有一個個矛盾運動的個性相對性也就無所謂矛盾運動的共性絕對性，因此，近現代中國歷史的發展，只能走這條半殖民地半封建——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獨特的道路，歷史也證明，走半殖民地半封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道路是怎么走也走不通的。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曲折和悲哀，也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飛躍和幸運。而歷史發展的辯證邏輯決定了這種曲折與飛躍、悲哀與幸運總是相伴而行，相反相成的。

    但是，當我們站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回顧歷史時，不能不看到，我們黨在借助于辯證法應用唯物史觀推進中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也發生過明顯的失誤，或者說存在著理論上的不徹底性。這就是在完成三大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后，特別是在實際工作中，我們對資本主義采取了全盤否定、一概排斥的態度，沒有很好地制訂和貫徹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的方針政策。這種理論上的不徹底性表現為我們沒有完整地準確地把握好“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這一“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專注于個性相對性，忽視了共性絕對性。我們沒有充分認識到，雖然中國近現代史的發展道路具有自身的矛盾運動的個性相對性，但是，這種個性相對性中包含著人類歷史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矛盾運動的共性絕對性，而這種矛盾運動的共性絕對性是必然寓于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歷史發展的矛盾運動的個性相對性之中的，這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發展的辯證規律。

    在這里，一方面我們要反對以矛盾運動的共性絕對性否定和排斥矛盾運動的個性相對性，認為只有搞了資本主義才能搞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反對以矛盾運動的個性相對性否定和排斥矛盾運動的共性絕對性，認為搞了社會主義就應當一概排斥資本主義——這兩者都是違反辯證法的。從正面講，我們既要著重地把握矛盾運動的個性相對性（始終不渝地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原則和方向），又要恰當地把握矛盾運動的共性絕對性（批判地繼承、吸收、利用資本主義以及人類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既要充分認識矛盾運動的個性相對性中必然包含著矛盾運動的共性絕對性，又要充分認識矛盾運動的共性絕對性不是獨立在外而是寓于矛盾運動的個性相對性之中的。這是完整地準確地借助于這個“精髓”應用歷史唯物論的四個層次、四個環節，缺一不可。如果我們對其中的任何一個層次、任何一個環節有所忽視，那就會產生理論上的不徹底性即片面性，從而導致實踐上的失誤。

    從上述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借助于“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這一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應用歷史唯物論，我們就能依據對立統一這一根本規律，從總體上——包括理論的總體和實踐的總體上比較正確地遵循歷史發展所固有的物質運動的辯證邏輯和辯證規律，我們黨的事業就能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偉大勝利。同樣，借助于這個“精髓”應用歷史唯物論，我們就可以合理地解釋為什么生產力比中國欠發達的西歐首先突破封建主義的生產關系進行資本主義革命，為什么生產力高度發達的歐美至今還是資本主義而生產力欠發達的俄國、中國等卻首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出現”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態——無他，這是由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社會歷史發展的矛盾運動的個性特殊性決定的。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社會歷史發展的矛盾運動不論在質上還是量上，都是各各不同的，正如雖然人人都有頭有腦有五官軀干四肢，但每個人的面孔、長相、性格脾氣各各不同一樣。這種各各不同的矛盾運動的個性特殊性，決定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是不平衡的，決不會像數學上從“個”到“十”到“百”到“千”到“萬”那樣規規矩矩地依次排列，也決不會像出土三尺的竹節那樣長短一致、勻稱有序。這種不平衡性是絕對的，平衡性只是相對的。

    從世界歷史看，如果說中國的封建主義是高山，資本主義是丘陵，那么，西歐的封建主義是丘陵，資本主義是高山。正因為西方（包括西歐和北美等）的資本主義是高山，所以東方中國的資本主義只能是丘陵。正因為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丘陵，所以才比較容易地翻越，首先攀登社會主義高山；正因為西方的資本主義是高山，所以才比較地難以翻越而進入社會主義的天地。這種社會歷史發展形態上的你高我低，你長我短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絕對的不平衡性，而高低長短的數學之和又是一種相對的平衡性——絕對的不平衡性寓于相對的平衡性之中。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由于“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這一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具有時空上的極大的普遍性和深刻性，因此極難完整準確地把握。但是，對肩負偉大歷史使命的我們共產黨人來講，又必須盡可能完整準確地把握，以使我們的事業發展較為順利，較少失誤。

    以上，僅僅對借助于“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這一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應用唯物史觀作了一些簡單的分析和闡發。雖然抓住了“精髓”，但遠不是借助于辯證法應用唯物史觀的全部。對這個“全部”的分析和闡發，即可形成一部歷史辯證法。這方面，我們的理論界已經做了許多工作，但似不完整、不系統，有待于取得共識和繼續努力。

    最后，讓我們還回到本文開頭的那場“爭議”上來。

    通過上述的進一步的思考，筆者認為，既然唯物史觀的產生和應用都“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既然不借助于辯證法既產生不了也應用不了唯物史觀，那么，在歷史觀上，我們應當堅持歷史唯物論和歷史辯證法的統一。在這里，如果說歷史唯物論是螺軸的話，那么，歷史辯證法則是螺牙——螺軸和螺牙的統一，才能鉆透萬物和連結萬物。由此，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應當是辯證唯物史觀，它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證的，既不同于歷史唯心論，又區別于歷史機械論。確立了這樣的歷史觀并且用于觀察歷史，指導現實，預測未來，才能既不陷于歷史唯心論，又不陷于歷史機械論，從而比較完整準確地按照歷史發展所固有的物質運動的辯證邏輯和辯證規律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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