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堅持歷史唯物論與歷史辯證法的統一

（2000年6月17日—9月9日。本文為參加

一個研討會而作，并在研討會上發言）

路  山

小    序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人類智慧的最高結晶，它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豐富和完善。社會愈發展，愈顯示出它璀燦的理性之光，愈顯示出它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所向披靡的思想武器。在人類社會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在我們的人民共和國度過“天命”之年的今天，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回顧總結歷史的風風雨雨及其在思想理論上的反映，對于我們科學地認識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發展和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是很有意義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當著這樣做的時候的，我們就會感到以往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種常見的概括似不夠完整，或者說存在著某種不足。哲學史的常識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哲學由三個部分組成：唯物辯證法、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我們現在通常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概括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雖然比較簡明，但它不提唯物辯證法，或者說不把唯物辯證法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與辯證唯物論并列的組成部分，似乎不能說是一種完整的概括。誠然，唯物辯證法和辯證唯物論是密不可分的，但不是一回事，兩者不能等同，互相不能替代和包含。前者的側重點是唯物，落腳點是辯證法，強調的是唯物的而不是唯心的辯證法；后者的側重點是辯證，落腳點是唯物論，強調的是辯證的而不是形而上學的機械的唯物論。就哲學形態而言，如果我們不能否認辯證法和唯物論是兩個不同的哲學范疇，那么，我們就應當承認唯物辯證法與辯證唯物論是兩個不同的哲學范疇，是兩個既密不可分又互相不能替代的哲學范疇。只有承認和掌握這一點，我們的哲學思維才比較完全，才不致發生缺漏。

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研究，那么，馬克思主義哲學應當有第四部分，即歷史辯證法，它是將唯物辯證法引入社會歷史領域得出的必然的邏輯結論，是與社會歷史發展機械論相對立的歷史觀和方法論。現在有“歷史辯證法”這個提法，但還不能說已經形成其獨立的理論體系。誠然，歷史辯證法與歷史唯物論也是密不可分的，但不是一回事，兩者互相不能替代。當前，在我國的理論界，歷史唯心論固然還有市場，歷史機械論則大行其道。如果我們只講歷史唯物論而不講歷史辯證法，那是難以駁倒社會歷史發展機械論的。而如果我們駁不倒社會歷史發展機械論，那么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在歷史發展的邏輯上就站不住。

一、從評資本主義“不可逾越”論談起

    在當今中國，如何認識資本主義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作用成了一個大問題。

    十三年前，有人在一本書中以“足夠的膽識”宣稱：“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中遇到的這么多困難和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沒有經過資本主義高度發展這個歷史階段” ，“資本主義， 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社會形態，才是不可逾越的。”前不久，此人又出版了一本書，說的還是老主題：資本主義“不可逾越”。

    應當說，此人（不僅僅是“此人”，與他相同觀點的是一批人）反復宣揚這個“不可逾越”論，無非是要人們得出這樣兩個形式邏輯的結論：一、由于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中一種“不可逾越”的社會形態，而中國沒有經過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歷史階段，因此，中國沒有資格搞社會主義；二、由于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種“不可逾越”的社會形態，而中國沒有經過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歷史階段，因此，搞了社會主義的中國應當倒退回去先搞資本主義。

很顯然，在歷史觀上，這種形式邏輯及其得出的結論是不能成立的。然而，這種邏輯在歷史唯物論的意義上不是一點依據也沒有的。歷史唯物論有一條基本的或者說根本的規律：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性質。根據這條規律，人類社會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解體以后，作為歸根到底由生產力的性質決定的社會形態，其發展的“正常次序”應當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從這一點看，說資本主義“不可逾越”是有一定依據的。而我們中國恰恰“逾越”了資本主義——準確地說“逾越”了“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歷史階段，這在哲學上如何解釋？

    要解釋清楚這一點，要駁倒“不可逾越”論，或者說要論證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在歷史發展邏輯上的合理性，只有借助于唯物辯證法—歷史辯證法。

    唯物辯證法有三大規律，其中對立統一規律即矛盾規律是根本規律。這個規律認為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也即是思想，否認事物的矛盾就否認了一切。矛盾既有共性的一面，又有個性的一面，既有絕對性的一面，又有相對性的一面；共性絕對性寓于個性相對性之中，個性相對性中包含著共性絕對性。共性絕對性與個性相對性的區別就在于有無條件性。共性和絕對性是指無條件性；個性相對性是指有條件性，即時空條件不同，事物（矛盾）的量與質也不同。“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毛主席：《矛盾論》）可以說，這一矛盾的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即是世界上萬事萬物生存和發展的辯證規律和辯證邏輯。由于這個規律的作用，在自然界，盡管同樣是樹葉，但沒有兩片完全相同；在人類社會，盡管同樣是人，但全球60億個人的面貌、長相、性格、脾氣各各不同；盡管人們同樣在大街上騎永久牌自行車、開桑塔納轎車，但有的快，有的慢，有的前超，有的后滯。由于這個規律的作用，世界上萬事萬物的生存和發展，不但有正常，而且有反常；不但有漸變，而且有突變；不但有否定，而且有否定之否定；不但有前進，而且有曲折；不但有阻滯，而且有超越。這就是事物生存和發展的辯證規律和辯證邏輯。唯其如此，才成其社會，才成其自然界，才成其世界，才成其宇宙。倘若世界上萬事萬物的生存和發展只有共性絕對性，沒有個性對性，那么，全球60億個人就會是同樣的面孔、同樣的長相、同樣的性格脾氣，那將是多么地不可思議，又是多么地可怕！同樣，如果世界上萬事萬物只有個性相對性，沒有共性絕對性，那么，全球60億個人就不會是人人有頭有腦有五官有四肢，而是千奇百怪，那將也是多么地不可思議，多么地可怕！

    這種事物生存和發展的辯證規律和辯證邏輯，同樣作用于人類社會的歷史領域，即為歷史的辯證規律和歷史的辯證邏輯——歷史辯證法。由于社會是由一個個人組成的，而人是鮮活的，鮮活的人及其由他們組成的階級的活動，由于主客觀條件和環境的各各不同，充滿著無窮的變數即無窮的個性。因此，人類的歷史進程決不會像數學上從“個”到“十”到“百”到“千”到“萬”那樣規規矩矩地機械地排列，也決不會象出土三尺的竹節那樣長短一致、勻稱有序地生長。這就是說，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是十分復雜多變的，很不規則的，其中既有正常又有反常，既有漸變又有突變，既有前進又有曲折，既有超越又有阻滯。為此，盡管歷史上中國的封建主義延續兩千多年，其發展和成熟度為世界之最，但中國卻不是首先進入資本主義，而西歐封建主義的歷時和發展的成熟度都遠不如中國，但它卻首先進入資本主義。為此，盡管中國的西藏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期還是農奴制社會，但經過民主改革以后就跳過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而進入社會主義，歷史在這里飛越了千年。美國則沒有經歷封建主義直接搞起了資本主義。這些，如果從形式邏輯看，都是“反常”的，但從辯證邏輯看,卻是“正常”的。至于說到咱們近代中國，如果沒有殖民主義的侵略,那么,它也會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 但是,偏偏發生了西方殖民主義強盜入侵這個“矛盾的特殊性”,它使中國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從而打亂了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正常次序”,也斷絕了“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歷史之路。這是壞事,也是好事, 它使中國的歷史發展通過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直接躍入社會主義 ，中國歷史發展的“次序”由此變成了封建主義——半殖民地半封建——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這是中國歷史的曲折和悲哀，也是中國歷史的飛躍和幸運。而歷史的曲折與飛躍、悲哀和幸運總是相伴而行，相反相成的。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說到這里，“道理”還只說了一半。由于事物矛盾的共性絕對性寓于矛盾的個性相對性之中，由于事物矛盾的個性相對性中包含著矛盾的共性絕對性，因此，在社會歷史發展的個性相對性中也包含著社會歷史發展的共性絕對性；換言之，在歷史辯證法中貫穿著歷史唯物論，在歷史發展的辯證邏輯中包含著歷史發展的形式邏輯。這就是說，在中國近現代史的發展中，也包含著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共性絕對性，包含著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從而決定社會形態的共性絕對性，包含著人類歷史發展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這一序列的共性絕對性。十九世紀后期和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已有若干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即已經有了一定的資本主義成份；產業工人達200多萬，而且工人運動風起云涌，僅1914年至1919年5月的時間里，罷工就達100多次。如果沒有這些社會存在，也就誕生不了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并躍入社會主義。問題在于，作為民族的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不可能 “高度發展”，它天生軟弱，底氣不足，沒有能力推翻這“雙重壓迫”而為自己的“高度發展”開辟歷史道路。

    那么，能不能像某些人今天還念念不忘的那樣，在中國近現代史的“次序”中增加一個“資本主義”的環節，變成封建主義——半殖民半封建——新民主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從而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以后再來搞社會主義呢？不能。因為這一“增加”不是歷史的進步而是歷史的反動。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由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貧苦農民為主力軍的、本質上反對一切剝削階級的大革命，是以十月革命為旗幟的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其直接的邏輯發展必然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如果在其勝利后不搞社會主義而搞資本主義，納入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其結果，諾大的中國仍然只能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附庸，而不能實現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對此，毛主席早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撰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作了充分的論證，二十世紀末蘇聯—俄羅斯衰敗不堪的狀況則提供了有力的反證：成為世界第二超級大國的蘇聯─俄羅斯重搞資本主義尚且如此，我國在五十年代初就搞資本主義，決不會有更好的結果！從生產力和社會文明角度看，不管遇到多少困難和挫折，這樣的“高度發展”只能由社會主義來承擔。這不是社會主義的早產和過錯，而是封建主義特別是殖民主義的罪惡──是這種罪惡造成的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正面結果。

從世界歷史看，如果說中國的封建主義是高山，資本主義是丘陵，那么，西歐的封建主義是丘陵，資本主義是高山。正因為西方（包括西歐和北美等）的資本主義是高山，所以東方中國的資本主義只能是丘陵；正因為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丘陵，所以才比較地容易翻越，首先攀登社會主義高山；正因為西方的資本主義是高山，所以才比較地難以翻越而進入社會主義的天地。這種社會發展形態上的你高我低、你長我短是歷史發展的絕對的不平衡性，而高低長短的數學之和又是一種相對的平衡性；絕對的不平衡性寓于相對的平衡性之中。這是又一層次的歷史發展的辯證規律、辯證邏輯──歷史辯證法。

如果我們放眼百萬年的人類歷史發展長河，那么，還可以發現，由這種歷史發展的辯證規律、辯證邏輯所決定，人類社會先進的和落后的社會形態的更替，決不是統一的，決不像割韭菜那樣割裂了一茬再長一茬，而是犬牙交錯、參差不齊的。且看今天的地球上，幾乎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形態“五世同堂”——雖然有的已近乎絕跡，有的是少量殘余，有的在茍延殘喘。這充分證明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充滿著無窮的個性特殊性，充滿著無窮的阻滯和超越，“一切都取決于它所處的歷史環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版第3 卷第765頁）由此也極其充分地證明中國跳過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歷史階段而進入社會主義是很正常的。

    歷史發展遵循的主要是辯證邏輯而不是形式邏輯。以形式邏輯看待歷史，規范歷史，往往要鬧出笑話。面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辯證邏輯，高叫資本主義“不可逾越”的先生們，無異于堂·吉訶德！

二、怎樣看待南街村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實踐？

    社會的發展與人們對社會發展的認識及其實踐真是復雜的。正當有些人高叫資本主義“不可逾越”，企圖扭轉中國社會發展方向之際，正當有些人高叫“人間正道私有化”、企圖全面徹底瓦解社會主義公有制之際，河南省臨潁縣南街村的共產黨人們，卻帶領全村人民群眾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實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搞起“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實踐來了。對此，有些人感到不理解，更有些人說他們的實踐“超越歷史階段”，甚至攻擊說這是“‘左’的思想的最后堡壘”、是“改革開放的‘怪胎’”。

    很顯然，這里的“超越歷史階段”說與上述的“不可逾越”論一樣，也是社會發展的機械論而不是歷史前進的辯證法。在這種機械論看來，當今中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離發達的成熟的社會主義相去甚遠，離共產主義更是“飛機上吊蟹──懸空八只腳”，你南街村居然在那里“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這不是“超越歷史階段”又是什么？

    這種指責有道理嗎？如果從形式邏輯上看，不無道理；如果從辯證邏輯上看，就不能成立了。在歷史發展的辯證邏輯上，任何一種高級的社會形態孕育于低級的社會形態，或者說，任何一種低級的社會形態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后，必然孕育著高級的社會形態。開始是一個細胞，一個點──由于新陳代謝是宇宙間永遠不可抗拒的規律，因此，這一個細胞一個點必然發展成多個細胞多個點，逐漸形成群體形成片，最后完全或比較完全地取代低級的社會形態，實現全社會質的飛躍。中國新民主義革命，開始是井崗山一個根據地，然后是十幾個根據地，然后是大片敵后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然后是大半個中國，最后實現全中國的解放和革命的勝利。這叫“星火燎原”；這叫量變引起質變，部分質變發展到整體質變；這叫歷史發展的不可抗拒的辯證法，這叫事物發展的絕對的不平衡性。如果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出現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井崗山革命根據地是必然的話（誰能否定這種必然！），那么，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出現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南街村共產主義小社區建設的實踐，也是一種必然，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是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必然。從空間上講，全國有幾十萬個村，情況千差萬別，發展各各不同。在有著四五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歷史的幾十萬個村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一個或幾個、十幾個村搞共產主義小社區建設的實踐，即普遍中出現一點特殊、共性中出現一點個性，是毫不足怪的。毫無疑問，現階段我們黨關于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方針政策，只能也只應該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來制訂，不能也不應該根據南街村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實踐來制訂，如果這樣做的話就會犯共產主義“左”派幼稚病，我們已經有過這方面的嚴重教訓。但是，在思想認識上，在政治態度上，在社會歷史發展觀上，在歷史哲學上，同樣毫無疑問是，我們應當對南街村的實踐采取肯定、支持和培育的態度，否則，就不是共產黨人，就不是歷史的辯證唯物論者。作為問題的另一方面，在南街村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實踐中，也必然包含著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共性絕對性，貫徹著“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后達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貫徹著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等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貫徹著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性質的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唯其如此，他們才是實踐的成功者；否則，他們就會在歷史邏輯上站不住，就會失敗。

    與此相關的是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共產主義因素。這個問題更社會發展機械論和共產主義的無知者、極端的私有主義者搞得混亂不堪。

    有人說：“人類的私有意識的經驗和意義，在每一個具體之人的一生里，都可能至少被總結過一百次以上。而且每一次對自己或他人的私有意識的經驗和意義的總結，幾乎都將使他或她明確私有意識的天經地義。”“馬克思關于共產主義的學說，恰恰建立在人類普遍克服這一根深蒂固的意識之后。”“這個過程據我想來，恐怕要比人類產生了想飛的愿望到研制出第一架飛機的過程還要漫長。”對這番“宏論”，筆者在拙作《論南街村實踐的共產主義性質及其必然》（載《銅陵財經專科學校學報》1999年第2期）中作了系統地剖析。

    這些人不懂得，共產主義不但是一種社會制度，而且是一個社會革命運動。這個運動，從哲學上講是共產主義的量的積聚及其部分質變的實現，從社會學、政治學上講是對資本主義及其一切私有制社會從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否定和革命。這個運動以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發表為發端，至今已一百五十多年，盡管遇到了很多艱難曲折（這也是必然的），但它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和成功。這個運動分為若干個階段，我們中國目前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階段的改革、發展和建設，是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環節，一個組成部分。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說得好：“我們現在的努力是朝著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最高綱領前進的”。南街村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實踐，是共產主義運動在當今中國勝利前進的杰出代表。我們還應當看到，盡管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最高綱領即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還要經過很長的歷史階段，但是，作為共產主義運動及其具體地展開，卻活生生地體現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中指出：“共產主義就是利用先進技術的、自覺自愿的、聯合起來的工人所創造出來的較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所以異常寶貴，因為它是共產主義的實際開端”。說“馬克思關于共產主義的學說，恰恰建立在人類普遍克服了這一根深蒂固的（私有）意識之后”，顯然是對共產主義學說的無知。

    這些人也不懂得共產主義又是一種先進思想體系。這種思想體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將來的那一天突然形成的，而是人類歷史上一切真善美思想觀念的結晶和升華。說“每一個具體之人一生里”不管怎么總結，都只能“明確私有意識的天經地義”，這又是對人類思想史的無知和歪曲。在只約占人類社會歷史跨度1/500左右的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中， 盡管私有意識、私有觀念得以形成、發展和強化，成為統治人們的意識形態，但是人們的思想觀念并不是鐵板一塊的，亦即并不是“每個具體之人”一生中都信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例如，范仲淹抒發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操，孫中山揮筆大書“天下為公”；至于普通勞動人民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豪情壯志，見義勇為、助人為樂、扶貧濟困的行為舉動，更是綿延不絕，在中國歷史上也因此而出現過“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社會景況。共產主義的思想觀念，正是人類歷史上這些美好東西的結晶和升華。隨著社會存在中的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和深入，克己奉公，先公后私、大公無私、無私奉獻等等共產主義思想觀念必將越來越磅礴發展。在這方面，1998年舉國一致的大抗洪就是明證。如果私有意識“天經地義”，能取得大抗洪的勝利嗎？大抗洪失敗了，那么幾十萬、幾百萬個以至千萬個“他”或“她”的“私有”會“有”多少呢？面對奮不顧身、舍己為人的抗洪勇士李向群的事跡和塑像，真不知某些先生們能說些什么！

    所有這些都說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共產主義的關系上，同樣貫穿著歷史發展的辯證邏輯，貫穿著歷史辯證法，這是社會歷史發展機械論者所無法理解的。問題的嚴重性在于，如果我們不沖破社會歷史發展機械論的束縛，不以這樣的歷史辯證法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今天，進而否定共產主義對于今天的指導作用，否定社會生活中的共產主義因素，那么，可以斷言，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如離開了共產主義的指導，我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一樣。

三、生產力歷史決定作用的“共性個性、絕對相對”觀

    生產力的歷史作用問題是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問題。生產力決定生產方式，生產方式決定生產關系并且最終決定一切社會關系，這是歷史唯物論不可動搖的原理。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永久的最終的決定力量。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歷史階段，必須        高度重視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否則，就會偏離或違背歷史唯物論，社會主義就會在中國站不住腳！

    然而，同樣需要重視的是，生產力對于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不是機械的而是辯證的，其中充滿著“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矛盾運動，是“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矛盾運動的統一。

    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按工業總額來說，占世界第五位，占歐洲第四位。它擁有的現代生產工具，等于英國的1/4，德國的1/5，美國的1/10。在國內重工業的主要部門中，外國資本家主宰著一切。國民生產總值只相當于美國的6.8％。而在十月革命后，蘇聯工業的增長速度，比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在其興旺時代的增長速度高過許多倍。盡管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大破壞、大劫難，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蘇聯成為世界上第二個超級大國，其國民生產總值上升到相當于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的80％。然而，這樣的生產力的發展，沒有“決定”蘇聯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相反，由于從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共領導集團，在“改革”的名義下，一脈相承地愈來愈嚴重地推行了一條在國內搞階級投降主義、在國際搞民族投降主義的修正主義路線，結果，不但蘇聯解體，一分為十五，而且資本主義復辟，生產力遭到大破壞。二十世紀末俄羅斯的國民生產總值又下降到只相當于美國的1/10左右。這一當代世界歷史上活生生的悲劇說明什么呢？說明生產力對于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既是絕對的又是相對的，既有共性的一面又有個性的一面。在個性和相對性上，或者說在現實性上，與其說生產力的發展具有決定作用，不如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就路線問題而言，在人類社會迄今為止的文明史里，不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是說不清楚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告訴我們，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的歷史階段相聯系；自從出現了階級以后，階級斗爭就成為歷史的“直接動力”，是社會變革的“強有力的杠桿”。（馬克思、恩格斯：《致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布拉克等人》， 1879年9月17日－18日）它不但推動著或制約著整個社會歷史的發展，而且首先推動或制約著生產力的發展。在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如果不出現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那么，決不會創造出比過去一切世代“還要多，還要大”的生產力；同樣，歷史上一切居于統治地位的其他剝削階級，之所以腐朽沒落最后滅亡，歸根到底是因為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這是階級和階級斗爭對于整個人類歷史發展、首先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兩重性。這種兩重性，在超越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歷史階段而建立的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中，自有其明顯的個性特殊性。如果執政的共產黨實行一條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戰線和政治路線，堅持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堅持唯物辯證法和歷史辯證法，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發揮他們歷史創造者的偉大作用，為實現和維護他們的利益而奮斗，那么，就能促進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倘若執政的共產黨領導集團屈從于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和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壓力，推行修正主義路線，重新培育出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并放手讓其對工人階級及廣大勞動人民進行階級斗爭，進而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建立資產階級專政，那就必然導致社會的大倒退和生產力的大破壞，如上述蘇聯—俄羅斯然。

    在論述生產力的歷史決定作用時，我們還不能不將“共性個性、絕對相對”這一“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引伸到生產力內部作一番剖析。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常識告訴我們,生產力包括勞動者（人）、勞動資料（生產工具）和勞動對象（土地、礦山、海洋、森林、草原等等）。這三者不是鐵板一塊的，而是一個由人與勞動資料、人與勞動對象、勞動資料與勞動對象三重矛盾組成的對立面的統一體。在這個對立面的統一體中，對立面的斗爭是絕對的、對立面的統一及其轉化是相對的。如果人類實行正確的生產力政策包括生態政策、環境政策、資源政策，使生產力的三要素和諧協調，就會產生正效應，促進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如果人類實行錯誤的生產力政策、或者雖有正確的生產力政策但得不到有效的貫徹落實，那就會產生負效應，不是促進而是阻礙乃至破壞社會發展。在當今世界，為了獲取最大利潤，有那么一些人，那么一些壟斷資本集團，不是運用先進的生產工具科學地、合理地、適度地作用于土地、礦山、海洋、森林、草原等，而是對這些勞動對象瘋狂地無度地掠奪，“只要快快發財,哪怕寸草不生”！——對此,我們似可稱之為“負生產力”。這種“負生產力”，是生產力的異化，是生產力的資本性質的必然體現和必然結果。這種“負生產力”會直接導致或加劇森林銳減，植被破壞，水土流失，河道斷流，洪水泛濫，干旱肆虐，沙塵暴大起，水質惡化，空氣污染，赤潮發生，臭氧空洞出現。這種情況在我國的某些地區也程度不同地存在。如果對這種“負生產力”不制止、不扭轉，任其發展，就會危及人類的生存，也就談不上人類社會發展！

    以上，我們從幾個方面論述了生產力歷史決定作用的個性相對性，當然也只說了“道理”的一半。根據辯證法，不管個性相對性多么錯綜復雜，其中必然包含著共性絕對性，亦即必然包含著生產力決定生產方式、生產方式決定生產關系并最終決定一切社會關系這一歷史唯物論原理的共性絕對性，包含著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永久的最終的決定力量的共性絕對性；這些共性絕對性也必然寓于不管多么錯綜復雜的個性相對性之中。上述俄羅斯經濟的恢復和社會的進步，人類社會私有制的消滅和公有制的勝利，最終都決定于生產力的發展；“負生產力”的克服和扭轉，人類社會自然環境的改善，生態的平衡，資源的合理利用，可持續發展的實現，最終也都決定于生產力的發展，決定于改變資本性質的生產力的發展；這些都是毫無疑問的。

    問題在于，我們一定要以這種“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相統一的辯證法來認識生產力的歷史決定作用，既不能以個性相對性否定共性絕對性，又不能以共性絕對性否定個性相對性；既要認識個性相對性中包含著共性絕對性，又要把握共性絕對性寓于個性相對性之中。在唯物辯證法看來，整個世界是一個無窮無盡的鏈條和互相交織的網絡，“一切都互為中介，連成一體，通過轉化而聯系的。”（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列寧全集》第38卷第103頁 ） 在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性上，生產力的最終決定作用是共性絕對的；而在人類社會發展的現實性上，生產力又只是一個“中介”——雖然是基本的主要的“中介”——因而是個性相對的。在共性絕對性上，我們堅持“生產力最終決定論”；在個性相對性上，我們堅持“歷史合力動力論”、“歷史合力決定論”——恩格斯對第二國際內外的種種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曲解和庸俗化的資產階級思潮,進行了堅決有力的斗爭,他在關于唯物歷史觀的許多通信中,特別強調了歷史運動相互作用的原理， 形象地以力的平行四邊形對角線的原理作比喻，提出了著名的“歷史合力動力論”、“歷史合力決定論”。他認為“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終極原因”, 一切運動形式“都是互相轉化、互相制約的,在這里是原因，在那里是結果”，“只有從這個普遍的相互作用出發,我們才能了解現實的因果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7－575頁)。他強調指出：“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在許多情況下決定著這一斗爭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等。”（《馬列著作選讀·哲學》第440頁）在這里，歷史性寓于現實性之中；“生產力最終決定論”寓于“歷史合力決定論”之中。

尾    言

    以上，圍繞三點或者說三個方面，試論了歷史辯證法，試論了歷史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的統一，試論了辯證史觀和唯物史觀的統一。對這種“統一”的歷史觀，我們稱之為什么？也許，根據世界的統一性在于物質性的一元論，我們應當把它歸結為“唯物史觀”,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 物質和運動是統一的,“沒有運動的物質和沒有物質的運動是同樣不可想象的。 ”（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3卷第99頁）。 如果說辯證唯物論闡明的是運動的物質的形態，那么，唯物辯證法闡明的是物質的運動的法則（規律）。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這一物質和運動統一的原理，我們似可把這種“統一”的歷史觀稱之為“辯證唯物史觀”。這樣，才不但與歷史唯心論、而且與歷史機械論劃清界線，實行決裂，把它們從歷史科學和歷史哲學中都清除出去。這些，當然只能作為試論。這些試論是很粗淺的，僅作一家之言，拋磚引玉。

     列寧在《經驗批判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文中指出，“在這一由一整塊鋼鐵鑄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決不可去掉任何一個基本前提、任何一個重要部分，不然就會離開客觀真理，就會落入資產階級反動謬論的懷抱。”（《列寧選集》1972年版第2卷332－333頁）通過以上試論，可以認為，歷史辯證法完全有資格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一整塊鋼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丟掉了這一重要組成部分，就會“離開客觀真理，就會落入資產階級反動謬論的懷抱。”

    有的同志說：“社會歷史辯證法的最一般、最普遍、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從上述的試論看，這樣的概括恐怕是很局限的。

    如果說唯物辯證法是關于事物普遍聯系和發展的科學，那么，歷史辯證法是關于歷史普遍聯系和發展的科學。歷史的普遍聯系和發展是極其錯綜復雜的。在內涵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階級、國家與革命、人民群眾與杰出人物，以及政治、經濟、法律、道德、科學、藝術、宗教等多種因素是普遍聯系和發展的；在外延即時空上，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縱橫幾萬里；在表現形態上，有矛盾的共性個性、絕對相對，有量變質變、漸變突變、否定和否定之否定，有本質和現象、內容和形式、原因和結果、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現實，有前進與曲折、超越與阻滯，如此等等，所有這些，組成了一個極其龐大的歷史的普遍聯系和發展的網絡系統。這個網絡系統在歷史唯物論的意義上，各種成份有基礎和上層、決定和被決定、作用和反作用之分，但在歷史辯證法的意義上，“一切都互為中介，連成一體，通過轉化而聯系的”。因此，要正確地以至準確地認識歷史的過去、把握歷史的未來，唯一的辦法是堅持歷史唯物論和歷史辯證法的統一，堅持唯物史觀和辯證史觀的統一——堅持唯物辯證史觀。要做到這一點，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很不容易的。作為客觀真理，正如列寧所說的我們只能一步一步“接近”它，而不能“窮盡”它，但我們必須和應當這樣努力。1989年11月9日， 江澤民總書記《在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的講話》中指出：“我們一定要反對形而上學，努力學習辯證法，深刻領會列寧所說的辯證法這一‘關于包羅萬象和充滿矛盾的歷史發展的學說。’”（《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719頁）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指示。現在的實際情況是，我們不但“反對形而上學”和“學習辯證法”都不夠，而且關于唯物辯證法的專著刊物極少，歷史辯證法則只有提法而沒有系統化,似還沒有一部專著。

    總結馬克思主義哲學誕生100多年來特別是二戰以來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變化發展的經驗教訓，充實、完善、升華唯物辯證法，并把它引入社會歷史領域，闡明（創立？）歷史辯證法，是我們這一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應該擔當起的理論重任。對于超越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歷史階段而躍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來講，對于領導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來講，對于肩負這一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任務并具體實踐的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來講，反對形而上學，努力學習和掌握唯物辯證法和歷史辯證法，顯得尤為必要，尤其迫切。否則，我們就打不破機械唯物論和機械歷史論的束縛。如果打不破機械唯物論和機械歷史論的束縛，相反被它死死地纏住，那就不可能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矗立的歷史必然性和偉大的發展史，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這決不是危言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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