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會發展機械論的邏輯荒唐

——評資本主義“不可逾越論”

1999年4月14日

路  山

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運真是多災多難。

    別的不說，就說它的生存權，就一直被人否認。本世紀初，當它作為一個胚胎在俄國孕育時，有人就高叫：不準出生！趕快打胎！理由是按照社會發展的正常次序，社會主義必須在資本主義成為老太婆時才能出生，而俄國當時還是封建專制，資本主義還是侏儒，有什么資格懷孕社會主義？

    …………

    幾乎整整一個世紀，這個被絕對化的社會發展的“正常次序論”像毒蛇一樣死死地糾纏著社會主義，非議、否定、威脅著社會主義的生存權。它一口咬定：在資本主義沒有成為老太婆以前，必須先搞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沒有成為老太婆之前，必然搞不好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沒有成為老太婆之前，已經誕生的社會主義新生兒應當回到娘肚子里面去。

    幾乎整整一個世紀，不知有多少“理論家”祭起這個“法寶”，非議、否定、攻擊、詛咒社會主義，力圖取消社會主義的生存權，歸于資本主義的大一統。我們有些小說家也加入了這個非議、否定社會主義生存權的行列。

    例如，13年前，某小說家發表了一篇文章中以“足夠的膽識”宣稱：“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中遇到的這么多困難和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沒有經過資本主義高度發展這一歷史階段”，“資本主義作為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種社會形態，才是不可逾越的”。前不久，這位先生又出版了一本書，“說”的還是老主題：資本主義“不可逾越”。

    這個“不可逾越論”是被絕對化的社會發展“正常次序論”的新論點，但比“正常次序論”更具“威懾力”。它的邏輯結論，一是：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中一種不可逾越的社會形態，中國沒有經過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歷史階段，因此，中國沒有資格搞社會主義；二是：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中一種不可逾越的社會形態，中國沒有經過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歷史階段，因此，搞社會主義的中國應當倒退回去先搞資本主義。

    由此看來，要捍衛社會主義的生存權以至發展權、勝利權，不能不駁倒被絕對化的社會發展“正常次序論”及其它的新論點資本主義“不可逾越論”；而要駁倒它，必須拿起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武器——唯物辯證法。

    在哲學上，這種把社會發展的“正常次序”絕對化的觀點是機械唯物論，或曰社會發展機械論。毫無疑問，人類社會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解體以后，由于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的作用，發展的“正常次序”是奴隸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但是，這種“正常次序”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為什么？因為事物發展的平衡性是相對的，而不平衡性是絕對的，這是一條根本規律——

    為此，不論在自然界還是在人類社會，不但有漸變，而且在突變；不但有前進，而且有曲折；不但有阻滯，而且有超越。

    為此，盡管中國的地形西高東低，水往低處流，但是發源于青藏高原巴顏喀拉山南麓的長江，不是沿北緯34度附近筆直向東，而且先折向東南百千公里，穿過橫斷山，在云貴高源北側曲折迂回，轉而向東北，通過四川盆地，穿過巫山，進入長江中下游平原。在此大平原上，它也不是筆直向東，而是九曲十八彎地迂回前進，在江西九江與江蘇南京之間，成西南東北走向。過了南京，才基本上浩蕩東去。

    為此，盡管歷史上中國的封建主義發展為世界之最，但中國卻不是首先進入資本主義；盡管中國的西藏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期還是農奴制社會，但經過民主改革以后也逐步進入了社會主義，歷史在這里飛越了千年；盡管美國沒有經歷封建主義，但卻一下子搞起了資本主義。

    為此，盡管在大街上公路上，同樣是永久牌自行車，同樣是桑塔納嬌車，卻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有的超越，有的滯后。

    如若事物發展的平衡性是絕對的，社會發展的“正常次序”是絕對的，好像一二三四那樣機械排列，猶如滑梯那樣一溜平，那么，世界現實和世界歷史就得全部改變和改寫：

長江應當沿北緯34度附近向東直穿巴顏喀拉山、阿尼瑪卿山、泯山、秦嶺，通過華北大平原，在今天的連云港市南部入海，因為中國的地形西高東低，而水是往低處流的；

中國在歷史上應當首先進入資本主義——因為在歷史上它的封建主義最發達；中國的西藏應當在千年以后才進入社會主義——因為它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還是農奴制社會；美國至少應當先搞封建主義才能進入資本主義——因為它沒有經歷過封建主義（既然資本主義“不可逾越”，封建主義當然也“不可逾越”！）

    大街上、公路上的行人車輛應當像機器齒輪上的齒牙那樣排列，誰也不能快，誰也不能慢，誰也不能超前，誰也不能滯后——因為同樣是人，同樣是車。

這顯然是荒唐的。

這里講的唯物辯證法，或者說從唯物辯證法看被絕對化的社會發展“正常次序論”及其新論點資本主義“不可逾越”的邏輯荒唐。

再從歷史辯證法而看。由于歷史是人創造的，而人是鮮活的，鮮活的人的活動充滿著無窮的變數，因此，人類的歷史不能不是復雜多變的，決不會像從“個”到“十”到“百”到“千”到“萬”那樣的規規矩矩的數字排列，也決不會像出土三尺的竹節那樣長短一致勻稱有序。就咱們中國來講，如果沒有殖民主義的侵略，那么，它也會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而且必然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但是，偏偏遇上了西方殖民主義的強盜，打亂了這個“正常次序”，使中國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從而斷了“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歷史之路。這是壞事，也是好事，它使中國的歷史發展通過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直接躍入社會主義，中國的歷史發展的次序由此變成了封建主義——半殖民地半封建——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這是中國歷史的曲折和悲哀，也是中國歷史的飛躍和幸運，而曲折與飛躍、悲哀和幸運總是相伴而行，相反相成的。這是歷史的辯證法。那些“理論家”和“小說家”似乎對此知之甚少。面對中國歷史的這種個性特殊性，面對這樣的歷史辯證法，他們堅持高叫資本主義“不可逾越”。請問，這個“不可逾越”的資本主義安置在中國近代史的哪個環節中？安置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之后？你去問問康有為和孫中山，能搞得成嗎？你去問問西方的殖民主義強盜們，能讓你搞嗎？能讓你建成“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中國嗎？不要說那時不讓你搞，就是現在他們也沒有那份善心！安置在新民主主義后？你問問共產黨答應不答應？你去問問千百萬革命先烈和億萬工人農民答應不答應？你去問問歷史行得通行不通？安置在社會主義后？誠然，這種“安置”在俄羅斯已成為現實，然而，俄羅斯的作出如此“安置”的英雄好漢們，盡管一個個雄心勃勃，氣壯如牛，要把俄羅斯“發展”成美利堅，但一個個碰得頭破血流。

蔑視歷史辯證法是不能不受懲罰的！

在中國近現代史發展的個性特殊性中，也包含著人類歷史發展的共性普遍性，即包含著人類歷史發展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這一序列的共性普遍性。十九世紀后期和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已有若干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已有近200萬產業工人，即已經有了一定的資本主義成份；否則，也就誕生不了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并躍入社會主義。問題在于這種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不可能“高度發展”，它天生軟弱，底氣不足，沒有能力推翻這“雙重壓迫”而為自己的“高度發展”開辟歷史道路。從發展生產力的角度看，這樣的“高度發展”只能由社會主義來承擔。這不是社會主義的過錯，而是封建主義特別是殖民主義的罪惡——是這種罪惡造成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正面結果。犯愛“資”病的先生們，不要打錯板子！

歷史的辯證法即歷史的辯證邏輯。歷史發展遵循的主要是辯證邏輯，而不是形式邏輯。以形式邏輯對待歷史，規范歷史，往往要鬧出笑話。面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辯證邏輯，高叫資本主義“不可逾越”的先生們無異于堂·吉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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