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體的歷史運動中去感受偉人——聽李捷同志報告有感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對于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認識大概也是如此。當時間的長河把個人的情隙和恩怨洗去之后，當歷史的風雨把各種塵土和浮云襲走之后，歷史發展的脈絡、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在歷史鏈條上的位置就會慢慢的呈現在人們的面前。李捷同志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做的學術報告《對毛澤東新中國探索的再思考》，緊緊把握歷史發展這個線索，運用歷史還原的方法，對毛澤東新中國探索進行了令人信服的闡述。
    關于經濟建設，李捷同志從歷史發展的脈絡分析了新中國成立后28年的探索和成就。這主要包括“一五建設”以及“論十大關系”對我們建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總結，隨后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提出中國開創自己的工業化道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了“大躍進”、 “三線”建設，這里有一條很清晰的線索。
    “一五計劃”的時候，毛澤東就開始意識到中國不能照搬蘇聯的某些模式，要避免蘇聯得感冒，我們打噴嚏，要走一條自己的道路。這種決策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可能要付出代價，任何一個決策沒有代價是不可能的。而且，選擇的目標取向越高，它的風險也越大，付出的代價必然也越大，這是成正比的。我們后來在現代化、工業化這條道路上雖然跌了很多的跤，但是這種探索的成就是巨大的。
    這種選擇，盡管付出了代價，但是基本上還是成功的。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時候，我們建成了一個獨立自主的、相對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我們從什么都不能造到基本上都可以造。這對于所謂毛澤東不懂建設、興趣也不在建設，對于所謂“崩潰邊緣”做了很好的回答。
    對于“文化大革命”，同樣也是放在歷史發展的環節上來考察。1945年，黃炎培提出歷史周期律的問題，毛澤東的回答是共產黨人靠民主的方法解決這個問題；1949年建國前夕，毛澤東提出“兩個務必”；從延安整風到建國后的多次整黨整風，到1957年《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提出發動黨外監督，將黨內監督與黨外監督結合起來；反右斗爭以后，毛澤東對民主問題有新的認識，就是“大民主”，發揮人民群眾的監督職能；1959年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思想，60年代的“中蘇論戰”和“反修防修”，直到“文化大革命”。這里同樣有一條清晰的線索，并貫穿著一個主題：怎樣鞏固黨的長期執政地位，怎樣保證黨不變色。對此，毛澤東希望通過“文化大革命”搞一種反對修正主義的演習，以鍛煉群眾，如果中央出現修正主義，老百姓可以通過“大民主”的方式起來造反。
    勾畫這樣一個歷史線索，對于正確地認識和評價包括“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被證明是錯誤的理論和實踐都是很有益處的。對于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東西，必須認真地去分析和思考，發現是否有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和合理的成分。這比簡單地去否定、拒絕它，甚至把它臉譜化、簡單化更接近科學和真理。
    如何保持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地位，如何保證黨的性質不變質。中國共產黨不能成為一個富人俱樂部，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和勞動群眾站在一起，只有這樣才無愧于中國共產黨的稱號、她的光榮和理念。“文化大革命”使我們了解到，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探求這一歷史課題的歷程中，在探求人民民主的歷程中，我們走了怎樣的一條道路和進行了怎樣的探索。怎樣進一步認識和研究這個問題，是我們現在理論工作者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也是繞不過去的一個問題。
    按照歷史縱向發展的邏輯來分析問題，必然要求分析矛盾的運動和轉化，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李捷同志把這一辯證法原則的具體運用叫做歷史還原法，他說，在我們研究一個問題、一個概念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不能用現在的事來判斷當年的是與非，用今天的觀點來判斷當年，而是要盡力把握當年這些領導人每天生活其中并與之打交道的這個世界的基本特征。
    正是在這一方法下，我們才能理解毛澤東的許多選擇，如選擇社會主義現代化、工業化道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經濟建設中的獨立自主等等。
    選擇社會主義的制度安排來實現我國的現代化、工業化，從毛澤東選擇馬克思主義信仰開始，從中國共產黨誕生之日起，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也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義不容辭的責任。在當時來說，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和道路，實際上就是選擇蘇聯道路。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有一句很著名的話“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當時的歷史環境決定了我們在現實中很難避免這樣的選擇，因為我們沒有經驗，沒有起家的本領，更沒有先進的技術，當時西方對我們是封鎖，包括對先進技術的封鎖。不僅如此，而且還制裁我們，甚至想侵略我們，希望把我們扼殺在搖籃里。所以我們只能取之于蘇聯為首社會主義的陣營，找到可以團結和依靠的力量來對付強大的敵人。同時，這種選擇與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也有關。當時認為，要搞社會主義就是要走蘇聯的道路，就像當年在探索出井岡山道路之前，認為中國要搞無產階級革命，就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所以，在那個時候，包括“一五計劃”的制定，都是在蘇聯的幫助之下。在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一邊倒”的外交政策的具體原因。
    在“一邊倒”的同時，毛澤東沒有忘記不能成為蘇聯的衛星國，成為別人的附庸。從歷史的延續性來看，我們曾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全都仰仗于西方列強，深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平等的經濟盤剝和政治欺壓。新中國成立了，獨立自主、建立自己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是她的題中之義。歷史的辯證法就是這樣，只有你建立了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以后，你才有可能在自己國家獨立主權的情況下，去向世界敞開國門，平等地打交道。否則，進來的是強盜，而不是朋友。
    對于歷史人物的作用，李捷同志有個生動的比喻，即四兩撥千斤的關系。一個偉人在歷史的關節點所起的決定性的推動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歷史偉人必須要在歷史所造就的歷史脈搏上跳動，才能夠起到推動歷史的作用。基礎的東西還是歷史脈搏的跳動。各種歷史人物只是相應社會力量的表征。
    李捷同志的報告通篇貫穿著唯物史觀，科學地分析毛澤東新中國探索這一歷史過程，生動地體現了歷史規律與主體選擇的關系問題。
    歷史有不可選擇的一面。人們自己創造歷史，但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在既定的歷史前提下創造。人們不可能自由選擇生產力，生產關系以及自己的文化傳統等等。
    但是，歷史又有可以選擇的一面。這里的原因在于，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矛盾的復雜性、多樣性以及各種錯綜復雜的關系，從而使事物的發展呈現多種可能性。究竟那種可能性變為現實，固然取決于客觀條件，同樣要看主觀努力。列寧說過“……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無窮無盡的環節組成的無窮無盡的鏈條。政治家的全部藝術就在于找到并且牢牢抓住那個最不容易從手中被打掉的環節，那個當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它的人去掌握整個鏈條的環節”（《列寧選集》第1卷，第3版，第441頁）
    人的選擇行為面對的是現實而不是歷史。歷史事實是不可選擇的，而是不可改變的既成事實。在歷史觀中談論選擇，只能是“假設”、“如果”，而不是歷史事實。1931年斯魁爾主編的《如我們的歷史經過重寫》由許多著名歷史學家執筆，內容是關于歷史上的事件可能演變的推測。它的指導思想是歷史假設論。我國同樣也有，比如，如果太平天國勝利歷史就會大倒退，如果沒有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而實行改良，中國就會如何如何。對毛澤東的研究也有很多“如果”，這里談的不是歷史事實，而是假設。假設不是人的行為選擇，而是一種歷史觀，是歷史學家或歷史看客的一種價值觀念，一種要求和愿望，或者說一種意識形態。
    人的選擇行為面對的既不是過去，也不是未來，而是當下與之發生聯系的現實中的諸矛盾及其運動趨勢。對未來不是選擇而是預測，即分析矛盾運動變化。毛澤東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面臨什么樣的矛盾，怎樣分析矛盾、把握矛盾、解決矛盾，在這個過程中他是怎樣在歷史的脈搏上跳動，推動了歷史的前進，這才是我們研究、理解毛澤東新中國探索的關鍵。
    隨著歲月的流逝，一些檔案材料也會逐漸解密，對毛澤東新中國探索的研究也一定會更加深入，更加接近客觀真理。這項研究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