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愛戀、執著與孤獨

——十九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愛國情結”

黎海波[1]   宋瑞芝[2]

（1、    韓山師范學院政法學院，廣東 潮州，521041；2、香港東西方文化研究與發展中心，北京， 100071）

 摘要：十九世紀俄羅斯的知識分子，他們的靈魂由于人類的苦難而憂傷。盡管人民往往并不理解他們，但他們卻可以為了人民拒絕一切現實的功利。這種精神成了以后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獨特傳統，最鮮明的表現出他們堅韌而又孤獨的“愛國情結”。

關鍵詞：十九世紀  俄羅斯 知識分子  愛國情結

最早使用知識分子這一概念的人是俄羅斯作家п·д·博博雷金。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嚴格的說誕生于十八世紀中葉。他們一經誕生，就表現出對滿目瘡痍的俄羅斯大地，對水深火熱中的俄羅斯人民的憐憫和愛戀。他們的靈魂由于人類的苦難而憂傷，但對道德純潔、勇敢、正直并有才干的俄羅斯人民卻充滿信心和愛戀。盡管人民往往并不理解他們，但他們卻可以為了人民拒絕一切現實的功利。這種精神成了以后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獨特傳統。最鮮明的表現出他們堅韌而又孤獨的“愛國情結”。

俄文中“知識分子”(интеллиент)一詞若從表面字義來解釋，似乎與英文“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相近，即均指從事腦力勞動與創造的人群,包括教師、醫生、工程師、學者等。但從思想家的解釋來看，俄國的“知識分子”并不一定都是從事腦力勞動的，也不一定是特別有知識的，而是“如同僧團或宗教流派，有自己獨特而又偏執的道德標準，有樂善好施的人生觀，有特殊的行為準則和生活習慣，甚至還有特殊的外貌”。[1]^(P26)俄羅斯知識分子“是一種思想體系上而非職業和經濟上的群體”。[2]^(P26)他們來自社會各個階級和階層。他們最初來自于貴族中比較有文化的階層，后來又有來自于神父、小官吏甚至于解放了的農民等。無論他們來自哪個階級、階層，他們都被一種社會思想聯合起來。他們迷戀于自己認定的思想，并時刻準備這位這種理想去坐牢、流放、服苦役和犧牲。

一、        拉季舍夫——俄羅斯早期革命知識分子的悲憫與愛戀

A·H·拉季舍夫（1749-1802年）是俄國早期革命知識分子的代表，《彼得堡——莫斯科游記》的作者。他的名言是“我心中充滿人類的苦難”。拉季舍夫具有當時俄國知識分子對受苦受難的俄國人民憐憫和愛戀的典型精神。他曾接受西方啟蒙主義思想，但他像大多數俄國知識分子那樣，將法國啟蒙思想曲解為憐憫與仁愛。他在著作中強烈地反對農奴制和沙皇專制，大力揭露農奴主的丑惡和冷酷，熱情地歌頌農民的高尚。他認為只有農民才具有真正的人的特征。拉季舍夫不能容忍農奴制的繼續，不忍看到人民遭受屈辱與苦難。他提出法律高于專制權力，人人都有同等財產，應取消貴族特權，減緩刑法。拉季舍夫因其著作的發表，于1790年被沙皇政府逮捕，先是判處死刑，后改為苦刑監禁。“俄國的當權者就是這樣來迎接知識分子的誕生。”[3]^（P27）保羅一世時期，拉季舍夫從流放監禁地放回，孤獨地住在鄉下，但其思想并未改變。亞歷山大一世時期，他應召到法律委員會工作，起草了民法和刑法草案。在草案起草中，他仍癡心不改，一如既往，反對農奴制。他的叛逆精神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被挫。他說：“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任何土地上的某種政權強迫你屈服于不義，強迫你違背自己的良心，你都要不屈不撓。無論凌辱、痛苦、艱難，甚至死亡本身，都不會令你害怕。”[4]^(P223)這就是拉季舍夫對俄羅斯人民的愛，伴隨著這種愛的卻是犧牲與痛苦、苦役與監禁。

    拉季舍夫的思想固然是相當激進的，但他只能被看作是革命知識分子的先驅者，這時期知識分子的思想尚缺乏獨特性。只有19世紀才是俄國知識分子具有獨特思想的時代，具有自我意識的時代。他們以種種方式來表達自己對俄羅斯人民的愛戀。

二、十二月黨人的赤誠與孤獨

1825年的十二月黨人起義，是包括俄國知識分子在內的革命者對俄羅斯祖國摯愛的一種表達方式。十二月黨人自稱是“1812年的產兒”，即他們是在1812年衛國戰爭之后俄國革命形勢正在形成之際誕生的。他們目睹了貴族與農奴之間的階級對立，并受到國內外進步思想的影響，很多人在學校學習期間就已爭相傳閱拉季舍夫的《彼得堡—莫斯科游記》，讀過西歐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的著作，也研究過西歐的一些資產階級憲法。面對農民的痛苦、國家的動蕩，十二月黨人希望找到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出路。十二月黨人成立了“救國協會”，又稱“祖國忠誠子弟協會”，他們之所以這樣命名自己的秘密組織，表明他們是一批滿腔熱血的愛國者，立志要做拯救祖國的真正主人！十二月黨人公開宣布，堅決消滅農奴制度和封建等級制度，認為“奴役制度和農奴狀況的廢除是臨時政府的一項極其神圣的而又極其必須的任務”，“應該廢除被稱為高貴等級的貴族特權”，“不許在高貴的人和普通人之間進行劃分”。[5]^{（P560-564）}他們明確提出了，在革命后代之以三權分立的共和制。十二月黨人不僅在口頭上宣布革命，而且在行動上付諸實施。他們同時在彼得堡和瓦西里科夫起義，準備推翻沙皇統治，建立共和國。但是，由于十二月黨人脫離了廣大群眾，孤軍作戰，最后被沙皇軍隊鎮壓。不少十二月黨人在起義中犧牲，彼得堡冬季的潔白雪地上，撒滿了起義者和群眾的鮮血。幸存著則遭到沙皇的殘酷報復。尼古拉一世親自審問起義的主要成員，判定5名“國事犯”犯有“特等罪”，處以“分尸刑”（后在國內外的壓力下改為絞刑）。對在起義中以犧牲了的領導成員，沙皇政府把他們的名字寫在木板上后再定在絞刑架上，以示仍“依法”處以絞刑。有120多名十二月黨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服苦役。和他們有牽連的士兵大都都被鞭打致死。沙皇政府的殘酷鎮壓并未嚇倒革命者和革命知識分子，他們以自己帶著手銬的手寫下了氣壯山河的詩句：“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烈焰！”[6]^(P23)就在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以后，尼古拉一世曾把普希金找到莫斯科，問他：“普希金，假如你在彼得堡，你也會參加12月14日的那次起義嗎？”普希金毫不諱言的答道：“一定的，皇上。我所有的朋友參與謀事，我不會不參加的。”[7]^(P37-38)

十二月黨人非常典型地代表了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特點：沒有根基。他們大多出身于貴族，是貴族上層中有文化的、優秀的部分，他們與廣大中等貴族之間存在著鴻溝，因為那時俄國的廣大貴族仍是愚昧無知、惰性十足、過著無意義生活的 “多余”人。他們與處在社會底層的廣大的“無知”農民也是格格不入的。在農民眼里，他們是貴族，正是農民起義要消滅的對象。盡管他們已把自己同沙皇政權分裂的很清楚了，但他們卻感到自己是站在無底的深淵之上。他們同時受到來自上層專制君主和來自于底層的廣大“無知”人民的擠壓，感到異常的孤獨。但是，他們又始終堅持著自己的信念，不斷探索新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祖國的擔憂和對人民的無限愛戀。

三、恰達耶夫——早期西歐派的否定式愛國主義

恰達耶夫出生于一個俄國貴族家庭，畢業于莫斯科大學。曾參加過俄國近衛軍，參加了1812年的衛國戰爭，表現英勇。戰后退出了軍隊。他曾接近十二月黨人，但卻與他們的思想和理想都存在一定的距離。1823——1826年，他去西歐各國游歷，親身體驗到了俄國與那些國家的差距。從而促使他成為了一個堅定的西歐派。他強烈抨擊農奴制度，但又認為俄國的出路不在革命而在完善國家道德。他認為天主教是一種積極的、能夠組織和聯合全世界歷史的力量，能夠拯救俄國。對于俄國歷史的特點，恰達耶夫認為是缺少歷史意義與聯系的。所謂俄國的歷史意義是指她過去沒有創造過任何豐功偉績，沒有完成過任何崇高的使命，是徒有基督徒的虛名，甚至連俄國人勇敢的天性，也被恰達耶夫視為一種惡習。然而，恰達耶夫卻是愛國的，只不過是以另外一種方式表達其愛國之心，既是一種否定的愛國主義。他說：“對祖國的的愛，是一種美好的的感情，但是，還有一種比這更美好的感情，這就是對真理的愛。”[8]^(P5)恰達耶夫所說的真理，一是指“真話”，一是指俄國的革命。他進一步闡述自己的愛國主義：“我比你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更愛自己的國家，我希望它獲得光榮，我也能夠對我的民族的高尚品質做出評價；但是，我的愛國感情與有些人的有所不同……我沒有學會蒙著眼、低著頭、閉著嘴地愛自己的祖國。我發現，一個人只有清晰地認識了自己的祖國，才能成為一個對祖國有益的人；我認為，盲目鐘情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我們首先要獻身于真理的祖國。”[9]^(P6)恰達耶夫的愛國主義是一種痛心疾首的愛國主義，在他面向俄國歷史的過去時，他對俄國人民的無所作為進行了批判；但當他面向俄國人民的未來時，他卻能激起偉大的希望和無比的信心，相信俄國人民將有能力去解決西方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恰達耶夫就是要以自己的思想去啟蒙人民。恰達耶夫的西歐派思想是愛國主義悲痛的吶喊。這與后來的西歐派是有很大不同的。

恰達耶夫的思想，在當時并未被人們所理解，他的《哲學書簡》的第一封信發表后，竟然引起軒然大波，甚至一些人罵他是俄羅斯的“敵人”和“叛徒”。沙皇下諭稱這篇文章“是一個瘋子大膽的胡言亂語”，并下令關閉刊登這篇文章的雜志——《望遠鏡》，追究有關人士的責任。恰達耶夫被官方宣布為精神失常的瘋子，并派出醫生每天給他“治病”，不許他說話。但是恰達耶夫并沒有屈服，他又寫了《為一個精神病人的辯護》，繼續闡述他的思想，他堅信，俄國人民正是由于自己的潛能和內部集聚的無比巨大的力量，才能夠對全世界發出自己要完成歷史賦予使命的獨特誓言。

四、彼得拉舍夫斯基——空想社會主義的愛國烏托邦

以彼得拉舍夫斯基為首的小組，也以自己的方式去愛國、愛自己的人民，并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經常聚會討論社會問題，籌劃人類新的、美好的社會制度。他們的成員大多數是空想社會主義者，他們的思想雖然激進，但討論的氣氛非常友善、平和。他們的活動只限于思想領域，而沒有從事任何革命活動。他們渴望解放農民，渴望人民獲得幸福，但他們向往的只是遙遠的人類幸福。彼得拉舍夫斯基曾說：“無論是從女人還是從男人那兒我都沒找到自己活著的價值。因此我將自己獻給為人類服務的事業上。”[10]^(P32)這些話反映了當時一個俄國革命知識分子的典型情緒]結：愛“遙遠”的東西，卻不愛“眼前”的現實。為了試驗他遙遠的理想，他在自己的莊園里為農民建立了一座傅立葉式的法郎吉大廈，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農民卻縱火燒了這座大廈。這說明19世紀70年代的農民是不接受這些為他們忘我工作的知識分子的。但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對自己的理想卻一直都未動搖，即使在受審訊時，他也仍然堅信法郎吉在農奴制和專制制度的俄國是完全可以存在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成員只是以和平的聚會、空想的思想、美好的愿望來表達自己對祖國、對人民的愛，以此來尋求俄國的出路。但是，歷史的現實并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他們仍然以悲慘的結局告終，全小組成員均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21人被判死刑（后改為服苦役）。

五、斯拉夫派與西方派——不同的方向，共同的愛國心

    19世紀40—50年代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經常在莫斯科知識界的沙龍里或貴族青年的家里定期聚會，討論在農奴制危機日益加深的情況下的一些重大問題：俄國要走向何方？她的主導力量是誰？通過什么方式和途徑解決？在這些重大問題上，雙方產生了嚴重的分歧。

斯拉夫派認為，俄國和西方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它們的歷史起源不同，發展規律也完全不同。俄國歷史發展的獨特性就在于東正教和村社的永恒存在。俄國的東正教不同于天主教，它從來不對世俗政權自以為是，而是完全局限于信仰和精神的范圍。俄國的村社與重新分配土地的制度保存了俄羅斯獨特的道德氛圍；俄國的歷史若拋開村社將會一無所有。俄羅斯國家是人民的保衛者，俄羅斯民族是“非國家性”的民族，革命和階級斗爭是其他民族的“精神”；一切災難，是從彼得一世開始的：他移植西方的制度，拋開了俄羅斯古老的歷史基礎。由此得出結論：俄羅斯要走自己的獨特道路。對于奴隸制，斯拉夫派也很痛恨，但認為這是彼得一世時代的產物。在對人民的態度上，斯拉夫派主張知識分子要接近人民，認為“離開了人民的土壤就沒有基礎，離開了人民就沒有任何現實的、有生命的東西，而任何善良的思想，任何在根源上沒有同人民的歷史土壤相聯系，或者沒有在本質上從這種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機構，是不能結出果實的，而且還會變成一堆廢物”。[11]^(p89)作為歷史主體的人民，在斯拉夫派眼里，是那些保持著東正教信仰和民族生活方式的農民。對于尼古拉一世政權的制度缺陷、官僚的專橫、普遍的行賄受賄、法庭的不公正等，斯拉夫派也進行了尖銳批判。因此，斯拉夫派中的一些人也遭到沙皇政府的逮捕和迫害。

西方派則表明了俄國將來發展的資產階級觀念。他們不承認俄國文明和命運的獨特性，認為俄國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但又是一個停滯的部分，所以俄國應借鑒西方先進國家的歷史經驗，迎頭趕上。西方派對俄國的村社的看法與斯拉夫派不同，認為村社的直接任務是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并強迫他們納稅服役。同時，西方派高度評價彼得一世的作用，認為是他把西方的俄國推上了歐洲發展的道路。西方派認為斯拉夫派的理論不是號召人民向前，而是向后，朝向那些落后的、早已過時的習俗和制度。

斯拉夫派與西方派都在想方設法拯救俄國，他們有“同樣的愛，只是方式不一樣……我們像伊阿諾斯或雙頭鷹，朝著不同的方向，但跳動的心臟卻是一個”。[12]^(P131)但兩派的爭論卻是異常尖銳的。斯拉夫派幻想彼得一世改革以前的理想俄羅斯，西方派則幻想理想中的西方世界；斯拉夫派生活在對過去的空想中，西方派則生活在對未來的空想中。其實兩派也是朋友，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他們都對自己所鐘情的歷史不甚了解。在兩派中，斯拉夫派的觀點保守一些，但它提出的一系列深刻問題也促使西方派去研究和思考，最終在西方派中產生了革命民粹派以及赫爾岑和別林斯基為代表的“農民社會主義”理論。

六、革命民粹派的農民社會主義情結

赫爾岑是莫斯科一個富有的農奴主雅可列夫與其德籍女傭人哈格的私生子。自幼從家庭教師那里接受了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同時培養了對文學與詩歌的愛好。1826年6月，沙皇政府絞死十二月黨人這件事，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激起了對沙皇專制政府的憤怒和對起義者的敬佩之情。在莫斯科大學學習期間，一批進步的大學生總是圍繞在他的周圍，經常討論政治和哲學問題，熱心宣傳十二月黨人和法國革命的思想及圣西門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他們宣稱自己是十二月黨人的兒子。大學畢業不久，因為進行反對農奴制的宣傳，赫爾岑被流放了5年。1847年，赫爾岑被迫離開俄國，先后僑居法國、意大利和瑞士。當時正值1848年的歐洲革命高潮，他既參加過巴黎的游行，也目睹了意大利的革命。這一切又激起了他勇往直前的決心。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赫爾岑對西方社會主義的追求煙消云散。他陷入了一場深刻的精神危機之中。隨后，赫爾岑又把全部目光和希望轉向了俄羅斯。他最后得出結論：俄國不能走西歐資產階級革命的道路，而應該通過自己特殊的農民村社的非資本主義道路達到自己理想的境界。在赫爾岑看來，俄國農民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體現者，而西歐的工人則是小市民，他們可以是革命的力量，但不是社會主義的力量。赫爾岑認為在落后的農業俄國實行社會主義，實際上比在先進的工業化的西歐要更加成熟，如果農民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教育，俄國的村社就可以成為新社會的基本單位。這樣，俄國就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痛苦，在比較短的時間里過渡到社會主義。赫爾岑雖然至死都未能回到祖國，然而，在精神上他經常回到祖國，他一直探索著俄國人民的解放之路，并堅信在俄國，在俄國人民中間孕育著新的、美好的、非市民的、非資產階級的生命苗頭。他在英國倫敦建立了“自由俄國印刷所”，刊印傳單和文章，宣傳他的思想主張，無情地批判尼古拉一世制度的罪惡，堅定不移地反對農奴制。他還用文學的形式，積極進行革命宣傳，在其名著《往世與沉思》中，他稱尼古拉一世是警察的警察，帶王冠的警察，并發出了“讓尼古拉的統治永遠受到咒罵”的呼聲。

與赫爾岑一樣，別林斯基也是一位“農民社會主義”者，是一位民粹派的先驅。他也認為俄國未來最理想的模式應該是：比人類歷史的過去和現在更合理、更美好的社會，在那里沒有沙荒，沒有國王，沒有暴君。他主張農民連同土地一起解放，并經過農民革命推翻專制制度，保存村社制度，最后走上非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別林斯基對自己的祖國和人民充滿著摯誠的愛，他曾斷言：“我羨慕我們的孫子和曾孫，他們命定要瞧見1940年俄國，將站在文明世界的前列……”[13]^(P224)

19世紀下半期的革命民粹主義者，勇敢的觸動了社會生活中的時弊，無情地揭露了農奴制度和沙皇制度的反動、貴族地主的腐朽和資產階級的貪婪，深刻地反映了廣大勞動人民的悲慘處境，熱情地歌頌了革命人民的斗爭精神。他們尖銳地提出了“誰之罪？”“怎么辦？”等發人深省的重大社會問題；并認識到，革命迫切需要喚醒群眾，作為革命者必須直接深入農民群眾之中開展革命活動。他們提出了“到民間去”的口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到民間去”的運動。結果，正像其前輩們一樣，“到民間去”并未得到農民的響應，卻招致沙皇政府的報復，“到民間去”運動的大部分參加者及與他們有聯系的革命者都被投入監獄。失敗并未使革命的民粹派氣餒，反而迫使他們認真考慮如何更有組織地進行斗爭。他們先后組織了秘密團體“土地和自由社”、“民意黨”、“土地平分社”、“俄國北方工人協會”等，直到建立了俄國社會主義黨組織“勞動解放社”。革命的民粹主義者在斗爭中表現得異常英勇、不怕犧牲。

從拉季舍夫開始反對農奴制，到十二月黨人起義，從斯拉夫派和西歐派探索俄國的前途命運，到以赫爾岑、別林斯基等革命民粹主義者追求的農民空想社會主義，他們都是為了親愛的祖國，為了在苦難中呻吟的人民，為爭得人民的自由而不惜失去了自己的自由，為喚起人民的良知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俄國的知識分子都是純情的單相思者，他們雖然充滿著對人民、對俄羅斯祖國的愛戀，但他們卻經常遭到“既要土地又要皇權”的人民的拒絕，得到的是他們所愛戀對象的不理解和漠然。他們的“純情”達到了幾近癡迷的程度：為了解救人民、拯救俄羅斯，為了奮斗的理想，無論是前頭懸著沙皇的利劍，還是后面圍繞著民眾的冷漠，他們仍一如既往地滿懷著對俄羅斯人民的愛戀，赴湯蹈火，至死不渝。正像高爾基在《個性的毀滅》一文中所說的：“俄羅斯是戀女，知識分子是情郎”。只是由于俄羅斯社會的特性，使得這份戀情失去了應有的緣分。因而，知識分子上演的只能是一出令人痛心感慨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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