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學生黃敬在電車上演講
“一二·九”運動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永遠值得紀念的一個偉大事件。毛澤東曾把它與“五四”運動相提并論。他說“五四”運動是大革命的準備，“一二·九”運動是偉大的抗日戰爭的準備。“它準備了抗戰的思想，準備了抗戰的人心，準備了抗戰的干部。”“一二·九”運動所展現的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已經成為中國青年乃至我們民族英勇奮斗的不竭的精神源泉。因此，每當“一二·九”紀念日來臨的時候，人們總要深深地懷念當年為之吶喊、奮斗的先驅。聽說黨史界近幾年在“一二·九”運動史的研究上有一些重要發現，為進一步探究歷史的真諦，記者走訪了長期從事黨史研究的軍隊學者胡長水大校和中央黨史研究室原科研部主任王朝美教授。
兩位學者首先介紹說，在關于“一二·九”運動的領導問題上，過去研究得還不夠，因而存在著一些不同看法。例如有一種觀點認為，“一二·九”運動帶有自發的性質。近年黨史界的一個重要發現，就是確認了“一二·九”運動是當時中共北平臨時委員會（簡稱北平臨時市委）組織和領導的。主要領導人是：北平臨時市委書記谷景生、組織部長彭濤、宣傳部長周小舟，以及河北省委特派員李常青。
抗日救亡是黨的首要任務，用一切公開合法的方式去發動和組織所有民眾，尤其是要用抗日、民主、自由的口號去動員和組織廣大青年學生
兩位學者介紹了這一重要歷史事實的基本情況：1935年華北事變以后，華北大部地區已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民族矛盾已明顯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全國人民一致要求抗日，華北人民，尤其是青年學子，更是群情激憤。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適時地發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當時，在北平的中共地下組織為北平市工作委員會，書記王學明，宣傳部長彭濤，組織部長冷楚。市工委領導下的北平左翼文化總同盟和左聯的黨團書記是谷景生，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的負責人是周小舟。面對洶涌而來的民族危亡的局勢，黨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斗爭方針，當時，北平黨內產生了意見分歧。彭濤、谷景生、周小舟等人曾從不同途徑看到黨的《八一宣言》，認為抗日救亡是黨的首要任務，主張用一切公開合法的方式去發動和組織所有民眾，尤其是要用抗日、民主、自由的口號去動員和組織廣大青年學生。但是王學明、冷楚等人不同意這一主張。他們仍然堅持過去提出的“創造北方蘇維埃”的口號，認為不是向國民黨爭抗日的自由，而是整個地打倒國民黨。雙方意見分歧，爭論激烈。王學明還采取組織手段，說彭濤和谷景生、周小舟是“右傾小集團”活動，決定撤銷彭濤的宣傳部長職務。在這種情況下，彭、谷、周等人商量，由周小舟前往天津，直接向上級黨組織河北省委匯報了爭論的情況。河北省委認真聽取意見后，肯定了他們的正確主張，并決定立即改組北平市工委，成立中共北平臨時市委，由谷景生任臨時市委書記兼團市委書記，彭濤任組織部長，周小舟任宣傳部長。為加強新市委的領導和黨內的團結，河北省委很快又派李常青（代號土耳其）為省委特派員來到北平。
北平黨組織緊緊抓住挽救民族危亡這一主題，順應歷史大勢，采取正確的方針和策略，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產生了巨大影響
新市委組成后，立即在原來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把聯絡和組織進步學生作為工作重點。谷景生和彭濤原是北平大學附屬高中的同學，1932年同時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1933年同在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中任職，谷是團政委，彭同時是共青團張家口工委書記，他們是在抗日同盟軍被“圍剿”后來到北平的，具有相當豐富的地下斗爭和軍事斗爭經驗。他們汲取過去“左”傾錯誤的教訓，決定發展黨的外圍組織，建立北平市學聯。學聯主席是女一中的郭明秋，秘書是清華大學的姚依林，總交通是鏡湖中學的孫敬文，總糾察是東北大學的鄒魯風，總交際是燕京大學的黃華。谷景生直接聯系的主要是女一中、女二中、中法大學。和谷景生保持密切單線聯系的是學聯主席郭明秋。對外，他們則以夫妻的名義出現。1935年12月，為適應日本“華北特殊化”的要求，國民黨政府和宋哲元準備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在當時的危急關頭，北平臨時市委當即決定于12月9日這一天，由北平市學聯出面，組織學生向國民黨政府請愿，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事前臨時市委對活動的原則、方法和請愿路線，作了認真的研究。確定12月9日凌晨5時以敲鐘為號，各大中學校學生沖出校門，向設在中南海的何應欽行轅進發。請愿時提出的“六項要求”，也是谷景生和彭濤等人商議擬定的。12月9日請愿后，12月16日，又組織了規模更大的第二次大游行。臨時市委還周密制定了講演及講演后的撤退計劃：當游行隊伍到天橋匯集后，由曾任黨的青島市委宣傳部長、此時在北京大學讀書的黃敬在天橋有軌電車上發表演講；他剛講完，立即沖上來五六個學生，護衛著他回到游行的隊伍里。這就是今天人們看到的黃敬當年在電車上演講的照片的來歷。史實表明，“一二·九”運動完全是在中共北平臨時市委的堅強領導和組織下進行的。它是當時北平黨組織緊緊抓住挽救民族危亡這一主題，順應歷史大勢，采取正確的方針和策略的結果，因而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那么，支撐以上敘述的歷史根據或曰歷史資料是什么呢？這是黨史研究首先要回答的問題。兩位學者回答說：目前支持這一歷史結論的主要材料有：一是由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等單位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其第二卷第三編中已明確說明：1935年11月成立的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書記為谷峰（即谷景生。谷景生這個名字是他后來到山西參加中共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和山西新軍時，薄一波為他改成的）。這是一部權威性的工具書的記載。二是1944年周小舟在延安整風時寫下的自傳。其中比較詳細地敘述了“一二·九”運動前中共北平市委內部的分歧和新市委成立的經過。三是谷景生發表在《黨的文獻》2001年第2期上的《回憶“一二·九”運動與北平地下黨》一文。還有一些其他的回憶、研究文章，以及一些口述史料。
時隔半個多世紀之后，才得以逐漸披露的這段重要歷史事實，深刻地告訴我們：中國的學生運動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之下，才能把熾烈的愛國熱情化作推動歷史前進的巨大動力
聽到這里，不禁產生了這樣一個疑問：為什么這樣一個重大歷史事實，直到近幾年才逐漸披露出來，以至今天許多人仍然不知其詳？
兩位學者分析，主要是這樣幾個方面原因：一是黨紀念、宣傳“一二·九”運動早就開始了，但相當一段時間是著重于“一二·九”運動的群眾斗爭、偉大歷史作用和其革命精神。二是新中國建立后，人們開始回憶、研究這一歷史事件的過程時，注意到的是活躍在歷史前臺的先進人物，主要是北平市學聯的領導人以及一些大中學校黨的負責人，而真正在領導指揮這場運動的黨的領導人，許多人包括一些當時在前臺活動的人物并不知曉。這是黨的地下工作的規律使然。當時，彭濤和周小舟是以學生的身份進行公開活動的，而作為臨時市委書記的谷景生和特派員李常青，則處于很隱蔽的狀態，不允許參加公開活動，以防不測。三是作為領導“一二·九”運動的北平臨時市委的谷、彭、周、李四人，后來多數很快受到了錯誤的政治運動的影響。任國防部五院政委的谷景生因為堅持不愿和被打成“右派”的妻子“劃清界線”，而被調職。任松江省委書記兼哈爾濱市委書記的李常青在50年代前期即被錯誤地撤銷職務，后又因所謂“包庇右派”打成“反革命分子”，開除黨籍，1960年遇車禍身亡。任化工部部長的彭濤1961年即因病過早離開人世。周小舟則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被錯誤處理，1966年12月不幸逝世。這種情況下，他們已經不能再說什么了。到80年代，四位主要領導人中唯一健在的就是谷景生一人。此時，曾經擔任第二野戰軍第九縱隊政治部主任、第十五軍政委，和軍長秦基偉一起率部參加抗美援朝、身經百戰的谷景生將軍，從“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中走出來之后，正擔任烏魯木齊軍區政委、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二書記，主持新疆的全面工作。1982年10月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后，又參加中央整黨領導小組的工作，率中央聯絡組赴東北。飽經歷史滄桑和政治磨難的谷景生將軍，心里想的是如何為黨再多做一些工作。每當知情人向他談起這一重要事實時，他總是淡然一笑，覺得歷史已經過去，沒有必要去說什么了，顯示了共產黨人的磊落胸懷。直到90年代中期，一些熱心黨史研究的同志一再要求他為這一重大事件留下一個真實的歷史時，他才打破沉默，在一次“一二·九”運動紀念會上扼要地說明了情況，5年后，才在《黨的文獻》上發表了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盡管如此，有些令人遺憾的是，這一史實在一些重要的黨史著作中仍未完整地反映出來。
采訪結束時，兩位學者說：這位“一二·九”運動的重要領導人谷景生將軍已于幾天前病逝。這個不幸的消息，給我們帶來深深的遺憾，同時也慶幸將軍終于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時間把歷史的真相留了下來。
這個重要的歷史事實，深刻地告訴我們：中國的學生運動，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之下，才能把熾烈的愛國主義熱情化作推動歷史前進的巨大動力！“一二·九”運動所體現的愛國主義精神應當永遠繼承和發揚，那些站在這一運動前列的引導這一運動向前發展的優秀的共產黨人，同樣永遠值得懷念。
歷史應該記住他們！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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