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共識”的失敗與經濟學變革方向——陳平教授在北京大學的演講

    
    為什么“華盛頓共識”的推行，可以作為檢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社會實驗？因為“華盛頓共識”的所有主張，都可以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標準教科書中找到理論依據。這些五花八門的經濟學理論，原來只是理論研究中的玩具模型，試圖簡化對真實經濟的描寫，即使在西方國家，也很少放在政府政策和經濟運作中實際檢驗。東歐國家轉型經濟的困難，拉美與東亞國家的金融危機，都使這些國家的政府情不自禁地轉向西方國家尋求援助，其結果卻是全面的經濟下降和政策失敗。 
    一、什么是“華盛頓共識” 
    “華盛頓共識”的中心思想，是盡力減少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讓市場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主導作用。這些極端的新自由主義觀點又被諷刺為原教旨市場主義。 
    今天，我們把“華盛頓共識”在全世界的推行看作一次罕有的社會自然實驗，來檢驗現有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也是我們目前標準教科書上的經濟學理論，看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指導現代化的實踐。 
    “華盛頓共識”是世界銀行的一位經濟學家約翰•威廉遜在1990年提出的，它概括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美國財政部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在指導拉美、東歐、東南亞等國處理金融危機及經濟改革時，向各國政府推薦甚至強迫推行的一整套經濟政策，包括匯率、價格、外貿、利率等一系列價格的全面自由化，解除工資、金融、外資、產業等一系列的政府管制，建立和強化私有產權保護的法律體系，國有企業和集體土地的私有化，減稅以刺激私人投資，強化財政的預算硬約束，停止給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貸款，削減公共開支和財政赤字，改變財政支出的優先順序，從擴大就業改為公共服務，例如教育、醫療、交通等基本設施等。其中心思想，是盡力減少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讓市場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主導作用。 
    “華盛頓共識”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界和政府部門的形成，標志著西方從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形成的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整套宏觀經濟學政策的逆轉。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動搖了民眾對市場經濟的效率與穩定的信心。因為市場不能創造充分就業，迫使政府大規模介入市場經濟的運作，包括運用財政與貨幣政策來周期性地干預經濟，用興辦公共工程和國有企業的辦法創造就業，在經濟蕭條期擴大政府開支來刺激宏觀需求，以避免投資過熱或減輕經濟波動，用累進所得稅政策減少貧富差距，發展中國家更用產業政策來推動經濟成長等等。但是20世紀80年代末柏林墻的倒塌、前蘇聯的瓦解、撒切爾夫人和里根推行的私有化浪潮，加上90年代日本經濟的停滯，導致經濟學界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再起，不僅全面否定社會主義經濟的實踐，也進而否定西方國家的大政府和高福利政策，否定日本、韓國用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在70年代創造的經濟高速增長的東亞奇跡，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和凱恩斯經濟學限制了市場經濟的作用，主張回到哈耶克主張的自由放任主義，實行貨幣主義學派弗里德曼所主張的市場化政策，否認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有效性，甚至否認非自愿失業現象的存在，把公認的市場失敗，例如失業、犯罪、家庭瓦解、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經濟現象，也看作大眾理性選擇的結果。這些極端的新自由主義觀點又被諷刺為原教旨市場主義。 
    為什么“華盛頓共識”的推行，可以作為檢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社會實驗？因為“華盛頓共識”的所有主張，都可以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標準教科書中找到理論依據。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從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出發，斷言個人的自利行為會自動達到市場的穩定和優化。完全市場理論否認經濟波動和失業存貨等市場非均衡存在的可能性。有效市場理論假設價格信號反映市場所有信息，否認價格偏離基本面和金融欺詐的可能性。一般均衡理論否認存在過度投資、持續失業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宏觀經濟學的理性預期與微觀基礎理論甚至認為，工人失業也是自愿選擇，大蕭條的持續是因為政府對最低工資的管制使工資失去升降靈活性，企業不能恢復活力是因為工人工資降得還不夠低。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學派認為制度安排不需政府介入，也不受歷史條件制約，只要兩個人自由討價還價，市場最后會自動收斂到最佳的制度安排。轉型經濟學認為政府只要實行企業的預算硬約束，停止給經營不良的國企貸款，就會自動創造高效率的企業運作。這些五花八門的經濟學理論，原來只是理論研究中的玩具模型，試圖簡化對真實經濟的描寫，即使在西方國家，也很少放在政府政策和經濟運作中實際檢驗。東歐國家轉型經濟的困難，拉美與東亞國家的金融危機，都使這些國家的政府情不自禁地轉向西方國家尋求援助，頓時使哈佛、芝加哥等主流派經濟學家的身價大增，紛紛飛到這些國家出謀劃策，在世界媒體和政治舞臺上風光了十余年，其結果卻是全面的經濟下降和政策失敗。 
    二、“華盛頓共識”的推行和失敗 
    推行“華盛頓共識”的國家幾乎都處于經濟危機困境之中。與此同期，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中國的雙軌制改革既兼顧了社會的穩定性，又加快了學習創新的速度，成為新起的中國改革模式與“北京共識”的基礎。 
    “華盛頓共識”推行的過程大同小異，大致包括如下過程。各國經濟改革的起點都是他們所面臨的各種形式的財政金融危機，例如經濟停滯、通貨膨脹和貨幣軟弱（包括黑市匯率的貶值）等。自由派的主張不是經濟增長優先，而是穩定市場優先。穩定的辦法不是加強而是廢除政府管制。他們認為，開放匯率和價格管制后，市價升高會刺激廠商增加生產，從而使物價回落。但是拉美和東歐國家放開匯率和價格的結果，都立即導致本國貨幣大幅貶值，引發惡性通脹，進一步造成銀行危機、企業破產、失業大增、資金外逃。政府為穩定貨幣，不得不提高利率，進一步加深經濟蕭條，政府用于失業救濟的開支急劇增加，導致巨額赤字。政府在宏觀經濟惡化造成的財政危機情形下，不得不拍賣國有資產，加速私有化。結果不但沒有創造就業，反而導致失業工人急劇增加，高級人才大量外流。 
    推行“華盛頓共識”的國家幾乎都處于經濟危機困境之中。由于休克療法，民族工業沒有喘息和學習的機會，貿易自由化是單方面向西方開放，西方自身的貿易壁壘并未取消。所以東歐國家的工業品一方面由于外匯短缺喪失社會主義國家間貿易的傳統市場，又無法進入西方市場，造成國企大面積倒閉。私有化的國有大企業不是被跨國公司廉價收購，就是集中到少數寡頭手中。推行“華盛頓共識”的結果，拉美國家發生一連串的經濟和金融危機，90年代的經濟增長率平均比80年代降了一半。更為嚴重的是，實行“華盛頓共識”的國家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前蘇聯國家的平均壽命下降，結婚率減少。東歐大批知識婦女流落西方當妓女，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一向采取性寬容政策的西歐國家不得不立法限制妓女。東歐經濟的蕭條和政治主導下的歐盟東擴，也大大加重了西歐國家的經濟負擔。 
    與此同期，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平均每十年增長2.5倍。應當指出，1988年弗里德曼到中國訪問時，也向中國領導人鼓吹過他們的價格自由化方案，理由是斬蛇尾巴多次不如一次。結果中國政府價格闖關的意圖剛剛透露未及實施，民間就開始人心浮動，民間搶購與囤積物資，迫使中國政府立即停止價格闖關的小休克療法，轉而實行價格雙軌制的漸進改革。中國價格改革的經驗表明，農產品和小商品的價格放松管制后，價格確實短時升高，很快穩定，農產品和小商品迅速繁榮；但工業品的價格放松管制后，價格趨于穩定的周期比農產品長得多，原因是工業生產的勞動分工和協作關系遠比小農經濟復雜。中國的雙軌制改革既兼顧了社會的穩定性，又加快了學習創新的速度，成為新起的中國改革模式與“北京共識”的基礎。 
    三、“華盛頓共識”失敗的原因與均衡經濟學的誤導 
  “華盛頓共識”的失敗，加劇了以均衡理論為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動搖。 
   “華盛頓共識”的失敗，加劇了以均衡理論為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動搖。均衡理論假設市場經濟是封閉系統，全部商品的種類都是固定的，沒有產品的生滅周期，沒有技術創新的空間，沒有勞動分工下的經濟協作和網絡結構，沒有復雜信息，沒有規模和范圍經濟，沒有歷史和演化過程，價格信號是唯一的信息指標。按照有效市場理論，任何偏離均衡的沖擊都會迅速衰減。實際的市場經濟存在廣泛的供應鏈，一個環節的零部件供應中斷或價格波動會影響到其他生產和銷售部門的價格波動。價格波動是減緩、放大還是持續，取決于具體的經濟結構和宏觀環境。經濟全面放開價格的結果是，不同生產周期的產品交織在一起，造成零部件的價格輪番上漲，使生產商和消費者無所適從。“看不見的手”不僅沒有導致經濟穩定，反而導致價格螺旋式上漲。俄國盧布短期內貶值上千倍，完全打亂了已有的國際勞動分工，瓦解了戰后東歐幾十年間造成的協作生產體系。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與理性預期理論，在實踐中危害更大。理性預期理論斷言，公眾可以精確預測宏觀經濟未來走向，政府宏觀調控不起絲毫作用。實踐經驗恰恰相反，在轉型經濟中產生的經濟波動卻往往導致公眾恐慌，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政府如不及時干預，會導致持續經濟蕭條和惡性通脹。 
    微觀與宏觀經濟學的線形供求理論否認多均衡與經濟周期的存在，認為價格上漲會自動導致消費需求下降，產品供應增加，從而自動達到市場均衡。而在經濟蕭條時期，一旦企業倒閉導致大量失業，居民真實收入下降到家庭生存線以下，勞工工資越低越要加班以維持生存，造成勞力供大于求，失業現象加劇，從而造成惡性循環。 
    產權理論無視國有經濟和非盈利部門在維持社會穩定中的作用，忽視財富分配不公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全面私有化加大了社會轉型期的動蕩。 
    預算硬約束的保守財政方針，更違反凱恩斯經濟學在大蕭條中獲得的歷史經驗，在國家面臨嚴重失業的蕭條時期，還要削減政府開支，導致私有和國有部門同時大量裁員，使危機雪上加霜，根本動搖民眾對市場經濟和政府治國能力的信心。 
    四、經濟學變革潮流和復雜經濟學的興起 
    市場競爭是良性還是惡性循環，取決于市場、政府、民間社會之間的互動，取決于是“紀律的手”還是“掠奪的手”。人類歷史上根本不存在純粹的市場經濟。 
    在“華盛頓共識”失敗前，經濟學內部已從各方面對作為新古典經濟學基礎的均衡理論提出一系列批評。 
    心理學首先質疑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假設。行為心理學家發現人們決策的偏見和局限，指出市場決策需要有從試驗和錯誤中學習的過程。信息經濟學否認市場競爭在信息不對稱下的有效性，指出政府規制和監管的重要性。實驗經濟學發現市場行為取決于游戲規則，不會無條件地收斂到最佳狀態，法律和規則設計應當有謹慎的實驗過程。行為金融學發現金融市場波動受大眾心理影響，經濟決策不是個人獨立的理性行為。博弈論研究了多均衡與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在競爭過程中促進合作行為。非線性經濟學發現規模效應導致路徑依賴，先占市場而統治市場的技術標準不一定是最優的，壟斷企業的稱霸可能是逆向選擇而非選優汰劣的結果，所以需要反壟斷法打破惡性競爭。經濟混沌和經濟復雜的研究表明，經濟更類似生命系統而非力學系統。持續的經濟波動和新陳代謝是熊比特“創造性毀滅”機制的核心。企業家行為和創新經濟學的研究發現，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家，其動力不是來自保護產權，而是來自保護創新，亦即提高破產程序的效率，限制私有產權對新技術引入的障礙。 
    上世紀80年代興起的復雜科學，為把物理、化學、生物學、心理學整合到經濟與社會科學的統一理論奠定了基礎。我們在發展復雜經濟學中作了一系列努力，主要發現是：經濟混沌和經濟復雜現象的研究，證明了產業結構和金融中介是產生經濟波動的根源。現實中大量存在的假冒偽劣表明“看不見的手”只存在于工業革命前小規模的市場經濟。現代的混合經濟包括民營經濟、國有經濟和非政府非贏利的社會經濟，才能實現效率、穩定和公平的持續發展。市場競爭是良性還是惡性循環，取決于市場、政府、民間社會之間的互動，取決于是“紀律的手”還是“掠奪的手”。人類歷史上根本不存在純粹的市場經濟。 
    演化生物學與演化心理學的研究，否定新古典微觀經濟學認為人是貪得無厭的個體動物，證明任何生物的具體需求都是有上下界的。人本質上是社會動物，個人利益只有在符合群體利益的條件下才能獲得充分發展。這就為理解勞動分工中的合作與利他行為奠定了基礎。 
    我們發現，理論生物學的競爭理論可以用于描寫經濟增長與產業興衰的動態過程，規模效應和范圍效應在勞動分工的發展中起決定作用。市場份額競爭而非價格競爭是市場競爭的核心。政府在制定競爭規劃、技術標準上有重大作用。勞動分工的網絡化市場的無序競爭或完全競爭只能導致經濟的停滯或均衡陷阱。有限生態資源下的適度競爭是產業政策的核心。 
    技術更新的運動形式是小波（即產品周期），不是周期運動或布朗運動。任何新技術在研發初期風險極大，主要靠政府或非贏利部門的支持進行基礎研究。只有技術進入可應用階段，專利壟斷的適當保護才會促進科學研究向市場應用轉化。但到技術成熟出現壟斷的后期，則應限制專利權的時效，打破壟斷者對新技術進入的障礙。不加分析地鼓吹保護產權，甚至將醫療教育與基礎科研全盤私有化，將嚴重損害社會公平與國際競爭力。現代化的動力是保護創新，保護競爭，而非不加區分地保護產權。 
    任何生命系統的開放都是適度的。要維持非均衡的耗散結構存在，企業、國家和細胞的合理邊界都是選優汰劣的半透膜，既能吐故納新，又能阻擋敵對勢力入侵。這就否定了無條件自由化理論，為維護全球化與國家主權的適當平衡，創造發展中國家自主發展的條件樹立了理論依據。 
  中國人民在經濟改革過程中創造了新的發展模式，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效法的對象。但是中國不少經濟學家的眼光，還停留在推廣西方經濟學、而非創新中國經濟學的階段。我們寄希望于下一代的經濟學人，在新的經濟學革命中，整合中國經驗和世界智慧，進入世界經濟學之林，為人類社會做出中國經濟學家應有的貢獻。 
     “華盛頓共識”是對凱恩斯經濟學的逆轉，結果遭致失敗。 
   （陳平，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和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