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估和應對中國潛在的國家風險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 總裁

中國依舊處于戰略機遇起和矛盾鼎顯期的基本研判大勢是對的，但機遇期正在接近尾聲。戰略機遇期把握不當或特定重大的歷史事變發生，如“制度性”腐敗得不到遏制和根除，或者國際財政危機或大國破產引發全球經濟危機，進而政治危機和世界大戰等，就可能演變為戰略動蕩期。而矛盾鼎顯期若發生形勢惡化，則歷史慣性軌道有可能變軌，國家風險就可能引發災難，由危機導致復興中斷，葬送進入盛世機緣。此等國之大事，不可不察，更不可等閑視之。

一、國體、政體的政治風險

國體、政體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的。國家政權盡管同執政黨、政府、軍隊和法定輿論有關，但更是高度地建立在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的。而經濟基礎的長遠歷史基礎雖在于生產力之物質支撐，但在任何時點上的經濟基礎性質與狀況，都是直接決定于其中的生產關系的。
產權改革，多元化產權建構與變更，不可能不影響社會甚至決定社會意識，更不可能不改變和變更社會經濟基礎。股份制，尤其是大型公共上市公司是混合經濟，不管政府控股的可控性有多大，都不是完全的公有經濟。當然，混合經濟也同樣不是完全的私有經濟，但只要是市場運營和較為徹底的私有化，則混合經濟的本質一定會是，或一定會漸進演化成私有經濟。資本的邏輯迄今為止尚未演化出公有資本運行原則。除非在暴力革命后的新經濟大潮下，如中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
因此，未來中國最大的經濟風險就是由產權結構變更而可能引出的經濟基礎蛻變，進而由經濟基礎潮變，而引發政治權利配置要求，從而國體與政體將會受到挑戰與威脅。
社會階層的分化與大變動，已經在工農大眾中間造成了一個弱勢群體階層。資本與資產要素分配原則以及在財富分享中取得了超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勝利。勞動回報與饋入，已經降低到不可容忍的地步。而新近的晚生的大學生群體，加上尚未轉移和不可能轉移出來的老弱病殘的留守農民群體，可能會迅速擴展為一個人數巨大的社會弱勢集合，其同已有的下崗、分流的以及遭遇個人不幸的群族，會形成一種動態擴大的將足以打碎一切中產階級美夢的社會集合。
那種以為先做大利益大餅，然后再關注蛋糕分配，在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就有可能演變為把社會福利經濟與利益焦點放置在關注GDP的流量增長速度上，而忽視流量收益與存量龐大積累的占有與分割，其結果，就可能陷入現今的尷尬的誤區與分配格局中。如果不能形成一個徹底的全面從市場分配和產權結構上著手、著力的大調整，則少則十年，多則二三十年就會形成無法逆轉的政治經濟生態系統。到那時，則工人階級的領導階級地位，工農聯盟的政權基礎，就可能發生不可避免的轉型，顏色革命可能變成不可逆轉的社會演化邏輯，或許有人以為這樣的社會進程屆時可以為為執政黨與政權力量的暴力或強制手段重新打斷，但后者這種鮮血與生命的代價，可能是巨大的，恐怕也是執政黨所不愿意發生的。

二、公共財政的國家破產風險

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是由第三等級的政治力量對比決定的。國王與貴族的政治選擇空間與選擇權利，當面臨國家財力有限選項和社會經濟大勢時，也只能聽任歷史巨浪的回聲了。政權、軍隊和輿論在執政者手中并不意味著百分之百的勝算與翻盤可能。由于國家財政困境時常導致社會總危機爆發和順勢政治選擇，使得不能不把財政風險的關注放置在重要的位置上。
中央與地方財政連年來似乎凱歌高奏，同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的財政境況簡直不可同日而語，但現如今的財政豐裕包含了如下的特定的“饋贈”與透支：第一幾十年積累起來的龐大的經濟，尤其是市場的經濟改革以來的大規模的市場價值財富創造，由分權讓利思路向適度稅享讓利思路轉變，加上舉國的治腐懲敗，必然形成一種稅收黃金期，但稅收獲取過重，一定在經濟上會擠占其他利益集團。終極的成本承受得者，只能是消費群體和弱勢經濟利益階層；第二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財政，相當大的一個比例來自于土地、國土和其他資源。這種地稅、土地拍賣和資源與環境出售的可能性空間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從長遠利益核算，其通常都是不劃算的。中國的人均耕地、糧食與食品安全、資源壓力和人均環境資源都是不容樂觀的。因此，這種財政演進不但不是可持續的，而且可能是極為短暫的；第三在高速和超高速經濟增長時期，內外舉債和公共財政赤字的開拍作用不會顯示出來。同龐大的增量相比，過重的財政赤字負擔可能被視作動態很快被消解和花掉的風險問題。
但像諸如印花稅等來自證券市場收益和其他的資產凈收益，在繁榮時期的錦上添花效應，遠不及其在經濟景氣反轉時期的釜底抽薪作用來得大。
此外，同中國龐大的或天量般的公共品短缺和進入老化老齡化社會后的社會保障資金需求相比，近年來被預算杯幻覺刺激起來的大手筆的財政，可能很快就陷入到空前的拮據困境之中。

三、產業安全、金融與經濟安全風險

中國產業在逐步的升級換代，科學發展原本已經在形成增長軌道變軌，完成啟動的初始推進，但金融海嘯有可能重新打斷這一進程。
產業是國際價值鏈的基礎與核心。產業與金融安全，在歐美后工業社會和金融化新平臺下，已經變成了前沿和首要的國家安全中心地帶?，F代戰爭和世界統治已經基本放棄了直接的殖民掠奪，直接進行征服和顯性的制度性控制，代之以無形的金融與經濟價值鏈拓展和整合之手，在主權、人權、自由與公平的旗幟下，完成實質性的價值提取和符號經濟的“分饋”。
恩道爾的《糧食危機》、《石油危機》和《霸權背后》同德國人寫的《資本戰爭》，中國學者宋先生的《貨幣戰爭》，可以大體上呈現出當代世界的整體狀況與戰略。
中國在拼命地惡補，甚至要趕超所謂自主知識產權上的落伍，但戰略家們是否想到了，一當中國自主知識產權與名牌跟蹤上來后，歐美再度變更游戲規則，形成新的價值軸心，又當如何的？
表面上看是國門開放問題，而實質是獨立自主，經濟主權問題。也包括經濟制度上的自主意愿、意志與能力問題。
中國在核心制造業、裝備制造業、基礎與原創性的開發等等方面的確都有距離，這一切都不構成中國在國際價值鏈中的低端價值獲取，關鍵是國際經濟秩序與世界經濟游戲規則。
國際定價權和產業價格等核心價值體系上，從來就不存在什么自由競爭和無形之手下的公平均衡價格。否則如何會出現西方國家不遺余力的反壟斷同特殊利益集團的殊死博弈呢？大宗商品的國際戰略定價權是同中國獨有的特殊戰略資源權、龐大的國民儲蓄資產權、巨額的外匯儲備國際儲備資產權連在一起的。
國家發改委、國資委、外管局、中央銀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的核心戰略任務之一，應該是在謀劃和統籌中國產業、行業的國際定價權。

四、有尊嚴、高水平就業保障風險

中國在前起飛和起飛過程中，憑借長時段的超高速經濟增長，憑借著起先的二元結構與公平資源配給和前后三十年的巨大積累，基本上保證了就業規模與數量上的要求，同時在減貧、扶貧和基本社會福利制度創新方面，有所突破。然而，由于老齡化社會和公共資源的基礎設施、公共體育與文化品的人均國際比較的高度匱乏，中國超高速增長或許僅僅只剩下了二十年的時光。并且，在余下的二十年的高速增長期間，徹底告別粗放式增長，把經濟增長方式理性地納入到集約化的科技發展的發展-增長的軌道，必將在有機資本構成上，進一步壓縮就業空間。而與此同時，大規模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還在繼續。這就為中國的城市化，可持續經濟下的就業問題，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一旦出現全球性的大危機、大蕭條，中國如此嚴峻的對外經濟依存度，將會瞬間遭受數千萬，甚至上億的農民工失業之巨大風險。而中國已有的三千～五千萬的下崗、分流的養老問題，事實上是一種變相的就業問題。這部分職工的年齡段和預期人均壽命，將使其在未來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期內，依舊以提前養老的形式，體現出其就業問題的嚴峻。而新增就業人口的城鄉統合的龐大人群，同農村轉移剩余勞動力，尤其同中國近年來迅速龐大增長的大學畢業生的預期白領高職階層，將會形成巨大的就業規模壓力和就業結構要求壓力。
而社會主義的有尊嚴的高水平的高質量的就業保障，又顯然同上述的單純的規模性的就業相比，有著更高的要求。前蘇聯總理利加喬夫痛定思痛，總結出來的蘇聯私有化后，當面對危機與就業壓力時，國家與政府宏觀就業調控，由于國有企業與資產的喪失殆盡，而一籌莫展。這一深刻的悲慘的重大的歷史教訓，應當作為國家轉型的永久風險戰略反面教案，時時提醒宏觀決策當局。公有制陣地一旦失守，國家在經濟危機面前，幾乎沒有太多的操縱空間。君不見無論美國總統奧巴馬如何抨擊華爾街高管如何貪婪，在釀成危機，轉入巨量納稅血汗之后，竟依舊拿高薪，給自己發獎金，而舉國幾乎形成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局面，但也僅僅是勉強應付一下。08年的輿論風口浪尖暫時裝模作樣，０９年就排山倒海地重新歸來。
就業的利器在于所有權。因為，分配格局和就業終極權在于生產資料占有權、使用權，剩余支配與索取權。公有產權結構基石（主導）和個人所有制的配合的態勢，才能保證就業的規模與質量，尤其是當國家面臨國內外經濟危機給與恐慌時，就更是如此。這就如同私有資本和杠桿化的虛擬經濟，在資金鏈沒有斷裂和經濟風潮沒有變更的情況下，可能顯示不出基本差別，但一當發生經濟危機時，靠借貸的就只有倒閉、破產、清算這死路一條，而靠自有資本的，只要能夠抗衡過經濟風暴，待時機一變，就可能再度起死回生。
大體保障三分之一的國家所有，并占領一切生產資料戰略資源、金融命脈的產行業，同時加上另外三分之一的混合性的集體與公有性質的俱樂部產業結構，而讓渡另外三分之一的個人所有制產權，以利民生自由資源配置。這樣才可能保平安、按天下。

五、國際市場驟變風險

美國的三重赤字的債務-資產泡沫經濟不可持續。歐盟的相當杠桿高價位-高福利一體化共同體也不可能持續。結果是，一當國際經濟市場風云驟變，美元陷井、歐元陷井和國際儲備資產陷井，將如同多米諾骨牌效應，發生危機恐慌連鎖放大效應，屆時，中國的國際經濟環境驟然變化。如果發生這等量級的國際經濟沖擊和突變災變，則不要說兩萬億，就是十萬億的外匯儲備資產，也可能在短短的時段里，化作國際惡性通貨膨脹下的虛擬經濟煙灰。中國必須未雨綢繆，盡早打算，筑起金融與經濟防洪大壩，形成牢不可破，又具有必要反擊力量的經濟與金融防導系統和價值資本-資產萬里長城，以便從實物到虛擬，形成全方位的攻防兼備和有力反制體系。

六、糧食、農業與戰略資源及產品風險

隨著綠色革命、基因革命的幕后背景的真實曝光，隨著有機農場方興未艾和農業污染和商業化農業的可持續前途堪憂，隨著國際市場的糧食儲備零庫存理論與戰略忽悠下的儲備體系的幾經形同虛設，隨著國際糧油價格的大規模的起伏波動和主要是向上攀升，隨著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全球十億人口處于饑餓狀態真相的披露，全球糧食危機及其背后可怕的人口乃至人種戰略，把傳統的農業推到了安天下的前沿。
信息化浪潮使今人過渡沉浸于虛擬世界的幻覺-幻影-幻想之中。忘記了那位曾經“改變世界一周”的美國國際關系大戰略家的名言“誰隨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的糧食，誰就控制了所有的人?！?BR>中國尚未遭遇糧食與石油危機，但風險卻巨大。絕對沒有平安度過糧食危機期。不管中國能不能確保是十八億畝耕地的底線，更不取決于中國的山地與林權改革。中國過去數年三農問題的向好和過去三十年的溫飽好年景是一種歷史積淀和所謂綠色革命促成的。前三十年功高三皇五帝的大規模的水利與耕地開墾整治，和七十年代已經開啟的大規模的現代化化肥化工化肥大生產工業化等生產及其技術引進，造成了農業生產的外部經濟基礎。然而，大多大型水利設施基礎設施老化與退化，以及在現行體制下，規模性的農業公共工程的幾乎不經濟甚至根本就失去動員能力的現狀，加上農業耕地現代化方式的過度掠奪生產，已經在破壞土壤，污染環境的慣性軌道上，達到了幾近瓶頸的地步。怎么辦？出路在何方？
大農業或商業化農業的國際模式，不但是個騙局，而且在生物、生態、物種、商貿價值公平上，都是不可持續的，甚至是有害的。小農家小戶院農營經濟又抵御不了風險，無法形成規模經濟，又在建構和維護大、中型農田基本基礎設施和農村公共井資源方面無能為力。因此，中國的糧食安全的不僅僅是現階段生產力水平維護和農產品價格等市場風險問題，更是創新新型農業經營方式，形成合宜有效的產權與運營制度的風險。
民以食為天，農業耕地與林地，海洋的三百萬所屬國土海域，是中國的生命線，大農業是中國的首要戰略產業。其同金融部門一起，構成了中國軟國防的第一戰略要沖。而農業、農村的保護，又同城鎮化、現代化密切相關，又形成了沖突。離土不離鄉的城鎮化必須遏制，超級城市集群和有機城市創新，必須成為中國保護有機耕地的戰略選項和基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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