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一個勞動者自治的社會主義國家，它的對立面則是資本主義。至少毛澤東和他當年的戰友是這樣理解的。即使到現在，每到“五一”，當局定會搞一些歌頌、表彰勞動者的大型活動，以彰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勞動者起來打碎舊世界而建立的工農政權走到今天，也只有像“五一”，“國慶”這樣的慶典讓人恍惚感覺到它的連慣性。為什么呢？因為太多的現實擺在人們面前：在奔小康的過程中，“勞動”創造價值的能力早已讓位給了“資本”。

用錢來賺錢比用勞力來賺錢顯得更有效、更輕松、更有檔次和更加尊嚴，在這個有著明顯等級的社群中，已是一個普通的常識。也因此，靠勞力掙錢的人比靠錢掙錢的人有更多的無奈。同樣，靠密集勞力生存的經濟實體比靠運作資本攝取財富的集團面臨更多的困擾。老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當社會發育出財富與尊嚴掛鉤的等級結構時、當資本無所不能時，人群對資本的“趨之若鶩”就不可避免。于是貧富差距逐漸加大，尊卑立見分明。

讓我們看看房地產業。房地產老板出手的是資本，不管是國有的、自有的，還是貸來的或是騙來的，總之都叫資本運作。立項后，通常建筑商會以極低的報酬換取競爭的勝出，來為房地產老板打工。而建筑企業則是普通勞動者就業的場所，是最能體現勞動價值的行業之一。

只要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是利潤極大化。在資本-建筑商-勞動者利益分配的鏈條中就必然會有兩次利潤極大化的過程。因為對于資本而言，建筑商的收益就是成本，成本越高，利潤越低。同樣，對于建筑商來說，勞動者的收益也是成本，成本高，利潤也會降低。就這樣，勞動者的收益被兩次壓縮，勞動的價值也就在這一過程中被市場經濟、被資本無情的嘲弄著。

大家都知道，建筑業無工人。只有老總、項目經理、管理人員。干活的是包工頭帶領的農民。農民不種田，卻在城里干建筑工人的活。于是一個新的社會階層誕生了，它叫農民工。農民工現象在幾十年里已經遍布民間制造業、服務業、建筑業。我們都知道，工業文明是在農耕文明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全世界所有的工人或市民都來自農村，并不只有我們才會遇到這個問題。但是農民工現象的確是中國特色。原因是幾十年來，城市不接納進城工作的農民。中國的語言非常有等級特色，城里人就業叫安排工作。鄉下人進城叫打工。

為什么我們的城市不接納這些價值創造者和城市建設者呢？有人把它歸結于僵硬的戶口制度，其實不然。只要有資本的利潤極大化，中國特色的農民工現象就會延續。因為資本的利潤極大化，一方面會提高農民進城的門檻，如高房價，另一方面會壓低農民工的收入。而政府方面也不用為城市人口的增加付出更多的城市管理、教育、醫療等成本。農民工在當今社會中的狀態用領導人的話就能說得很明白：弱勢群體。社會能為他們做的就是極力保障他們的最低收入，而不是改變分配模式。為的是穩定的維持現狀。

再來說說那些與勞動者密切相關的企業即實體經濟型企業。這些企業的基本特點就是將勞動轉化為產品（工業企業）再將產品轉化為商品（商業企業），最終完成剩余價值的積累即原始資本的形成。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剩余價值不見得都能轉換成資本，原因是這類企業必須面對這樣一個鐵的規律：土地成本、能源成本、技術改造成本、原材料成本、社會成本不斷上升，以及商品競爭價格不斷下降。某個企業或許會在單位時間內處于盈利狀態，但誰也不能保證時間不會吞噬掉它的全部資產。這里有必要說明一下企業的社會成本。

1：勞動力成本

在我們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實體經濟企業，尤其是民間的企業必然會處在勞資關系的風口浪尖上。原因很簡單：這類企業以他占社會總資產不到一半的份額承擔著全社會85%的就業人口。而擁有社會總資產一半以上的國企卻只解決了不到9%的就業人口。這個利潤空間極為有限的企業群體卻被迫承擔著國家社會穩定的重任。無論是就業人員還是政府，都會極力壓迫企業盡此責任，而且動不動就上升到道德的高度。這方面的壓力還來自政府對官員、公務員、的提薪所造成的社會生活成本的上升。因為按政府占有的資產與員工就業比來說，提薪自然是不成問題的。這得歸功于朱镕基陰險的減員增效政策。為此買單的卻是民營企業和與民企息息相關的就業員工。多數人看不到問題的實質，于是背負重任的民營企業家很容易成為仇富的對象。社會形象一塌糊涂。

2：質量安全成本

質量安全關系最大的是交通工程、采礦業、建筑施工、運輸、食品生產行業。這些行業幾乎全是民營企業，即是在大型建局或集團公司、礦（水電、交通、鐵路、）內，相關責任也被徹底分解到了民間承包商手里。于是分包與競標，使資本方徹底擺脫了質量安全責任。而質量安全成本，幾乎是唯一能砍的軟指標。拿柔性防護系統來說，由于部頒標準存在巨大缺陷，那些鋼板用得越薄、工字鋼下差愈大、鋼絲繩用得越便宜，施工手段越簡陋，質量管理體系越殘缺的競標者越會勝出。而資本方根據標準是根本無法實施驗證的。本來人命關天的領域，越來越成為造假的場所。（相關標準既無法對防護系統整體實施驗證，又無法對原材料、結構件的特性實施真實有效的監控）。這致使早期專業實力雄厚的正規企業倍感糾結：企業越是在質量安全方面認真的展開管理體系，越容易被資本的利潤極大化排擠出局。

3：道義外成本

企業對社會承擔的道義或者叫義務，就是向政府部門繳納稅收。企業稅收的集合加央企的利潤（不知收上來沒有？）就是社會服務和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其中當然包括了各項為企業服務的辦公費用。可是企業真到有點事時，一對一的費用一樣也少不了。這些辦事機構、事業單位實行的雙軌制，絕不僅僅是小金庫的腐敗問題，根子上是政府掌控資本的利益極大化。

最近聽說某地一村主任及其子先后到企業索要過節費，被忍無可忍的工人師傅揍了一頓。可憐他一個小小村官，沒有政府的權威，卻要盲目效法之。說實在的，一般情況下，村官、地方官、工商、稅務、外線電工、鄰近村民、技術監督、安全監察，你都得小心伺候著。這些額外的成本，每到年節時便嘩嘩的往外流。別老說月餅過度包裝，問題的結癥卻在這里。

   不再累述各種鬧劇般并被上升到太空高度的捐贈了。希望小學是什么？政府不拿錢來辦教育，向社會攤派費用而已。國庫的富足已使不少發達國家表示不再向中國捐助了。真是無奈。好在以上情況已在極慢的改變著。

4：信用成本

我們都知道，法律是信用的基本保障。但是在資本或與資本掛鉤的資源強勢面前，法律往往是羞澀的小女人。讓我們看看以資本做后盾的強勢是怎樣掠奪弱勢的。

2008年，某局換領導后突然單方面撕毀了正在施工的多份協議。并利用其掌握的巨大資源優勢，強迫相關施工企業重新競價，致使相關企業損失慘重。對于該局來說是一次極成功的利潤極大化。對于相關企業來說，是不得不付出的額外成本。這種超越法制的現象在發達國家是不可思意的。為什么這幾加施工企業沒有與該局對簿公堂呢？首先是該局的高度壟斷性。其次是另有幾十家沒飯吃的企業惟恐天下不亂。為了將來的一絲希望，為了保住已經投入的資金，忍是唯一的選擇。

最近有媒體披露，某極度貧困縣的縣領導，為了積攢升遷的資本，招來一批建筑商，競標縣城的道路與政府大樓項目。通過明面與暗箱操作，有一批倒霉的企業入圍。毫不知情的企業主一定會對縣領導感激涕零。一番傾囊相助后，才發覺縣財政根本沒錢。工人拿不到工錢，找包工頭，包工頭好心叫來老鄉們掙點錢，沒想到結果是自己不得不是亡命天涯。法院當然是維護政府的：企業主必須自己掏腰包付工錢以維護穩定。一個極度貧困縣，沒錢，法院又能怎樣？就算欠你的，十年、二十年還你就是，不能算利息哈。縣城漂亮了，領導升遷了。施工企業不死也只有打點滴的份。宰你，不就是宰個資本家嗎？沒人同情你，讓你欲哭無淚。

    還有一招,就是整體預算，不變價格。不干就換人。等到圖紙姍姍來遲，才發現總造價超出預算2、3倍。就是要先埋你半截免得你逃脫，再把你全埋了。

企業面臨的信用成本已不再僅僅是資本的強勢了，個中意味自己品吧。

我相信，這些勞動密集型的業主們，一旦有機會，他們的資本會轉移到房產、股票、以致于像大蒜這樣的可投機項目中去。這樣以來，他們的辛苦程度會減少多少？他們的社會責任會減輕多少？他們的心理狀態會健康多少？向資本靠攏，用錢去掙錢，巨大的誘惑啊！前提是能游上岸。但那些沒有任何資本的農民工有這樣的機會嗎？

85%的勞動者在這樣的企業里生存，他們的勞動價值能獲得多少上升的空間？難怪不得，我們的制造業要仰仗美帝國主義那區區兩億多人的消費。而指望不上8個億的農民工。是誰在制造內需不足？

五一年年過，即時都能在媒體上看到那些被戴著紅花的人。但更多日子里看到的，是那些在灰塵中蹲在路邊，往嘴里刨著小攤食物的建筑工人。

這一切是歷史的沿革？還是被某種不可抗力所設計？

毛澤東去了，帶著他那神秘的思想。留給我們一行模糊的大字：

為 人 民 服 務 ？ 或是  為 資 本 服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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