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慶:世界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演變
中央編譯局研究員
內容提要:當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暴露了新自由主義模式的不可持續性。這種不可持續性表現在經濟運行、經濟結構和社會制度各個層面上。凱恩斯主義無法解決資本主義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目標之間的矛盾,因此,也不能挽救新自由主義危機。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外在表現。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調整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調整。在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沉重打擊和資本主義自我調節的雙重作用下,新自由主義的主導地位將遭到極大削弱,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將出現多元化的局面。
一、問題的提出
最近,法國三個國際性刊物《當代馬克思》、《經濟問題》周刊和《辨論》雜志展開了一場關于世界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大討論。《當代馬克思》雜志的議題為:新自由主義危機。編者指出:"新自由主義是世界經濟危機的根源。對危機的性質、原因、影響和危機發展前景的分析可以使我們更深刻地認識新自由主義。《當代馬克思》雜志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起就開始批判新自由主義,1998年召開的第二屆國際馬克思大會就以批判新自由主義為議題,現在該是對這場斗爭進行總結的時候了"。[1]2006年,《當代馬克思》雜志曾發起一場以"新自由主義是否終結?"為題的討論。當時,討論的組織者就尖銳地指出,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斗爭還遠遠沒有結束。今年9月即將在巴黎召開的第六屆國際馬克思大會的議題就是:危機、反抗、烏托邦。會議組織者號召人們拋棄一切空想,將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斗爭進行到底。國際馬克思大會雙主席之一、《當代馬克思》國際編輯熱拉爾·杜梅尼爾(Gérard Duménil)將匯集西方左翼的有關研究成果,撰寫一部題為《新自由主義危機》 [2]的著作,該著作將于今年10月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
《經濟問題》周刊出版了"面對危機的凱恩斯主義" [3]專刊。編者指出,凱恩斯主義能否再次拯救資本主義是問題的關鍵。有人認為,2009年是凱恩斯年,他的思想將大放異彩,他的理論是批判新古典學派和貨幣主義的最有力的武器,他的危機對策是醫治資本主義弊病的良方。但是這些人沒有看到,由于歷史條件的變化,當前的危機已不同于凱恩斯遇到的危機。凱恩斯的"思想是天才的,診斷方法是有效的",但是他所使用的工具已經完全過時,"當前的任務是,不僅要超越弗里德曼,而且還要超越凱恩斯"。
《辨論》雜志展開了"危機:關鍵問題、機制、前景" [4]和"危機后的資本主義" [5]的大討論,涉及危機的影響、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調整和改革以及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等重大問題。
《當代馬克思》、《經濟問題》周刊和《辨論》雜志是具有不同思想理論傾向的刊物,它們同時關注世界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問題,說明這場危機使當代資本主義所包含的各種矛盾得以充分暴露并引起人們對當代世界的社會制度、思想理論和社會思潮的深刻反思。
二、新自由主義模式的不可持續性
新自由主義模式誕生于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背景是經濟全球化。由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既是一個自然的歷史發展過程,也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在世界范圍內擴大和深化的過程。新自由主義適應了資本主義克服上個世紀70年代初滯脹危機與拓展生存和發展空間的需要,成為資本主義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理論表現。新自由主義模式的重要特點和表現形式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化。金融化加速了全球范圍內的資本運動,推動了世界貿易和投資的發展,并實現了國際壟斷資本利潤的最大化。但是金融膨脹造成的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為金融危機埋下了隱患,使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力量變成了摧毀資本主義的力量。
當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暴露了新自由主義模式的不可持續性。這種不可持續性表現在經濟運行、經濟結構和社會制度各個層面上。從經濟運行層面來看,美國次貸危機是這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的導火索。而次貸危機則是美國放寬金融管制的必然結果。次貸是指在美國不符合優質抵押貸款條件的房貸。2003年以來,美國金融機構為增加金融企業利潤采取減輕貸款前期負擔的辦法來吸引貸款客戶,放寬或實際上取消了貸款標準,以便為購房者提供便捷的抵押貸款。大量信用記錄較差的低收入家庭進入房貸市場。而美國的銀行和債券評級機構則完全放棄監管責任。金融衍生產品,特別是抵押債務證券化使次貸市場風險加大。金融衍生產品的杠桿率越來越高,在創新過程中使債務鏈條不斷延長,導致市場風險向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險轉化,進而造成整個金融市場的不穩定。美國政府的貨幣政策和美國房地產行情變化也是次貸危機的重要因素。本世紀初,美聯儲為了推遲新經濟泡沫的破裂,連續減息,而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聯儲為遏制通貨膨脹又連續17次加息,使聯邦基金利率從1%升到5.25%。在這種情況下,2006年初房地產開始降溫,房價逐漸由升轉跌。許多靠過度借貸的購房者既無力償付房貸到期本息,又無法再融資。次貸市場違約率大幅上升,大量房貸機構特別是與美國次貸市場相關的基金陷入困境或破產。據不完全統計,從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中旬,全美80多家次貸機構停業或破產,損失高達千億美元。英國、德國、法國、瑞士、荷蘭、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50多家銀行、對沖基金等受到波及,損失上百億美元,國際金融市場出現劇烈動蕩。
從經濟結構來看,這種不可持續性表現為美國的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嚴重失衡。美國的金融市場中的次級貸款約為2萬億美元;普通房貸,約為10億美元;企業債,包括企業之間各種債券,約為60萬億美元;各種金融衍生品,約為340萬億美元。2007年,美國的GDP將近14萬億美元,同金融衍生品的比例為1:29;其中的實物經濟與金融衍生品的比例為1:68。 [6]杜梅尼爾認為,美國經濟結構的失衡完全是人為的,是美國資本家階級、企業高級經理和金融機構結成的利益集團為實現資本即股東收益的最大化造成的惡果。經濟結構的失衡導致美國的生產資本即非金融企業的資本積累逐步減少,因此,這次危機不僅是管理危機,也是積累危機。與此同時,工人的實際工資和社會福利也不斷減少,因而出現了金融資本的高收益和大眾負債消費并存的矛盾現象。從國家層面來看,生產資本積累危機導致國民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外部投資和進口貿易,為了支持對美國本土企業的需求,美國不得不擴大世界范圍的需求。這種巨大的需求本來會引起嚴重通貨膨脹的,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這種風險會按照外貿增長的比例分散到世界各國,其中包括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中國。美國依靠自己的經濟霸權和金融霸權,特別是美元的霸權制造了世界范圍的生產過剩和經濟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世界各國都要付出慘重代價。杜梅尼爾認為,美國的經濟危機轉嫁機制早在危機發生之前就建立了,但是以金融資本占主導地位的世界積累制度并不能保證資本主義生產的持續性,而只能推遲危機的到來,這次危機就是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巨大沖擊。 [7]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是生產過剩。這種生產過剩不是絕對的生產過剩,而是相對的生產過剩。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過剩危機不是偶然現象,而是社會制度本身的必然結果。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 [8]資本主義經濟在社會化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一方面是生產和商品供給出現無限增長的趨勢,另一方面是資本剝削日益加重,廣大勞動者的貧困不斷加深,有支付能力的社會購買力增長緩慢甚至停滯,這種狀況必然導致經濟危機周期性地發生。近二三十年來,在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影響下,美國勞動大眾日益貧困化,社會兩極分化不斷加劇。根據法國《經濟問題》周刊提供的資料, [9]從1973年到2005年,美國20%最貧困家庭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從4.2%下降到3.4%;而20%最富裕的家庭所占的比例,從16.6%提高到21.2%,其中5%的極少數富裕家庭所占的比例,從16.6%提高到21.2%。貧富兩極分化使美國普通民眾不得不靠借貸維持日常消費。顯然,這樣的發展模式是難以為繼的。
三、凱恩斯主義不能挽救新自由主義危機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法國記者米歇爾·阿爾貝爾( Michel Albert )的《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一書出版后,關于西方發展模式區分為盎格魯薩克森模式和萊茵模式的說法就風行開來。所謂盎格魯薩克森模式就是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美英模式,而萊茵模式則是凱恩斯主義主導的歐洲模式。這種觀點片面強調了兩者之間的對立,而忽視了它們之間的共同點和聯系。從本質上看,新自由主義實際上是古典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兩者的綜合。因此,它沒有也不可能克服兩者都包含的、并制約其發展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經濟學上,這一矛盾就表現為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無法解決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目標之間的矛盾。 凱恩斯主義承認,如果要利用全部現有生產資源就有必要進行國家干預,這就與微觀經濟學的核心觀點發生了矛盾,因為新古典學派的微觀經濟學認為,不受控制的價格機制,自由市場,足以生產性地、有效地使用全部可得到的投入。古典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內在矛盾以及它們的共同基礎--私有制經濟學決定了它們之間不可能完全排斥,而只能互相補充。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也有共同之處。為了資本主義"千年王國"的長治久安,兩者都主張階級調和。所不同的是,凱恩斯主義在戰后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兼顧了經濟的增長和工人的利益,同時培育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保護層--"中產階級"。而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的危機中則無法維持這一局面,在階級力量對比明顯地有利于大壟斷資產階級的情況下,只能犧牲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保全大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
從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的內在矛盾來看,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既不能實行純自由經營政策,也不能實行純政府干預政策。可能的情況是,在這一時期強調自由經營,在另一時期看重國家干預。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徹底改變之前,自由經營與國家干預這兩種思潮相互交替,會反復出現。不過,無論哪一種經濟思潮得勢,都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經濟危機、失業、通貨膨脹等種種資本主義的痼疾,而只能暫時緩和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
法國學者讓-保爾·阿扎姆(Jean-Paul Azam)在《凱恩斯:天才的思想,過時的工具》 [10]一文中指出了凱恩斯理論和政策對這場危機的不適用性:第一,凱恩斯主義只適用于封閉的經濟,即商品和資本的流通受到國界限制的經濟,因為凱恩斯的時代正是1914-1945年去全球化的時代,而當今的危機則發生在開放的全球化時代;第二,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前提是,在失業率上升的情況下,名義工資仍然是剛性的(這種剛性是由于工會的強大壓力造成的),并不下降,這樣擴大消費需求才能增加就業。但如今工資已經按照消費物價的變動指數化了,擴大消費需求,未必增加就業;第三,在全球化條件下,國內外市場相互影響,勞動力市場、生產要素市場和資本市場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復雜多變的情況,例如現在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快,生產要素價格變動大,金融市場變數多,僅僅靠擴大財政支出,并不能實現市場的平衡和充分就業;第四,凱恩斯危機面臨的問題是缺少流動性,而當今危機面臨的問題是流動性過剩。此外,由于社會支出龐大,發達國家財政普遍偏緊,美國財政赤字尤甚(2009 財政年度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0%),有些歐盟國家也出現財政危機,擴大財政支出無異于使經濟雪上加霜。在這里,法國學者涉及的雖然只是經濟現象層面的分析,但是他所得出的凱恩斯主義不能挽救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結論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四、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調整和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
資本主義雖然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也具有自我調節、自我更新、自我發展的能力。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外在表現,因此,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調整無非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調整。調整的動因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發展規律自身的要求;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人民反對資本主義,特別是反對新自由主義斗爭的壓力。這些調整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貨幣和金融體制的改革和金融監管的加強。這次危機的突出表現是金融危機。而且這次金融危機又具有國際性和先發性的特點。因此,世界主要國家都把整頓和恢復金融秩序作為優先考慮的問題,美國作為危機的策源地和中心國更是如此。2009年6月17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了自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最重要的金融監管改革計劃,其目標是把金融領域置于公共權力機構的監督之下。根據這項計劃,美國所有的大金融機構:銀行、投資基金、保險公司等等都將受到美聯儲的監管。此外,美國還計劃成立獨立于中央銀行的金融服務監督委員會,負責評估威脅金融體系安全的風險并協調各個監管機構的行動。最后,美國還將成立一個新的保障金融消費的機構負責保護消費者和投資者的利益。它將監管不動產和消費貸款的發放。今年1月21日,奧巴馬又宣布了美國加強對華爾街大銀行監管的新規定,限制銀行的規模和交易活動。禁止所有接受存款保險、能夠從中央銀行獲得緊急援助資金的銀行擁有或投資私募基金、對沖基金以及從事自營交易。此外還提出征收"金融危機責任費"等多項措施。很多西方學者對這些監管計劃能否真正實施持懷疑態度,理由是這些計劃損害了金融資本集團的利益,它們會以捍衛市場原則的名義加以反對,而那些靠各自財團支持的政客們遲早會做出妥協和讓步。
第二,經濟結構調整。在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影響下,西方國家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經濟結構失衡,即所謂產業結構的空心化。有西方學者認為,糾正這種失衡非常困難,因為西方國家在這個問題上,處于兩難之中。例如,美國正是通過國內的產業向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轉移受益。如果美國調整經濟結構,回到本土生產,那將與金融壟斷資本主要通過全球化進行積累相沖突,并違背金融資本攫取超額壟斷利潤的本性。但是如果不調整,美國國內產業將進一步空心化,那么美國國內的失業危機和貧富差距將愈演愈烈,最終導致美國國內反對大壟斷資本的政治危機更加嚴重,這也不符合大壟斷資本的利益。
第三,優化產業結構。其做法是:(1)通過市場的作用,推動企業并購,實現產業重組,淘汰落后產能,優化產業結構;(2)由國家指導和投資,大力開展數字化、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環保、機器人等領域的科技革命,占領科學技術的制高點,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從目前情況來看,發達國家在科技革命方面占有絕對優勢,資本主義仍然肩負著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歷史使命。產業結構不斷升級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它一方面使大壟斷資產階級能夠獲得超額壟斷利潤;另一方面,又可以使發達國家早日走出經濟危機。
第四,經濟政策的調整。新自由主義在主導世界經濟的二三十年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經濟政策,包括宏觀微觀經濟政策、國內國際經濟政策、各專項經濟政策等等。許多政策又以法律和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這些政策的核心是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其本質是保護資本的利益和損害勞動者的利益。它們造成的嚴重后果是社會的不平等和兩極分化。有西方學者對西方經濟政策調整的重點作了排序,它們依次是:國家作用的回歸、貨幣主權的回歸或中央銀行地位的改革、放寬管制政策的改革、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或國際貿易政策的改革、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改革、稅收政策的改革(征收資本稅和巨富稅)等等。
這些調整措施表明,在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沉重打擊和資本主義自我調節的雙重作用下,新自由主義的主導地位將遭到極大削弱,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正發生著重要的轉變,其演變方向還有待觀察,很有可能會出現多元化的局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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