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忠武講座簡訊：毛澤東核心地位的確立與中國的崛起

——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和毛澤東主席逝世30周年

2006年8月23日（星期三）晚上，美國《僑報》主筆龔忠武先生應邀到烏有之鄉作了題為“毛澤東核心地位的確立與中國的崛起——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和毛澤東主席逝世30周年”的講座。

龔先生就一個海外左翼愛國華人對中國現代革命史的理解，以自己獨到的“核心”觀念的分析方法，從“長征出了個毛澤東，延安出了個毛澤東，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世界出了個毛澤東”四個階段，對毛主席核心地位形成后的四十年歷史進行了宏觀上的大手筆解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毛澤東、理解中國近代史的全新角度。

“舜有五人，則天下治”。龔先生論述四個階段的基本方法是對核心形成的理解與分析。他認為，中國歷史上的盛世出現的過程，都是一代民族核心形成的過程。中國近代化過程中，一定要有核心形成，否則一切現代化的努力都將白費。中國核心的形成有五方面特點和影響因素：一是中國的核心必須使槍桿子打出來的；二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權斗爭都是北方征服南方、內陸征服沿海，北方是政治中心、南方則在統一后的政權中的經濟文化方面起重要作用；三是農民革命特色，即革命最終依靠農民起義才能獲得成功；四是天命即思想理論——仁政、王道、霸道；五是中國有政教合一的傳統，政治領袖同時也是理論源泉。近代歷史上有北洋軍閥、國民黨、共產黨的三種形成核心的模式，其中只有共產黨模式真正形成了強大而有凝聚力的核心——毛澤東。

近代中國自強和崛起遵循著圖存、求強、求富、求文的四個階段，而毛澤東完成了圖存和求強的兩個，求富與求文本身已包含在毛澤東思想之中，由于歷史階段原因在他一生中來不及了。龔先生特別突出毛澤東獨有的思想和行為風格貫穿了他成為共產黨乃至中國核心的四個階段。一是毛澤東思想的超越性、前瞻性，遠遠超越其他同志；二是獨具標志性的中國風格，毛澤東從頭至尾堅持中國作風，并且始終堅持“洋共”必須在“土共”的領導下；三是毛不信邪的創造性；四是毛區別于常人的逆向思維；五是在中國舊秩序就要跨掉的大背景下，毛具有的深刻叛逆性；六是毛領導的革命始終有“為人民服務”的遠大理想，這也貫穿于他的一切言論和行動；七是毛不認為任何一個學派能夠窮盡真理，因而毛的思想不是封閉式的，而是能夠吸取各家精華的開放式的；八是毛一直高度強調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強調發揚人的精神力量（因而強調在一窮二白的狀況下循規蹈矩的發展來不及，必須用上層建筑用精神來推動）。

總結中國近代歷史特色，龔先生引用毛澤東的詩概括之：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他說乾隆盛世時落后西方四百年，到近代必須緊追超越，孫中山講“迎頭趕上”，毛澤東發慨“只爭朝夕”時，其急迫心情為常人所不能理解。

正是基于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和理解，龔忠武先生運用“核心”觀念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國從長征到文革前的四十年歷史，尤其是對毛澤東核心地位的形成進行了切合中國歷史的解析。

長征出了個毛澤東。這一時期，一是以遵義會議為轉折，“土共”取代“洋共”掌握了紅軍指揮權。“洋共”（王明、博古）甚至“洋人”（李德）不懂槍桿子，使紅軍從8萬銳減到不足3萬，元氣大傷陷于絕境。遵義會議后，毛實際上掌握了紅軍指揮權，而大西南的廣闊天地考驗了毛能否成為核心。在那里，毛指揮了有名的四渡赤水、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等戰役，用兵如神。長征的勝利證明毛的槍桿子出神入化，能夠挽救黨、挽救紅軍，使得其他黨和紅軍的領導人大為贊服。最終，毛在紅軍中的統帥地位和軍事指揮地位在長征中得以確立。二是政治智慧之爭中，毛對于中國歷史和實際情況有深厚理解，在與張國燾北上還是南下之爭中，建立了統一中國、民族復興的豪情與信心。1936年2月，毛在《沁園春▪雪》中對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的批評，隱含著毛已具備高于他們并成為劃時代核心的層次。

延安出了個毛澤東。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處于相對安定時期。毛埋頭苦讀馬列著作，寫出了《矛盾論》、《實踐論》、《新民主主義論》、《論持久戰》、《論聯合政府》，討論了哲學的、戰略的、甚至執政后如何組政的問題。毛不但槍桿子厲害，是個“半途出家”的軍事家，延安時期確立了毛澤東的黨的理論領袖地位。這一時期，他的一些列著作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體系，完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政治上展現了中國作風、中國氣派。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一時期（抗戰勝利到文革前），毛標志性的功業是：與蔣進行三大戰役后奪取了政權，并且鞏固了政權。對內，土地改革讓中國人民不再挨餓；對外，毛不但在朝鮮和越南抵抗了美帝，晚年還進行了反蘇修的斗爭，使中國人民不再挨打。

世界出了個毛澤東。對于這一課題，龔先生認為國內對毛澤東的研究與評論過分的強調了權力斗爭。他認為，毛晚年標志性的功業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它要打破美蘇爭霸的二元冷戰格局，建立中美蘇大三角關系的世界三元格局。這一事業，他不完成就沒有人能夠完成。對蘇聯，毛打破了上指揮下的中蘇關系，實現了平等化的中蘇兄弟關系，讓中國體面地走向世界。對美國，1970年代，周總理與尼克松、基辛格所談的，不僅僅是中美關系，而是世界格局（尤其亞非）的劃分。龔先生說，只有同級別的競爭對手才能坐到桌面上談判。中國獲得這種談判的大國資格不是無償的。龔先生認為朝鮮戰爭以及實際是中國打的越南戰爭，表面看是犯兵家之大忌——兩面出擊，實際上正是毛陷美國于戰爭困擾、將其趕上三元格局談判桌的高瞻遠矚之見。現在有的領導和學者覺得好像中美建交是天上掉下來的，這是不懂歷史、幼稚可笑的。毛晚年標志性功業的另一方面是他希望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政權不變色的努力。這鮮明的體現在文革中“社會主義新人”、“公字當頭”、“為人民服務”的名詞中。從進城時“不做李自成”的告誡，到1956年看到開國元勛、高干生活的腐化，毛一直在思考開創的事業能否傳承下去。

龔先生在講這一段時特別提出毛打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兩面出擊，是人民戰爭世界化的創造性發展。他還現場朗讀了十多條外報對毛澤東的評價，引起聽眾強烈共鳴。其中，華盛頓郵報評價說：“它不僅改變了中國，而且教導了人類，其數量遠遠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領袖。”

最后，龔先生提出：和平時代毛澤東思想就沒有用了嗎？他結合當下思想文化領域的三種思潮（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和新儒家），立足市場經濟大潮下馬列主義被邊緣化的現狀，提出三十年來的新變化還沒有超越毛澤東思想的范疇。比如發展經濟，這一問題隱含在毛澤東思想里面了，只是限于階段毛沒做，但如果是毛去做，一定比現在好。所以現在需要考慮如何把近幾十年出現的新的、但又未超越毛澤東思想內涵的東西消融于毛澤東思想，形成“新毛澤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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