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今天的遺憾和慨嘆
——在上海大學的演講

   
第二次來到上海大學，第一次大約是四五年前。過去經常這樣聚會談文學，特別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其實文學是很難談的，現在回頭看看，留下了太多的文字并不讓我高興。因為一個主要從事虛構作品的人，其他文字再多也難以說得明白，反而讓他自己擔心。當然可以有話直說，有什么觀點就說出來，但有時候因為語境的問題，環境的問題，還有每一個時期面對的客觀現實的不同，他會有自己的側重點，包括一些盲區和誤解，還有片面性等等。總之非常容易說許多廢話和錯話。

   
隨著年齡的增長，說話的欲望確是降低了。但是寫作的欲望并沒有降低，仍然非常愿意寫作，想用一枝筆去表達，特別是用虛構的文字去表達。因為現在感到需要表述的東西實在是太復雜了，不能用簡單的、邏輯的、直接的言說能夠說得清楚。虛構作品是依靠細節、故事、人物，所以它可以得到不斷的、一再的詮釋，存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這不是一種聰明，不是回避矛盾和問題，而是一個到了中年寫作者的覺悟。

   
的確，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寬泛、復雜，常常糾纏不清，于是越來越需要依賴虛構，用形象說話。我今天以一個寫作者和閱讀者的雙重身份，隨便談一些感想，可能非常散漫。

    
    文學能否消亡
    
   
今天許多的文學會議上都要談到文學的消亡――文學閱讀、文學創作能不能從這個世界上徹底消失，能不能終結。我聽說很多的提問――像在南方、北方的文學場合，都有人問這個問題。一談到這個，我就想到法國作家雨果在《論莎士比亞》中所說的一段話：

   
“今天，有許多人甘愿充當交易所的經紀人，或者往往甘愿充當公證人，而一再反復地說：詩歌消亡了。這幾乎等于說：再沒有玫瑰花了，春天已經逝去了，太陽也不像平日那樣從東方升起，即使你跑遍大地上所有的草原，你也找不到一只蝴蝶，再沒有月光了，夜鶯不再歌唱，獅子不再吼叫，蒼鷹不再飛翔，阿爾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也消失了，再也沒有美麗的姑娘、英俊的少年，沒有人再想到墳墓，母親不再愛孩子，天空暗淡，人心死亡。”

    這是雨果的回答。
   
我還想到另一位大作家左拉，他有一篇文章叫《我的憎恨》，其中說道：“我憎恨那些高傲和無能的蠢人，他們叫嚷說我們的藝術和我們的文學已瀕臨死亡。這些人頭腦十分空虛，心靈極其枯竭，他們是埋頭于過去的人，而對我們當代的生動而激動人心的作品，只是輕篾地翻兩頁就宣布它們淺薄而沒有價值。我呢，我的看法迥然不同。”

    這是左拉的回答。
   
我為什么要引這兩段話？因為這兩個作家說這番話的時候，離現在已經接近二百年的時間了。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憂慮和討論的一個問題，其實在二百年前就已經反復地被人提過了，這原來不是一個新問題。而兩位杰出的西方作家，已經做出了回答――時間更是證明了他們的回答是正確的。

   
有新的論點可能認為，我們今天的情況跟十九世紀完全不同――可是十九世紀的讀者會說，我們十九世紀的讀者面臨的全部問題和十八世紀、十七十六世紀的完全不同！不言而喻，每個時期的文學都將面臨著嶄新的藝術形式、娛樂形式的挑戰，于是每個時期都有人以為文學的完結是必然的。雖然時代不一樣了，我們今天有了網絡，有了電視，有了那么多好玩的東西和場所，什么時裝展啊各種各樣的戲劇啊，什么立體投影――昨天在同濟大學就看了一場現代立體設計演示，漂亮極了――可是今天的人不要忘記，在過去，即便在古代，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仿佛比文字更有吸引力的娛樂場所藝術形式仍然很多，他們也面臨著像我們一樣的一個花花世界。有很多人被那些場所給吸引了，被那些藝術的形式給征服了，一度離開了文字和閱讀。所以，當年也有那么多的人十分擔心文學的命運，不斷地提出文學死亡的問題。

   
我們今天面臨的挑戰，和他們當年在比例和強度上其實也差不了多少。我們不要誤解，以為只有今天的文學才面對了一個絕對強大、強大得不可戰勝的對手，沒有――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在未來我看也不會有。因為文字的魅力，文學閱讀的魅力，是不可取代的，永遠不可取代。

   
在真正的讀書人那兒，如果找到一本非常好的書，就是最幸福的一個開始，打開這本書，生活中的其他仿佛都給驅逐了。好像再也沒有其他樂趣，所有的陶醉和幸福盡在這本書里了。當看到書的一半時，興奮和幸福也達到了頂點，他不斷地被這些文字所營造的場景、各種各樣的可能性所吸引，這些文字引起了他的無數想象――那種幸福和快感，遠遠不是其他藝術形式所能取代的。那是一種巨大的快感。當這本書快要結束的時候，閱讀者甚至還會產生出一種憂慮、害怕的感覺――擔心這本書眼看就要讀完了，他也很快就要從這個世界中走出來了――再到哪去呢？

   
就是這樣的情形。我相信許多人都有過類似的感受和經歷，這就是文學閱讀。你們回憶一下，你是不是曾經有過這樣的一本書和這樣的一次閱讀？

    人這一生的文學閱讀，就是一本又一本地著迷地尋找這一本書的過程。
   
如果說文學的終結問題是不存在的，那么非文學的閱讀是存在的：許多人把不同的閱讀給混淆了，分不清哪些是文學閱讀，其基本要求和條件是什么。有人常常問：我不是不愿讀小說，但現在各種報紙電視傳媒上有好多各種各樣的事情，稀奇古怪的信息和故事太多了，我為什么還要讀小說，為什么還要讀文學作品呢？這種設問乍一聽也有道理，實際上肯定不對。但要回答，就要指出何為文學閱讀。

   
我們知道，其他渠道傳來的各種各樣的故事和信息，它對人構成的刺激，與文學完全不同。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它首先給人以獨特的語言的享受。其他方式的關于各種千奇百怪的事件和信息的傳遞，其實都在不停地重復，它要以最明快便捷的語言，把事情傳達清楚。而文學作品所要告訴讀者的，無論是方式還是效果，都要復雜得多。每一段話、每一個意思、每一個細節、每一個情節，一直到整個的故事，都被一個極有意思的生命重新處理過了，所有的文字都由一個獨特的靈魂、獨特的性格給過濾而來，是使用“他”的語言講敘和完成的。

   
我們從第一個層面獲得的快感，即來自語言，包括每一個標點的使用、詞序的調度，于文字中蘊藏了無限意趣。它敘述這個故事的方法，它的整個形成方式，是非常迷人和有魅力的，并且讓不同的人參與創造和想象。這種獨特的審美快感，是惟有文學閱讀才具備的。

   
比如說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與之相類似的故事在不停地發生，無論是昨天、今天和明天，都難以杜絕這一類的故事。可是由于托爾斯泰用他自己的方式述說出來，就產生了特別的意味，這意味是任何人都不能夠替代的。街頭上、小報上的故事可能比它曲折十倍，但仍然沒有托爾斯泰那樣的魅力。因為這里邊包含了托爾斯泰本人的生命秘密。

   
好的閱讀者如果有能力去捕捉文字當中的隱秘，就要從文字中還原一些東西，從詞匯和標點符號開始，進入一個作家在那個特殊時刻的激動、喜悅、幽默、微笑，還有憤怒等等。一個真正的文學閱讀者能夠通過文字，去接近一個作家在創作那一刻的精神和心理活動，多多少少回到寫作者的位置上去。現在有的人之所以越是好的文學作品越是讀不進去，就因為他沒有這樣的想象力和還原力，完全把文學作品當成了普通的文字制品去讀，所以才會覺得文學作品還沒有其他來得更刺激更直接。這樣的閱讀是有問題的，所以他們關于文學消亡的問題也就產生了。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喪失了這種能力――和十九世紀提出文學要完結的那批人一樣，他們是沒有悟想能力，沒有進入文學閱讀的一批人。

   
文學的閱讀和文學的寫作是一樣的，它的確需要先天的某種能力。比如說我們上大學，老師在不停地講什么是文學，這樣教學當然是有用的，這有助于文學研究工作、文學入門。但因為文學閱讀關系到文學的感悟力，而這種能力的很大一部分又是生命的性質所決定的，所以并非全靠教學能夠完成。我們經常說到評判事物的“三七開”“四六開”之類，那么文學創作的能力、文學閱讀和感悟的能力，如果要“三七開”的話，也許七分是天生的，另外的三分才是學習得來的――可是不要說三分，就是零點三分都很重要――學習的目的是把你生命的潛能、生命里固有的全部可能，都挖掘和開發出來。

    
    作家的兩種遺憾
    
   
現在的作家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他們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里，實踐和嘗試了各種不同的寫作方法，幾乎文學史上的多種流派都得到了綜合實驗。但是粗略看一下，又會發現兩種不同的創作――不同的遺憾。

   
我們常常談到，有的作家社會責任感非常強烈，有無法消除的道德義憤，對社會的不公正現象格外敏感，對底層的苦難極為牽念，始終關注弱者――這一部分作家總是讓人非常尊重。他們的精神是向上的，而不是向下的。這是我們對于一種人格力量的敬重。可是對于創作的分析，則要復雜得多。因為某些時候，那種立場、那種批判的理念，那種強大的責任感，也會把一個作家的創造力和想像力給壓迫了。作家本來是必須保留廣闊的感性空間的，這個空間越大，飛揚的想像就越多，千姿百態無拘無束的可能性就越大，生命的絢麗爆發才有可能。

   
所以對藝術家來說，無論具有多么強烈的關懷，多么堅定的立場，多么美好的關于人類生活的愿望，也還是有一個向藝術轉化的過程。憂國憂民、苦難感，這是藝術家最重要的心靈質地，但不能是全部，不能僅僅將其作為一種理念，讓其壓迫和局限創作的無限可能性。感覺的世界無限豐富無限開闊，一經壓迫又會變得窄而又窄。在一個生活非常艱難的第三世界國家，人活得沒有尊嚴，不同階層斗爭激烈，社會不平等現象異常嚴重，這樣的社會，作為一個創作個體，他跟客觀世界的對應性、二者之間的關系，通常是非常緊張的。只要身處這樣的國度，只要還有一點良知，他的作品必然包含呼喊、反對、揭露的聲音，有時難免會寫出那種強有力的、像報告文學一樣的小說。這種作家當然讓人尊重和感動，他們有強大的動力源。但是，這種動力源也應是飛揚不羈的想像的源頭，而不是相反。

   
另一種作家生活在安逸的第一第二世界，雖然他們也有自己的問題，自己的痛苦。從翻譯過來的很多作品中可見，他們用盡了文學探索的各種各樣的伎倆和辦法，寫得千奇百怪，形式上的追求無窮無盡，總之非常精致，但是看了以后總覺得沒有什么內容，蒼白，打動不了我們的心。

    這可能就是文學寫作的兩極，兩種遺憾。
   
其實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既不是匿名信更不是表揚信，也不是批判稿――一個作家無論有多么強烈的批判意識，無論有多么強大的道德感，無論面對著多么尖銳的社會問題，無論具有多么旺盛的用文學發言的欲望，也還是面臨著一個最為重大的任務，就是寫出真正意義上的有魅力的文學作品。一個作家如果離開了這個要求，就是轉向了其他。物質生活社會環境非常舒服之地，真的會有百無聊賴，真的會有杯水風波，因為身邊沒有什么強烈的故事刺激他，人的呼喊的欲望，反抗的欲望，也就大幅度減少下來。他們做的更多的一件事，就是技法上的革命，就是催生令人眼花繚亂的形式主義。

   
所以在第三世界，作家回歸到一個真正的文學立場之后，會出現了不起的創作。回頭看拉美的文學爆炸，就是這樣產生的。那些國家經濟落后，貪污腐敗、專制，軍人統治，黑暗，毒品，一應俱全。他們一開始也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文學寫作的黑夜，但畢竟走過來了。他們在藝術形式的探索方面，在勇氣方面，也完全抵得上歐美的一流作家――可是他們又多出了更了不起的一些東西，即更多的道德義憤，更多的憂慮不安，更多的苦難和憎恨。

   
許多人說中國作家為什么寫不好，即憎恨太多道德感太強苦難意識太強。我的看法完全不同。世上哪有這樣的道理。其實這些東西越多越好，這才是才華的真正組成部分――這些東西不但不嫌其多，相反它在作家身上永遠是缺少的。問題是怎樣將其轉化為你的杰出的藝術，這才是問題的結癥所在。

   
一個作家最重要的職責，是寫出好的作品。一個優秀的杰出的小說家最偉大的使命，就是寫出自己最好的虛構作品。在小說家那兒，只有小說的魅力，才能夠把所有的憤怒、憂慮、揭發、呼喊，更有對整個人生和社會的倫理把握，盡收其中――小說那張虛構的網，可以把一切網羅在里面，囊括在里面。

    
    魯迅當年的慨嘆
    
   
再談一個感想，這個感想因為我們在上海，所以也就自然而然地產生出來。我想起了一篇魯迅先生的雜文，題目叫《上海文藝之一瞥》，就是當年魯迅先生對上海文藝現狀發出的慨嘆。那個文章比較長，它其中寫到：在那個年代上海有一份畫報，叫《點石齋畫報》。“這畫報的勢力，當時是很大的，流行各省，”“而影響到后來也實在厲害。”“神仙人物，內外新聞，無所不畫，”然而“他畫‘老鴇虐妓’，‘流氓拆梢’之類，卻實在畫得很好的，我想，這是因為他看得太多了的緣故。”先生接著說：“小說上的繡像不必說了，就是在教科書的插圖上，也常常看見所畫的孩子大抵是歪戴帽，斜視眼，滿臉橫肉，一幅流氓氣。”“現在的中國電影，還在很受著這‘才子加流氓’式的影響，里面的英雄，作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頭滑腦的，和一些住慣了上海，曉得怎樣‘折梢’，‘揩油’，‘吊膀子’的滑頭少年一樣。看了之后，令人覺得現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須是流氓。”

   
可見當年上海的這一份畫報，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審美趣味。“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須是流氓”――魯迅先生那一刻是憤怒遠多于幽默的。

   
今天看，出現幾個歪戴帽子的孩子并沒有什么不正常不可以，但問題是這樣的孩子不能是標準，更不能是前提――不歪戴帽子連做個孩子的資格都沒有了，這就荒唐可怕了。

    魯迅先生當年的慨嘆、郁悶，今天看又是如何？
   
魯迅當年其實把今天的許多奧秘都說盡了。魯迅的偉大就在這里。他的書三四十年前印得跟寶書一樣多，結果引起了后來的反彈，有人反而不想再讀了。其實這與魯迅先生無關。不讀魯迅的書可是個了不得的遺憾，因為魯迅談到的好多文壇問題、文化問題、精神問題，是從人性的幽暗切入的，大多都能言中今日，人性中的許多問題過去和今天都差不多，表現出來幾乎是一模一樣的。這就是魯迅的偉大。他深入了人性的大層。今天流行的文學讀物又是什么？今天歪戴著帽子已經不算什么了，已經遠不夠刺激了，今天還不知要把帽子戴在什么位置上呢。

   
下流，無聊，何止是無厘頭，何止是幼稚淺薄，更何止是蒼白。不可忍受的是如此骯臟――有時候，許多時候，這些竟然變成了文學的前提。

   
中國在走向所謂的全球化的過程當中，有兩個東西長成了無所不能的可怕的妖怪：一個是金錢，一個是性。這種欲望是人性中的合理部分，它屬于每一個人，是人性構成中的基本部分。但是當它公然作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全部理由，作為精神游戲的規則和標準去強化的時候，就成為一種暴力，很少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擋它。人欲統領一切，作為一個硬道理放在那個地方，這個世界就危險了。

   
《西游記》塑造了一個力大無邊的猴子，他由石頭里邊蹦出來，拿了一個棒子，無論是何等神圣權威，更不要說權力金錢，只要不順肯，揮棒就揍。可就是這樣的一位齊天大圣，他有一次遇到一個妖怪，還是要仰面長嘆――因為這個妖怪法力之大，可以讓“土地佬”們“輪流當值”――七十二變的大英雄此刻痛苦郁悶極了，把那一張毛臉仰望天空，說蒼天啊，怎么還有這樣的妖怪？

   
“土地佬”本來是一個命官，用現在的話說該是“守土有責”，卻轉而去給妖怪“當值”了。為什么？就因為這個妖怪非同尋常，太厲害了。所以，我們今天的處境，我們大家，都面臨著一個無所不能的巨大妖怪，它已經讓許多的“土地佬”輪流當值了。說到文學，只是一個方面而已，更不堪言而已。

   
文學文化人士，專家，他們的工作本來就是區別作品，因為他有可能把一般讀者感受不到的、文字縫隙里邊的奧秘挖掘出來，有可能把作家最有魅力的那一部分給擴大出來，以抵達輸送到最偏僻的角落――可是一旦為妖怪“輪流當值”了，還有什么好說的。從這個角度上講，可以對中國文學的發展非常絕望。真實的情況是，我們已經看不到東方的魚肚白。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講，又可以非常樂觀――種種情形古已有之，亂七八糟的向下的東西，對人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我們非常好的文學、非常好的文學家仍然在產生，并且得到了一代又一代的傳承，我們的精神生活不斷沒有中斷，而且還得到了繼承和發展。人性里邊還有另外一種有力量的東西，這就是向善和追求完美。

   
毀壞的痛快是存在的。比如說我們一個瓷器店里擺滿了很多精美的瓷器，制作這些藝術品的人不一定受到推崇，不一定總能得到很多人的喝彩和理解；而且，他整個制作的過程是晦澀的、艱苦的，制作者可能光著膀子，還由于常年的焦思苦慮，弄到頭發枯白面目猙獰：汗流浹背，滿臉是泥，讓人討厭。因為他要勞動，他要制作一般人想像不到的精美藝術，其過程看上去不一定是迷人的。制作者是很痛苦的，有時候看上去甚至既疲憊又丑陋。但是有一天磁器店里突然來到了一個小丑，這家伙生得逢時，生在一個以毀壞為榮的年代，于是他拿著棒子，歪戴著一個花花綠綠的帽子進來，噼噼啪啪砸了一通――有人會覺得痛心疾首，但也有不少人覺得這家伙真了不得，干得真痛快，開始大聲叫好！

   
我們這個時代，砸瓷器的太多，辛苦制作的太少，保護精美瓷器的太少。我們真的進入了如此荒謬的時代。有一個日本學者驚嘆，說日本正在迅速走入“一個下流的社會”，我聽了以后非常震動，被他對世界的憂慮和警醒所感動。

   
日本有日本的問題，世界上各有自己的問題。我們呢？防盜窗都安到五樓了，人與人的關系怎樣自不必說，活得有沒有尊嚴自不必說。強者和弱者各是怎樣生存的，大家都知道。

   
這些天正為足球瘋狂。足球我也喜歡，力與美、英雄主義、浪漫和藝術，都在里邊了。但畢竟就那么一個牛皮縫的東西，讓好多人哭壞了眼睛，有的跳樓，有的往下扔東西――輸了球就說是輸掉了國威，踢贏了就說踢出了國威，也太“牛皮”了！花那么多錢搞競技體育，就是為了全民健康嗎？為了一個民族的形象？可是一些城市里連塊像樣的草地都沒有，市民想健身散步都沒地方，每天被噪音、被各種各樣的東西折磨得沒法過，大多數人想打個羽毛球乒乓球，門都沒有。我們在這樣的環境里，在噪音污染尾氣彌漫煙囪林立的大破城里茍活，在人與人之間那種冷漠、殘酷、壓榨中，在一個不知書不達禮的社會里生活，還有多少形像可言？多少尊嚴可言？

   
批判的力度，憂慮的靈魂，它本身應該就是才華。我們還沒有看到歷史上留下來的任何文學大師，會是一個一談起理想和崇高就嚇得滿地打滾的人。當然，他的理想應該是消過毒的，他的崇高也不是偽崇高，他的理想主義和追求完美的意志，正是人類最不起的、永遠不能夠滅亡的元素，只有這些才能夠支持我們的藝術和未來一塊兒生存下去，讓我們多少還能談談明天。

    
    個體的堅持
    
   
我想起閱讀《托爾斯泰傳》的感受。我看的這一本是英國人莫德寫的，讀了多遍。它其中有一段話讓我久久不能忘懷。他說在莫斯科的時候，晚上出來，看到這個歐洲城市的燈火像蜂巢一片――那時候燈光不會像現在這么亮――他說在茫茫的夜色里邊，想起托爾斯泰就在這其中，心里感到了一種安慰和安全感。因為當年托爾斯泰就住在莫斯科，沒有住在郊區那個莊園，他在莫斯科有一套房子。莫德回憶那個夜晚的感受時寫道：“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莫斯科至少有一家住宅（托爾斯泰家），那里各種類型各種狀況的人們在一個人的影響下匯聚一起，這個人身上沒有任何卑鄙的東西，他在最黑暗的反動時期，保持著一顆充滿希望的心和一個燃燒著的信念，即邪惡的事物決不能持久，當前的罪惡不過是暫時的。”

   
這座城市的萬家燈火里邊，茫茫的夜色里邊，有那么一戶人家，有那么一個人（托爾斯泰）――好多的文化人就團結在這間房子周圍，經常到他那里去。因為有了他，大家不覺得絕望――莫德說：“這種狀況決不是一件小事”。這最后一句議論特別讓我感動。是的，一座城市，一個時期，有沒有這樣的一個人，這種狀況可真的不是一件小事啊！

   
他說得多好。我們現在好多的個體面臨著巨大的黑夜，無能為力。我們不免軟弱，沒有辦法。我們不得不時時妥協。作為一個人，一個堅持下來的個體，原是很難很難的。但是再一想，如果堅持下來了，那些默默的、像莫德當年在夜色中行走的人，又會怎樣？這些沉默者大有人在。是的，那一部分孤傲的人，有時會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寧可選擇沉默。他們常常是用沉默來反抗、來孕育自己生命里的很多東西的。那些動不動就在媒體上大喊大叫的人，不能說全都是淺薄的人，但里邊的確充斥著大量無足輕重者。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一句話，叫“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的聲音在黑夜里邊，你不知道，誰都不知道。作為一個個體，他還在頑強地堅持――這堅持將來可能會得到回報，更可能連一點聲音都沒有：直到從這個世界上離去的那一天，也不知道有多少沉默者因為你的存在而得到了安慰，獲得了安全感。所以你雖然死去了，默默的死去了，但是你存在過。

   
我們不免也鼓勵過自己，要做這么樣的一個個體――不是為了讓別人贊揚和崇敬，不是為了記住，而只因為曾經看到了莫德的這句話。同時我們也會感到，當我們站在郊區的山上向下一看，或走在城區――那可不是莫斯科的茫茫黑夜了，那是污染成一片濃霧的黑夜，這黑夜即使比莫斯科的燈火明亮十倍也刺不透射不穿――在這個黑暗的污濁的夜色里，我們不由得會想：完了啊，可惜啊，這么大的一片城市之中，我們沒有那么一個或半個類似的老人，也沒有那樣的一棟房子，沒有一個人在那房子里邊居住――我們知道這座城市沒有那么一個人，這人身上連一點卑鄙的東西都沒有，他在關懷和關切，他存在著……想來想去，真的沒有――我們實在不敢說有，我們多么希望有，可是，但是――沒有！

   
所以我們沒有一種安全感，沒有得到生存的鼓勵。當然，我們也有很好的老年人、中年人，但那是一般意義上的。他們也常常要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話，說一些假話，做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

   
“沒有一點卑鄙的東西”這句話，當然不是說托爾斯泰沒有缺點，沒有做過錯事。當你深入他的世界的時候，看他的日記和真實生活的時候，你會覺得他并非是神，他仍然是人。但他是大寫的人。他那巨大的關懷，靈魂的性質，驅逐了卑鄙。

    
    附：幾個小問題
    關于批評
   
說到對我的批評，我自己是很少去回應的。因為批評者自有理由。對方的作品和言論，我也并沒有來得及讀全，不能確切地得知他全面的想法，所以簡單回應會片面化。在90年代，有的報刊以很大篇幅批評我，我從來沒有指名道姓批評過對方，一次也沒有，沒有回應。因為我在做別的事情，暫時沒有時間研究這些，沒有完整的判斷。

    還有就是，一些非學術非藝術的爭執、沒有高度的話題，參與進去沒有意義。
    
    一些大詞
   
剛才說到一些理想、崇高、文化大旗、反抗等等，我覺得這都是一些大詞，要慎重，尤其要使其有具體內容才能談。有時候我對這些詞匯的使用有些反感，就是說，當我們沒有把它具體地填充上自己的內容，就會有一種本能的排斥和恐懼。有時人們也會走向了另一極端：見了大詞就反對，無論這個大詞意味著什么，代表著什么，具體內容如何。

   
文學尤其是具體和個性的，它不能是走到大詞為止的東西。即便是極其激烈的情懷，也還需要文學的表達。昨天我在華東師大舉了一個例子：如果說我們有人在社會上遭遇了不幸、壓迫和苦難，如果說很大很大，還能比屈原當年更甚嗎？誰比他的牢騷更多？屈原是一個貴族，一個重臣，可以和國王經常在一塊兒無所不談，但由于后來小人離間，權力斗爭，他的地位受到了極大的削弱，最后是流放。他當年痛不欲生，最后投江――就是這樣的一個詩人，看他的《離騷》《天問》《招魂》，寫的卻是何等絢麗、燦爛。他那么多情地寫到了女人，想像奇異，寫到了無數美麗的花，他是一個永遠的、多情的浪漫的生命。他是如此豐富。所以他才杰出。他并沒有因為自己不可忍受的命運的捉弄，而把自己的作品用大詞填滿。他的作品美得不得了，千古絕唱。再說到魯迅，我們很容易一談到魯迅就是匕首、投槍，橫眉冷對，但實際上他是非常多趣、多么幽默、多么有意思的一個人。

    
    符號化的危險
   
我們今天談五四以后的小說，把過去一度忽略過的作家作品當成了經典中的經典，視為最偉大的作家。這不冷靜也不實際。他們是了不起的作家，現代文學史曾經不公平地對待了他們。整天講“百花齊放”，開得那么好的一束花，那么香那么美，卻完全無視其存在，甚至不讓它開放，實在沒有道理。但是一定說他們遠超魯迅，那么偉大，或者說唯一唯二的，那也不讓人同意。

   
有人說他們才幽默，而魯迅不幽默――奇怪的是我卻覺得魯迅的作品太幽默了，而有人一再以幽默例舉的作品，在我看來更多的卻是詼諧和滑稽。幽默和滑稽還不完全是一回事兒。我們很多的人喜歡滑稽，不喜歡幽默，因為他根本不懂得幽默。魯迅的所有小說，包括他的雜文和散文，都非常幽默，魯迅僅此一點也是非常了不起的。魯迅首先是一個多趣的、豐富的人。我們現在越來越不讀魯迅的作品了，自以為已經十分了解他了，其實我們只是得到了一個概念化的魯迅，與真正的魯迅沒有多少關系。我們常常滿足于作家的符號化、簡單化，這多么危險。

   
當代作家同樣面臨著被符號化簡單化的危險。一到談到某些人就什么“道德理想主義”，“二元對立”――也不知誰在對立。所以我們一再地強調：強烈的道德義憤，對社會底層的關注，對社會公平的渴望――一個作家在這方面有多么強烈、多么有力，就應該有多么絢麗的想象。它們應該是一致的。

    
    世外桃源
   
有人說《九月寓言》等作品寫了一個世外桃源，真是讓我不解。很多場合人們說它的優美和詩意，仿佛美化了粉飾了生活似的。可就是沒有注意它寫到的黑暗、血淋淋的生活。比如《古船》、《家族》，我每每想起其中的鮮血、黑顏色，至今還要驚懼――生活如此，我是不得不寫；奇怪的是今天的部分讀者覺得它們都大不過癮了。

    怎樣才夠血腥？時代給人的可怕趣味……
    
    沉默者
    有人說，對社會的黑暗用沉默的方法對待不如反抗，當然。
   
但是，有時沉默也是一種反抗，一種現實。很多人是出于無奈，或更復雜的一種思想――一時沒法表達，無從表達，是那么一種生存境遇。不是提倡沉默。不停的寫作和宣講，就是為了打破沉默。我們歌頌行動，但行動是各種各樣的，比如說好好學習，努力思考，愛著美好的文學或寫作，都是行動。

    
    城市的驕傲
   
有人說，他在浦東新區那兒走時，感覺這燈光已經成為驕傲和象征，成了一種被建構的強悍的文化真實，并希望我能談談“葡萄園”的意義。

   
我作品中寫到的“葡萄園”既是一個實在，也是一個意象。對應城市，的確已經構成了“一道強悍的文化真實”的浦東，葡萄園是另一片大地。不光是上海，中國的很多大都市，比如一些省會城市，近幾年建設上都在飛速發展、膨脹，市區越來越大，樓蓋得越來越高，玻璃幕墻越來越亮，極像西方。除了比那些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臟了一點之外，樓房蓋得一點都不差。回憶一下87年第一次到歐洲去，當時十分驚異：怎么世界上還有這么好的地方。我說的是波恩、墨尼黑、萊茵河兩岸。美得不得了，特別是到了秋天和夏天。還有紐約那些高樓，如同大山排排而來。昨天在“文新大廈”頂部，特別高處，往下看20幾層的樓就在腳下，換一個角度望一下，很像紐約曼哈頓和某個區。城市發生了多么快的變化，它終于讓知識分子慌了，讀書越多越慌，說中國簡直不得了啊。

   
可是我的感受完全不同。我對于“發展”可沒有這種五體投地的情狀，因為我在更大的地方走了多遍。中國的土地太大，窮困的地方太多，整個農村，山區和平原，都可以詳細地走走看看再說。我想說，這些年來對環境的破壞太嚴重了。兩個環境，一個是人文環境，一個是自然環境。我們現在很注意自然環境。是的，許多地方你很難找到一條像樣的河流，很難找到一片可以游泳的海灘。自然環境被破壞得一塌糊涂――當你不管不顧地去破壞自然，那么要蓋一幢像樣的大樓不是太簡單了嗎，你要治理一條河流，你要改造一片土地，興建一個完整的水利系統，把整個的土地改造成當年的大寨田，那要花費不知多少生命和金錢――只是不太顯眼，因為它沒有從土地上高高地挺立起來，不是40層50層，不是立交橋。但是，那種建設是真正的花費我們的精力、金錢和時間的。有些農民現在貧困得不得了，土地被破壞了，林區被破壞了，我們的農村、貧困的地區，是多么廣闊，我們把它的一點力氣集中起來，蓋一個上海，蓋100個上海，這有什么難？根本就不難。

    最難的是改造我們這片廣漠的荒原，這片貧瘠的、一眼望不到邊的、靠你的想象都找不到邊界的苦難和貧窮。
   
再說這個人文環境。我們從出生到現在，包括文革那么混亂的時期，何曾生活得這么恐懼？殺人，恐怖，大面積的無道德無人性，忍受的欺辱，各種各樣的難言處境……總之生活得非常危險。把我們的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破壞到這個程度，蓋一座城市，一片拔地而起的樓房之類的，代價未免太大了。對比起來，建幾座高樓城市比一個安全的、知書達理的社會環境來，是太容易了。因為把大地上的錢集中起來，不管不顧，不管人的心情，不管社會秩序，不管自然環境，只管蓋房子，這沒有什么了不起，這非常容易而且讓人不安，讓人痛苦。

   
真正難做的是怎樣保護大地。是的，還是大地、葡萄園，說我有“大地情結”是不錯的，我對保護大地愛護大地，對大地所寄托的無限希望，會是永遠的。因為只有這個大地才能支撐萬物，才會有各種各樣的生長的可能，維護大地才是根本的維護。

   
城市里住著很多的人，有錢的人，有文化的人，好多的高校都在城市里――城市既然有了這樣的條件，裝下了這么多的人，那就要問一問了：這里產生了多少讓人類進步的思想？出現了多少有意義的人物――如同今天下午所說，整個的這么大的一座城市里，居住了幾個托爾斯泰式的、讓人放心的、想一想就令人溫暖的人物？

   
如果沒有，那么這個城市就應該否定。所以，一座城市，她真正產生和集中了思想、凝聚了創造的力量，才是偉大的；要不，城市就是剝奪了大地，這種剝奪就是罪惡的。

    
    （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８日下午于上海大學，王婷婷、袁菁根據錄音整理，內容經本人審訂，題目為作者整理時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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