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梁:國企改革現狀及對策
六月十八日下午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梁到本書吧作了一個題為“國有企業改革現狀及其對策”的報告。高梁主任八十年代曾在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體改所工作,并曾擔任海南省洋浦經濟開發區管理局國有資產管理中心主任,《經濟管理文摘》雜志社執行主編,《中國產經新聞報》社副總編;兼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國防經濟研究會理事、環境文化促進會理事;近幾年主要做產業結構研究。因此高梁主任對我國的國企改革的過程及現狀都相當熟悉,對其中存在的問題認識也十分深刻。
高梁主任的本次報告共分兩個部分:國有企業改革宏觀中的情況和國企改革中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
自從郎顧事件引起的全國范圍內關于國企改革的爭論以來,公眾在網絡上的討論十分積極熱鬧,各方反應也很強烈。2004年新浪網就郎顧之爭在網上做了一個調查,參加調查的網民達七萬多,而支持郎咸平的占94%以上的絕對多數。從那以后,關于國企改革問題的爭議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就沒有平息過。時隔兩年,這個情況又有何新的變化。高梁主任通過他調查獲得的和從有關部門獲得以及從相關出版資料收集的一系列材料,直觀的說明了情況的變化。
首先為了對近兩年情況變化有比較清楚地了解,高梁主任簡單回顧了一下國企之前的發展狀況。他列舉了一組改革開放以前國有工業企業的經濟數據,即企業資金毛利稅率和純利潤率。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這兩組數據都保持在比較高的水平,分別為22-35%和12-24%。這些數據了國企較高的經濟效益,說明國企效益并不天生比其他經濟成分的企業差。高梁主任認為,當時的國企的這些經濟效益是在計劃經濟的背景下的,當時國有經濟占著絕對主導的比重,而且國家經濟為建設時期的短缺經濟,工資也長期維持在較低的水平,因此工業上升很快,而勞動力成本并未上升,因此國企能夠取得比較高的利稅率和利潤率。
改革開放后,隨著各種經濟成分的增加,雖然國有經濟比重逐年下降,但各方調研都顯示,國企效益真正出現下降時開始于上世紀九十年代,特別是出現在1992年之后。抽樣調查也表明,國有企業的虧損80%是始于1993年之后,1995年則成為虧損最集中的一個年份,但虧損最嚴重則是出現在1998年。另外,在1996年首次出現全國國企凈虧損。高梁主任認為,這是因為1994年國家加強了宏觀調控,使得經濟增長相對放慢、國內需求不振引起的。但是更重要個更直接的原因就是1997年國家的國企改革政策轉為產權多元化。在這一年的下一年即1998年,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經濟效益出現了一次大滑坡——利潤從1997年的807億迅速將到1998年的525億。在國企改制之后,雖然國企戶數是逐漸減少的(從1998年的23.8萬戶降到2003年的15萬戶,2004年則降為13.6萬戶,2005年則只有12萬多戶了。從2003年到2005年,國資委成立三年間,國有工業企業減少了1.2萬戶,年均減少3967戶),但是實現利潤、資產總額和凈資產卻有極大的增長(2003年國企的這幾個指標與1998年相比分別增長了22.2倍、0.32倍和0.6倍)。2002年之后,由于消費的拉動,國企利潤更是有較大的增加。2004和2005年國有企業實現主業務收入較上年增長了20%左右,實現利潤總額則分別較上年增長了54.5%和27.9%。但是這些效益較好的國有企業大部分屬于能源、電信、交通、礦業、銀行等壟斷性的企業,制造、加工等開放競爭性的行業的企業卻仍存在極大的問題。
2004年國資委領導總結,國企效益下降的原因有五個。第一個是資本金不足。1979年對國企撥改貸之后,國企就背負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結果基本上就是企業給銀行打工,而企業內部沒有積累,從而不能進行擴大。第二個是歷史原因。很多國企當年建立并不是單純處于經濟原因,特別是三線企業,因此這些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然很難生存。第三個是國家財務制度。以前國企設備折舊年限都很長,一般在20年,遠長于發達國家的5、6年,企業剩余都讓國家拿去建設了,因而企業沒有足夠資金進行更新。第四個是改革開放以來發展壯大的其他經濟成分企業的競爭和擠壓。第五個就是1998年以后國家對虧損國企的補貼和稅收減免政策被取消。除以上原因外,高梁主任葉另外提出了三條。第一,國企普遍負擔有龐大的社會職能。相當多的國企并沒有把職工養老保險社會化,又有大量離退休職工,一個生產性人員要負擔多個人的費用。并且與企業配套的學校、醫院、交通等設施也加在企業身上。第二,國企職工工資水平高,同時稅收也很高。國企職工的年均工資為14500元,私企則只有8000元,但國企的稅負卻重達22%,私企和三資企業只有11%,因此國企沒有能力進行技術改進和聘請先進的管理人員。第三,體制問題。但高梁主任強調今天所說的體制問題已經不是改革之初的體制問題了,今天的體制問題就是用人制度的問題。雖然很多企業都獲得了比較資助的經濟行為,但是,企業的人事任免權仍然是掌握在地方人事部門手中,而不是掌握在企業管理者手中,因此在企業運行過程中出現用人不當、壓制人才的現象,及至現在腐敗盛行,問題就更為嚴重,以至于大官傍大款、大款幫大官及地方官員與經理層共同竄謀買斷企業屢見不鮮。由此高梁主任認為,政府管理和監督問題是現在國企改革的最大問題。解決這個問題不能是提高薪酬的激勵機制了,而是找到德才兼備、有責任心、由經營管理才能的企業負責人以及有效的獎懲制度。當然,高梁主任認為明晰產權,并由企業董事會和股東會來解決也是重要的,但這需要就不同企業的具體情況和具體條件而定。
國企改制一個重要的方式就是直接改為私營企業。到2002年的中國私企抽樣調查中,發現有25.7%的私企是由國有和集體企業“改制”而來,在東部這個數字更高達45.6%。從2000年的176萬戶到2003年的300.55萬戶,國有和集體企業為我國私企的這個飛躍立下了“汗馬功勞”。改制后的私企的企業主大部分直接就是原來企業的負責人,只是工人的工資水平和勞保費用都嚴重減少了。國企解困的另一方式就是破產。據國資委統計材料,截至2004年4月,全國安排政策性破產3377項,核銷銀行呆壞賬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債券損失2238億元,安置職工620萬。
但是,國企改制解決的指示企業的問題,改制過程中卻會產生大量的下崗失業人員。從1993年減員增效以來,到2000年國企改制共造成3000多萬的下崗職工,制造業在1992年到2002年十年間,工人就春減少了2500多萬。之所以產生如此巨大數字的下崗失業,高梁主任認為,一方面是因為原來企業中就存在大量的富余人員(在中央企業高達1/3),另一方面則因為國企關停破的面過大,國研中心企業所統計材料顯示中央企業改制面達25%,地方企業則是60%。為解決如此大量的工人的身份置換(取消工人從前的終身雇傭身份)問題,國家需要花費巨額的成本,而且現在企業仍然有4000多萬職工,解決他們身份置換仍需要付出8000-10000萬億元的改制成本。除下崗失業以外,企業原屬配套設施學校、醫院等的安置,也同樣需要巨額的投入。因此,國企改革對政府而言,仍然任務艱巨。
在了解了全國國企改制的一般情況之后,高梁主任特別著重調查了東北三省的具體情況,因為東北三省曾經是我國國企改革問題的重災區,對它們國企改制情況的考察就具有了特別的意義。
2004年遼寧尚有國有(及控股)企業4500戶,工業企業1331戶,但只有冶金、煤炭和化工行業的企業能夠盈利,58%的國企出現虧損。吉林到2003年為止共有969戶國有工業企業,這些企業不是長期停產就是資不抵債,下崗失業工人超過100萬。黑龍江的情況也不必強兩個省好。到2003年底還剩存國企5081戶,國有工業企業974戶。2005年是東北三省國企改革攻堅戰的“決戰期”。在這一年,遼寧國有大型工業企業改制62.5%,國有股份比重降到50%以下;吉林省及省以下直屬國有工業企業全部完成改制;黑龍江3000多戶國企,90%中小型企業和85%的大型企業完全改制。但是,對于這些國企所需的高額改制成本(包括原企業職工的安置費用和企業債務償還),由于地方和企業財力拮據而無法支付,這使得許多企業連破產程序也無法進行。企業破產后產生大量不良貸款,不破產企業有序背負極其沉重的債務包袱,因此,高梁主任指出,企業改制后的相關問題人亟待研究。
國企通過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整體出售、合資合作、破產、兼并等方式改制后,一部分被完全私有化。這部分企業發展有好有壞,但不少投資商在并購企業后,遣散原有企業工人并變賣掉企業設備,最后將企業地產用。放到市場競爭中比較提高。
最后,高梁主任還就我國目前的經濟安全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廣大人民群眾對改革的確有著種中的不滿,但是事實既已形成,而且在短期內也無法改變,因此必須在此基礎上探尋我國經濟安全的對策。高梁主任說,現在情況下,中小企業可以通過私有化來實現改制,但是對于在行業或部門中有舉足輕重意義的大型企業,這些企業通常是與國防有關系、與武器軍工生產配套的骨干企業,或者是行業技術研發中心,或者是在行業的生產銷售生態鏈中占支配地位,MBO或改為房地產是不行的,因此對這些企業的“引進戰略投資者”的改制方法要謹慎。沒有在技術、生產和銷售的骨干企業,國家的經濟安全就成為一句空話。高梁主任通過上述的分析調查,批判了那種“為改革而改革”而毫不顧及國家經濟安全的誤國誤民的思想,他說,改革的目的是強國富民,而不是把我們的工人的組織權力交給外國人。針對國企改制的現狀,他提出了自己的三個意見:第一,體制改革必須與國家戰略結合起來,具有戰略性的企業改制必須由國家支持和國家進行;第二,懲治貪官腐敗,推貪污分子要進行追溯;第三,國家成立專項的基金來保證戰略性企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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