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政治與國有企業改革

     6月17日下午，剛剛結束云南巡回演講歸來的韓德強老師在烏有之鄉做了一場題為“企業政治與國有企業改革”的講座。主要內容如下：

當前如何搞好國有企業，學者們大都提出了用工人參與、民主管理的辦法。我的想法也是如此，但又有些不同，主要體現在不光強調自下而上的管理，還要強調自上而下的管理。

一．組織結構與績效考評

很多人都主張制度建設，但制度建設有一定的局限。有些地方可建設，有些地方不容易建設。越處于企業的基層，制度越容易嚴密，越處于企業的中高層，制度就會越來越不容易嚴密。比較嚴密制度的頂點是泰勒制。在泰勒制的管理下，工人的工作可以做到細分化、合理化、制度化、標準化，工人是沒有余地去犯規的。但稍往上一層，犯規的余地就變大了，因為在這一層，沒有嚴密的作業手冊，工作要求一定的自由度和靈活度。愈往上愈如此。這是一個企業內部工作自由度的分布狀態：層級越低，自由度越小，層級越高，自由度越大；如此之外，還有不同工作崗位自由度的分布，自由度較大的崗位有：銷售員、財務人員、會計師、工程技術研發人員等。因此，企業里的工作實際上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自由度小、容易用嚴密規章制度約束的工作崗位，另一類是約束不強的工作崗位。

結合今天所謂的服務經濟、知識經濟，它與制造經濟的不同在于，制造業的產品必須經過檢驗的環節才送到顧客手中，而服務經濟的產品沒有這一中間的環節，它要求發揮服務人員工作的靈活性，工作自由度很大，知識經濟更是如此。因此在服務經濟和知識經濟時代，制度約束是不容易強化的。

西方現在提出的學習型組織概念，指的是在制度嚴密的管理體制下，企業的智慧來自于上層，但在學習型組織中，智慧來自于企業上下層，是上下層的互動，這就意味工作靈活余地的增大，人的重要性的增強。今天的時代，制度的地位在于，不是不要制度，而是說在制度范圍內，企業領導人的自由度相對大些。

按照這一思路，加強管理并不等于加強制度建設。“加強制度建設”的說法實際上有三重缺陷。

二．制度約束的三重缺陷：

1．嚴密的制度建設對業務流量小的企業而言是不可能做到的，業務流量大的企業，制度才可能嚴密，因為小的企業，一個工作人員同時要做很多工作，需要強調工人的主動性和靈活性，工作流程不容易細分化、專業化，這就存在作業制度漏洞。

2．企業的中、高層以及需要靈活性的崗位上的人員難以約束。

3．容易出現帕金森定律：首先，每一個部門都要求細分化、制度化，容易導致成本高，令出多門，上頭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的話，政策容易打架，上頭千條線下頭千根針的話就會使機構龐大。其次，不同部門之間相互支持擴編，過度細分就會感到人手不夠，造成機構膨脹的強大動力。最后，領導干部層級提拔，往往是能干的下級被提拔為無能的上級，使人才不能發揮所長。

問題就在于，打破制度神話，破除制度迷信，但還是要保留制度。

三．制度與企業政治的關系：制度弱，則政治強

在制度約束弱的情況下，作業存有一定自由度，對同一個工作業績，可以做不同的解釋。在雙方利益發生沖突，并有一定解釋余地，可以進行討價還價時，就出現了一個概念：企業政治。只要搞好領導關系，業務再差也可以解釋。這是一個要害問題。

 如果人性是自私的假設成立的話，就會出現“朝中有人好做官”的現象，這不光在中國企業中存在，在一切組織、一切企業中都存在。假設企業政治一定存在，隨著時間推移，企業內部人際關系會越來越復雜，就會逐漸形成幫派體系，最終常常是形成不斷較量的兩大派系，每個派系下按照企業的權力階梯又形成無數小的政治派系，這種情況無論制度有多嚴密，都無法避免。這是在西方經濟人假設下推演出來的結論。這樣，搞企業就相當于搞政治。按此嚴格推論下去，不可能沒有企業政治，只可能有良性企業政治與惡性企業政治之分。

企業政治如果良性，就可以把對企業業績有貢獻的人，而不是擅長拍馬屁的人往上提拔。要達到企業政治良性，前提是企業領導人要對企業的發展負責、服務。因此可以說，搞好企業就必須有建設企業的良性政治。

四．如何建設良性的企業政治

良性的企業政治建設要求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兩種積極性的相結合。

改革以前的國有企業，內部常常有良性企業政治。首先，企業領導人絕大多數一心為公，而現在的企業領導人絕大多數一心為私。這說明，那個時候企業自上而下的領導是相對良性的。其次，企業的自下而上的積極性有工人參與權的保障。這就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它實際是按照建設企業良性政治的思路去搞企業的。

單有一個積極性是不夠的。例如，單有民主，不容易形成集中意見，企業很可能癱瘓掉。良性的企業政治是民主與優秀的領導人二者的結合。管理得好的企業，其管理者都是善于與基層結合起來的。國家政治也與此非常相似。政治就是力量、知識、智慧、意志、道義的較量。

五．國有企業改革的思路：

 我們對國企改革非常缺乏自上而下看問題的思路，基層的民主權利并不是改革成功的唯一保障。不光要有民主，還要有優秀的領導者。按照這一邏輯來判斷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那么改革前的國有企業效率是不低的。

改革前的國有企業的真正弊病在于：1.領導人調動過于頻繁，而企業的發展需要一個穩定期。2.“兩參一改三結合”堅持的不平衡。根本原因在于存在企業管理的兩條思路，要么特別強調民主要么特別強調領導人的作用，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很難在中間狀態穩定下來，沒有一個理論上的企業管理的整體框架。3.對作業層的制度化重視不夠，這意味著在把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取消掉的同時也可能取消掉了一些合理的規章制度，還意味著化優秀的作業經驗為全體操作者經驗的潛力不夠，另一個是不重視標準化，使大量的生產技術經驗不容易凝結和推廣。4.在產業結構層面，軍工比例過高，不能將經濟的增長轉化為消費能力的提升，造成了人們對改革前經濟增長率的誤解。

改革開放以來國企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從過于強調精神力量一下轉到過于強調物質力量，從比較強調自覺一下轉到他覺，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完全按照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設來改革國企，這一思路可以總結為“制度迷信”。在這種思路下，中國國企改革通過幾個步驟往前邁進：

第一，破三鐵（鐵交椅、鐵工資、鐵飯碗）。需要破的是只是鐵交椅，后兩者是不應該破的。因為，鐵工資和鐵飯碗是工人民主參與企業管理的前提，只有一直在一個企業工作，工人才有興趣和信心去關心企業的經營和發展。鐵工資和鐵飯碗也恰恰是日本企業長期高效率工作的秘密武器。它的確會形成平均主義大鍋飯，但平均主義大鍋飯并不一定意味著養懶漢，只要有集體主義精神在，那么在大家庭意識下，絕大多數人都愿意為集體做貢獻。這是從自上而下思路來看待破鐵飯碗的弊病。

從自下而上思路來看，破鐵飯碗實際上侵害了工人的權益。從計件工資到爭取計時工資，同時還要縮短工時，西方工人運動的基本方向就是越來越趨向于大鍋飯、鐵飯碗。破掉鐵飯碗，就是破掉工人運動基本成就。社會主義是工人運動成就的高峰，破掉了鐵飯碗就是破掉了社會主義。

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可以說成是企業的經濟民主逐漸被剝奪，變成企業專制的過程。

其次是承包制。80年代承包制的思路就是，讓企業領導人為自己服務的同時也為企業服務，但一旦掌握了承包權，企業里頭的人財物，包括規章制度都可以改變。承包制實際上是一種非常專制的管理模式。

再到股份制，也是按照通過私人持股提高私人積極性，使國有股可以搭便車的思路提出來的。但如果有100%股權的國有企業領導人不能代表國有企業利益，而要代表個人利益的話，那么比例變小了的國有股權的代表人同樣不能代表國家利益，所有人缺位的問題依然不能解決。

按照人性自私的思路來改革國企，必定導致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現在的國資委就是充當了這一過程的遮羞布，并且使企業高層與國資委一小撮人形成了一個利益集團，國資委就是在發展惡性的企業政治。

六．在當前情況下，怎么辦？

關鍵還是要領導與群眾相結合。但政策雷聲大，雨點小，原因是，缺乏人民民主權利的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和領導人的善意結合起來才能改變中國。所以，贊成開放工會、農會的組織權利，但目的是要通過增強黨的階級基礎來改善黨的領導。如果開放工會、農會的組織權利，那么工農的討價還價能力就會增強，工資就會上漲，內需也會擴大，生產過剩危機就會解決，對出口的需求就不會那么強勁，我國對外的經濟摩擦就會縮小，從而使中國經濟進入良性循環。這樣一條思路，在政治、經濟，包括管理上，都有可能是最恰當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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