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周日講座

主題：從民族崛起視角解讀新中國歷史

主講人：老田（網絡思想家，獨立學者）

時間：2005年11月20日星期日下午2：00

地點：北大資源賓館三層1308號

主辦：北京烏有之鄉書社  電話：010-62760856

網址：http://www.wyzxsx.com  電郵：[email protected]

內容簡介：

    1840年代以來，中華民族的歷史充滿了屈辱和抗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啟了中華民族崛起的新道路。五十多年來，中華民族的崛起之志仍舊激勵著人們奮斗。然而，中國社會內部各個群體之間究竟如何團結協作，才能贏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重新崛起，這是至今還存在激烈爭論的地方。有人主張中國要堅持為世界跨國資本再打二十年工，有人倡導要走自主創新之路；有人主張為了推行某種制度化改革，不要怕社會不穩定，有人倡導要創建和諧社會。老田先生熟悉中華傳統文化，又對新中國歷史頗有研究，在網絡世界里有很大影響，其學術思想對于認清世界格局和中華民族崛起之路有重大意義。在這個視野里，我們重新回顧新中國所走過的歷史，對于我們個人或群體的命運或許會有更加清晰的認識，對于未來我們所要走的道路或許會有更多的自覺。歡迎關心中國社會的各界朋友參加，參加者請提前登錄烏有之鄉書社網站（http://www.wyzxsx.com）首頁預訂座位，并請提前15分鐘到場入座。

下面是現場速記文字稿。

    主持人：大家好，歡迎大家來烏有之鄉參加今天下午的活動。我們本周的周日講座主題是“從民族崛起視角解讀新中國的歷史”。大家知道，從1840年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命運充滿了恥辱和抗爭。新中國成立之后，中華民族以一個獨立的姿態，開始尋找一個新的道路追求我們民族的復興。大體來說，我們走過了兩個時期，嘗試了兩條道路。在今天，我們有條件去回顧反思這兩條道路的利弊得失。今天我們請在這方面有獨到研究的老田先生給我們做這次講座。歡迎田老師。

    田老師：我們今天在這里談歷史問題，其實歷史是最不好談的，因為歷史非常豐富，而我們今天認識歷史的一切學科，或者一切理論或知識在中國都存在著非常大的分歧。前不久，我們知道劉國光教授就經濟學的教學和科研等問題發表了一次有重大影響的講話，他這樣一個講話，表示了我們在經濟學上的分歧有多大。

    前不久，我們在烏有之鄉談話的時候，有一位學者說，中國沒有政治學和歷史學，實際上，這兩個命題是一致的。沒有真正的政治學的話，就說不清楚歷史的力量和資源是如何動員起來的，你說不清楚歷史運動的背后，這個推動力量，這個力量的背景，在這個意義上看，我們今天的講座也在這樣的分歧里面，我們來看一看我們自己，在我自己的角度我自己的視野里面來探討這個問題，我做了一個簡單的提綱，來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下這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點，我想講的是，從人類以來，我們所取的幾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我們今天在什么樣的歷史階段上面？我認為，整個的社會歷史，或前一段的歷史至少可以簡單的分為三個階段，一個是前農業時代，人類是以氏族，用其他的方式定居，第二個農業時代，有兩個重要的歷史因素，絕大多數人不靠以前的農業來生產，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形成了大一統的帝國，政治上形成一個中央的集權制。中國的歷史與歐洲這些國家就非常的不同，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手里沒有行政權利和司法權利，這樣，中國的民間就相對的自由。帝國主義經濟上的競爭，人口多，在這樣情況下，對農業資源分配和生育分配上面，對勞動力特別的不利。這樣一個結論，實際上有很多的學者在觀測中也都發現了這一點，比方說，美國的黃龍制（音譯）教授，他提到了中國的地租很高，有的高到的50％，這一個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的人口多，土地少，在地主和農民的談判當中，就非常不利于農民，整個社會的分配就呈現一種少數人占有很多的土地，多少人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狀況。

    這個時代，基本上已經過去了，我們今天的社會基本上是一個工業的社會，主導產業不再是農業。在最近幾年的統計里面，第一產業已經下降到國民生產總值15％，甚至更少一些，更多的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這樣的時代，第一產業是工業，無論是哪個產業，它的生產過程和總值，都為工業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原料。在這樣一個時代，根據中國現代史的分析，大致上可以分為，1840年，這個時候，中國人開始注意在農業之外的發展模式，對農業時代的政治經濟走勢的模式開始反思。在1860、1870年以后，中國在晚期有大量的洋務派，新建了很多的新式工業，從那個時代開始，到后來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后來所謂的黃金十年，這整個過程都是中華民族在爭取工業化道路上的不同步驟，后來，隨著日本的入侵，隨著紅色的崛起，在49年，完成了一次革命。

    真正的革命在49年以后，我們看到了從土改開始，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實際上我們嘗試了一個非常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從洋務派，一直到黃金十年的中國人民的努力和過程，這個重大的區別是我們下面來看一下。

在工業時代，人的勞動隨著機器的使用后退到一個非常不重要的位置，你有多少的機器和工廠，你的產業就有多興旺。一個國家之內有多少可分配的經濟剩余，這會影響到你的國民的福利水平，也影響到你以后會實現什么福利，所以今天大家都有共識的是工業化要進行。有不同的地方是今天能不能展望未　來發展的極限。而且在這個考察過程中要有剩余沉淀與資本，要沉淀與機器和廠房，是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是承認這一點的。

    隨著工業化這個過程的進行，整個社會出現了非常大的變化稱為現代化過程。我們今天就圍繞著中國能夠實現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的經驗和教訓，從1840年以后，到今天有140多年的時間，我們中國恰好嘗試了兩種非常不同的現代化方案。晚期的洋務派，到蔣介石時期，這是一條路。在解放以后，由土地改革，由政府來主導工業化的進程。這兩種方式到了1980年之后，改革開放之后，有一個很短的時期的結合，既有國家的主導，又有私人資本的逐步興起。今天我們看到的是很多人是以這個來定位。

從歷史經驗看，我們能不能這樣簡單的說，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時期，是發生在英國，我的理解是，在手工業階段，積累了經驗的積累，實現了機器的改進，最后有最引人注目的蒸汽機。這個過程，要求整個社會向工業革命提供的剩余是非常少的，到了1848年的時候，法國已經是世界第一流的先進國家了，法國在1848年總共有1200臺的蒸汽機。第二次的革命代表行業有汽車等等行業，這個過程最典型的是大機器和大規模的生產。在毛澤東時代經營的中國工業化，實際上有兩個過程，而且這兩個過程不是單獨的，是串通在一起，我們知道，中國的重工業優先政策執行了20多年，就是發動人民多吃飯，少干活，要多造機器，多建工廠。這個過程在時間段上，是從1952年開始，大概在1978年、1979年這個時候，第一個工業基礎結束。

到了1985年我們整個的工業里面，機器82.1％是我們自己提供的，我把它定義為第二次工業革命或第一次工業革命基本上完成。

    下面是第三次浪潮，以工業化機器為代表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里面，我個人的理解是要求沉淀的物質資源和資本是非常少的，小批量生產不足以滿足人民的需要。這個時候就要求人力的技術快速的提高，這跟我們改革開放的進程是非常一致的。但在這個時候，恰恰是在我們國家，工業，特別是裝備工業，失去了市場、資源和跟進先進技術的條件。

    在這20多年中，我們原有積累的一些基礎，基本上陷于解體。這就是今天經濟學家所說的我們國有企業沒有效率，大多數多破產了。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是一個人為的限制，對于我們后發國家來說，依靠市場，依靠私人資本企業來實現大規模的剩余沉淀，來實現工業化是不可能的。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薄一波的回憶錄，他在這本書里提到，在解放初的時候，新中國進行工業化的時候，整個國家的窮困程度，中間有一段講到，山西的農民，在解放前每一年只吃10頓白面。但是后來就不是了。我們的工業化起點上，要求的農民是提供了剩余，實際上跟農民的口糧是有矛盾的，這一點實際上也決定了這個工業化跟農民，跟普通的人日常消費，口糧要求是有矛盾的，這也是1952年毛澤東真正要求的地方。毛澤東認為，在向口糧的讓步上面，這是小政策，而且農民也不可能在這個基礎上，解決自己的溫飽問題，必須要在工業化的基礎上，最后來進行我們的糧食的問題。第一步在工業化的里面，雖然農民少了幾斤口糧，可是后來會大量的增加，這是必須要做的。

  　我們要強調一下，今天很多人用民族，包括個人的私有財產這樣的角度來說我們的工業化進程，具體在實際上是不是這樣？最近看到一些，從80年代以后，全國各級的政協都編寫了大量的社會主義改造，包括解放前的民族工業，產業的興起資料，從中看到在解放初期，大量的民族工業實際上基本陷于困境，也沒有能力在國計民生的發展上面承擔起必要的社會職能。毛澤東、劉少奇最早一代共產黨人，他們所依賴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對資本主義是比較友好的，而且在農村，在解放后土改政策上很真心誠意的要保持富農的經濟，要真心誠意的依靠私人資本來推動我們的工業化進程，甚至劉少奇說過，剝削越多越好。毛澤東在解放初期也講過一些話，講的都非常的誠懇。他們對中國民族資本的估計過高，他們實際上沒有能力承擔，轉移中國有限的剩余去支持工業化。

    中國在解放初是一個農業國，生產的剩余都非常的有限，我們的工業化早期，為了以重工業化優先的，這樣剩余轉移了規模，在私人基本的條件下是沒有辦法實現的。

    從1949年6月份開始，上海的陳毅就首先把證券交易所的投機商抓了，到了10月份的時候，投資資本的轉移去控制基本的民生產品，所謂的兩白一黑。在這個過程中，就是說，政府就沒有再次動員政權的方式，這就依靠四川的大米和東北的糧食，集中在六個中心的城市，在這個過程中，搜集了一些，也用手段懲辦了不法的商人。最后造成的后果是資本的崩潰。大概在1951年4月份的時候，他們當時已經發現資本支撐不住了，就用國家的力量，銀行發放貸款和投放貨幣的方式進行幫助。他們開始也以為這是投機資本有些力量，也要像解放時一樣，打幾場戰役以后，才會把它打失敗。結果證明資本的力量非常小，跟政權完全不能相比。

    在這個過程中，強大的輿論基本上對資本不抱任何的希望，像武漢解放前，最大的民族工商業集團，融士（音譯）集團，他們做的事，主要是收購大量的物資，囤積起來，等到物價的飛漲。很饑餓的市民非常地憤怒，就把融士（音譯）的大門砸開，要求正常的生產和銷售。

    共產黨剛剛得到政權的時候，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是非常大的，在1952年底，毛澤東朝著自己的思路，開始將一化三改。我們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是工業化，要實現工業化，必須實現三大改造。第一是適應資本主義工商業，對手工業和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個改造的意義是，在主導工業化的兩種力量中選擇一種，一種是西方，主要是私人主導的，我們國家是以政權主導的。剩余轉移的規模有多大？我們今天可以大致估一下，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糧食這一部分。國家通過統購統銷，兩種方式，每年大概在50年代，中晚期的時候，集中800億斤左右的糧食，這一部分實際上是從地主和富農的手上奪過來的。

    我們的農業轉移到工業是這樣一個部分，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我們的重工業化，有一個很好的起點，就是在抗美援朝的戰爭中，中國獲得了一個特別的地位，在整個的對抗中中國有一個安全的地位，蘇聯就發現，中國重工業有一定的發展的話，它在安全和戰略上就會非常的主動，這樣的話，在1950年安全基礎上，又增加了一倍，有了后來的所謂的156項。東歐國家為中國涉及了68個項目，這是中國進行重工業的起點。

    但是，這樣的快速工業化，帶來了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我們的城市人口快速的膨脹，從1952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到1957年底，我們的人口就上升了2100萬人，后來從1957年底到1960年又增加了3100萬人，所需要的糧食，就是后來所謂的高增的基礎。在這個過程，大致在整個中國工業化起點上，我們看的非常的可憐。

    對于工業化的階段和我們國家整個的發展，我自己有一個不同于其他人的看法。我按照順利講一下。

    我們今天的很多人都喜歡講毛澤東時代。我們在這里提出一個觀點，我們消費品的生產，到底取絕于什么？消費品跟農產品和輕工業品相關，我們的輕工業品也主要依賴于農副產品的工藝水平，統計資料顯示，1956年的時候，我們87％的輕工業產品是以農副產品為原料的，到的1996年的時候了下降了67％，毛澤東說，我們這幾年總結的經驗是如果農業豐收了，我們的日子就會比較好過。

    在中國整個經濟發展方面，在1949－1952年，這是一個經濟的恢復時期，戰難停止了，所有的實力都體現出來，經濟迅速的恢復。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之間，我們的工業迅速的發展，最重要的就是變化就是，很多人都說，一五之間幾年的好日子，我個人認為，輕工業的能力，快速的替代了我們的工業水平，同時這個時期，重工業投資，有比較大的外來援助，也沒有減少我們國內的可分配剩余，1959年－63年，我們的農業減產比較的嚴重，輕工業也缺乏了原料，所以可分配的剩余迅速的減少。所以整個社會的剩余分配在整個階段，都是受制于農業的狀況。基本上，不管是城市和農村，都是靠天吃飯的。同時，這個困難的時候，就是重工業投資，進入還貸的高峰，成為國內可分配的剩余減少的因素，從62－78年的時候，中國農業基于緩慢的，也是穩定的成長時期，輕工業產值也隨著這個水平緩慢的增長，整個重工業完成了密切的投資。國民經濟體系就基本上建成了。農業的兩個政權因素都已經具備了，從50年代－70年代中期，糧食增產主要的因素是依靠密集的投資，進行水利建設，到70年代中晚期的時候，我們國家的小發改和大發改產業大量地提升。

    這個時候，在一個很短的時期里，整個社會可分配的剩余是快速成長的。這個時候，同時重工業優先，政策獲得高級的政策，應該要結束了，從1978年開始，可分配剩余快速的增長，同時優先政策都應該停止。從1979年開始，大幅度的提高農業產品物價，城市大量獎金的發放，實際上在生產和消費方面，自然實現了這樣一個轉移：在1979年以前，大家都是少吃飯和多干活，這個時候是以消費調節。

    從1985年以后，我們以進口為主，市場的更新換代速度非常快。這個過程，發展到今天，就是人們稱的拉美化的過程。

   我們講的在早期，特別是工業化第二階段，向工業轉移剩余是一個重要的階段，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時期，這個時候，高級的政策已經不是主要的，我們看一下世界各國的狀況。

    歐美的這些國家，像美國，每年新增的投入，都不超過20％，但是相反，像一些高速發展的國家，特別是中國和東南亞的國家，都超過了30％。這個特點，值得大家的注意。

    我個人的看法是，之所以出現這種的狀況，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說在國際經濟秩序中間，像我們這樣一個國家，在生產資料、設備裝備依賴西方國家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承擔他們的壟斷價格。像他們的研發領域，有壟斷的利潤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保持一個高起點，反而是必要的。在歐洲的這些國家，它的消費和第三產業有非常高的比例，反而不需要我們高級。從50年過程的來看，毛澤東時代的積累水平，從52－78年，這26年平均水平是30％，在鄧小平時代從1978－2003年，我算的數字是39％，在最近兩年，由于房地產項目也統計在新的基建里面，超過的50％，在04年我記得中國的機電投資是7萬億人民幣，國民生產總值是13.6萬億，這個數字很值得大家的思考。當然這個里面，像房地產這樣的項目，單純化投資不是很合適。從今天中國的經濟自然分配看，我們早年竭力批判的所謂的畸形發展都發生了。在整個工業里面，建材和鋼材惡性的膨脹，對應的需求基本上是各地的投資，政績工程和房地產的開發。在社會分配中有很強有力的一個杠桿，支撐著房地產業的惡性擴張。

    在這個背景下，再來看消費者的狀況。我們知道，現在的上海、北京像杭州南京這樣的城市，房地產的價格基本上不是普通的工作人員，甚至是白領所能承擔的。中國只要你不能提供房地產寡頭高利潤的話，你就成為不合理的消費者。我們回顧一下，朱容基在臺上實現的市場化的改革，教育市場化和住房市場化的結果，基本上把原來作為福利提供給普通人的進行市場化，然后在這種不對稱的市場地位上，進行高價的敲詐。在這個背景下，這個政策是很有利于實現多數人的財富向少數人的手上集中。這個群體的消費意愿和愿望，跟絕大多數中國人不同。

    我們經常聽說，××富豪，多少萬了車了，造了多少億的房子。這樣的話，在中國出現維持一個特權的社會，所依賴的分配手段要非常的強大。最近20年來，通過經濟的強制和政治的權利向少數人手上轉移財富，同時剝奪了生產條件來實現，這樣就帶來了整個社會結成矛盾方面的極大的變化。大概在毛澤東時代，是分配相對的平均，在貧民階層的矛盾是相對緩和的。

    很多人在說毛澤東是不好的，大概也不能認為，毛澤東是無意造成精英階層的分裂。最主要的表現是毛澤東時代沒有富人。在鄧小平時代，經過20多年的發展以后，我們精英階層是高度整合的，掌握技術、文化和基本的精英，他們是高度一致的。精英階層的整體化過程，就是精英階層的內部矛盾非常的緩和，但是它的力量就非常的大。他榨取貧民的能力就極劇的擴大。我們主流的經濟學家說，這次改革付出的代價，甚至要犧牲一代老工人。我們看到，整個精英整合和貧民的分化過程在這里面，我們要談到今天的一些分析。

    我們至少從80年代開始，在政治功能上有助于精英階層內部的矛盾，同時加強了他們壓榨貧民的力量。從80年代改革開始，基本上有一個收買民心的過程：79年給農民漲價，從80年代開始，給工人發獎金，84、85年以后，就一個消費基金的膨脹過程，從85年以后，這個勢頭就開始逆轉了。從這個時候，我們在城市改革里面就推廣了合同制，推廣了物質的刺激。在政治上的意義是管理階層有更大的權利。

今天我們知道，現在中央提出的和諧社會，很簡單的體現了我們這個社會非常的不和諧，這個不和諧程度，在前幾年，清華大學的教授提出了我們這個社會是一個淡利的社會。最近，清華大學李強按照五普（音譯）的數據，畫了一個金字圖。他認為我們社會是一個倒釘子型的社會，所以這樣的社會分化結構永遠是社會矛盾非常的激化。

    我們可以理解，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和以人為本是怎么提出來的。現在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這樣的政策，輿論運動能不能對我們的社會前20年的趨勢，進行一種逆轉，能解決一些問題，能夠滿足被排斥的，作為代價的一些人的需要。在這個意義上看，我們要分析一下政治。我們今天的學術界的分析，包括我們思想界的不同意見，本質上就是對整個的社會分化的過去的原因，或將來的后果的不同的看法。而且現在我可以認為，正是對未來的分化有不同的認識，規定了大家的分歧，而不是過去的認識。

    前面是茫茫苦海的話，對社會今天的看法以及政策的舉動就會非常不一樣，如果認為前面是通渠大道，這是另外一種舉措。我們國家是有樂觀派和悲觀派巨大的不同所構成的，在思想界。

    我訪問過幾位老同志，有一些人是咱們過共產黨革命的。有人認為，下一場革命的腳步聲近了，這種判斷對中國的今天思想界是有不同的，跟我們的常規，跟我們的政治學，經濟學，從西方引來的推論是非常的不一致。還有一些人認為，我們國家有各種的問題，是因為有些問題不夠，這樣一種樂觀的主義，樂觀主義是主流，而且是當了20多年的主流，大家都比較的熟悉，我們就不講樂觀派了，現在講一些悲觀派的依據。

    分析的時候，我們從一個案例開始，用上海的周正毅案子來進行推斷。他原來是一個賣雞湯的，后來又從事房地產業，他的資產膨脹了100多個億，如果要進行房地產開發的話，門檻是非常高的。某一個人在進行房地產開發，如果是跟政府關系很好的話，很多的費用可以免掉。這樣的話，利潤空間可以擴大到三個億，如果再有本地的警方力量實際支持一下，搞一下野蠻撤遷的話，就可以到四個億，甚至五個億。官方不可能接受幾百塊錢的紅包，因為如果按貢獻分配的話，政治權力所起的作用，包括金融貸款的作用，遠遠超出資本家個人的作用。在利潤分配上，他們有權利獲得更多的份額。就是說，送到權力部門的資金如果超過一個億的話，我估計，哪一個區的常委班子都不敢分，如分錢太多的話，會帶來很多的政治風險，比如坐牢，成本會非常的高。這時重要的就是保險，但保險公司是不做的，而且他們也沒有能力開出這種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很順理成章地，區里面的干部向市里面的干部行賄，這樣分贓超過了10個億，很多的常委班子就不敢分。最后的結果我們看到，這樣的人在各地都有一些被抓出來，這些人是分贓同盟的前臺人物，都是權利最大的。各地都有實權部門，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問題，法力非常的大。像這樣的人被拋出來以后，如果進行徹查的話，可能是一場政治上的大地震，后來我們看到，這個事情，就是高高舉起，輕輕的放下。

    這個意義上看，再來看我們國家輿論風向的轉變是非常有意思的。改革的輿論可以分為兩段，大概90年代中晚期為界，在90年代晚期以前，我們的主流是經濟學人物主要的方向是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我們看到今天的成果大致在經濟市場化的民意之下，是少數人得到了我們社會最大的份額的剩余，我們剛才用上海的案子作為分析，現在形成了既得利益者和共產黨內部權利最大的少數人，他們面臨的問題是政治風險很大。在這個情況下，他們不可能敢于革命把現有的政權打倒，他們只能和平地演變，用和平的方式把政權奪到手里。

    從這個時候開始，自由主義就浮出水面了。在這種情況下，他要宣傳民主，就里面有一個矛盾，普通的老百姓怎么選這些人？一方面，他們是秘密的，還有一個就是說政府民主，基本上是一種政治市場化的過程，可以受金錢的操控。他們如果得到的這個，就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拿到手上。他們基本上不受追究，可以睡安穩覺了。

我們恰恰看到了，無論是政治市場化輿論還是經濟市場化的輿論，都是違反我們共產黨憲法和共產黨黨綱的，但是20多年來，這兩種輿論都是上風。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看，政治力量是取得一定作用的。

我們也撇開歷史是非和道德叛亂來談論這個問題，我們假定，他們可以掌握政權，會怎么樣？有兩個判斷，這里面有一個政治上和宣傳上的需要。他們不可能實現日本和美國的富裕和發達。他們在這樣一個輿論策略之后有一個底線，上線達不到。維持中國的統一和穩定和基本秩序這個能力有沒有？在這個里面，要引用毛澤東一些的基本判斷，毛澤東從1939年開始就認為，中國的精英階層，特別是民主資產階級，他們沒有能力組織一個國家和捍衛國家的利益，沒有能力捍衛我們的國家安全，他們的一般表現從晚期到民國，是對外投降，對內鎮壓。如果這些人能成為一個統治的階級，還有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里面把我們的國家把持住。現在的問題是他們能不能把持住？這個問題沒有提出爭論，我個人的判斷不可能的，因為大家不可能有政治上的認同。實際上這些人不愿意支付保險費，他們壓榨工人的能力會進一步上升。如果繼續不支付保險費的話，下面下去就是一場革命。我們知道，蘇聯是從人的八千美金這樣的水準，現在跌破到了二千美金。在蘇聯解體以后，知識分子工資下降了78％。

    蘇聯的資源非常的豐富，空閑的土地非常多。但是中國別說一億人，就算有一千萬人沒有飯吃的話，都沒有可能再維持一個穩定的秩序。換句話說，這個以分裂同盟為強勢集團為核心的整體，要走向一個穩定的政策的話，有兩種方式，一個是讓普通的民眾有一個生存的出路，就是減少自己的出路，相當于保險費一樣。另一個是用法西斯的手段，把不能滿足基本生存需要的人口，統統的消滅掉。我個人的判斷是他找不到這些人去幫他開手槍。從這個意義上看還有一個更悲觀的后果，如果這些人不能維持一個基本的穩定的話，就會發生大的動蕩變局，只要中國農民兩年得不到化肥，90％以上的人口就不可能生存。在前兩年的時候，北大有一個教授，他訪問了90多位專家，其中70多位專家都認為，中國有危機。我今天講的是悲觀的一種觀點，實際上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面臨著一場深層的危機，以這個危機為起點再看我們社會的話，會有不同的看法。

    在這個前景下面，我們再來看我們的社會的資源和權利的分配，應該用什么樣的規則進行？今天整個中國悲觀者還是太少了，樂觀者還是太多了，和諧社會提出來以后，能不能形成強有力的政策，得到很好的社會效果，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持樂觀的態度。很多人都同意危機的說法，但是就看不到扭轉危機的健康力量。

    我們回到歷史問題上，我們中國進入工業化時代以后，我們嘗試了兩種不同力量。在這種進行格局下，往前走的過程，也展望了一下在這種背景下，實際上有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像中華民族這樣人口龐大的國家，而且人均資源又非常的少，在全球化地位上又是分工的底層。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定位方式，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分配給什么樣的人？這里把毛澤東的基本判斷提出來，作為參考。他認為，中國是工農掌權的，如果是精英掌權的話，就會導致社會的破裂，只有在工農聯盟的情況下，我們的國家才穩定。在這個意義上看，毛澤東是一種經驗主義判斷。從晚期到民國，中國的精英階層在對外是弱小的，他們在對外經濟關系上要求跟國外的經濟聯系一起，以提高自己的消費水平，建立一個特權的消費社會。對內，他發現，中國的剩余太少，他必須排斥多少人，他必須把一些經濟利益集中在自己的手里。基于這一點，需要把很多的權利歸納到自己手中來，最后建立一個釘子型的社會。

    我個人最近幾年上網比較多，現在有很多的高校畢業生，到了社會上已經不好找到工作。他們也買不起房子，也不能解決自己的基本生存問題。比方說，娶妻生子，基本的生活需要，衣食住行等等。現在小資、白領也成了住房產業化的代價。在政治上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因為在經濟剩余上分配，遠遠不能滿足工人和農民的需要。這個社會在經濟分配的高度集中情況下，在政治生活上就會越來越薄弱。他們反政府，我認為有一個非常合理的地方，就是應該給多少人以合理的經濟利益，社會剩余以維持他們最低限度的生存。這些人的生存，實際上也是政治上的認同，國家整合必要的幫助。在這個意義上看，我們20多年的改革，在這個道路上走得越來越遠，排斥了越來越多的人，逐步變成了社會的問題。我們今這里做了一個悲觀的展望。是不是合適，是不是有一個合理性，是不是有一個認識得到參考。我今天提出來和大家商榷一下，我就講這么多，謝謝大家！

聽眾：你剛才講了有一個現實的問題。像你這樣的民間的聲音，以前沒有人聽。這個聲音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在政策的層面和有政治資源的人結合起來，變成一種影響國家的政策？

    田老師：我看政治有這個義務，但是政府有沒有能力主導是另外一個問題。有一個故事，講江澤民原來的老上級去看他，說現在的社會這樣很危險。江澤民就說，右邊的力量很大。實際上我們政策和社會力量對比有一致性。比如說，今天的中央高層提的和諧性，他也想緩和，任何一個執政者都會有這個。但是政策能不能執行下去，我認為不是那么的容易，因為沒有民間和下面各個層面承接的基礎。大概有一個這樣的案例，在東北的教育費用太多，西北的教育醫療方面投入太少，是不是就把每年新增的財政收入的大部分轉移給西部，結果是不行的。因為在現有的財政分配體系里面，財政收入越多的地方，討價還價的能力越強。結果最后的結果是向東部轉移，西部還是得不到這樣的東西。

    聽眾：你說了現在的政治自由主義，我考慮到一個問題，是不是我們搞社會主義一定不能搞政治的自由主義？這里面是不是一定有矛盾，還是僅僅是暫時的？我們為什么政治上不可以搞自由主義？如果人民利益能保持的話，我們能不能搞自由主義，還是說我們就注定了不能搞那種自由？

田老師：自由主義的輿論能占主流，是我們中國的強勢集團通過選擇機制造成的結果，是人為掌握的，你明白嗎？我認為信仰民主的人是很真誠的，也是非常相信我們國家只有是經濟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就能搞好。但是我說存在一個選擇的機制，因為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輿論，一旦其中某種思想成為了主流，就說明這種思想是這個社會掌握權力的選擇機制作用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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