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新改革開放觀與鷹派戰略思想——新改革開放觀探討（十）

主講人：翟東青（中國大戰略研究會會長助理）

時間：2005年4月10日星期日下午2：30

地點：烏有之鄉書吧

綱要
一、 鷹派戰略思想的政治哲學意義：鷹派戰略思想是國家大政不可缺少的分支。
二、 鷹派戰略思想應有的政策位置：鷹派戰略思想歷史上在國防危機時期都是國家大政的指導核心。
三、 傳統改革開放觀在當前國家形勢下的不足：削弱了以鷹派戰略思想對國防危機應對的政策導向，現在建立鷹派戰略思想的一個重要依據是當前中國國防危機的全面來臨。
四、 鷹派戰略思想的經濟觀：現在建立新改革觀視野的鷹派戰略，不是引導國家走向倉促應戰，而是引導宏觀經濟進入民營戰備兼得的經濟體制。
五、 "新改革觀鷹派戰略思想"對于自由主義經濟路線的批判和分析
六、 關于現階段戰與和的看法：
七、 鷹派戰略看待臺海戰爭
八、 鷹派戰略看待中美戰爭
九、 鷹派戰略看待中日戰爭
正文

第一章、 鷹派戰略思想的政治哲學意義

鷹派戰略思想是國家不可缺少的政策分支。
在人類國家的歷史上，在"主戰"、"主和"的軍政決策問題上歷來都是有分歧的，"鴿派"和"鷹派"的政治差距也是一個自然存在的國家現象，如同毛澤東說"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在抗美援朝出戰前夕，我們黨內也是有分歧的，鷹派評論人士李煥民敏銳地指出，"在抗美援朝之前面對二戰勝利之師的美軍如果做出不出兵的決策是正常的，林彪在戰前的推辭是理性的思維，而做出出兵的決策是不正常的，這就是毛澤東們之所以成為毛澤東的過人之處，現在應該考證當時政治局里面投贊同票和反對派票的人都是誰，這對理解新中國歷史更有意義"。鴿派的決策多傾向以維護和平現狀為主，鷹派的決策多傾向以注重克敵手段為主。鴿派和鷹派就是矛盾論、斗爭論的兩面，互相驅動，缺一不可。
在任何的大型軍政決策當中，決策結果絕不僅僅是"智慧的產物"，必須要有意志和膽量的成分包含在里面。在革命戰爭中林彪、粟裕、劉伯承等名將都說過，"指揮員有七分的把握就可以下戰斗的決心了"。鷹派和鴿派的決策差距就在于這個分寸的差別，一個是智慧的成分多，一個是意志的成分多。拿破侖說過，"優秀的統帥，他的勇氣和智慧是個等邊的正方形，勇氣大于智慧的將領往往容易陣亡，智慧大于勇氣的將領往往優柔寡斷"。因此說當今承平日久的中國是不能回避"鷹派"思想的，高舉"自由民主"旗幟的美國政府尚不諱言"鷹派"這個詞匯，面對當前有亡國裂土可能性的國防危機局面，中國的有識之士自己不要膽怯失語，在"和平崛起"的詞匯使用上唯唯諾諾瞻前顧后，關鍵是單一偏執地應用鴿派戰略思維才是失敗的根源，這必然產生妥協屈辱的綏靖局面。
執鴿派戰略思想的人士，經過長期和平的麻痹之后，往往忘記了在國際外交中"微笑握手的朋友是你用大炮折服之后的敵人"，忘記了抗美援朝勝利對中國立國的根本歷史意義，甚至有人說"解除自己的武裝讓美國人更放心"，在文化上要為秦檜翻案，倡言"和平是談出來的"。這就是鴿派壟斷了話語權的現象。鴿派善良的和平愿望在麻痹大意之時就忘記了敵人是貪婪的，你有多少家底可以出讓！

第二章、 鷹派戰略思想應有的政策位置

在國防危機來臨時期鷹派戰略就是國家的政策核心。
鷹派、鴿派的國防決策分歧，在一個國家的和平穩定時期表現得往往不明顯，頂多是外交言詞和外交策略上強勢與否的分歧，而在戰爭與和平的決定性選擇上才是最突出的政治差異，而在國家危機來臨時期，鷹派就必須要成為國家決策的核心力量，因為鴿派政策往往異化成漢奸思想和武備廢弛的策源地。90年代以后，雖然兩極對峙的局面已成為過去，但是從科索沃戰爭轟炸我大使館開始，美國的"單邊主義"帶給中國新的大規模國防危機，9.11之后美國借反恐之名不停地在全世界范圍內出擊，鷹派勢力上升完全改變了傳統的外交政策，帶動日本、澳大利亞、俄羅斯等多國都已經提出"先發制人"的戰略原則。中國的國防外交戰略不隨之進行調整，從鴿派過渡到鷹派，就是不符合當代世界關系的最新局勢。
在中國歷史上，鴿派政策是有亡國教訓的。南宋末年，宋度宗因患有生理智障溺于淫樂，奸相賈似道專權，忽略備戰，襄陽被圍六年視若太平無事，結果襄陽失陷的時候南宋長江防御體系崩潰，這是典型的鴿派驕奢淫逸以和縱敵的惡果。近代的甲午戰爭，清朝北洋海軍擁有比日軍威力更大的定遠、鎮遠二艦，前期黃海海戰實則為雙方戰平，而日軍在威海登陸時，囿于李鴻章"退港保船"的軍令，不敢于出海截擊日軍，造成北洋艦隊被圍殲于威海港的歷史悲痛。古諺"敢戰方能言和"，板門店的中美合約是志愿軍將士英勇奮戰的血肉來真正締造的，否則不可能在久談不絕之時，當板門店的美軍談判代表一次次狂妄叫囂"讓大炮機關槍去辯論吧"，經過了"金城戰役大炮機關槍的辯論"后，美軍決定壓住南韓繼續作戰的情緒趕緊迅速簽約，否則志愿軍如果再和美軍"在漢城辯論一次"，美軍簽約的結果更慘不忍睹。
在歷史進入2003-2004年之后，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戰略危機階段。這里有來自美日臺三個敵方的幾個標志性國際事件，來觀察中國新歷史進程的開始。一個是美國甩開聯合國安理會出兵伊拉克，這意味著美國小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是可以向無限制的、無約束的國際局面進行發展；一個日本出兵伊拉克和通過《有事三法案》，這意味著日本軍國主義已經在美國的縱容下復活，并且開始走上東亞的歷史舞臺，并且準備和中國進行武裝對抗干涉臺海；還有一個是陳水扁通過"公投制憲"和突破"四不一沒有"的兩岸政策底線，這意味著臺獨勢力已經決定性走向政治理想主義的道路。以上美日臺的政治特征事件，預示了臺海全面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出現了，中國的未來必將難以回避三大敵人的同時宣戰。
中國現在如果在國防戰略決策上，不選擇鷹派路線，不敢于在臺獨問題上對美國、日本的干涉硬起來，頂回去，則在"執政法統"上違背了建國五十年來"統一祖國"的政治諾言。當前內政民生的危機是全國民意對"執政黨"嚴峻考驗的時刻，如果對外戰爭出現辱國失地將是政治上不可承受的，國家、政府、和平社會都將面臨萬劫不復，鄧小平曾經講過"丟失了臺灣，政府是要垮臺的"。因此當前面對美日臺獨的步步緊逼，必須刻不容緩地調整幾十年來"和平與發展"的鴿派戰略路線，迅速啟動鷹派的戰略路線。
鷹派戰略思想的政治哲學意義
鷹派戰略思想是國家不可缺少的政策分支。
在人類國家的歷史上，在"主戰"、"主和"的軍政決策問題上歷來都是有分歧的，"鴿派"和"鷹派"的政治差距也是一個自然存在的國家現象，如同毛澤東說"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在抗美援朝出戰前夕，我們黨內也是有分歧的，鷹派評論人士李煥民敏銳地指出，"在抗美援朝之前面對二戰勝利之師的美軍如果做出不出兵的決策是正常的，林彪在戰前的推辭是理性的思維，而做出出兵的決策是不正常的，這就是毛澤東們之所以成為毛澤東的過人之處，現在應該考證當時政治局里面投贊同票和反對派票的人都是誰，這對理解新中國歷史更有意義"。鴿派的決策多傾向以維護和平現狀為主，鷹派的決策多傾向以注重克敵手段為主。鴿派和鷹派就是矛盾論、斗爭論的兩面，互相驅動，缺一不可。
在任何的大型軍政決策當中，決策結果絕不僅僅是"智慧的產物"，必須要有意志和膽量的成分包含在里面。在革命戰爭中林彪、粟裕、劉伯承等名將都說過，"指揮員有七分的把握就可以下戰斗的決心了"。鷹派和鴿派的決策差距就在于這個分寸的差別，一個是智慧的成分多，一個是意志的成分多。拿破侖說過，"優秀的統帥，他的勇氣和智慧是個等邊的正方形，勇氣大于智慧的將領往往容易陣亡，智慧大于勇氣的將領往往優柔寡斷"。因此說當今承平日久的中國是不能回避"鷹派"思想的，高舉"自由民主"旗幟的美國政府尚不諱言"鷹派"這個詞匯，面對當前有亡國裂土可能性的國防危機局面，中國的有識之士自己不要膽怯失語，在"和平崛起"的詞匯使用上唯唯諾諾瞻前顧后，關鍵是單一偏執地應用鴿派戰略思維才是失敗的根源，這必然產生妥協屈辱的綏靖局面。
執鴿派戰略思想的人士，經過長期和平的麻痹之后，往往忘記了在國際外交中"微笑握手的朋友是你用大炮折服之后的敵人"，忘記了抗美援朝勝利對中國立國的根本歷史意義，甚至有人說"解除自己的武裝讓美國人更放心"，在文化上要為秦檜翻案，倡言"和平是談出來的"。這就是鴿派壟斷了話語權的現象。鴿派善良的和平愿望在麻痹大意之時就忘記了敵人是貪婪的，你有多少家底可以出讓！

在國防危機來臨時期鷹派戰略就是國家的政策核心。
鷹派、鴿派的國防決策分歧，在一個國家的和平穩定時期表現得往往不明顯，頂多是外交言詞和外交策略上強勢與否的分歧，而在戰爭與和平的決定性選擇上才是最突出的政治差異，而在國家危機來臨時期，鷹派就必須要成為國家決策的核心力量，因為鴿派政策往往異化成漢奸思想和武備廢弛的策源地。90年代以后，雖然兩極對峙的局面已成為過去，但是從科索沃戰爭轟炸我大使館開始，美國的"單邊主義"帶給中國新的大規模國防危機，9.11之后美國借反恐之名不停地在全世界范圍內出擊，鷹派勢力上升完全改變了傳統的外交政策，帶動日本、澳大利亞、俄羅斯等多國都已經提出"先發制人"的戰略原則。中國的國防外交戰略不隨之進行調整，從鴿派過渡到鷹派，就是不符合當代世界關系的最新局勢。
在中國歷史上，鴿派政策是有亡國教訓的。南宋末年，宋度宗因患有生理智障溺于淫樂，奸相賈似道專權，忽略備戰，襄陽被圍六年視若太平無事，結果襄陽失陷的時候南宋長江防御體系崩潰，這是典型的鴿派驕奢淫逸以和縱敵的惡果。近代的甲午戰爭，清朝北洋海軍擁有比日軍威力更大的定遠、鎮遠二艦，前期黃海海戰實則為雙方戰平，而日軍在威海登陸時，囿于李鴻章"退港保船"的軍令，不敢于出海截擊日軍，造成北洋艦隊被圍殲于威海港的歷史悲痛。古諺"敢戰方能言和"，板門店的中美合約是志愿軍將士英勇奮戰的血肉來真正締造的，否則不可能在久談不絕之時，當板門店的美軍談判代表一次次狂妄叫囂"讓大炮機關槍去辯論吧"，經過了"金城戰役大炮機關槍的辯論"后，美軍決定壓住南韓繼續作戰的情緒趕緊迅速簽約，否則志愿軍如果再和美軍"在漢城辯論一次"，美軍簽約的結果更慘不忍睹。
在歷史進入2003-2004年之后，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戰略危機階段。這里有來自美日臺三個敵方的幾個標志性國際事件，來觀察中國新歷史進程的開始。一個是美國甩開聯合國安理會出兵伊拉克，這意味著美國小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是可以向無限制的、無約束的國際局面進行發展；一個日本出兵伊拉克和通過《有事三法案》，這意味著日本軍國主義已經在美國的縱容下復活，并且開始走上東亞的歷史舞臺，并且準備和中國進行武裝對抗干涉臺海；還有一個是陳水扁通過"公投制憲"和突破"四不一沒有"的兩岸政策底線，這意味著臺獨勢力已經決定性走向政治理想主義的道路。以上美日臺的政治特征事件，預示了臺海全面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出現了，中國的未來必將難以回避三大敵人的同時宣戰。
中國現在如果在國防戰略決策上，不選擇鷹派路線，不敢于在臺獨問題上對美國、日本的干涉硬起來，頂回去，則在"執政法統"上違背了建國五十年來"統一祖國"的政治諾言。當前內政民生的大量危機是全國民意對"執政黨"嚴峻考驗的時刻，如果對外戰爭出現辱國失地將是政治上不可承受的，國家、政府、和平社會都將面臨萬劫不復，鄧小平曾經講過"丟失了臺灣，政府是要垮臺的"。因此當前面對美日臺獨的步步緊逼，必須刻不容緩地調整幾十年來"和平與發展"的鴿派戰略路線，迅速啟動鷹派的戰略路線。

第三章、 傳統改革觀在鷹派戰略思想方面的不足

傳統改革觀削弱了整個國家決策層對鷹派戰略思想的關注，新改革觀與鷹派戰略思想建立的一個重要依據是國防危機的來臨。
八十年代建立全面改革開放政策是具有一個必要性前提的，就是基于"世界上沒有大戰爭"的戰略判斷，判斷美蘇經過長期冷戰的消耗性對抗之后將進入一個緩和的歷史時期，國防指導上只要準備"打贏高科技的局部戰爭"就可以了，因此就削弱了國防和軍工產業，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的傳統改革觀，在中國的決策思想領域鷹派理念全面淡出。在蘇聯東歐的巨變之后，社會主義陣營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都被大大削弱，進而一些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借機倡導"與國際接軌"和"參與國際大循環"等花言巧語的理念，宣傳一種所謂的"比較優勢"理論，就必然導致"褲子換飛機"的極端惡性經濟思想的出臺。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各項政策執行中，由于完全站在鴿派戰略角度看待戰爭與和平，缺少對"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敏感認識"，缺少強勢的鷹派戰略思想作為糾偏，造成慘痛的"運十下馬"歷史教訓是必然的，而沾沾自喜于"制造波音飛機尾翼"也是必然的，造成今天中國空軍沒有戰略轟炸機和預警機也是必然的。一直在強調"和平與發展"，強調"軍隊要忍耐"，回避與周邊國家一切合理合法的邊境武裝摩擦來爭取國家權益，停止海峽兩岸的任何武裝對立行為從而放縱了臺獨的囂張，鴿派戰略政策主導國家軍政和外交的20多年里，外交上片面強調了"交朋友"的原則，忽略了武裝威懾的"和平背后靠武裝"的基本外交原則，缺少用小規模武裝手段對周邊蠢蠢欲動之國家的警告，致使越南、菲律賓、文萊等小國都一再挑釁在海洋領土和資源方面挑釁中國，長此以往無法向歷史交待。
"舊改革觀"被鴿派戰略思想的壞學者偏執一辭地進行詮釋，一味追求GDP增長的漂亮數字，除了造成掠奪性的資源開采，環境污染的高度負債，更應該對造成對國防投入嚴重不足，對國防軍備難以震懾臺獨要負責任的。而戰略支柱產業水平不夠，尖端技術在多領域內差距太大，宏觀經濟整體外向型比重過高難以抵抗敵國封鎖，這些都是多年來過渡注重市場經濟的"舊改革觀"的遺留后果。在當代中國經濟增長中，很多產業帶來的GDP增長都不能直接形成保家衛國德"國防力"，確切地說是形成"國防力"的效率很低，甚至很多GDP對民眾福利也沒有提高的效果，并且政府也沒有得到很高的稅收，這就出現了一種白白消耗資源的所謂"不需要的經濟發展"狀態，比如奢侈品產業、腐敗消費的樓堂館所的建設等，這些產業占有了大量的稀缺經濟資源，卻沒有被稅收等財政管理加以約束。
在鴿派戰略思想全面控制了經濟思想的言路之后，深度的中國國防危機就全面來臨了，由于國防工業、武器裝備和軍費開支，與美日拉開巨大的差距，美日在戰略上就可以改變了以往平等共處的原則，可以利用邊境糾紛、貿易糾紛，意識形態糾紛來不斷對我進行侵擾，甚至于公然從中國內部大規模策反文武官員，接納中國腐敗官員外逃，全面瓦解中國的政權組織。在這個國際競爭、國際斗爭、國際戰爭還沒有完全消失的歷史時代，沒有鷹派的戰略思想，鴿派就要把國家帶到走向覆滅的歷史結果上。

第四章、鷹派戰略思想的經濟觀

鷹派戰略下的新改革開放觀，相比較傳統的"無條件"改革開放觀而言（如同當年歌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一樣高唱"改革開放就是好"），是一種"有先決條件的改革開放觀"。這個必要性的前提條件，就是"國家安全至上"。具體描述如下：凡是符合國家安全需要的改革開放措施，就是合理的，凡是不符合國家安全需要的改革開放措施就是不合理的。新改革觀與鷹派戰略是一體的。
"鷹派戰略思想"的經濟觀，就是觀察各行業的經濟發展能否增進"國防力"的形成，作為判斷經濟發展究竟優劣與否的基本標準。在中國春秋時代的墨家思想中，《墨子-七患章》里有相關的深刻論述。"墨子曰，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用之人，民力盡于無用，財寶虛于待客，三患也；……
上面論述中，先圣墨子所言的"一患"和"三患"，從經濟建設的角度衡量，就是鷹派戰略思想的經濟觀。"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在國防脆弱、軍備不足的情況下，發展各種奢侈腐化的經濟行業，到處都花費上億元的資金建設豪華大樓，大連市電信局的一個辦公樓花了10個億，佛山市南海電力局的辦公樓也花了10個億，中央電視臺大樓要花55個億，這種掏空財政的大奢侈必然要給國家帶來災難。"民力盡于無用，財寶虛于待客"，國家上下浪費資源濫用財力，該用錢的地方沒錢，不該用錢的地方瞎花錢，自己的貧苦民眾不去救濟，卻要為了國際援助的虛名給印尼水災難民花幾個億。有了財力虛擲的行為，就更不能集中一切資源用于國家最急的地方，更能加劇國家的戰爭危機。
我國GDP年增長是8％左右，粗略分析至少有相當一部分都是虛耗國力，沒有形成真正的"國力"和"國防力"。支撐國內市場繁榮的主業，很多圍繞著吃喝玩樂，餐飲業有很大一部分是財政支出，估計有3000億，去了吃喝費用，有人估算嫖娼也得有3000億，公車一年也得1000億以上。職業病的擴展，癌癥的流行，愛滋病的流行，全民醫藥開支的整體加大等，這些造成的損失都很難評估．但是可以確認，8％的增長率和2萬億的GDP總額，中間有很多是相互抵消的，因此軍備廢弛的中國市場可以成為別人的錢袋。
從這個角度觀察，比如飛機制造行業和發動機制造業的削弱下馬都是不合理的，而寶潔公司、可口可樂公司、麥當勞等外資進入對國家安全無關痛癢，可以繼續支持。"褲子換飛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賣國經濟政策，必須要堅決糾正。站在鷹派的角度上，評價各種經濟現象和經濟措施的基本準則不再是GDP發展為導向，而是分析該措施能否究竟形成"國防力"，餐飲業的發展不能直接形成"國防力"，那么即便餐飲業發展增幅到能把全國經濟增加1％，也不見得是國家利益的真正增長。再如投資載人航天產業，即使10年的投入虧損，將全國經濟增幅拉動為－1％，這也是國家戰略利益的真正增長。
一味追求GDP發展原則，在腐敗的作用下很容易成為"腐朽階級的榮譽和無產階級的災難"，在我國當前企業家普遍沒有信仰的情況下更是突出。只關注GDP增長的考核準則使得官員很容易選擇"腐敗消費產業"和消費產業的增長，而科技和軍工等難度大周期長的產業很難得到關注。只關注GDP增長的考核準則更使得官員忽略弱勢群體的呼聲。只關注GDP增長使得各級領導容易沉迷于太平盛世的繁榮幻覺中，從而忘記了"國防力"的真正增長才是立國之本。

第五章、"新改革觀與鷹派戰略思想"對于自由主義經濟路線的批判和分析

一、 兩個自由主義經濟學"試圖掩蓋的"的經濟雛形理論
1、名稱："成本資源"爭奪原理
任何經濟發展都是有資源作為成本的，經濟中各種產業的經濟發展是在互相爭奪資源，土地、資金、人力、技術等"成本資源"是都是短缺的，與國防力爭奪"成本資源"的發展是要約束的。如果石油的使用消耗，民用已經影響軍用和國家儲備，這就是非常明顯的情況。
理論來源：短缺經濟學
    計劃經濟中的各個利益單位的擴張沖動帶來了經濟整體的"資源短缺"，市場經濟中各個利益單位的私有需求沖動，帶來了對國防產業"成本資源的爭奪"。進一步發揮科爾納的學說，在市場經濟中不僅僅只有"需求約束"，也有"資源約束"，這是由地球的條件決定的，這一點他忘記了。
2、名稱：需求遮蓋原理
需求拉動的經濟行為容易導致近的需求（衣食）掩蓋遠的需求（領土安全），個人的需求（衣食）掩蓋整體的需求（國防產業），自私的需求（衣食）掩蓋公正的需求（環保產業、節約資源的產業），這是一個經濟需求運行中的基本規律。
理論來源：馬斯洛的欲望層次論。
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１９４３）
需要層次論是研究人的需要結構的一種理論，是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所首創的一種理論。他在案９４３年發表的《人類動機的理論》一書中提出了需要層次論。這種理論的構成根據３個基本假設：１、人要生存，他的需要能夠影響他的行為。只有未滿足的需要能夠影響行為，滿足了的需要不能充當激勵工具。２、人的需要按重要性和層次性排成一定的次序，從基本的（如食物和住房）到復雜的（如自我實現）。３、當人的某一級的需要得到最低限度滿足后，才會追求高一級的需要，如此逐級上升，成為推動繼續努力的內在動力。馬斯洛提出需要的５個層次如下：
生理需要，是個人生存的基本需要。如吃、喝、住處。
２、安全需要，包括心理上與物質上的安全保障，如不受盜竊和威脅，預防危險事故，職業有保障，有社會保險和退休基金等。
３、社交需要，人是社會的一員，需要友誼和群體的歸屬感，人際交往需要彼此同情、互助和贊許。
４、尊重需要，包括要求受到別人的尊重和自己具有內在的自尊心。
５、自我實現需要，指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自己對生活的期望，從而對生活和工作真正感到很有意義。
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認為，需要是人類內在的、天生的、下意識存在的，而且是按先后順序發展，滿足了的需要不再是激勵因素等。
國防安全的需要不是自我的安全需要，而是自我實現的需要，因此必然被排在"消費的后端"。
二、對新自由主義的庸俗經濟學批判
1、自由主義庸俗經濟學家引導中國走向整體不和諧（對內而言）必然性之一：自由主義庸俗經濟學家片面強調市場經濟需求拉動，這種"純市場"的經濟行為容易導致近的需求掩蓋遠的需求，個人的需求掩蓋整體的需求，自私的需求掩蓋公正的需求，造成整體社會福利水平下降是必然的，收益最大的必然是大款。
必然是近的，個人的，自私的需求要成為首要的需求，國家如果不能對此進行控制，則經濟資源將不能被首先用于尖端。比如中國當前煤鐵水泥等物資消耗量已經高居世界首位，但是大量消耗都和綜合國力的關系不是很密切。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是基于心理分析的曲線，認為有效需求不足導致商品過剩的經濟危機，現在提出需求層次理論也是基于心理分析，驅動購買力的第一先行要求必然是個人的，自私的需求。
2、自由主義庸俗經濟學家引導中國走向整體不和諧（對外而言）必然性之二：以 "放任自由"為導向的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落入到以發展個人私有的"庸俗需求"(奢侈品產業等)來拉動宏觀經濟，而宏觀經濟實力的增長體現不出國防實力的真正增長，經濟上帶來的削弱國防后果必然導致國家屈辱。
  片面強調社會需求是發展之源的誤區是：任何個體的經濟需求一般而言都是自私的，這樣的宏觀經濟模式必然是圍繞著個體需求特征來建立的整體經濟，這樣國防產品和社會整體福利產業就要出現不足。
  與衣食住行密切相關的產業將在個體需求的強烈刺激下，優先去獲得經濟資源－資本、技術、人才、土地等。
  而與個體需求距離較遠與整體需求密切相關的經濟產業必然在消費產業優先需求的其次才能獲得經濟資源，如科技、航天、環保等等。
  如果政府只采用"看不見的手"來管理經濟，必然將導致國家的緊缺的優質經濟資源大量在消費性產業上虛耗，國防工業肯定不能獲得與GDP相同的增長，如果在民生問題的基本消費生產上還有一定價值，如果在少數奢侈品消費上浪費中國的緊缺資源，就必然是國家滅亡。例如全國大吃大喝年增100個億，GDP上肯定有相應的顯示，而對國防力肯定沒有任何拉動，而且能有腐化軍心的副作用。宋朝的滅亡就是這個例子，汴梁城的繁榮是世界第一，已經開始使用煤炭，有徹夜不息的夜市，世界GDP第一的100年天朝大國被一個強悍的小國2-3年之內滅國。
三、西方國家經濟運行中用來補充"市場需求經濟"不足的就是"資本家的新教精神"。
中國學者長期以來忽略了西方國家基督教在國家政治決策影響力的分析，西方社會有大量的具有"新教精神"的資本家，他們心中的基督教信仰使得他們關注于公眾的、遠的、非私有的這些經濟需求來建立產業。比如洛克菲勒、比爾蓋茨等，都設立了大量的社會型基金和產業來發展社會公益事業，很多軍火大王，科技大王，能不惜重金"十年磨一劍"發展對國家長治久安具有重大意義的產業，還有"金融家＋斗士"這種特殊身份的實業家。大量的美國鷹派人士的成長道路，是從哈佛大學-華爾街-華盛頓這個規律的道路。這些國際銀行家、企業巨頭、百萬富翁構成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老同學關系網中的核心（《美國五角大樓核作戰計劃揭秘》山西人民出版社、p323）。他們堅定地信仰自己就是"上帝揀選的人"，需要承擔這個世界的"反共、反暴政"的重大責任，他們在大學里很多都是"骷髏會"的成員，成為政治經濟主流人群后，就堅定地在美國決策內部推動核實戰理論，這些就是美國鷹派決策群的真正來源，而這些人的行動也就是補充了美國"市場需求經濟"的不足。小布什連任的勝利是上帝的勝利，這是容易被戰略人士忽略的重大情報。
西方人認為有兩個馬克思改變了歷史，一個是撰寫資本論和發起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卡爾.馬克思，另一個是寫《新教精神與資本主義倫理》的馬克思.韋伯。而二人的結論是正好相反的，一個是無產階級的代言人，一個是資產階級精英思想的代言人（目前國內的民主精英們也有這個思想，他們要在中國推廣基督教來改造中國）。馬克思.韋伯揭示的道理就是具有基督教信仰的企業家，他們如何建立企業和用基督教信仰改變這個世界，也就是說驅動西方社會主體進步的是精神力量，而不是什么經濟基礎之類的東西。這種情況可以在歐美大量的著作中看見，比如羅曼羅蘭《約翰克里斯朵夫》中描寫瑞士的新教社會文化，現在依然在北歐的瑞典、挪威等國保留著，他們認為"自己的財富是上帝的榮耀，自己的成功是光顯主的成功"，如果你是一個奢侈鋪張的富人你必將遭到主流社會的唾棄。據報道比爾蓋茨已經確定把全部遺產的99%以上都捐助給社會，他現在還購買了一個制造潛艇的國防產業公司。而我們中國的企業家、暴富階層，則普遍性認為"自己的財富是自己的榮耀，自己的成功是自己的成功"，因為要窮奢極欲，要"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中國富人的產業選擇，怎么能有理想主義的一面呢！
四、新自由主義誤導中國經濟建設
新自由主義認為"看不見的手"可以帶給中國的繁榮，這是有一定道理的，認為"看不見的手"可以帶給中國的強大，這是荒謬絕倫的。如果是這樣，格林斯潘也就是作教授的命不應該對美國股市指手畫腳，"羅斯福新政"就不應該引導美國走向成功，凱恩斯理論也就早該胎死腹中。
"看不見的手"，在中國當前驅動的經濟發展類型，就是自私的、庸俗的產業發展。當前中國大量的企業人士，追求的"資本的快速回報率"，年增率50-100%是中國目前大量企業家的真正目標和狀況，這是筆者實際觀察到的。而溫州人本來是創造國家經濟繁榮的民營經濟開創者，現在變成了拿著"熱錢"到處擾亂中國經濟的"投機人"，他們就是中國自己的"小索羅斯"。
新自由主義倡導"比較優勢"，倡導"褲子換飛機"，更是貽誤軍機。飛機制造產業和褲子制造產業根本性質就是不一樣的，兩個產業的成本都是可以估算的，而產業效益是沒有辦法估算的，因為經濟效益和國防效益能在一起比較嗎？"再窮也要有個打狗棍"，全國勒緊腰帶研制原子彈，這個效益不是用經濟可以衡量的，貨幣的幣值僅僅是一個衡量事物的片面標準。我們可以猜想如果當年沒有研究出原子彈，在現在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指導下，中國的核武器將永無出頭之日。用純粹經濟學的"比較優勢"來規劃中國產業布局，惡劣學者帶給中國的災難遠遠勝于貪官的腐敗，這是爛一個窟窿和爛掉一大片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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