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與私有化——大衛·科茲教授在京演講之一

    
    主持人：大衛·科茲是美國馬薩諸塞州立大學阿姆赫斯特校區的經濟學教授，蘇聯與俄羅斯問題專家，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大衛·科茲1975年畢業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經濟學博士學位，此后曾在美利堅大學任教，目前在馬薩諸塞州立大學阿姆赫斯特校區經濟系主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博士研究生課程）并長期擔任研究生工作主管。他的主要研究領域為比較經濟體制、宏觀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他在《每月評論》、《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科學與社會》、《反思馬克思主義》以及《美元與常識》等雜志上發表過很多論文。科茲教授還出版過《美國銀行對大公司的控制》等專著，并同他人合作出版了一系列學術著作。他與弗雷德·維爾的合著《來自上層的革命》（2002年中文版）在蘇聯和俄羅斯研究領域引起了很大反響。該書自1996年在美國出版以來己被譯成了包括中文在內的多國文字出版。他最近的工作主要集中于俄羅斯的社會經濟制度研究、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批判以及社會主義計劃等。
    科茲教授對社會主義國家有著深厚的感情，并對第三世界國家非常同情。他曾于2000年夏訪問過中國并作了一系列演講，當時在社科中心演講的就是關于《來自上層的革命》這本書的內容，在國內引起了相當大的影響。自《來自上層的革命》（中文版）在中國出版以來，科茲教授在國內學術界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有人曾經把他在中國左翼知識界的影響與斯蒂格利茨相提并論。
    這次，科茲教授應“中俄經濟社會發展比較——政治改革與社會穩定”研討會（由中央編譯局俄羅斯研究中心、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和圣彼得堡國立大學聯合舉辦，11 月16到18日在南京舉行）的邀請來到中國，今天演講的內容有新自由主義批判、美國霸權主義的根源、市場和計劃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角色、蘇聯解體給中國的教訓、中俄經濟比較。單個超級大國的世界體系問題（包括伊拉克戰爭問題）等。
    科茲教授：很高興能再次來教育部社科中心做演講。四年半以前我來過這里，那是一次很有意思的訪問，當時你們讓我工作得很努力，大約講了五個小時。這一次還有同樣的計劃吧！我會盡力完成任務。
    上午的主題是中俄經濟轉型比較，我想特別比較一下新自由主義引導的轉型戰略與國家引導的轉型戰略。20世紀60年代末，在我讀研究生的時候，主導經濟理論和今天的截然不同。早些時候，經濟學的研究生被告知市場經濟是相對有效率的，但同時又說市場必須要有國家的嚴格限制，否則就會出現很嚴重的問題。那時的主導觀點是國家必須調控宏觀經濟，以避免嚴重的衰退；國家還要積極地干預經濟以避免貧富分化等問題，并且糾正對環境的破壞；國家應鼓勵工會組織的強大，以使工人有相應的權利來提升工資和改善工作環境等。20世紀70年代末，主導的經濟學觀點有了大的變化，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新自由主義興起并占據主導地位，取代了原來的看法。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新自由主義體制、政策和觀點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取得了主導地位。
    對新自由主義地位的最簡單描述是，如果國家從經濟生活調控中退出，就會有益于效率、收入分配和技術進步。新自由主義認為，國家是腐敗的源泉、無法有效分配資源、任意分配財富并且阻礙經濟發展。新自由主義最大膽的觀點就是，認為它為指導一國經濟體系轉型提供了最好并且唯一有效的指南。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認為這一觀點適合于兩種主要的轉型，在經濟發展方面能夠使一國從低生活水平、低技術向高生活水平、工業化和較高技術水平發展，是進行經濟轉型即由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最好方法。
    新自由主義的這些觀點是有矛盾的，因為它們與歷史經驗不符。首先看一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史。所有較快實現工業化的范例都有國家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作用，比如日本、前蘇聯和韓國，在指導發展方面政府都起了重要作用。甚至早期工業化國家如英國和美國的經驗也和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不符。英美依靠新自由主義實現工業化的神話是沒有歷史依據的。今天我沒有時間就這個問題深入討論，但我可以推薦一本書，書名叫《踢掉梯子》，是兩年前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以我所熟悉的美國早期歷史為例，在19世紀，當美國經濟發展起步和工業化時，國家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美國政府對英國和德國更好的產品設置了較高的關稅，美國工業由此得以發展。美國政府出資建鐵路，從而創造了很大的國內市場。在我看來，如果美國真的在19世紀遵循新自由主義政策，現在美國經濟的中心就會是生產小麥、原材料等，并出口到歐洲，以換取生產設備。我的論文不只是關于經濟發展，還有經濟轉型。經濟轉型有必要使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弱化。盡管如此，在我看來，經濟轉型的順利進行只有在政府的積極引導下才能完成。實際上，新自由主義對經濟轉型的負面影響要比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更嚴重。
    下面我們談談俄羅斯和中國的轉型經驗。我的目的在于得出教訓，看看新自由主義引導的轉型模式和國家引導的轉型模式之間的相對有效性。我也會談談國家引導的轉型戰略的內在矛盾。1991年底，俄羅斯采用了新自由主義的轉型模式，遵循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和本國經濟顧問的建議。俄羅斯轉型的主題就是國家迅速退出對經濟生活的調控。四年前在這里演講時我部分談到了俄羅斯的轉型問題。去年，我較為深入地研究了俄羅斯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現在的經濟轉型。希望今天我的演講中會有一些四年前大家沒有聽過的東西。
    俄羅斯的轉型戰略有六個重要特點：價格迅速放開；企業迅速私有化；對國家指導經濟決策的迅速限制；政府開支的大量削減；實行貨幣緊縮政策；迅速取消妨礙資本與貨物自由跨國流動的壁壘。俄羅斯同這些目標的轉型比任何人預想的都要快。比如，在二年之內，大約80%的國有企業被私有化了。新自由主義者說，在轉型開始的時候會帶來一些問題，這是轉型的代價，大約會有六個月的時間，之后保證經濟會回升并且改善，帶來有效而且技術進步的市場經濟體系。但實際結果與這些保證是不相符合的，從1991年到1998年，俄羅斯經歷了7年之久的經濟衰退。到1998年，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減少了一半，是1991年的49%。俄羅斯的總投資額下降的更快，1998年的總投資額只占1990年的16%。這樣的下降是難以置信的。但是這些都來自于俄羅斯的官方統計數據，他們沒有必要夸大這些數據。俄羅斯經歷了現代史上在和平時期最長時間的經濟衰退。
    自1999年開始，俄羅斯的經濟終于開始增長了。這里有兩個因素：首先，1998年，俄羅斯經歷了金融危機，政府拖欠了債務，這導致盧布對美元的貶值，實際上貶值了65%，結果俄羅斯消費者開始購買本國貨物，而且俄羅斯的出口得到了刺激，這使俄羅斯的生產得到了恢復。另外一個因素可能更有意思，由于俄羅斯1998年金融危機的政治影響，葉利欽不得不任命中左派的普里馬科夫擔任總理（1998年9月至1999年4月）。在普里馬科夫任總理的很短時間內，他摒棄了新自由主義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開支，放松了貨幣緊縮政策，這也刺激了經濟發展。
    然而，俄羅斯的經濟擴張有一系列的嚴重問題。首先，從經濟衰退的嚴重性來考慮，1998年以來的經濟增長率并不算高，平均為6.7%。到2003年，俄羅斯的經濟恢復到1990年的67%。即使是保持這樣的增長，俄羅斯的經濟還是要到2009年才能恢復到1990年的水平。俄羅斯經濟增長的重要問題在于它過于依賴較高的油價。在2000年，俄羅斯的石油出口價格增長了62%。大家知道，2000年的世界石油價格很高。對于油價在俄羅斯經濟復蘇中所起的作用，有各種各樣的估計。俄羅斯工業部的一位高級經濟學家估計說，2000年俄羅斯GDP的增長有三分之二要歸功于油價的增長。許多專家說一旦世界油價回落到正常水平，俄羅斯的經濟增長會停止，甚至會出現衰退。俄羅斯的經濟過于依賴出口，這一點可以從商品的凈出口看出來。凈出口指的是出口減去進口。20世紀90年代中期，俄羅斯的凈出口占GDP的3%到4%，對于一個有著豐富原材料的大國來說，這樣的比例是正常的。俄羅斯的出口產品大約80%是原材料或加工過的原材料，比如金屬。從1999年開始，凈出口占GDP的比例上升到驚人的水平，大約在10%到20%之間。2000年，五分之一的GDP都是出口換來的，這是很不尋常的情況。這意味著俄羅斯的GDP用在本國的份額相對來說是較小的，大約45%的GDP增長都用到國外去了，而不是用來使本國的經濟受益。它主要的形式是資本流失。另一個問題是流通中貨幣的缺乏。價格控制的迅速取消導致了很嚴重的通貨膨脹，而貨幣緊縮又使貨幣供應無法隨著經濟增長的要求而增長。其結果是流通中的貨幣占GDP的比例增長了10%到20%，相比較而言，美國的這一比例大約是50%。這樣的結果就是，俄羅斯開始進行以貨易貨的交易，而不是以貨幣為基礎，投資也就相應地不可能實現了。
    新自由主義使俄羅斯的經濟激進地轉變了，實際上被“非工業化”了！蘇聯末期，俄羅斯有著多樣而又高度工業化的經濟。但俄羅斯今天的經濟主要集中于金屬和其他原材料的提煉和生產，以出口到世界市場。比如說，石油和天然氣的開采幾乎回到了1990年的水平，但是機器制造部門（包括汽車和工業機器）的生產能力只是1990年的50%。建筑材料業只是1990年的42%，大家可以想象俄羅斯的建筑業是多么的蕭條。食品加工業占1990年的67%，而食品是人們生存所依賴的東西。我所給大家的數據都是有關2003年與1990年比較的。俄羅斯大約只有l％的工人在石油和天然氣部門工作，而這一部門大約占了GDP的20%。俄羅斯人口的大多數在這個新的以原材料為基礎的經濟增長中是沒有起到什么作用的。許多家庭只好依靠較為原始的方法來滿足生活的需要，比如 1999年有一個調查顯示，55%的俄羅斯家庭有50%的食物來自在自己家院子里種植的食物。我們這里說的是個高度城市化、緯度很高的國家，庭院種植也不是那么有效率。
    企業的快速私有化在俄羅斯經濟惡化中應承擔主要的責任。俄羅斯沒有合法的富裕階層來買那些國有企業。1992年，唯一有錢的階層是靠非法的黑市活動富裕起來的。那么這些大型的國有企業是怎么私有化的呢？許多是被“送”給了那些與政府高級官員有關系的影響力較大的人物的。其它的被當時與犯罪集團有聯系的經理人員攫取。這個私有化進程沒有使俄羅斯經濟更有效率，而是造成了對俄羅斯經濟的系統破壞和掠奪。比如有一個大型的汽車制造廠，這個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還是盈利的，因為它所生產的并不昂貴的汽車還是有市場需求的。這個企業雖然每年可以賣出很多汽車但還是虧損，甚至沒有足夠的錢來付工人的工資。為什么會這樣？是因為工廠高層管理人員和別里佐夫斯基作了個交易。別里佐夫斯基找到工廠的管理人員，提出這樣的安排：由他建立一個汽車銷售連鎖店，向公眾賣汽車，工廠的高層管理人員可以有一半的所有權，工廠以遠遠低于成本的價格向連鎖店供貨，因此，汽車制造廠每賣一輛車都在賠錢，而別里佐夫斯基和工廠的高層管理人員則越來越富。這個交易本質上是在盜竊工廠的利潤和財產。這種交易在俄羅斯是很普遍的，使控制前蘇聯資產的人在沒有進行任何生產活動的情況下就一夜之間暴富起來。
    還有一個因素就是犯罪的泛濫。根據新自由主義，國家退出了對經濟生活的調控，國家開支大幅縮減，政府雇員的工資雖不斷減少但有時仍無法按時支付。這使國家變得很虛弱。犯罪集團乘虛而入，填補了權力真空。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犯罪集團出現。他們為爭奪對地區和企業的控制而公開打仗。有時在莫斯科街頭會有匪幫之間的槍戰，甚至會使用機槍。下面我說一下這個過程中的最壞的方面。許多蘇聯時期的經理人員是誠實的，他們希望改善公司的狀況并保護公司職員。犯罪集團找到這些經理人員，讓他們合作從公司盜竊財產。有些經理人員拒絕，后來即遭殺害。我要特別講一個很戲劇化的故事，有一家大型的機器制造公司，在蘇聯時期效率很高，技術也很進步。這家公司的主管拒絕與犯罪集團合作，一天他拿起電話后立刻死掉了，可能大家以為電話爆炸了，但犯罪分子使用的是更高級的方法，他們在話筒上設置了神經毒劑，一接觸就會立刻死亡。在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有組織犯罪經歷了一個演變的過程，開始是野蠻而又有競爭性的小型的犯罪集團互相打斗。到中后期進入了寡頭集團階段，七八個很富有而且有權力的人物出現了，他們控制了大型的經濟帝國，被稱為寡頭。超級富裕的寡頭們控制著各種經濟帝國，包括石油和原材料、制造公司、大眾傳媒和銀行。這些人與實行私有化政策的政府高官有著密切聯系。每個寡頭都有自己的所謂“安全力量”，他們雇傭了前蘇聯失業的訓練有素的軍事和情報人員。因為國家很虛弱，以他們用自己的武裝來取得合同，并且防范別的寡頭。即使在這個階段，俄羅斯的犯罪體系也是非常暴力的。幾年前，有個美國記者寫了本很有意思的書，該記者是俄羅斯有組織犯罪的研究專家。今年夏天，他到莫斯科為美國的《福布斯》雜志創立駐莫斯科的辦事處。在七月份的某一天，他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槍殺了。在俄羅斯，有很多針對記者的暗殺活動，但從沒有人為此而被捕。顯而易見，俄羅斯新自由主義的轉型方法是與可怕的經濟和社會后果密切相關的。
    剛才我提到，價格體系的突然放開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這使得大多數人一下子變得窮困起來，消費需求也因此下降了。這也導致了經濟混亂，使生產投資受挫。另外，國家從企業決策過程的退出和貨幣緊縮政策進一步打擊了生產性投資。因此，消費需求在下降，投資需求也在下降。根據新自由主義，政府開支要急劇減少。這也就難怪俄羅斯會遭受長期而又嚴重的衰退。俄羅斯經濟迅速向世界市場開放，以為進口會象國內市場需要的那樣進來，這也使寡頭們得以很容易地把非法所得轉移到國外。新自由主義要求的快速私有化培育出了一批企業主；他們更關注短期的回報，而不是公司的長期發展。IMF向俄羅斯保證，如果遵循他們的政策，就會有大量的西方投資涌入俄羅斯。但是這當然沒有發生，外國直接投資在俄羅斯GDP中所占的比例沒有超過1%。西方投資者并不是傻瓜，他們沒有動力在那樣的混亂和衰退中進行投資，除非是在原材料部門，但也是有限的。新自由主義方法的根本錯誤在下它認為，如果國家撤出并且破壞掉原來的計劃經濟，有效的市場經濟就會自動出現。相反，它導致的是經濟混亂。在這里，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是缺位的。
    俄國官員們所有的只是個人動機。我也曾見到一些經理試圖進行有益的生產，結果他們發現在這樣的條件下是不可能賺到利潤的。新自由主義造成的情況使人們不去進行生產性勞動，而是從事非生產性勞動，比如進行土地投機、盜取企業利潤、進行各種欺詐、竊取公共基金。俄國也曾想利用它在國際市場上的優勢，但它的優勢是它的原材料，所以俄國最終沉淪為一個原材料出口國。這對俄國城市化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國民來說卻是災難性的，大多數俄國人在新經濟中無所作為。這也說明了俄國自改革以來為什么人口急劇減少，為什么死亡率大大上升而出生率大大下降，死亡率在很多年中都遠遠超出出生率。俄國人口在下降，因為大多數人在新經濟中發揮不了作用。
    現在來說中國的轉型，中國的轉型比俄國要好得多。1978年，中國開始向市場經濟轉型，鄧小平和他的同仁們的目的是為了加速生產力的發展。當時就有一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訪問中國，并曾建議中國怎樣向市場經濟轉型。他們對中國的建議和后來給俄國的建議是一樣的，即認為唯一的辦法是立即將中國的國有企業私有化、立即放開價格、解除中央計劃。這些給中國建議的學者，有的后來成為俄國改革的進言人。中國的領導人對他們的建議表示感謝，但在著手改革的時候并沒有聽從他們的建議。而是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來建設中國的市場經濟。中國領導人采取的是“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有趣的是，1991年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中流行這樣一句話：“過一個深坑唯一的辦法是一步跳過。”這倒不是一個十分聰明的辦法，因為你會落入坑中，更聰明的辦法是架一座橋。中國領導人建立了自己的轉型模式，我把它叫做“政府指導的轉型戰略”，它有很多特點；我只談其中的7個：
    1、價格控制是逐漸地放開的。直到2001年，中國仍對128種產品保持著價格控制。
    2、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推遲的。直到今天，一些大企業的私有化問題還在討論當中。
    3、政府仍保留對大型國企決策權的控制。
    4、政府開支保持增長。特別是對國有企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如對交通、能源等的投資。
    5、采取擴張型的貨幣政策。
    6、對銀行系統實行國家控制。
    7、很大程度上對穿越國境的貿易和資金實行國家控制。
    中國不是指望從國營企業中產生市場經濟，而是鼓勵新的非國有企業發展。中國的轉型和俄國采取的新自由主義策略是截然相反的。例如企業所有權的逐漸轉變，如果看看改革的頭 20年（1978—1998）就會發現，國有經濟在全部工業產出中的比重是逐漸降低的，從 3／4逐漸降低到1／4，集體經濟的比重從22%上升到36%，私營經濟的比重從零上升到37.5%。值得注意的是，國有企業的比重雖然下降了，但它本身的絕對產出在20年中卻以6.9%的速度不斷上升。
    中國轉型戰略的結果是什么呢？中國沒有出現轉型蕭條。中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自1978年以來每年都在增長，最差的一年1990年是3.8%。20年來，中國GDP的平均增長速度是9.3%，這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我補充一點，總的來說，中國GDP的增長在中央計劃時期也是不惜的。據國際上的統計，中國1952—1975年的GDP平均年增長率是6.1%，這個記錄也是不錯的，盡管沒有改革開放后快。中國2003年的GDP是改革開放前的9倍。應該注意的是，GDP數據象其它數據一樣也要小心對待。GDP并不是衡量經濟產出的精確數值，它只是比較起來最好的方法。
    中國和俄國在投資方面也大不一樣。中國在轉型時期的投資額平均是  GDP的  37.3%，按照全世界標準，這也是非常高的。在美國，投資額一股占GDP的15%。在轉型期的20年中，國家投資占了總投資額的50%還多，盡管它在整個投資額中的比重在不斷下降。
    中國轉型的另一個特點是它吸引了大量的外國投資。但是，有的外國經濟學家誤解了這一現象。一些人認為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是因為外國投資。這一觀點并不正確。因為，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頭10年中，外國投資的比重還不到GDP的1%，到1991年還只占1%。直到20世紀90年代，外國的投資才漸漸增大，在1993年達到高峰，占GDP的6%還多。這些數字說明外國投資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而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世界經濟的正常運作就是這樣，外國投資不喜歡高風險的地方，也不會去不增長的地方，除非這里有他需要的原材料。中國經濟經歷了10或12年的高速增長，這里對外國公司來說來說是一個值得投資的地方。盡管中國拒絕了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外國投資者還是愿意在中國投資。盡管外資的數額不小，但它只占中國總投資額的很小一部分。20世紀90年代中期，外資在投入量最多的年份也只占總投資額的10—15%。就是說，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由于國內投資，而不是國外投資。
    現在來談談中國轉型中出現的主要問題。
    在轉型早期，中國經濟主要依靠國內市場。1990年以前，中國對外出口只占GDP的5—15%，這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是正常的。但在1990年以后，出口在GDP中的比重變大了，近年來的比重大約是25%，這對于一個大國來說是不健康的。這種情況一下，如果美國經濟出現衰退，中國將受到重大影響。我還要說，中國成功的轉型也不完全是“國家指導的轉型戰略”的結果，其它因素也起了作用，如農村提供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相比而言，他們工資很低，健康狀況良好，也受過教育。他們的健康狀況和受教育水平是前一階段社會主義的結果。但是，“國家指導的轉型戰略”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間的聯系還是很明顯。緩慢地放開價格使中國避免了急劇的通貨膨脹和社會混亂：新興的非公有企業可以從國有企業那里穩定地購買到相對廉價的原材料和設備；國家對國有企業的掌控和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使投資率一直保持在高水平上；將銀行系統控制在國家手中，使資金能直接進入生產性部門，這與俄國私有化之后投機橫行的現象形成鮮明的對比；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了總體需求，鼓勵了生產性借貸，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在中國的轉型期中也曾經出現過通貨膨脹，但政府這個時候不是僅僅依靠貨幣政策，而是采取了直接控制的辦法來控制通貨膨脹，這些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危害更小。政府在基礎設施上的大量投資對經濟發展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最后，政府對貿易和資本流動的控制有兩個好處，一是使中國經濟沿著階梯向著高技術和高質量的商品經濟發展；二是使中國能夠選擇長期的投資，而把容易逃逸的短期投資拒之門外，這使中國免受1997年金融危機的重創，因為在中國短期投資本來就比較少。
    下面我來談“國家指導的轉型戰略”的困難。如果說“國家指導的轉型戰略”比新自由主義模式更好，為什么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在轉型的時候沒有采取這種模式反而都青睞新自由主義模式呢？近幾年來新自由主義在中國也頗為流行，據我看新自由主義并不靈驗，只是有一股強大的社會勢力在推動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并非只來自西方，以俄國為例，俄國當初采取新自由主義是因為他們相信新自由主義會給他們帶來經濟繁榮，但新自由主義的破壞性作用在推行一年之后很快就人所共知了。那么，在俄國經濟備受困苦的14年中，為什么沒有改變他們的經濟政策？不僅平常的老百姓深受其害，俄國工業也飽受其苦。在90年代初，我曾經期望俄國會轉向“國家指導的轉型戰略”，但這卻從來沒有發生。我認為原因如下：
    “國家指導的轉型戰略”是高層領導個人發財致富的障礙。即使俄國的工業深受新自由主義之害，但它們的新主人卻可以在新自由主義之下，通過盜竊國有企業的財產而達到暴富。對俄國的少數精英階層來說，經濟崩潰對他們沒有什么影響，因為俄國的新貴主要購買進口貨；俄國的學校教育雖然下降了，但新貴們可以把孩子送到瑞士或美國接受教育；新自由主義政策雖然損害俄國經濟，但對于他們的發財致富來說，卻造成了最好的機會。如果實行“國家引導的轉型”，俄國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將被用來發展俄國的經濟，而不是用來出口，供少數人致富。中國的情況是怎樣的呢？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在中國日益擴大，2001 年中國加入WTO，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一些國家指導的轉型策略，現在已經開始討論是否要將全部的大型國有企業私有化，很多國有企業職工下崗。一些新貴也看到如果中國從“國家指導的轉型戰略”轉向新自由主義，他們會有更大的發財機會。我的觀點是如果中國從現在的模式轉向新自由主義，中國經濟將受到損害。如果這種情況發生了，中國將會被鎖定在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上，只能提供廉價的勞動力和低水平的技術，投資將大大下降，經濟增長也會變慢甚至停止，而且當前存在的問題就根本無法解決。市場經濟雖然帶來了快速增長，但也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如巨大的貧富差距（高收入和低收入者的鴻溝）、日益增長的失業人口、惡劣的工作條件、嚴重的環境問題等。如果中國采取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所有這些問題都將激化。
    從這些年來中國和俄國兩種截然不同的轉型戰略中我們可以得出什么結論呢？怎樣使 “國家指導的轉型戰略”長期地維持下去？在我的書《蘇聯的解體》中是這樣說的，在蘇聯成立后的這段時間里，蘇聯大多數的領導人從革命者蛻變成了唯利是圖的特權群體。20世紀80年代末，多數領導人決定解散社會主義制度，因為他們覺得社會主義已經成為他們個人發財致富的絆腳石。在蘇聯解體后，接著采取的是新自由主義政策。中國的情況則不同。我曾經說，中共領導人1978年實行轉型的時候，目的是用市場力量來更快地發展社會主義。快速的經濟發展果然實現了，但是市場經濟必然會在經濟上產生新的精英集團。在市場經濟中致富的人成為精英，市場經濟就是這樣運轉的。所以，隨著市場經濟在中國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這些經濟精英集團就會越來越大，越來越富。但是，經濟精英們會受到“國家指導的轉型戰略”的約束。如果我們相信馬克思的話——那些在經濟上發了財的人必然要追求政治上的權力，這些經濟精英們必然會推動采取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從這里我們應該汲取什么教訓呢？在我看來，只有在沒有經濟精英的社會，即使普通的人們擁有政治權利，跌落到新自由主義社會的危險才會避免。將來要避免新自由主義的危險，只有實行社會主義。它應具有以下特點：它必須建立在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而不是市場經濟；有完善的民主制度，使普通的勞動者在政治上經濟上有說話的權利。在這種制度下，才會消除強有力的精英集團在向新自由主義的轉向中獲益。
    提問一：科茲教授在談到新自由主義的時候提到了它的很多問題，那新自由主義難道就沒有任何可取之處了嗎？
    科茲教授：這里我以IMF為例。IMF是一個很強大的機構，它是二戰后創立的，但是到今天它的角色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最初設計IMF的是兩個思想具有進步思想的經濟學家，其中一個是凱恩斯。按照他們的設想，這個機構就是為了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幫助一個國家解決在國際支出上的一些困境而設立的。但是IMF成立以后并不象這兩個人所設想的那樣。它在1945—1970年間的確起到一些正面的作用，幫助歐洲國家解決了戰后重建中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問題。但是到了新自由主義階段，IMF的角色發生了變化，成了強制要求一些國家調整的組織。當一些窮國出現收支不平衡的時候，IMF就出來強加一些政策，要求這些國家在一些方面作出讓步才能獲得貸款。其調整的結果往往是使窮人更窮富人更富，比如它要求一個窮國停止給窮人食品補貼。凱恩斯如果知道他所設計的IMF會有這種結果，那他在墳墓里也要憤怒了。實際上，IMF這種經濟調整計劃應該強加給世界上最大的負債國家——美國，可這個根本不可能發生，因為IMF實際上就是由美國財政部所控制的。20世紀90年代末，IMF己成為一種象征，象征著新發展出來的全球經濟，成為新自由主義的制度和政策的強制執行者。它帶給全球許多的不滿，這些不滿是有道理的。如果國際上的確需要這樣一種組織來實現它的功能的話，首先IMF應該實現徹底的民主化，使所有國家都有發言權和控制權。對新自由主義的正面的東西，我的回答很簡單，我覺得根本沒有。據我所知，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實行新自由主義之后出現正面的效果。像俄國這樣把新自由主義徹底實行的國家，其結果卻是災難性的。在美國是部分地實行了新自由主義；其結果是傷害性的，但其傷害沒有俄國大。美國在90年代轉向新自由主義，因此導致很多負面的結果。在90年代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之后，它的發展比國家引導的情況下要慢多了。美國在1950—1973年實行國家引導的政策，這個階段增長率是穩定的，給公共大眾服務的量和質都有很大的提高。從1973年以來，美國的平均工資水平是下降的。美國現在的平均工資水平要比1973年少10%。對一些公共服務如教育的投入越來越少。在1980年以前，美國幾乎沒有流浪乞討的現象。1980年之后，流浪乞討成為美國城市里的嚴重問題。本來說要簡單地回答，但事實上我的回答并不簡單，可我還是說不出來它有哪方面的優點。
    提問二：我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今天上午聽了科茲教授的報告感到很有水平，也很受啟發。我想問的是，當前中國在改革中又遇到一個新的問題，即金融自由化。請問教授對中國當前的金融自由化有什么看法，謝謝。
    科茲教授：這個問題很有意思（笑）。在我看來，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它的銀行體系變成以商業化運作的方式來發放貸款，比如說什么時候賺錢什么時候才發放貸款，這種運作方式是非常有害的。按照這種商業化操作，銀行往往以是否有利可圖來決定是否發放貸款。但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需要對基礎結構有一個改變。經濟的真正發展需要的一些長期的投資，但是這些投資很有可能在短期內沒有利潤。經濟發展還需要一個全方位、各個部門協調一致的投資。由國家控制的銀行金融系統如果運行得好，才有可能對真正需要的地方進行投資。如果銀行完全按照商業原則來運作的話，它很有可能只尋求一些短期的利益。我舉一個美國的例子，二次大戰以后，美國的銀行系統受國家的嚴格調控，希望能夠刺激美國民眾去建筑自己的住房。對于銀行來講，如果貸款給普通的勞動階層買房子，利潤不大，它們對此沒有興趣。而投資到別的方面或許更能賺錢。于是，政府就設立了一種特殊的銀行部門，這種銀行只許用來住房貸款而不能做別的，這就是美國的信儲銀行。在這個階段，它的利率是受國家控制的。因為有國家強制的調控政策，所以許多資本資金都流向國家的這種存貸銀行。這種措施引發的結果是，從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美國出現了大規模建造房屋的浪潮，成干上萬的普通工薪階層因此買得起自己的房子，他們實行十年、二十年的分期付款。這也是二戰后美國經濟顯著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住房信貸同時也刺激和帶動了許多其他經濟部門，比如建筑材料和家具等。到了20世紀70年代，美國銀行系統放開了，實行自由化，結果造成新建住房的大大下降。所以我認為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國家控制銀行，使資本流入應該流入的部門，這是更有意義的。
    提問三：在演講的結尾，教授提出應該采取一些措施來防止新自由主義，我非常贊同這一說法。但是教授所提的防止新自由主義的辦法是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民主。這是否意味著回到78年改革開放之前？如果您不是這樣認為的，那么現在這種制度跟1978年以前的制度有何不同呢？我希望教授解答一下。謝謝。
    科茲教授：我知道有人會問這個問題，現在很高興終于有人問了。我并不主張回到過去。我也不想成為那種指手劃腳地告訴別人該怎么做的西方專家。我只能說在我看來，從長遠角度來講，什么樣經濟制度是有效率的、能發展的。我認為在中國和前蘇聯存在的計劃體系是有正面意義的，而且它也確實取得了成績。但是我認為以前的這種計劃體制以及這樣一種類型社會主義體制也存在很嚴重的缺陷。正是因為有這種缺陷，才解釋了為什么中國和蘇聯人民最終放棄了這種類型的計劃體制。但是我并不認為過去的舊形式是唯一的形式。過去的那種體制是過度的中央集權化了，也過分等級化了，而且是一級一級的、指令性的，企業的主要目標是為了滿足上面來的指令。西方有很多人去論述這樣一種計劃經濟，叫做民主的參與的計劃。在這種計劃方案中，所有受到影響的各個社會團體階層都有代表參與這個計劃的制訂，所以在制訂一個計劃時，會有不同的代表參與。比如說有消費者、工人、各個地區的代表以及環境保護等方面。在企業層次，一個企業的理事會不僅有管理者，還有工人、當地居民等。這個計劃決策是通過討論協商，最終由所有參與的各方集體討論決定出來的。我舉一個蘇聯的例子，因為我對蘇聯的情況比對中國的情況更了解。蘇聯的計劃體制對于生產產品是非常有效的，例如軍工產品、工業機器。比如說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建造地鐵的時候，用的就是蘇聯的建筑機器。因為蘇聯的建筑機器當時在全世界是最好的。另一方面，蘇聯的有些產品是非常劣質的，甚至根本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比如說眾多的消費產品都是這樣。為什么有這種不平衡、這種很大的差別呢？那些質量高的產品，大都是因為這些產品的消費者的權力比較大。制造飛機這類產品必須保證質量的上乘，因為如果制造不好，軍隊會非常不滿，而軍隊的權力非常大。當時這些工業部門的領導人權力非常大，只要他們下命令，就能夠有措施讓這些產品的質量制作得非常好。但是廣大的一般消費者在這個體系中權力很小。假如說工廠的理事會里有一些消費者的代表，如果消費品是衣服，而產品質量不合格的話，可以要求制裁甚至解雇經理。當工廠污染了當地的環境，如果有居民代表的話，也可以要求停止這種污染。我認為這樣一種制度不僅比舊的計劃經濟要好，而且也要比市場經濟要好。我曾經寫文章討論過民主計劃與技術進步的關系。我認為這種民主計劃的體制在提高技術、使技術進步方面不僅優于中央計劃經濟，而且比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要好得多。資本主義經濟自然也會造成技術進步，但是它提供的技術進步不一定能夠改善人們的福利。我的回答大致就這樣。
    提問四：市場經濟有很多版本，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是最好的，其他的市場經濟都不能與之相匹敵。請教授解釋不同的市場經濟之間的區別和聯系。
    科茲教授：新自由主義者的提倡者經常提出一些非常大膽的說法。新自由主義有很長的歷史。新自由主義在英語中是由“新”和“自由主義”結合在一起的，它是從十八世紀以及十九世紀的舊自由主義思想中復興出來的一種東西。當時的資本主義是從一些封建制度中發展出來的。亞當·斯密當時對一些封建制度的殘余帶有很強批評態度，他認為國家和政府在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就是新自由主義者們認為國家和政府阻礙經濟發展的思想的來源。最后封建制度衰落了，讓步給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但是世界歷史證明，不受調控的市場的放任發展會帶來很大的災害和損害。在二戰中，這種老的自由主義的想法被徹底否定和放棄了。二戰后，伴隨著西歐的社會民主制度的發展（在美國表現為福利國家制度），一種新的自由主義的版本出現了。這種國家強烈干預的資本主義形式，是整個資本主義所能表現出來的最成功的資本主義。在這種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當中，只有一個人反對，這個人就是在芝加哥的弗里德曼。弗里德曼一直主張國家應該從經濟中撤出，但在那個時期沒有人聽他的話。1970年以來，弗里德曼的觀點一下子成了西方經濟的主流，但是這種觀點跟市場經濟的現實是完全不符合的。當我們這個世界越來越朝著自由主義邁進的時候，市場經濟中曾經因為國家干預而消失的那些壞東西又回來了。我來講個例子，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我都是在教馬克思主義市場經濟學。我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教授馬克思主義市場經濟學的，這個時期還屬于國家引導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階段，當時我必須向學生解釋馬克思所講的資本主義和當時所存在的資本主義是不一樣的。馬克思所說那種資本主義之下的一些現象，例如長時間的勞動、降低工資等在當時的資本主義中并不是完全存在的。現在我再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時候，就不必做這個說明了，因為完全是一樣的，資本主義年輕時出現的那種現象現在都回來了。19世紀資本主義的那些特征，比如長時間的勞動時間、工資低下等都回來了，即使在美國都有這種跡象。所以，新自由主義所描述的這種景象和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我認為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這種經濟是最壞的市場經濟。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我對資本主義不感興趣，但是我認為資本主義也分好的版本和壞的版本。那我來談談為什么新自由主義描述現實那么走樣但仍然還那么受歡迎。這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理論是一個非常純潔的和內部非常一致的理論，它假定在市場經濟中所有的人都是完全獨立的，它描述了在整個社會里所有的人都能夠自由選擇，沒有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權力關系，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買賣和自由地選擇工作，而國家的行為則被看作是強迫性的、壓迫性的。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體現了一種非常純潔的信念，即每個人都是自由的。這種信念非常誘惑人；但他們的這種出發點和人類現實社會是有很大距離的。人是社會的人，人與人之間是互相依賴而不是互相獨立的。馬克思認為生產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社會的過程，比如說一個人在一個現代的公司里工作，他就不是獨立的，也就是說他要完全依賴于這個公司。又比如說一個人有他的技術，但是因為市場的變動，他的技術很可能就完全過時了、沒用了，也就是說他這個人完全被市場所控制了。我的看法是，只有社會主義的這種制度才是真正和人類社會現實相對應的。我認為只有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中，人們才能得到最大的自由，而如何得到這種自由呢，就是通過互相合作、和社會發生聯系，而不是個人獨立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