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講座綜述：黃土地域的農業革命與中華文明

（本網訊 通訊員三月雪）2009年11月1日下午，老田來到烏有之鄉大講堂做了一場題為《黃土地域的農業革命與中華文明》的講座。

老田，本名田力為，獨立學者，網絡思想家，高中畢業后曾當過三年職業農民，后考入武漢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畢業后在深圳外資企業打工，后進入一家國有企業做推銷工作，1999年開始專注于中國發展戰略與宏觀管理研究，他研究的主要思想源泉來自中國傳統思想資源和毛澤東思想，主要關注方向為國家發展的資源問題與基本的政治制度方面?，F已在南京師范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最近半年老田在百忙之中，抽出了些時間學習研究先秦史，因其著眼點不同，故得出了許多在當今學術界頗受爭議的觀點，本次講座老田在提出創新性觀點的同時也從中國歷史實際出發，總結了我們自己的農業經驗，同時也把他研究先秦這段歷史的一些很重要的感受和成果和諸位網友共同分享。

一、      黃土地的農業特點

老田認為：越是早期，地理條件對農業的限制越大，所以我國早期農業最大的一個限制就是黃土地。 在世界地形圖上，我們可以看到很奇特的現象：在北緯二三十度之間，全世界大部分地區是比較干旱的，唯獨中國較濕潤。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在最近的三百萬年以內，青藏高原強烈隆起后，對我國的氣候產生了很大影響，在西亞、非洲、美洲同緯度地域比較干旱，但我國濕潤，這里森林很多，因此是很難被開發的，這點在我國歷史上也可以得到驗證，就是在先秦江南地區的人口是很少，居民點也是很孤立的、零零散散的分布，而土地大片的開發是在華北平原，這里與西方相比，一是靠北，二是降水量較少，氣候較干燥，這樣的條件使得我們古代的­農耕­受到很大的限制，大概從最近幾千年以來人類歷史的一個重要的質變就是農業革命，此前人類主要以采集打獵為主的生產方式，到農業革命以后逐安定下來，目前我國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開始種植的居民點到上世紀90年代已經超過了一萬個，最密集的地區就是現在的山東、山西、河北、河南和陜西這一帶，即黃河流域，這個在地理條件上有一個很大的局限，那么我們列祖列宗是通過什么方式來超越這個限制的呢？

二、農牧業生產方式的競爭

由于人類早期文明，并沒有詳細的文字記錄，所以歷史的真相往往被掩埋于黃土之下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我們的農業在初秋戰國時代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整個人類歷史上還沒有哪個地方像中國這樣，大片的平原整個被農業人口占滿。在這個占滿的過程中我們也必然和非農業部落產生一些沖突。

老田認為，中國的農業人口占主導的過程分為兩步：

第一步即游牧部落被排擠出平原從而密集在山區。由于風調雨順的平原更適于農耕，而山區和干旱地區則較為貧瘠，所以中國古代史上的大多數戰爭都是在平原與山地的交界發生的。西周、趙國的強大就與長期與這些游牧民族作戰有關。

第二步就是多個農業文明在戰勝了游牧民族之后之間的斗爭。春秋時代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戰國時代三家分晉、魏趙遷都至平原，就是這一時期的典型寫照。

三、黃土農業社會的軍政成本上限

1．近東農民“耕一余三”，中國“耕一余三”

老田認為：先秦史中有一個很核心的問題就是戰爭和國家如何產生的問題。中國史有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即文明的產生。一般的文明標準主要有兩條，第一是社會已經產生分化了，產生了階級。第二是國家的產生，有了強制性的暴力。少數人掌握了暴力可以剝奪多數人。這個標準是從埃及和兩河流域的文明中產生的，公元前三四千年時，埃及和兩河流域已經有了較發達的大面積灌溉農業，所以一年糧產可以供三年食用。另外也會產生諸如漢莫拉比這樣的地主，同時也就會產生社會分化、城邦以及戰爭。這種高速的發展，在現代歷史上都算是極為罕見的，更不要提與直到漢代農業剩余率都只有百分之30幾的中國相比了。

2．“兩起兩落”的國家曲線：夏桀與商紂

在近東地區，無論是王國的產生、還是機器的完備、乃至戰爭的長期化都沒有損害其根本性的生產條件。然而在中國就不是這樣了，戰爭對基本的生產條件的破壞非常嚴重，這個對中國的政治演化是一個非常大的限制。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這個歷史經驗非常值得深思，夏商亡國，無不和他們在較低的農業剩余率下，肆意的抬高軍政負擔有關。

3．基層組織的完善與反向政治整合

從夏商周的更迭史上，我們可以看出，商周在初期，都非常的弱小。他們戰勝強國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在朝代末期，由于軍政的壓力遠超農民的供給能力，致使反叛者反向組織，共同反對夏桀商紂。

從夏朝到周朝這近兩千年時間里，中國的上層國家機器不完善，因為國家機器的完善會構成比較高的成本，很多人就容易在體制外動員起來進行反抗最后推翻政權。這就是中國的先秦史和西方大不一樣的地方，西方在農業革命以后很快就有灌溉農業，在非常發達的農業上就能夠養活一個政治上高度分化的國家機器，但這兩個階段在中國歷史上受到抑制。相反中國的基層組織，即作為一個耕作區的村落組織非常完善。從遠古時代，最開始孔子的一個描述是“大同”，實際上是一種公有制，到春秋時期，大同雖然已經瓦解了，但留下了“井田制”，實際上是土地公有私分，以家庭為耕作單位，但土地還是公有，緊密合作的基層還是存在的。只要有個非常殘暴的君主，有完備的國家機器，下面就會迅速造成許多公社水平的邦國的聯合，并很快形成足夠的力量把他推翻。

講到這里，老田認為中國歷史明顯的特點恰與西方人很認同的且現在被視為國際學術的規范和標準相反，中國文明的上層組織是很落后的，直到春秋戰國時期，才出現了比較完善的國家機器。這里，他還對當代的史學家產生了質疑“然而很多歷史學家對這個歷史事實不太能接受，這使他們在研究空間很容易走偏”，他舉了有人認為大汶口時期已經產生了社會分化，已經有了階級甚至還有私有制的例子。并認為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拿來的典范規范與中國的歷史現實有很大的落差，而這些歷史學家又不愿接受這些落差，想方設法曲解這些史料。

這些史料對我們理解先秦諸子的思想是個非常大的基礎。以前最惡劣的一種，像任繼愈編的《中國哲學史》說先秦諸子的時候，他就用唯物論、認識論、辯證法這三條脅迫他們的思想，其實他們沒有說這方面的內容，就算真從他們的話里解讀出這些內容，那也不是孔子老子他們本身的內容；另外一個就是硬要把中國的先秦思想同亞里士多德、柏拉圖這些人進行比較，其實他也不可比。真正可比的應該是各自的歷史背景。商代的時候群眾不支持上層的強化、政治化國家機器，把這個背景當作一個思想產生的基礎和來源的話，再推到孔子孟子老子，得到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樣的。

四、儒家對農業社會的認識

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是歷史變革的最終動力。但在中國這段歷史里面的特點就是生產力基本保持變不變，像木石工具在黃土地這樣的土壤上可以有較好的效果，早期出現的銅鐵就很少用來做農具。變化的是組織條件，老田把組織條件區分為兩個：一個是下層組織，它產生的原因是基層的家庭不足以應付各種意外的情況，使得必須有最低限度的村落水平合作。因為沒有一個合作的基層組織，農民就沒有能力應付各種意外狀況。相反這樣就會給商人、地主、富農及高利貸者提供各種機會，這很容易使農民與土地相分離，這種分離達到一定數量以后，就會對皇權政治的穩定產生根本性的威脅，這個問題從基層組織瓦解后的兩千年都沒有答案。所以這個也是解釋先秦的思想為什么沒有持久的生命力的一個根本原因。

那我們如何看待中西方的差別呢？在早期的無文化的歷史里面，最重要的一個討論是在人類學領域發生的，美國新進化論學派認為文化的替代是以開發環境能量的效率作為標準的，人均能量水平低的文化將要被人均能量水平高的文化所代替。這個反映到中國的歷史上主要是兩次農民和牧民之間的爭奪。第一次是從平原到山區，第二次是長城內到長城外。今天的史學家、考古學家、人類學家在研究先秦史的時候強調國家等政治方面，但先秦儒學基本上強調的是井田制、基層組織、生產方式的完整性。在中國歷史上質與量不統一，政治與經濟不統一。儒家強調井田制、強調生產方式的完整性，那么他就必然反對整個社會的比較高的分化，反對社會出現一個強有力的國家體系和常備軍制度。到漢代時很多儒生還堅持搞分封制，使統一起來的國家在中國歷史中長留。

但是他的很多問題意識和今天對比起來有很大的反差。中國從五四以來引進西方史學有近一百年，但到現在為止，在先秦時這個領域，一直還和儒家在爭論，儒家控制歷史不僅是從大同到小同這樣的歷史演變視野，他的控制非常徹底和全面，一直滲透到史料齊全的過程。

那么儒家對農業的認識究竟具有哪些矛盾之處呢？

1．“制禮作樂”：向社區放權；儒、道思想的背景

儒、道家的背景是周在東征以后解散了常備軍，實行了不以最高國家統治機器統治諸侯的政策。孔子非常欣賞周公“制禮作樂”，禮和樂的方式不是正規的管理和控制，它是通過集體的活動把大家的感情和利益整合起來，這在小圈子的村落里可以實施。就是不用法律和行政管制去介入整個的社會生產，最后是向社區放權的過程。儒家和后來法家的一差別就在這里。管仲、李悝、商鞅、韓非、秦始皇及李斯等上層組織基本上都實行王權強化過程?；鶎由鐓^瓦解，生產方式就不完整，流民很多，法家就想著用國家規范化的方式把農民的生產條件穩定住。他們的規范化搞了2000年多沒有成功，如王安石變法，諸如這些維護基層老百姓的生產條件的穩定性、抑制經濟精英都是從維護王權穩定性出發的。

2．國家形成晚：作為戰爭成本最小化的消極利益制度化結果

整個中國的上層國家機器是和戰爭成本最小化的打算有關系的，全國民眾認同統一的主要原因就是統一以后戰爭成本、安全成本下降了。但要認識到戰爭成本最小化并不能終止戰爭，如宋代南北朝時期長城防線就失守了。成本最小化表現在：（1）有共識的長期持久戰，而不是反殲戰。（2）實現部分村落的整合，易于反抗。（3）戰爭頻度下降。因此對待這部分中國歷史要與生產力使用的標準和范圍保持一定的距離，是當初的上層組織和基層組織及少數有抱負的人聯合扼殺，最后上層國家機器還是出現了是不得以。

3．政治與經濟相反的歷史：質與量相反

中國先秦農民窮，政治與經濟的發展方向是相反的，在經濟上看中國是很成功的（春秋戰國是人口超過2000萬），這是量，但在質的標準——完善的國家機器、良好的行政系統，中國是根本沒有的。中國的國家機器出現晚，但強度高。

老田認為：今天的史學界卻一心一意要把先秦的政治描述得多么先進，曲解史料。其實從史料的豐富性來看，中國重建先秦史的條件是最好的。我們完全可以從實際歷史出發來研究歷史。

五、三農問題研究與古代史理論

1．農業利益制度化的路徑與要求：根據地自我剝奪

前面提到中國農業擴張到這么大的地域，不能用生產力的發展來解釋，那么老田認為只有從組織層面去解釋，即由于當時具有特別完善的基層組織，因而特別適合生產和農業人口擴張及農業地域的擴大。

再從我國近60年的農業歷史來看，解放前基本是延續兩千年來的小農經濟，毛時代從1952年開始搞合作化，到1956年合作化基本完成，1982年以后搞分田到戶。這些給我們提供了不同的經驗來重新對照我們的歷史，如果說歷史能夠產生理論、能夠認識到規律性的東西的話，那么要有一個很基本的背景，就是在工業革命的農業社會里面，有什么選擇方案、制度方案使人們把握自己的命運，讓農業正常的發展。實際上這些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因此歷史也始終處于無理論狀態，最后就變成學者個人的嗜好而任意發揮。每個人都說一套且不同意其他人的，其實史學界沒有任何共識，更不用說在共識基礎上產生理論，對規律性進行概括。那么為什么會產生這種狀況？

在基層組織瓦解以后，法家2000年中一直想搞變法，把維護農民的生產生存條件的穩定性作為皇權政治的一個功能。比如王安石變法里的青苗法，這個是針對民間高利貸者，解決土地兼并的問題，青苗法就是官府每年課稅以后有余糧，就用這筆資金作為墊底，以低于民間的利息（20%）向老百姓放貸，但在這個過程之中，根本的問題解決不了，就是從官府到老百姓這個環節找不到強有力的依托，最后是地方官員強行讓百姓向官府借貸，而且隨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為了邀功，額外還有名目繁多的勒索，百姓苦不堪言。

那么不管是儒家還是法家，要搞井田制要有一個管理機構如何解決的問題，要限制資本對老百姓的損害，也有個執行機構的問題。雙方都困在這個問題上解決不了，在傳統的統治階級的環境和經驗里面，這個問題始終是無解的。

最近的經驗是共產黨革命。傳統的統治階級的基本依靠的是有聲望有能力文化的人辦事，中國共產黨干命的時候恰好吸引不了這些人，就不得不依賴沒有文化的人來辦事 ，它的特點是：（1）不具備按傳統統治方式來聯系農民的條件；（2）一走上井岡山就特別貧困：軍餉發不出來就實行供給制，傳統統治方式里的物質刺激，按報酬分等級沒有了；（3）敵強我弱，就必須“讓農民成為我們的靠山”，但不逼迫而是動員，走群眾路線。在紅軍內部也是這樣的，要激發士兵的自覺性，讓其當成自己的事。嚴格說就是政治上必須的平等。其他人為了生存不得不贊同毛澤東這個條件。老田稱其為“扁平化管理”，它是對傳統管理方式的根本性的革命，通過三大民主使經濟利益上的分配和政治權利相對均平。

因為農村恰恰是不以傳統統治方式的各種手段強制性為條件才能實現對農民的人力物力等資源的動員。所以共產黨在這方面成功了，這成功也是有條件的，即對精英階層的相對剝奪。最成功的像普及初等教育和基本醫療，而這兩個最成功的制度都沒有經過中共中央的討論通過，也不是毛本人提出來的，而是普通老百姓在實踐中提出來的。建國初的教育實際與國民黨一樣，政府有錢建點房子招學生，但要考。到文革時期，統治階級精英階層最倒霉的時候，既不能講條件又不能要好處。這時基層的創造性卻成功了，而且這并不是巧合，這兩個制度被全面性的推行而且取得重大成效，都是在文革形勢趨于穩定之后1968年底的事。1968年9月份全國山頭一片紅，各地省市革委會都已成立，到11月份《人民日報》發表了山東兩個小學教師的一封信，即“侯王健議”，該信“建議所有(農村)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國家不再投資或少投資小學教育經費，教師國家不再發工資，改為大隊記工分”，“教師都回本大隊工作”。 這個制度在人民日報討論了十五天，全國各地風起響應。但后來是當時的教育部高官們編了一本《當代中國的教育》，在里面抱怨很多教師被下放到農村里，受到了很大的迫害。

從這里可以看出很根本的東西，像教育醫療這種公共用品之所以能夠在那么窮的情況下得到普及，基本的條件是對精英基層的特權和超額利益進行剝奪。有了文革的實踐之后，再反過來看儒家法家的不足就很明顯：一直沒有辦法解決對基層，而且數量非常龐大的聯系農民、直接和農民打交道的實行行政的問題。毛時代的辦法今天的很多自由派的人是不接受的，因為老搞階級斗爭，用階級斗爭、群眾運動這種整治壓力來逼迫精英階層老老實實，他們對這有很大意見。只要具備對精英階層相對剝奪的外在條件，一個普通老百姓就能進行制度創新。而這個基礎性的條件跟政策制度和部門是有沖突的。我們的教育部衛生部反對當時的下放是有道理的，因為這是損害他們的部門利益及相關管理的相關從業人員的利益，他們的目標就是本部門的利益最大化，相關從業人員的利益最大化，他只要把這個目標確立，合作醫療肯定是要被他們廢棄的，教育肯定是要被他們辦成市場化的。

因此，從這里看，農業社會一個很根本的問題是，在低收入的生產方式中如何應用適當的技術把人民最深的、切身的痛苦解決掉。這和正規化的行政部門的運作邏輯是完全相反的。在人類史上能夠在文革中辦成，這從反面說明了如果不能對精英階層相對剝奪的話，反過來最需要的自主就沒法維持。

整個歷史按儒家的說法，從大同到有以井田制為依托的小康到最后井田制都不能維持了，是一條下坡路。后來我們看到小平、耀邦、萬里他們要分田要廢除合作醫療，其實他們代表的是歷朝歷代的大多數，統治階級解決不了的東西，他們也不想解決。農業社會的基本規律：統治階級的相對剝奪問題解決不了的話，多數人的生存狀態是沒有依托的。不管兩千年來儒生有多么真誠的呼喚井田制，但他們沒有復辟過一次。很基本的原因是他們從來不追究問題，總是學而優則仕總而言之，他們自己不愿意放棄高薪，在他們的視野，以他們的局限就根本提不出如何實現對精英進行相對剝奪的邏輯。而如何提出相對剝奪的邏輯呢，實際上農業社會的基礎性的條件是不能完善的，小農經濟的存在不是因為他的生命力強而是因為超越其上的經濟條件不容易達到。

反觀歷史，如果歷史真有什么理論的話，很顯然歷史學家的覺悟要提高，而非水平的提高。這20年來，按照小平同志的教誨：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確實，我們現在和西方基本的標準接軌了，但遺憾的是，中國歷史的實際和問題意識都被他們拋棄了。在這方面他們比儒家還落后，儒家至少承認沒有井田制生產方式不完整，他們連這個都不承認。

井岡山的經驗就是建立一套組織系統把底層的反抗愿望變成有效的人力物力資源的支持，從而組織起一股強大的造反力量把舊的統治階級埋葬。

最后老田講到：“合作化、相對剝奪、上下統一、高度合作永遠不會過時。”這一觀點，受到了在場聽眾的強烈認同，掌聲陣陣響起。

講座結束后，許多網友都反映，田老師的講座資料相當豐富、思想非常深刻，為我們架起了通向歷史和未來的橋梁。甚至和老田一起，犧牲了吃飯的時間，做出了長時間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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