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社訊：通訊員大漠孤煙）60年前，一個偉大的國家、一個偉大的民族橫空出世，毅然的站立在了世界的東方。60年的風風雨雨、60年的坎坷浮沉，無不讓每一個人都記憶猶新。而在我們頭腦里深深烙著的，無不是那激情澎湃的歌舞、那充滿力量的文字所帶給我們的美好記憶；當然其中也不乏惡毒的誹謗和無端的污蔑，這一切究竟是緣何？又將向何處發展呢？

2009年11月1日下午，烏有之鄉就這些問題邀請了黃紀蘇和祝東力作了題為“60年中國文化和知識分子問題”的講座，來和各位熱心的聽眾，交流以上問題。

黃紀蘇：社會學家、劇作家，現任《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副主編。曾編創劇本《愛情螞蟻》、《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切•格瓦拉》、《我們走在大路上》等，是《中國不高興》一書的主要作者之一。以思想深刻，視角獨特，語言詼諧辛辣著稱。

祝東力：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所《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社副主編，現任《中國藝術年鑒》副主編、研究員、碩士研究生導師。翻譯《西方學者眼中的西方現代美學》、《米哈伊爾•巴赫金》，撰寫《精神之旅――新時期以來的美學與知識分子》等。以思想深刻，視野開闊宏大，邏輯清晰著稱。

祝東力：近代以來，中國精神前進的軌跡從宏觀來看，從鴉片戰爭之后，幾十年的精神是非常萎靡的。而康梁維新則開始迸發出了蓬勃的中國精神。而60年的中國文化，則是大背景下的新格局。這60年的文化，則是延安精神與中左翼文化的合流。其中以延安文化起支配作用。當時以延安文化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具有三大顯著的特征即：樸素、剛勁和高亢。這三點正符合了中國革命斗爭的歷程和特征：代表勞苦大眾的樸素，中國革命一掃宋朝以來的柔弱的剛勁，以及抱有理想主義色彩的高亢。而這些方面也同樣表現在新中國成立初的各個領域的建設成就：人民英雄紀念碑，北京火車站等北京十大建筑以及國慶獻禮片等，文化出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可以說1956年前后中國文化是在一個比較寬松的環境中進行的，沒有更多的行政限制。但是隨著中國工業化的進程，國家需要借助計劃這種帶有政治色彩的手段來干預工業建設，從而也影響到了文化環境。特別是1957年之后，產生了文化需要寬松和計劃經濟干預的矛盾，在當時那種環境下還是誕生了偉大的文化作品，以大型音樂史詩《東方紅》為例，堪稱經典之作，相當震撼而又大氣磅礴，短短50天時間3000多人的規模不是用錢能堆起來的，這中間沒有情緒的熱情飽滿和獻身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1966年以后文化領域被過多注入政治色彩，認為對文化的環境有了過多的壓制，對于文化領域傾向做了不客觀的判斷。祝東力提出：文化也需要生態平衡。認為水至清則無魚，太多人為干預不利于文化發展，文化不可能只有黑和白兩種顏色，文化應該有灰色地帶存在，用行政權力手段干預反而會形成反彈，應該允許文化領域的先進和落后，神奇與腐朽的存在，認為文化有自我調節，自我平衡的功能。導致前三十年的最后十年文化泡沫的出現和最后破滅。同樣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特別是九十年代后也體現了文化的萎靡不振，泡沫出現，失去了理想和信仰的文化必然導致精神的淪喪，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錢和物欲，這時期也幾乎沒什么好作品問世，精神的全面下沉不可能有好的作品誕生。

期間，黃紀蘇老師也和祝東力老師一起論述了相似的問題。他對中國近現代文化也有類似觀點，他更強調一種大趨勢、大框架：1949年前一百年和之后的60年這么一條路徑，是從民族的救亡圖存到文化的創新改革的路徑。是中國文化開始走向底層化、群眾化、民族化的路徑。隨著時間推移，群眾文化逐步轉向官方文化，文化方式更加僵化，過多的強調了官方的意識，用中國革命時代的特征影響文化。特別是文革時期的極左思潮影響了文化的發展，過多的強調了斗爭的需要而忽視了百姓的普通情感的表達，反而過多的透支了革命的文化激情，形成反彈。所以當改革開放之初以鄧麗君為代表的港臺文化沖擊中國文化的時候，一切就變得那么猛烈和突然，所以黃紀蘇老師認為文化藝術也應更多的考慮普通人的感情需求，適當照顧個人幸福、個人感受。前三十年國家任務主要是國富民強，強調集體主義，中央集權，強調高度政治化，強調愛國主義和主觀能動性，更多的是一種集體行為而少有個人主義的東西，強調走集體主義的文化道路，但是改革開放之后更多的強調個人的奮斗，以無數個人的比追我趕達到全民的奮發向上，所有的人加緊了學習和努力，更多為改變個人的命運，所以此時的奮斗更多帶有個人主義色彩，文化也表現的更平民化，涉及愛情等敏感話題也更坦然，敢于表達。但是就像之前透支革命激情一樣，改革開放特別是九十年代后也出現嚴重的透支情況，文化全面崩潰，貪污腐敗嚴重，精神極度萎靡墮落，個人信仰陷入危急，當畸形的社會心態發展成普遍現象后，文化領域的蒼白也表現出來了，黃紀蘇例舉汶川地震和北京奧運會，中國的兩件大事，但是幾乎沒有出讓人印象深刻，能久久回味的文化作品，恰好反應了這個時期文化的全面缺失。

關于講到知識分子問題，兩位嘉賓也談到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態度問題。那么如何看待近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呢？從知識分子因不滿意國民黨的壓迫跟隨共產黨到最后懷疑共產黨，正反應了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從30年代的延安一路走來，知識分子比之工農群眾的認識，其實是不清醒的，他們越加的難以確認自己的方向，失去了勇氣、出現了挫敗感；失去了目標、出現了受騙敢。從信仰共產黨的自由民主政策到埋怨共產黨內部的貪污腐敗問題，如果更多的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和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的話，知識分子理應多的反思現狀問題的根源，追溯革命時期的光明。無論現在的社會是否已雜草叢生、魑魅橫行，我們作為知識分子，都要認清歷史，認清歷史曾經的輝煌和榮耀。否則將會在歷史上徹底否定自我、埋葬自我……

另外從歷史來看，在建黨前期知識分子就是黨的一部分，包括建黨前期的北京上海等處的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五大書記也基本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和黨一貫是一脈相承，榮辱與共，相輔相成的，從三四十年代對中國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到建國之后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貢獻，都反應了知識分子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重要一部分。也正是有了我們先輩那種建立在知識和智慧和意志上超越小我、融入時代的大責任、大道義才有了革命的無上榮光。

但知識分子也同樣具有脫離實踐、脫離生產、好高騖遠等缺點。這些缺點，也正是當代知識分子越來越多的問題的根源。這就要求我們像毛主席一樣，與現實、與實踐、與工農相結合，把自己植根于群眾中，成為有知識有智慧有意志有責任有道義的工農！

本次講座兩位嘉賓侃侃而談，縱論古今，觀眾反響非常熱烈熱烈。講座結束后，嘉賓也應邀與很多熱心聽眾做了深入的探討，令人受益匪淺。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