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講座主題：當代中國是否需要民族主義？

主講人：林治波

時間：2004年11月14日星期日上午9：30

地點：烏有之鄉書店

以下為講座演講稿。

當代中國是否需要民族主義？

林治波

提要：民族主義是一種積極進取的思想意識和精神力量。民族主義能夠激發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能夠號召、動員、凝聚本民族的力量向著偉大的理想邁進。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處于振興和崛起進程中的國家，要克服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離開民族主義的旗幟是不可想象的。

從國際局勢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趨同化，這種趨同化并沒有導致共產主義式的天下大同，反而損害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并給他們固有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特色帶來危機；美國的霸權主義有增無減，并派生出單邊主義、新保守主義、新帝國主義等新的特征，對主權國家和現行國際法體系構成嚴峻挑戰；世界安全局勢不容樂觀，美國、英國、日本、俄國、法國、澳大利亞等國紛紛提出先發制人戰略，增加了國際不安全因素。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如果沒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沒有維護自身利益的利器，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從國內情況看，一些人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沾染了濃厚的買辦意識和洋奴思想，貶損自己的民族，輕視自己的傳統，竭力鼓吹民族虛無主義，主張一切以西方價值為準則；一些買辦性的既得利益集團正在吃里扒外，嚴重損害國家利益。這是對改革開放的異化，背離了改革開放的本來目的。另一個問題是，隨著經濟的多元化和社會形態的變化，傳統的意識形態已不能完全適應新的形勢，而新的思想信仰和價值觀念尚未完全形成。在這種情況下，民族主義恰恰是用以凝聚、整合全民族的精神和力量的紐帶。

一個大國的崛起會改變既定的國際秩序，難免會引起國外的擔心和警惕。這種擔心和警惕是逐步得到消解，還是變為中國崛起的阻力，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中國的政策。惟其如此，中國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和平崛起，首先表明中國要崛起，要堅定不移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其次表明中國要和平地崛起，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崛起方式，是中華民族對和平的戰略性承諾。在這一背景下，中國不能實行極端、狂熱、狹隘的民族主義，而必須奉行溫和、理性和開放的民族主義。

溫和就意味著不極端。中華民族是溫良的民族，奉行“以和為貴”和“中庸之道。溫和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平和大度的，可以與別的國家、別的民族和平相處的思想意識，它將自己對民族的熱愛深植于內心并化作切實的、持之以恒的行動，而并不需要“日本人不得入內”這樣極端而煽情的口號。

理性就意味著不狂熱。當有人把當年義和團的方式繼承下來，發揚起來，以毆打外國留學生、沖擊日本料理店來表達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感的時候，我們要明確地作出判斷：這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我們要與這種狂熱劃清界限。

開放就意味著不狹隘。它不是狹隘地抱殘守缺，而是具有兼容并包的雅量，在繼承優秀傳統文明的同時，敞開胸懷吸納世界上一切優秀的文明成果為我所用，使自己強盛起來，并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貢獻。

溫和而不極端，理性而不狂熱，開放而不狹隘，這便是和平崛起的中國所需要的新民族主義。這種新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在內涵上大致統一，在外延上幾乎重合，這種新民族主義既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

本文總的觀點是：中國需要民族主義，但中國需要的是溫和、理性、開放的民族主義，而不是極端、狹隘和狂熱的民族主義。前者需要提倡，后者需要防止。

（一）一些青年在互聯網上鼓吹民族主義，攪動了那些號稱“自由派知識分子”們的酣夢。網上的消息傳到公寓里、學院中，那里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立刻大嘩。于是憂心忡忡，口誅筆伐，打棍子、扣帽子，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狹隘、極端、危險，糟得很。”不要說中間派人士，即使一些民族主義青年，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風雨的議論和責難，也跟著氣餒起來、動搖起來，開始懷疑自己的“主義”是否真的很“糟”。

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真的是狹隘、極端、危險，糟得很嗎？

還是讓我們認認真真地剖析一番、思考一番，然后再作出判斷吧。

（二）什么是民族主義？這是一個模糊不清、很難定義的概念。其實，很多事情都是這樣：你如果不深究，似乎每個人都知道它是什么；但若想說清說準，給它一個嚴謹的定義，卻是很難。

梁啟超先生指出：“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于世界也，國之獨立。”

梁先生所說的這種民族主義，顯然是指弱勢國家的民族主義，其根本宗旨在于實現和捍衛民族獨立。中國的民族主義正是弱勢國家的民族主義，它以整個國家為主體，主要是針對外國而非國內兄弟民族。其構成要素似乎包括愛國思想、漢族認同、中華文化的自豪感、復興民族的抱負，以及對分裂祖國勢力、外國反華勢力的反對和抗拒等等。

實際上，民族主義有兩種情況：弱小受欺時，民族主義是一種反抗，求民族獨立、求民族尊嚴、求國家統一，這往往來自于求生的本能和對祖國、民族的熱愛；實力強盛時，民族主義極易演變為大國霸權主義、民族沙文主義，這通常來自因實力超群而產生的傲慢和野心。

美國的民族主義常常表現為大國霸權主義，蘇聯的民族主義常常表現民族沙文主義，日本的民族主義常常表現為軍國主義，而中國的民族主義則常常表現為對外敵的反抗。這說明，強勢國家的民族主義往往帶有進攻性，弱勢國家的民族主義則帶有防御性。前者是違背道義的，后者是符合道義的。

強國不喜歡弱勢國家搞民族主義，甚至不遺余力地誣陷詆毀他國的民族主義，因為他國的民族主義會阻礙他們的霸權主義和價值觀的輸出。這就是他們自己在大搞民族主義的同時卻對他國的民族主義進行妖魔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即所謂“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點燈”。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和媒體人士跟在西方保守主義者后面詆毀中國的民族主義，要么是頭腦糊涂，要么是別有用心。

近代以來，實現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就一直是民族主義追求的理想。民族獨立、國家主權一旦實現，又會成為呵護民族主義的襁褓，兩者相輔相成。當今世界，民族國家、主權國家是基本的生存單元，維護國家的主權和獨立，是一個國家的至高準則。西方一些國家所謂“人權大于主權”的說法是一種偽善的雙重標準：當他們想攻打某個國家時，“人權大于主權”就成了他們的堂而皇之的理由；而當第三世界窮國的公民要到他們那里享受一點人權的時候，他們卻連忙以主權國家的姿態緊緊地關上自己的大門。這是典型的雙重標準。

（三）民族主義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事外。民族是人類基本的生存單位，民族國家是基本的主權單位。在今天的世界上，誰能脫離民族而生存，誰能脫離國家而存在？有些中國知識分子追隨于西方保守主義者之后，竭力將中國的民族主義妖魔化，但他們忘記了，倘若沒有中國的民族主義，沒有像林則徐、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等民族主義者，以及他們領導或參與的波瀾壯闊的民族革命，哪里會有中國的獨立和解放？哪里會有今天和平崛起的中國？

一個人可以具有不同的身份。比如，你可以是某個國家的公民，同時可以是某個黨派的黨員，還可以是某個宗教的教徒。但不同的身份之間往往不是并列的關系，而是有主次先后的。通常情況下，人們首先會強調自己是哪國人，然后才談得上是哪個黨派、哪個宗教。中國與蘇聯、越南擁有共同的意識形態，然而當相互之間發生利益分歧時，民族尊嚴與國家利益的重要性顯然超越了意識形態的重要性。這也印證了，你首先是一個中國人或蘇聯人、越南人，然后才是一個共產黨人。對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公民而言，道理也是一樣的：他們往往首先是美國人或德國人或法國人，然后才談得上是某個宗教的信仰者。當然 ，這一狀況并不是永恒的，但在超民族、超國家時代沒有到來之前，或者說在“天下大同”沒有到來之前，民族與國家利益是決定人們思想和行為的至高準則。違背這一準則，就意味著對民族和國家的背叛。

（四）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這是兩個相互交叉而容易混淆的概念。有的時候，民族主義就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就是民族主義；但兩者畢竟是有所區別的。英國政治學家米諾格（Ｋenneth Minogue）試圖對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作出學理上的區分。他認為二者的區別在于愛國主義是熱愛現實的祖國，因此主要表現為抵抗外來侵略以捍衛現實存在的祖國；而民族主義則是致力于現實祖國尚未達到的理想目標。筆者以為，民族主義不僅致力于現實祖國尚未達到的理想目標，而且對本國本民族的歷史和自己祖先的優良文化傳統采取尊崇的態度。因此，民族主義是一個比愛國主義更廣泛也更深遠的概念。

（五）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所表達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并不矛盾。民族主義是對外的，民主主義是對內的；對外應以民族主義爭國權，對內應以民主主義修人權。有人指責民族主義者思想左傾，實則未必。以本人為例，非但不反對民主政治，恰恰主張民主、法治和人權。渴望自己的祖國強盛起來，獲得應有的地位和尊嚴，是民族主義者的根本理想，而實行民主、法治和人權，恰恰是通往這一理想的最佳途徑。在筆者看來，一個國家理想的狀態應當是：對外要相對強硬，橫眉冷對千夫指，捍衛國權；對內要相當柔和，俯首甘為孺子牛，善待同胞。

（六）一個人總要有點陽剛之氣，一個民族更要有點陽剛之氣。“當然，在一切斗爭中，應戰的人都有被擊敗的危險，但這難道能作為不抽刀應戰就承認失敗、甘受奴役的理由嗎？”這是恩格斯對懦夫的詰問。古今中外的無數事實已經告訴我們：在狼的面前，不甘于作羊，命運是不一定的；而甘于作羊，命運則是一定的。俄羅斯有諺：“你要變為綿羊，狼是不反對的。”狼所反對的，是羊也變成狼，甚或變成打狼的獵手。

近代中國陷于任人宰割、飽受欺凌的悲慘境地，原因固然很多，但中國人性格的衰弱當為其中之一因。幾千年的君主專制社會嚴重壓抑了中華民族的性格，自卑、奴性、忍氣吞聲、逆來順受成為我們民族性格中揮之不去的劣根。在新的世紀里，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這種劣根性必須加以根除。

“以和為貴”是中國人的生存哲學。這種哲學對于化解矛盾，息事寧人，塑造平和寬容的民族性格，乃至于維持社會的穩定和諧，都是有益的；但是倘若我們對這一哲學的信奉過了頭，就失去了平衡。陰陽平衡是事物的規律，只和而無爭，斷難維持長久。在中華五千年歷史上，一個個橫空出世的強大王朝，總是以一群英雄豪杰的強悍姿態開其端，而畫上句號的，往往是一些弱不禁風的陰柔天子。秦朝的一統天下，漢朝的勇猛出擊，唐朝的鼎盛氣象，明朝的光復漢治，清初的開拓疆土，無一不是積極進取的結果。這是歷史的規律。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歷史也同樣能夠證明這一點。我們陷入歷史的低谷，淪落為半殖民地的悲慘境地，固然是因為我們經濟落后、實力不濟，但在很多時候實力不濟并不能成為屈辱挨打的借口。1885年中法戰爭，我們打了勝仗，結果還是簽訂了屈辱的不平等條約；1894年甲午戰爭，我們的北洋水師裝備并不落后，但還是被日本的聯合艦隊打得全軍覆沒。為什么？因為內心深處的自卑情緒和失敗主義使很多官兵喪失了必勝的意志和勇氣。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運動以后，中華民族開始了民族覺醒，對外敵的壓迫不再忍氣吞聲、屈辱求和。這至少標志著中華民族開始了精神的復興。試想，如果沒有偉大光榮的抗日戰爭，如果沒有橫刀立馬的抗美援朝戰爭，如果沒有中國人民解放軍保衛邊疆的自衛反擊戰爭，中國哪里會有今天的國際地位？歷史已經告訴我們，落后要挨打，軟弱也要挨打。大宋王朝并不落后，經濟繁榮、科技發達、人文鼎盛，不但在東亞，就是在全世界也是遙遙領先的。但是由于不尚武、不強悍，這個富甲全球的龐大王朝在落后的少數民族的進攻下不堪一擊，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國都淪陷，皇帝被俘，留下了貽笑天下的“靖康之恥”。西方人信奉實力，在近代以來西方人主宰的世界秩序中，一個沒有強大力量、沒有英雄氣概的民族不但不會贏得尊重，反而會招致侵略和欺凌。弱肉強食是動物的基本生存法則。不管人們用怎樣美妙的詞藻描繪人類的文明歷史，實際上弱肉強食也一直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生存法則之一，侵略戰爭就是人類社會弱肉強食的最高形態，這就使得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中也散發著血腥的氣味。我們可以不喜歡這種血腥的法則，但我們卻不得不去適應它。

環視全球列強，無論美、俄、德、日，無一不是強悍尚武之國。古往今來的歷史經驗都說明，成就一件事情乃至振興一個國家，僅有智慧是不夠的。靠著智慧可以制定方案，而實現方案需要行動，行動無一例外地會遇到種種艱難險阻，沒有披荊斬棘、一往無前的勇氣和力量，再好的方案也實現不了。這就如同一個人的成才一樣，既取決于智商，更有賴于情商。國家亦然。國家的情商是什么？主要的就是國家意志是否堅強，民族性格是否驍勇。日本的強大乃至韓國的振興，都足以為我國之鏡鑒。我們有些學者、官員，一聽到外國人吵作中國威脅論，就擔心得要命，不敢這樣、不敢那樣，非要人家說你好才感到身心舒泰，這種心態是沒有出息的。漠視外國人的對華態度固不可取，但過于重視外國人的態度，也大可不必。這里不妨重提那句老話：“走自己的路，讓他們去說吧！”

（七）衰弱的中國需要民族主義，崛起的中國同樣需要民族主義。當年，衰弱的中國需要民族主義來反抗帝國主義列強的欺凌壓迫；今天，崛起的中國需要民族主義來排除前進道路上的種種障礙。民族主義是一種積極進取的思想意識，是一種凝聚力、號召力、動員力。民族主義具有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自強意識和趕超意識，能夠激發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能夠號召、動員、凝聚本民族的力量向著偉大的理想邁進。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處于發展中、崛起中的大國，國際反華勢力是不懷好意的，是千方百計要加以阻撓和打壓的。要克服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離開民族主義的旗幟是不可想象的。在這個問題上，曾經到中國講學的英國哲學家羅素的說法倒是比較實在，他說：“我不主張提倡民族主義，但若那些愛國的中國人反問我：‘不提倡的話何以圖生存？’我卻也無言以對。”

如果有人以為，放棄自己的民族主義而遵循西方價值觀行事，就會得到西方國家的善待，那他就錯了。俄羅斯為了建立西方式的政治經濟體制，不惜實施休克療法；普京上臺后，在對外政策上十分遷就歐美，結果怎樣呢？結果是歐盟東擴、北約東擴，直逼俄羅斯邊境。格魯吉亞、烏克蘭大選爭執的背后，無不隱藏著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不良企圖。西方千方百計地向一些不同體制的國家推銷自己的價值觀，其目的并不是讓它們強大起來，而是讓它們半死不活，成為自己的附庸。現在該是俄羅斯人反省的時候了：你們從盲目跟隨西方的巨大“政治工程”中得到了什么？倒是你們戒備和防范的中國在真心實意地和你們友好相處，還是和中國建立友好關系吧。

（八）民族主義是中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從這個意義上說，羅素的說法今天仍有現實意義。當前的世界形勢有三大特點：一是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趨同化，但這種趨同化并沒有導致共產主義式的“天下大同”，反而嚴重損害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并給他們固有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特色帶來生存危機。二是美國霸權主義有增無減，并派生出單邊主義、新保守主義、新帝國主義等新的特征，對主權國家和現行國際法體系構成嚴重挑戰。三是世界安全局勢不容樂觀，局部戰亂與動蕩此起彼伏，美國、英國、日本、俄國、法國、澳大利亞等國紛紛提出“先發制人”戰略，增加了國際尤其是中國周邊的不安全因素。上述各國先發制人戰略的提出意味著，在亞太地區、在中國周邊、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當中，不搞先發制人的國家惟有中國一家。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如果沒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沒有維護自身利益的利器，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至迷失自我，如何自處于世界動蕩之秋而不至陷入被動？

（九）民族主義是我們凝聚民族力量的紐帶。從國內情況看，有幾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一個問題是，有些人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沾染了濃厚的買辦意識和洋奴思想，貶損自己的民族，輕視自己的傳統，竭力鼓吹民族虛無主義，主張一切與西方接軌，一切以西方價值為準則；一些買辦性的既得利益集團和他們的代言人，正在吃里扒外，為了一己之私，不惜損害民族工業和國家利益。這是對改革開放的異化，背離了改革開放的本來目的。

另一個問題是，我們還沒有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現在，臺獨勢力甚囂塵上，釣魚列島和南沙群島的一部分尚被外國霸占，國際反華勢力千方百計阻撓中國統一。而我們抗拒反華勢力、實現祖國統一大業靠什么？固然離不開飛機導彈，但更具有根本性的力量，是我們對祖國的熱愛，是我們對民族文化、民族傳統的深摯情感和強烈認同，是億萬中華兒女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不懈追求。一句話，實現祖國統一大業，要靠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正如周恩來所說的：“我愛我們的民族，這是我們自信心的泉源。”

還有一個問題是，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成分正在多元化，社會形態、生活方式與思想觀念、價值觀念都在發生深刻變化，傳統的意識形態已不能完全適應新的形勢，而新的思想信仰和價值觀念尚未完全形成。在這種情況下，除了民族主義，我們還能用什么來凝聚、整合中華民族的精神和力量？

（十）中國民族主義的重新興起，是綜合因素作用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經濟實力與綜合國力的提升使中國人自信心增強；傳統的僵硬的意識形態逐漸淡出社會，給民族主義以“思想的空間”；與外國交往的日益頻密導致摩擦頻率的提高，特別是日本右翼勢力歪曲侵華歷史，給中國人以強烈的刺激；中國人在接觸國際社會后對自我身份的重新思考及再認識等等，都是導致民族主義重新興起的原因。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是一個順理成章的結果。

（十一）中國的崛起需要溫和、理性和開放的民族主義。一位觀察家寫道：“中國的崛起就像另外一個太陽進入了太陽系，她影響著這個系統的重力以及磁場，也影響著周邊的每一個小星球。……中國崛起之后，每個人都要重新計算自己的政策得失。” 在這樣一種氛圍下，外國特別是現行國際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對中國的擔心和警惕是可以理解的，這種擔心和警惕是逐步得到消解，還是變為中國崛起的阻力，既取決于利害關系，也取決于中國的政策。惟其如此，中國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和平崛起”的基本特征是：與世界各國和平共處、友好相處；依靠自身力量，通過制度創新、科技進步提高國民素質，實現社會的自我完善；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尋求不同文明的共同價值核心，避免因物質和偏見引起的沖突，妥善處理因利益引起的沖突，爭取國家間的雙贏和多贏，在全人類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

和平崛起，首先表明中國要崛起，要堅定不移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其次表明中國要和平地崛起，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崛起方式，是中華民族對和平的戰略性承諾。中國的和平崛起將為國際關系的歷史帶來新的范例和素材，證明人類可以擺脫侵略戰爭的野蠻方式，而以理智的態度、和平的方式處理好國家間矛盾和沖突的難題。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必須也必然奉行溫和、理性和開放的民族主義。

（十二）溫和、理性、開放，應當成為中國當代民族主義的主要特征。

溫和而不極端。中華民族是溫良的民族，奉行“以和為貴”和“中庸之道”，對于這樣一個民族來說，奉行溫和的民族主義不是難事。溫和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平和大度的，可以與別的國家、別的民族和平相處的思想意識，它將自己對民族的熱愛深植于內心并化作切實的、持之以恒的行動，而并不需要“日本人不得入內”這樣極端而煽情的口號。

理性而不狂熱。民族主義中的確存在著可能的非理性因素，民族主義者容易在維護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的同時，產生孤立主義、對抗意識和保守排外的思想傾向。中國歷史上典型的非理性民族主義，當屬義和團。毫無疑問，義和團運動是一場愛國運動，是在祖國遭受列強欺凌踐踏的苦難中挽救民族危機的正義行動；但其對洋人洋貨洋文化不分青紅皂白的打砸排斥態度，是盲目的、非理性的，義和團為此付出了毀滅性代價。當有人把當年義和團的方式繼承下來，發揚起來，以毆打外國留學生、沖擊日本料理店來表達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感的時候，我們需要仔細地甄別，這是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這個時候，我們應當旗幟鮮明地作出回答：這不是理性的民族主義，也不真正的愛國主義，我們要與這種狂熱劃清界限。

開放而不狹隘。真理再走一步就成了謬誤。如果我們對自己的民族的熱愛過了頭而導致狹隘的優越感，則這種民族主義就有被人利用為反對改革開放的武器的危險性。筆者在此強調，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不應該狹隘地固步自封，而應當具有兼容并包的雅量，在傳承中華文明優良傳統的基礎上，樂于接納人類普世價值，大力倡導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不應該狹隘地抱殘守缺，而應當敞開胸懷吸納世界上一切優秀的文明成果為我所用，使自己強盛起來，并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貢獻。

溫和而不極端，理性而不狂熱，開放而不狹隘，這便是和平崛起的中國所需要的新民族主義的主要特征。這種新民族主義，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它與愛國主義在內涵上大致統一，在外延上幾乎重合，其本質是防御性的，而非侵略性的。中國文化的本質特征是“以和為貴”，溫良恭儉讓是中國人性格的主流特色，在國際問題上尤其如此。可以說，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介于極端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是一種“中庸之道”。其基本追求，是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維護中華民族的民族尊嚴、國家利益與國際地位，希望世界上其他民族能以平等待我，不具有侵略性和擴張性。那些鼓吹中國威脅論的人，要么是對中國的無知，要么是居心叵測。

（十三）人當自強，國更當自強。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只有強盛才能贏得尊重。當然，理想的狀況是強而講理，那樣才能讓人口服心也服。美國固然很強，但它有時候太霸道，不講理，世界上許多人許多國家對它不服氣，甚至產生了強烈的反美情緒。人們希望出現一個富而為仁、強而不霸的國家，奉行溫和、理性、開放民族主義的和平崛起的中國，應該也可能成為這樣的國家。

（十四）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絕非洪水猛獸。一些以“自由派知識分子”自居的人，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痛恨中國的民族主義，視之若洪水猛獸。他們的手法是以“理性的姿態”將中國人當中的過激言行，如向趙薇潑糞事件、深圳一家飯館的“日本人不得入內”事件等等，加以集中、渲染和放大，然后口誅筆伐，恨不能鏟干滅凈，除之后快；與此同時卻無視日本右翼勢力迅猛膨脹的基本事實，竭力淡化日本右翼勢力的影響，聲稱日本右翼力量很小很小，“在日本人口中不過是個零頭”。他們如此這般無非是想證明日本很純潔、很無辜，而中國卻存在著“極端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狂熱，這樣一來他們便有了批判撻伐的堂而皇之的口實。筆者以為，在這個問題上，先不要忙于大張撻伐，而是要弄清目前的中國究竟有沒有極端和狹隘的民族主義狂熱？

誠然，在中國社會尤其是青年人當中，的確存在著針對日本的過激言論，這種現象的存在與中國人對日本的嫌惡感相聯系，其實質是針對日本新軍國主義和反華言行的一種反對性和情緒化表達，并不具有實質的侵略性和威脅性。中國人民是寬厚善良、通情達理的，持極端和偏激看法的中國人并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針對某些國家、某些洋人的反華歇斯底里，一些中國青年言詞激憤，看似調門很高，而實質上他們所主張和要求的，不過是維護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而已，不過是要求其他國家、其他民族能以平等待我而已。這種言論主張，與日本右翼勢力的軍國主義言論有著本質的不同。中國壓根就不是一個具有侵略性的國家。在中國，倡導侵略擴張的言論不可能得到普遍響應，中國不存在極端和狹隘民族主義發育和蔓延的土壤，這是由中華文明的本質和中國的國民性所決定的。

（十五）在中日關系問題上指責中國民族主義的人，恰恰應當受到質疑。他們的一個問題是完全回避了日本的挑釁與中國的回應之間的因果關系和是非界限，也不解釋為什么中國人對別的國家沒那么嫌惡和反感，而唯獨對日本如此。他們為什么不想想，一個以德報怨、寬大為懷的民族今天何以對日本如此憤憤不平？難道中國人天生就有仇恨日本的基因嗎？中國人的情緒難道是空穴來風嗎？過激的言論固不可取，但抹殺了事情的因與果、是與非，就失去了說理的基礎。

他們的另一個問題是以“超國家主義”的姿態出現，似乎自己是沒有國籍和民族的自由主義公民；而被他們奉若神明的洋人卻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是哪國人，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民族的利益，甚至在為謀求全球霸權而殫精竭慮，不遺余力。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詛咒弱勢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同時，卻對美國攻打伊拉克、日本政治右傾化持贊賞或寬容的態度，他們不希望中國人有實行正當民族主義以捍衛自身權益的自由，卻希望給美國以蠻橫推行霸權主義的自由，希望給日本右翼勢力以歪曲歷史顛倒黑白的自由，這是什么邏輯？要知道，對于美國繞開聯合國攻打伊拉克之類的事情，不但是曼得拉、卡特等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們反對，就連西方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也是不贊成的，而我們的一些人卻追隨在西方極右勢力屁股后面起勁地鼓噪。至于這些年來中日政治關系不好，其責任明擺著在日本方面，連日本外相和一些日本媒體、日本學者也公開承認這一點。但《南風窗》的一篇文章卻指責說，是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打通了中日之間充滿血與火的歷史隧道和爭吵不休的現實”。這是典型的倒果為因、顛倒黑白的歪理邪說，與日本反華極右分子石原慎太郎的觀點如出一轍。這種抹煞是非的胡言亂語是來源于昏聵弱智，還是利令智昏？是方法有誤，還是屁股坐錯了地方？

（十六）在一個民族通往復興的道路上，離開了精神的復興，就不可能到達成功的彼岸。在當今這個并不太平的世界上，在超級大國大搞霸權主義的世界上，在全球化逐步淹沒各國文化特色的情況下，在民族國家、主權國家仍然是基本的生存單位和利益單位的情況下，在我們新的精神信仰尚未完全形成的情況下，在祖國統一尚未完成的情況下，我們需要弘揚溫和、理性、開放的民族主義，需要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當今中國，這種民族主義和民族精神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太強而是太弱，不應受到批判和遏制，而應大力提倡和培育。時代呼喚中國人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熱愛祖國而不走極端，堅守理性而不盲目狂熱，學習先進而不妄自菲薄，做溫和、理性、開放、具有堅強民族精神的愛國者。當千千萬萬的中華兒女成為這樣的愛國者的時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想就一定能夠變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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