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2020年9月，莫迪政府頒布了三項新自由主義農業法案。法案隨即引起印度農民群情激奮，群起響應，示威運動持續一年有余。資本下鄉、債務陷阱、農業產業化、新封建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在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中交織在一起。2021年11月，莫迪宣布廢除有爭議的法律。

　　然而，近日數以萬計的印度農民又在向首都游行，要求保證農作物價格，這是兩年前示威運動的重新開始[1]。2月13日，警方使用了催淚瓦斯，拘留了一些農民，并在邊境檢查站設置了重重路障，阻止抗議者進入新德里。當局決心控制新的示威活動，以避免2021年的抗議活動重演，當時成千上萬的農民在首都外露營了一年多，經歷了嚴冬和毀滅性的COVID-19激增。這些農民乘坐拖拉機和卡車從鄰近的哈里亞納邦和旁遮普邦趕來。他們說，政府沒有足他們在前幾次抗議中提出的一些關鍵要求，比如保證農作物價格、農民收入翻番和貸款豁免。要求保證最低支持價格是他們抗議活動的核心。

　　在本篇文章中，三大洲社會研究所將為我們梳理印度的農民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講述印度農業如何從殖民主義的長夜里走來，經歷新生國家的建立、遭遇帝國主義的壓制、擴張綠色革命以及在國內親資本勢力進一步掌權后所掀起的自由化狂潮。

　　翻譯｜喀秋莎 嘉嘉 守拙 雜質 蔡蔡子 gdsoiss 堯文

　　攝于2021年1月26日共和國日，德里GT卡爾納爾外環路，一名參與旁遮普邦抗議的農民，行進在拖拉機游行隊伍中

　　這些是農民的畫像，而不是主流媒體口中的“暴徒、寄生蟲、恐怖分子和分裂分子”， 他們不是不露面的暴徒。

　　這些是有名字、敢于斗爭、有志向、有自己生活方式的人的畫像。

　　這些是一個階級的畫像。

　　這些是歷史性抗議活動的畫像。

　　本文中的照片是由維卡斯·塔庫爾（Vikas Thakur）拍攝的，維卡斯是三大洲社會研究所的藝術部成員。在2020年12月和2021年1月期間，維卡斯以德里為基地，每周都會訪問位于辛胡和提克里邊界的兩個關鍵抗議點。他用一部小米Note 6手機，記錄了當時農民的反抗。維卡斯說，“一開始，我只是想拍些照片，以便存檔”。這些農民畫像，主要來自哈里亞那邦和旁遮普邦，它展示了農民們的憤怒和喜悅，他們冒著嚴寒駕駛拖拉機，在貨車上讀詩，慶祝宗教節日。這些畫像是農民的肖像，是一個階級的畫像，是在歷史性反抗中的人類圖景。

　　2021年1月24日，來自旁遮普和哈里亞納的女性農民在德里的提克里邊境參加抗議。

　　印度正被第二波新冠疫情所籠罩。衛生系統因為日增超40萬確診人數而癱瘓，醫院床位飽和，醫療氧氣罐耗盡。死亡率的飆升使火葬場排起長隊。當公眾焦點都轉向德里和其他城市中心時，無聲的死亡正在印度北部農村蔓延。人們死于“發燒”和“呼吸困難”，這些都是用來描述COVID19癥狀的常用詞。由于許多人沒有接受過新冠檢測，官方公布的死亡數字并不包括他們。

　　2020年9月，由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和極右翼的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領導的印度政府，通過了三項直接影響農業的法案。這三項法案既沒有事先與農民組織協商，也未在議會進行討論。農民們立即意識到，這三項法案將使他們成為印度大企業的半農奴。因此他們發起了一波抗議活動，盡管新冠疾病爆發，抗議活動仍持續了數月。

　　三項農業法案

　　第一：《農產品貿易和商業（促銷與服務）法案》。這項法案規定在受政府管控的購銷集市外從事農產品交易將可以享受免稅，這意味著農產品銷售者將放棄管制市場而轉向自由市場。在普邦等一些分布有管制市場的邦內，此法案已經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第二：《2020農民（賦權和保護）價格保證協議和農業服務法案》。該法允許農業綜合企業就具體的作物價格、收購數量和作物種類與農民進行直接談判。該法案對企業和農民之間的合同沒有進行任何規定與限制，口頭協議也被視為有效。與此同時，這項法律規定所有與此類合同相關的糾紛將不在民事法庭的受理范圍內，農民將任由企業和官僚擺布。

　　第三：《2020基本商品（修正）法案》。通過這項法案，政府將谷物、豆類、土豆和洋蔥四種關鍵作物從基本商品目錄中移除。根據《1955基本商品法》，對這類作物的大量囤積和投機是不被允許的。《1955基本商品法》旨在防止糧價通貨膨脹，但2020年的修正案卻允許企業進入谷物交易市場并自由儲備農產品，這進一步加劇了市場的投機行為。

　　2020年11月，參與抗議的農民和農業工人首先向德里進軍。由于被阻擋在德里的郊外，抗議者們在國家公路沿線設立了抗議營地。大規模的動員始于旁遮普邦，但很快蔓延到哈里亞納邦、北方邦、拉賈斯坦邦和中央邦。在第一波游行后的幾周內，抗議浪潮席卷了整個印度，從印度西部的馬哈拉施特拉邦到印度東部的比哈爾邦，再到印度南部。在2021年1月26日共和國日這天，農民和農業工人沖進了國家首都新德里；他們明確表示，1950印度立憲日也是屬于他們的紀念日。

　　由公司控制的媒體詆毀農民，攻擊他們的人格，說他們是暴徒、寄生蟲、恐怖分子和阻礙印度發展的分裂分子。但農民們沒有退縮，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代表著整個階級。對他們來說，這場斗爭事關生存：接受政府的新政策就等于扼殺和摧毀農民的生計和生活方式。他們明白，這三項法案的通過意味著印度農業的控制權更多地讓渡給大資本家，如安巴尼和阿達尼家族（Ambani and Adani families）。一系列農民組織，從全印農民協會（All India Kisan Sabha，AIKS）到印度農民聯盟（Bharatiya Kisan Union），向全國各地的農民和農業工人伸出了援手，建立了一個全國性的聯盟來保護農民的權益，并要求撤銷這三項法案。

　　雖然農民對新冠病毒十分謹慎，但抗議活動并沒有因此減弱。他們決心堅持下去，因為人民黨政府拒絕讓步。無論結果如何，印度農業無疑已正處于搖搖欲墜的邊緣，而莫迪政府卻一心想要把它推下懸崖。在由三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所導致的長期農政危機中，印度農民為求生存的斗爭還將持續下去。現狀不容樂觀，莫迪的三部農業法將會摧毀農民現存的生產生活方式，代之以由企業控制的規模生產以及全球供應鏈。

　　什么是農政危機？它是一種慢性病，其癥狀多種多樣：農業生產的不確定性，包括由作物歉收而導致的薄利乃至虧本、生產高負債率、失業、失地以及自殺。本文將追溯造成這場危機產生的原因，想要講清原因并不難，這需要從英國殖民統治時期以及1947年獨立后新印度所遭遇的一系列失敗講起。印度農業的發展就像一只巨大的烏龜，行動緩慢的同時也頑固地堅持著自己的方向。在的過去75年里，它的狀態似乎都沒有什么變化，即使出現了新因素，舊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所以，為了理解為什么這只烏龜現在停在懸崖邊上，我們必須追溯它的整個旅程。

　　2020年12月5日，在德里的辛胡邊境，

　　一位參加抗議的農民在他的卡車里。

　　一、過      去

　　英國東印度公司于1757年首次控制印度時，便開始著手拆解和重組其舊的經濟關系，以便于東印度公司榨取貢賦。盡管印度的不同地區受到了不同的對待，但掠奪的主要方式是相同的。土地被轉變成可銷售的財產從而從農民手中剝離，新興的中間人（如印度地主Zamindars）則向農民收取高昂的租金。1770年，印度第一個被公司統治的地區——孟加拉經歷了一場饑荒，其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英國人卻袖手旁觀。雖然在東印度公司統治之前，鄉村社會并不是天堂，但在東印度公司和王室統治期間（1858年后），鄉村成為了農民的地獄。

　　經濟學家烏特薩·帕特內克（Utsa Patnaik）計算出，從1765年到1938年，在不到兩個世紀的殖民統治中，東印度公司和英國王室榨取了45萬億美元（以今天的價格計算）的財富。換句話說，這些財富相當于印度目前國內生產總值（GDP）——2.5萬億美元的20倍。

　　這種嚴重的資源流失，使得印度農民即使在豐收的年份也幾乎沒有足夠的食物來生存。而在歉收的年份——當雨季推遲時——農民只能勉強湊出足夠的錢來交稅，然后陷入長達數月的饑荒。由于繁重的稅負，農民在豐收年景無法存錢存糧，因而在歉收時變得極其脆弱。當干旱或作物歉收時，農民沒有緩沖的余地，無法避免饑荒的肆虐。

　　1850年至1899年間，印度農民遭受了24次饑荒，每兩年一次。這些饑荒導致數百萬計人死亡：在1876-79年的饑荒中，有1030萬人死去；在1896-1902年的饑荒中，有1900萬人死亡。曾經報道過1876年馬德拉斯（Madras）饑荒的記者威廉-迪比（William Digby）在1901年寫道：“當五十年后的歷史學家評價大英帝國在十九世紀所扮演的角色時，數百萬印度人的非必要死亡將是其主要的和最臭名昭著的‘偉業’”。

　　對這些饑荒的記憶——特別是1943年的孟加拉大饑荒（Bengal Famine）——使得新印度政府廢除了對農民的稅收，從而消除了陷入饑荒的可能性，使農民能夠用他們的收入投資于土地，以提高糧食產量。在干旱時期，政府確保農民能獲得糧食，以防饑荒。雖然饑餓仍然存在，但是饑荒已被消滅。

　　然而，由大資產階級和地主把控的印度政府，保留了英國人的農業經濟等級體系。與蘇聯和中國不同，獨立后的印度并沒有破除農村的社會經濟等級制度。只是在某些地區強大的左翼運動的壓力下，印度政府消極地實施了土地改革；土地的重新分配微不足道，由于地主控制了其地地區的政治，對土地持有量的限制也沒有得到實施。不同邦的租賃立法產生了影響，因為某些邦的農民獲得了他們所耕種土地的所有權。但是，土地仍然高度集中，同時對小農和無地農業工人（主要來自受壓迫的種姓）的新的封建剝削仍在繼續。

　　印度統治階級沒有實施農業現代化，而是進行了公共部門主導的工業化，包括建造巨大的水壩和灌溉工程。到20世紀50年代末，印度工業化的推進受到了未改革的農業的阻礙。不斷增長的工業部門需要農業原料，不斷擴大的工業勞動力增加了對糧食的需求。因而，糧食短缺問題日益頻發，導致糧食價格上漲；這種通貨膨脹的壓力減緩了工業化的速度。與此同時，印度的外匯儲備幾乎耗盡，政府進口糧食的能力也因此受到了限制。

　　因此，1956年印度政府請求美國根據食物援助法案PL（480）提供糧食，到1965年底，美國已經成為向印度出口糧食的主要國家。在這一計劃下，印度主要進口小麥，并以印度貨幣支付給美國，這就避免了印度陷入更深的外匯危機。美國借食物援助法案PL（480）向印度政府施壓，要求其改變政策，尤其是不結盟的外交政策。一位美國外交官說，運往印度的谷物質量很差，可用作家禽飼料，但不能供人食用。

　　由于印中戰爭（1962年）和印巴戰爭（1965年），印度的外匯儲備大幅度下降。1965年的干旱使1965-66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20%。于是，印度政界人士和外交官請求華盛頓增加糧食運送，但是美國所援助的糧食遠不及印度所需，目的是向印度政府施壓，要求印度政府改變兩項政策：第一，取消經濟發展的進口替代模式，向外國投資和貿易開放；第二，削弱與蘇聯的關系，停止對美國發動越戰的批評。

　　1966年，當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前往華盛頓會晤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時，她同意了美國和世界銀行的條件，即取消進口限制，取消一系列行業的經營許可，允許美國投資化肥生產，并使印度盧比貶值57%。結果，印度通貨膨脹飆升，陷入了更深的經濟危機。印度政府認為，美國將向印度提供糧食，世界銀行將同意此項貨幣方案，但美國和世界銀行都沒有履行他們的承諾。這對印度政府來說是一種羞辱，變相承認了它仍然是帝國主義的“附庸”。

　　在這場危機中，印度的精英階層意識到，對于印度這樣一個大的國家來說，靠進口養活人民是行不通的。這不僅是主動邀請帝國主義干預印度主權，同時，讓印度數百萬人的糧食安全繼續依賴于國際市場的供應和價格波動，如此將導致嚴重的國內危機。這一認識迫使印度政府尋求內部途徑，以確保糧食安全，并化解危機。

　　2021年1月7日，一名農民參加了

　　在印度辛胡邊境舉行的貨車預備集會

　　二、走出危機的兩條道路

　　印度政府有兩條路徑可以化解危機：

　　土地再分配

　　印度政府本可以通過土地再分配來實施土地改革，將土地移交給無地農戶。土地的過度集中已限制了農業生產力的提高。新的封建關系意味著地主既可以從佃戶那里獲得高額地租，還可以從佃戶那里獲得免費勞動力為其私用。地主將租出土地所獲得的租金用于放高利貸，而不是投資于土地和生產技術。租用土地的佃戶也不會用自己的微薄收入來改善土地，高昂的地租也耗盡了他們的大部分收入。農業投資的缺乏阻礙了農業發展。土地再分配，以及對農業基礎設施的公共投資，本可以促進社會經濟公平和經濟增長，進而帶來生產力的提高和農民消費的增加，這將刺激農村工業化。

　　綠色革命

　　20世紀60年代初，農學家諾曼·博勞格開發了矮桿高產小麥，這種小麥的種植需要化肥和工業化的灌溉條件。與現有的本土技術相比，這種新的農業技術品種要高產得多。因此，對于印度統治階級來說，“綠色革命”是一個滿意的選擇，他們認為這能夠在不進行土地改革的情況下提高農業生產率。

　　事實上，土地改革和綠色革命技術兩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兩者的結合可以創造更高的農業增長率，給農民帶來更大的收益。但是，印度政府選擇了避免改革農村土地關系，專注于綠色革命。

　　1961年，12%的農戶占有印度農村60%以上的土地。由于政府的目標是增加農業生產，促進糧食的自給自足，以服務于工業化，因此實施綠色革命技術主要是讓資本主義大農場主受益這個提法是說得通的，因為改善廣大農村居民的生計和實現社會經濟公平并不是被首要考慮的因素。印度政府設想，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富農收入的增加，這些好處必將逐漸惠及其他農村家庭。

　　為了幫助農民，政府強化了農學機制，與印度農業研究理事會（成立于1929年）共同建立了國家農業研究體系，并打造了一個由專業研究機構、農業大學、推廣中心和實地研究站組成的大型網絡。這些機構為綠色革命技術的使用提供了技術支持。

　　新的高產品種需要大量的水資源以及農藥的施用。正因為如此，綠色革命技術只能在具備運河灌溉系統的地區實施，如旁遮普邦，哈里亞納邦，北方邦西部和印度南部的沿海平原。而印度70%的農田沒有使用綠色革命技術，這些村莊繼續保持著自給自足的農業模式。

　　為將綠色革命技術擴展到全國其他地區，政府大量投資地面灌溉。1951年至1991年，運河灌溉面積翻了一倍多，從830萬公頃增加到1750萬公斤。銀行貸款給農民，以幫助他們通過鉆管井和鉆孔井的方式增加灌溉。1961年至1991年，管井灌溉面積從無到有，增加到1400萬公頃。隨著運河灌溉的擴展，即使是小農戶和貧農也開始使用高產種子和化肥相結合的綠色革命技術。

　　主管農業發展的政府機構清楚地認識到，農民無法自行投資提高生產力。在灌溉，防洪，土地開發和建設市場基礎設施等一些核心領域所需的投資規模是相當大的，這超過了個體農戶所能承受的范圍，這些工作只能由國家來做。此外，農業伴隨著自然因素的多變性（洪澇，干旱，冰雹和害蟲），資本主義制度的不確定性加劇了這一多變性。市場價格也是多變的，特別是小農無法通過談判降低投入成本，也無法左右產品的市場價格。獲得信貸、補貼投入、建立市場基礎設施和維持最終產出的有償價格體系都需要國家支持。國家通過其制度機制承擔了一些風險，使農業發展得以落實。

　　這些制度在20世紀60年代得到進一步發展并逐漸融入農業生產過程和農村生活中。雖然這些制度工具有利于大農戶，但是它們仍然支撐起整個農村經濟，甚至為無地農業工人提供了一些救濟。沒有任何政府能夠完全瓦解這些制度，直到1991年印度經濟開始走向自由化，這證明了制度本身的韌性。莫迪的三部農業法是根除這些制度安排的一次直接嘗試。因此，農民的斗爭是一場政治斗爭，不僅是為了保護這些制度工具，也是為了保護他們的生活方式。

　　三、信貸和價格

　　印度獨立后最重要的經濟政策是1969年的銀行國有化，這一決策在為農業發展提供信貸支持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國有化之前，印度的銀行體系一直由私人銀行和政府控制的印度國家銀行（SBI）所主導。這些私人銀行的辦事處都設置在城市中心地區，而在農村地區沒有開展實際業務。

　　2020年12月28日，在德里邊境，

　　一隊農民夫婦在他們的貨車里度過冬夜

　　銀行的董事會由實業家們組成，他們的天性是借錢給工業部門，而非農業部門。1961年，有70%勞動力就業于農業部門，農業部門所創造的產值占GDP的40%，但是只獲得了2%的商業銀行貸款。商業銀行拒絕聽從政府向農民貸款的號召，因為在商業銀行看來，向農村貸款永遠無法獲得與工商業貸款相同的回報率。由于這些銀行未能投資農業部門，國家在1969年將其收歸國有，接管了14家私人銀行，并將80%的銀行業務置于公共控制之下。

　　政府指示新成立的公立銀行至少將其18%的信用貸款投放到農業。因此，這些公立銀行開始在農村地區設立分行，主要集中于實施綠色革命技術的地區。

　　銀行國有化后，數以百萬計的農民第一次能夠從農村放債人以外的機構獲得貸款，這極大地促進了對農業的投資。銀行拿出工業和貿易信貸的利潤以交叉補貼的方式向農業部門發放低息貸款。農民不僅獲得了季節性作物貸款，還得到了購買拖拉機和噴霧器等農機設備的長期貸款。雖然小土地所有者也能獲得信貸，但是貸款是根據土地規模發放的，因此對擁有較多土地的農民更有利。同時，政府出售有補貼的農業投入如種子和化肥，政府還補貼私人化肥制造商以補償他們所降低的銷售價格。總的來說，銀行國有化加速了農業發展。

　　1960年，政府設立了最低支持價格（Minimum Support Price，以下簡稱最低價格）計劃；五年后，政府成立了印度食品公司（Food Corporation of India，以下簡稱食品公司）。最低價格和食品公司的宗旨是解決農業部門的一個基本困境：如果食品價格太低，農民會受苦，但如果食品價格過高，工人會受苦。任何一種作物的最低價格都是固定的，這樣農民獲得的作物價格就能覆蓋其種植成本，并為農民提供合理的收入。反過來看，食品公司則從受最低價格保障的農民那里采購糧食，并以合理的價格將這些糧食提供給工人。整個機制都由政府補貼，從而平衡了彼此間的相互競爭。政府通過公共分配系統（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將采購到的糧食出售給工人和農民。多余的糧食則存放在食品公司的倉庫，作為遭遇連年歉收時的緩沖，并在市場上用作反周期措施，保護工人階級免受食品高通脹的影響。

　　但是，并非所有農民種植的農產品都由食品公司收購。其余的則賣給貿易商，他們相對于個體農民更有優勢，因為貿易商能夠壓低出價，延遲付款，并在秤上動手腳以欺詐農民。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印度各邦成立了農產品營銷委員會（APMC，以下簡稱農銷會）來規范購銷集市，在集市建立倉儲基礎設施，對貿易商的行為進行監管。食品公司從農銷會所管理的倉儲中購買谷物。

　　然而，由于政策目標本身的狹隘，政府綠色革命和農村信貸政策的收效是有限的。這些新技術主要有益于具備灌溉保證的邦，這意味著它們可以獲得了更多的農業信貸。通過最低價格所收購的糧食，其大部分僅來自以下這些地區：如旁遮普邦、哈里亞納邦和北方邦西部。盡管最低價格目錄僅羅列了23種農產品，例如谷物和豆類，但大米和小麥是最常被購買的。這一決策的不公平性意味著那些在半干旱地區種植其他作物的農民無法獲得政府的全部支持。農銷會的建立也遵循了這一偏向，它使旁遮普邦、哈里亞納邦和北方邦西部這三個地區享有更好的市場基礎設施。在旁遮普邦，每116平方公里就有一個受監管的購銷集市，但在安得拉邦，一個購銷集市就要為853 平方公里范圍內的村莊提供服務。購銷集市的鄰近性對小農和貧農有重大影響，因為更近的集市意味著更低的運輸成本。

　　四、階級的僵化

　　綠色革命發生不久，印度內政部便開始擔心農村不平等的加劇所帶來的社會和政治后果。他們所擔心的正如內政部長亞什萬特勞·查萬（Y.B. Chavan）所說的那樣，綠色革命很可能演變成紅色革命。查萬所在部門制作的報告——《當前農業緊張局勢的原因和性質》 （The Causes and Nature of Current Agrarian Tensions，1969）——從資產階級的角度對該問題進行了清晰的評估：首先，綠色革命的新戰略很大程度上建構于過時的農業社會結構。所謂的各農業階級的利益也并沒有在一套被普遍接受的社會和經濟目標上達成共識。其次，新技術和戰略的主要目標是生產，其次才是社會需求，這就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面，即不平等、不穩定和動亂的因素越來越突出，有可能加劇緊張局勢。

　　正是這種政策加劇了農村的階級分化，并創造了內政部所不愿面對的工作，即應對農村叛亂。1969年內政部報告寫道，印度農村錯綜復雜的社會分化將有可能為農民的組織化提供生長的土壤，從而使社會沖突徹底爆發。必須通過債務陷阱消弭農民士氣，并加強富農階級對農村的控制以防止沖突的爆發。

　　較富裕的農民能夠更好地利用國家建立的制度機制。該制度系統的建立是為了向擁有更多土地的人提供更多的銀行信貸以及在最低支持價格和化肥補貼政策上的更大優勢。由于政府更感興趣的是提高農業生產力而不是改善印度農村的不平等，因此這些政策最終使富農受益。

　　2020年12月10日，在德里辛胡邊境上，一名參加最初抗議的農民坐在他的貨車上閱讀旁遮普革命詩人帕什的作品。

　　由于富農壟斷了政府銀行的信貸，小農和貧農不得不繼續尋求民間借貸。根據最新的農戶狀況評估調查，富農80%的貸款來自機構貸款，而貧農只有50%的貸款來自機構貸款。貧農的一半信貸都來源于非機構借貸，如高利貸者；這使貧農陷入債務陷阱。農業工人的情況仍然黯淡，他們借貸有80%來自民間。

　　許多無地農民和貧農為了能夠獲得土地的使用權，需要成為佃戶或是從其他家庭（通常是不勞作的地主）那里租賃土地。官方數據低估了印度佃農的規模。調查顯示，佃農占耕戶的很大一部分。例如，在安得拉邦沿海的一些地區，多達70%到80%的農民是佃農；在比哈爾，26%的耕種者是佃農。貧農經常通過簽訂租賃合同來增加土地持有量，他們以此剝削自己的家庭勞動力。

　　租賃合同大多是非正式的口頭協議，因為土地所有者（不勞作的地主）想要規避那些由法律賦予佃農的對耕種土地所享有的權利。由于沒有所有權，無地農民——如貧農一樣——無法獲得制度支持，無論是農作物貸款還是長期貸款。為了獲得信貸，這些佃農向地主、富農、民間放債人和商人尋求貸款。利率很高，租戶往往被迫提供非財務回報，例如免費勞動力。當莊稼歉收時，農民會陷入更深的債務陷阱。支付租金后，小佃農和貧農的收入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任何沖擊的發生，包括醫療費用或農作物歉收，都會迫使他們接受非正式貸款，這進一步加深了當地債權人對他們的土地和勞動力的控制。在沒有租賃合同的情況下，佃農不能向最低價格系統出售產品。不僅不能，他們還經常被迫以遠低于最低價格的價格水平將莊稼賣給貿易商。

　　這些問題是在1991年印度開始走向自由化之前，即整個信貸和價格體系開始受到破壞之前，就已經存在的。

　　五、自由化與農業危機

　　1990至1991年，印度政府面臨嚴重的外匯危機。外匯儲備降至12億美元，僅夠支付兩周的進口費用。印度政府向倫敦空運了47噸黃金，作為倫敦銀行4億美元短期貸款的擔保。印度又轉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求助。1991年11月，財政部長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說：“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談判很困難，因為世界已經改變。印度也不能幸免。印度必須在一個我們無法改變自己形象的世界中生存和繁榮。經濟關系是權力關系。我們不是生活在道德劇中。”

　　正如一些經濟學家所指出的那樣，印度仍有其他擺脫危機的選擇。但是，印度政府選擇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條件苛刻的貸款。在這些條件下，印度被迫在結構調整方案的框架下實施新自由主義改革，這得到了大都市和印度資本的熱烈支持。這一改革議程意味著政府政策將不再試圖保護印度人民免受不受監管的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最壞影響。

　　政府開始解除對銀行業的管制，向新的私立銀行發放執照，這些私立銀行隨后與公立銀行展開競爭。這對農業系統產生了負面影響。當時，自由化的發言人鼓吹這樣一個觀點（觀點本身往往缺乏根據）：由于農業信貸配額的實施、農業銀行利率的上限設定以及農村銀行分行網絡的建立，銀行業遭受了損失。公立銀行發現很難與新的私立銀行競爭，因此削減了他們的農村部門。原本用于農業的信貸流向了其他地方，包括增長緩慢的金融業。農業信貸萎縮，農民只得再次依靠剝削性的非正式信貸來源。

　　1995年1月1日，印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從而放寬了對農產品進口的數量限制。印度農民——許多人只在幾英畝土地上工作——被迫與跨國農業企業和發達工業國家的農民競爭，這些發達國家的農民經營著數千英畝土地，并從他們的政府那里獲得巨額補貼。

　　政府不僅打開了農產品進口的大門，還通過削減補貼壓榨印度農民。比如化肥價格上漲，這就意味著種植成本的增加。私營企業以大規模的公關活動標榜作物產量和利潤雙高，從而誘導農民購買昂貴的種子和殺蟲劑，推高種植成本，但產量卻幾乎沒有相應增加。這點在德干高原半干旱地區的棉花種植中表現得很明顯；政府雖鼓勵農民種植棉花出口，但對農業綜合企業放松管制，導致了偽劣種子的銷售和殺蟲劑的濫用，這些農業投入品也并沒有保護農民免受蟲害造成的連續歉收。多年來國際棉花價格的下跌在該地區引發了嚴重的農業危機，農民自殺率也隨之攀升。此外，農村地區的公共投資急劇萎縮。1991年以后，地面灌溉不再擴大。由于缺乏修繕和清淤，運河覆蓋面積減少了100萬英畝。因此，在1993-1994年和2004-2005年的兩個時期內，農民收入每年僅增長1.96%。

　　2020年12月31日，婦女在德里辛胡邊境

　　裝飾錫克教建筑——帕爾基沙希卜。

　　成本的高漲、世界市場的低價以及農作物的歉收共同引發了持續性的農業危機。自1991年以來，政府縮減了對消費者的糧食補貼，給數百萬印度人的食品安全帶來負面影響。從 1995年到2001年，印度的營養不良人口增加了近2000萬。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U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發布的《世界糧食不安全狀況（2003）》（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2003)）顯示，在當時全世界8.42億營養不良人口中，就有2.14億人（即整整四分之一）生活在印度。在同一個十年里，至少有25萬農民因金融負債喪失生存希望，最終自殺。

　　然而，農業危機并不殃及全社會，它主要影響小農和貧農。富農往往從事園藝、水產養殖等多種經營領域，他們能夠通過利用這些關鍵行業的國際市場來緩沖危機。他們有充足的資金進行投資，也有能力在不景氣的年份吸納損失。自由化對大農場主并不像對農業社會中的其他成員那樣無情。

　　1991年以后，自由化的危害開始影響田間工人和工廠工人、失業者和貧民窟居民，騷亂和反抗隨之迅速到來。這其中有農民自殺的悲痛；有反對侵占公地的大規模群眾抗議（比如在印度奧里薩邦發起的反對外資企業浦項鋼鐵公司侵占檳榔園的社會運動）；還有在巴塔帕索爾村（Bhatta Parsaul）針對經濟特區土地掠奪的耕地保護運動。印度的每個州都經歷了動蕩，因為許多人的生活水平惡化，就業前景依舊停滯。

　　為了給工農業資產階級以及與他們相聯系的跨國公司和民族企業創造價值，人們的生活已經支離破碎。社會發展的代價沉重地壓在原住民社區和達利特人（受壓迫種姓）身上，前者的土地是資本剝削得以開始的物質基礎，后者在難以想象的生存壓力下從事田間勞作。但是，在當今的印度，日常生活的殘酷性卻難以真正轉變為政治活動。社會安全的缺失、危險的臨時工作、碎片化的社區、長途遷徙和每日長時間的通勤，都使政治行動的組織困難重重，但同時這些困難也進一步加深了政治行動的迫切性。

　　六、暫時的緩和

　　2004年，由國大黨領導的聯合進步聯盟（UPA）贏得了議會選舉并組建政府。聯合進步聯盟在議會中得到了左翼政黨的支持，左翼力量主張打破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議程，并要求政府支持農業生產者，雙方就此達成了協定。這些協定載于《施政最低綱領》之中，該文件概述了聯合政府的目標。綱領的六項基本原則之一明確主張政府要“提高農民、農業勞動者和工人的福利和福祉，特別是來自非正式部門的工人，并確保他們的家庭在各個方面都有一個安全的未來”。

　　農業信貸發放和農村公共投資均得到了改善。2005年，政府推出了農村就業保障計劃（即圣雄甘地國家農村就業保障法），承諾包括為所有農業工人提供一份100天的工作，為改善鄉村基礎設施提供資金，并通過流域開發工程提高易旱區的地下水位。這些項目推動了農業擴張，尤其促進了棉花等經濟作物的生產。農民通過發展園藝作物和家禽養殖，開展多樣化經營，以滿足城市中產階級的需求。印度政府的這一系列政策有助于全球農產品價格保持較高的價格水平，國內GDP保持著每年7%到8%的增速，公共和私人投資也在增長。2004–2005年至2011–2012年間，農民收入每年增長7.6%，而前幾年僅為1.96%。

　　但是，盡管有來自左翼的壓力，聯合進步聯盟政府還是在許多領域轉向了新自由主義，使得印度資產階級從中受惠，蓬勃發展。這一轉變在聯合進步聯盟的第二個任期（2009–2014），也就是在其不再依賴左翼支持的執政時期，表現得尤其明顯。在此期間，政府進一步解除對化肥行業的管制，放寬土地租賃，開放農業期貨交易，啟動了農業市場化改革。換言之，聯合進步聯盟在其第二任期就為后來莫迪全面提速新自由主義做了政策上的鋪墊。

　　印度的大資本與政治階層緊密勾結，利用私有化政策攫取公共資源（包括盈利可觀的公共部門資產），借助遷移村莊和森林部落獲得大片土地，控制國家的礦產資源，并通過一系列欺詐、拒付等手段來破壞公立銀行。這一過程——包括私有化、貿易自由化和通貨緊縮政策——就是普拉巴特·帕特奈克（Prabhat Patnaik）所說的“侵占式積累”，即資本在國家的全力支持下奪取人類生活各個領域的行動。從2008年起，實業家穆克什·安巴尼 (Mukesh Ambani) 每年都能出現在福布斯億萬富翁榜上；2008年，他的凈資產達到208億美元，這使他很快就能成為除歐洲和北美以外最富有的人。而當聯合進步聯盟政府在2009年獲得連任，且在沒有左翼支持的情況下執政時，股市止跌回升，在五天內就將安巴尼的公司市值提高了1200萬美元。

　　七、莫迪的瘟疫

　　2011年，包括穆克什·安巴尼在內的印度大資本家們，參加了一個名為“活力古吉拉特邦”（Vibrant Gujarat）的秘密會議，在會上他們贊揚了該邦的首席部長納倫德拉·莫迪，擱置了針對莫迪在2002年實施穆斯林種族滅絕的指控，并積極響應其競選總理的聲明。出于對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渴求，這些資本家希望利用莫迪以推動他們對于“勞動力市場自由化”（比如剪除工會）和“土地改革”的訴求。三年后，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果然贏得議會選舉，成為了印度總理。

　　莫迪政府一上臺就需要面對出口作物國際價格（如棉花價格）的暴跌、兩年干旱以及農業增速放緩的影響。但莫迪政府不僅沒有解決已經發生的危機，反而為印度平添了另外三場經濟災難：

　　第一，通貨緊縮（2016年）。莫迪在毫無預先警告的情況下將80%以上的貨幣退出流通，迫使包括農產品在內的需求萎縮。當農民發現手中的現金一文不值時，他們不得不丟棄牛奶和蔬菜。

　　第二，商品與服務稅，又稱GST（2017年）。商品與服務稅的實施削減了小商販和零售商本就微薄的利潤。農業市場因而受到影響，壟斷企業的勢力隨之擴張并取代了多樣化的商販市場。

　　第三，新冠疫情爆發（2020–2021年）。印度人民黨政府未能有效應對疫情的迅速蔓延。2020年 3月突如其來的封城迫使數百萬外來務工者從城市工作離職，返回農村和小城鎮。當感染率和死亡率回升時，對農產品的需求也相應下降；這進一步加劇了那些缺乏社會保障的農民的危機。

　　在新冠病毒病危機剛開始時，政府趁機在2020年6月向議會提出了三項農業法案，這些法案于2020年9月在未經議會辯論的情況下獲得通過并簽署成為法律。這三部法律為巨頭農業公司進入農業領域大開綠燈。雖然政府聲稱這些法律能讓農民獲得最佳市場價格，但事實上他們是讓小農與控制市場信息和享有規模優勢的農業企業直接競爭。

　　攝于2020年12月12日，一名來自哈里亞納邦

　　的農民在德里的蒂克里邊境抗議。

　　這三項農業法案進一步削弱了政府對農業市場的有限監管。這些既存的市場管制自1991年以來就一直被壓抑，而現在在新政策的沖擊下，它們將最終走向消亡。

　　農民立刻認識到這三項法案意味著讓巨頭企業接管農業領域。在印度，農民生產作物的市場收益本就少得可憐：農戶種植水稻能獲得的收益不及其零售價的一半，種洋蔥和土豆只能得到零售價的35%。一旦農業綜合企業控制農產品貿易，小農收益勢必進一步萎縮。

　　此外，農民還清楚地認識到，只要受管制的購銷市場被關停，政府下一步就會減少對谷物的收購份額，甚至可能取消最低支持價格政策（MSP）。印度政府已經表示，與其提供化肥補貼，不如向農民提供現金轉移支付。農民指出，政府所提供的現金補貼很可能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最后還有可能會被取消。而一旦停發補貼，農民就將面臨高額的生產成本，最低支持價格的取消也意味著農民將孤立無援地面對動蕩的農產品市場。

　　2021年1月26日，印度共和國日，一位來自旁遮普邦的農民，德里GT卡爾納爾外環路上行進在拖拉機游行隊伍中。

　　為這三項法案辯護的觀點認為，化肥補貼和政府收購基本商品的做法會造成化肥濫用，進而導致土壤退化和地下水資源透支（尤其是水稻和小麥種植擴張對環境的影響）。但這種辯護并不足以證明大企業關心土壤健康或過度用水。應對這些問題的最佳方案并非取消已有制度，而是改良它。例如，農民一直以來呼吁政府擴大農作物收購范圍，進而提升除水稻和小麥以外作物的產量。如果這一倡議能被落實，就能使政府采購機制向未受綠色革命影響的地區延伸，并確保更均衡的作物種植模式。通過改進農業推廣服務向農民提供技術幫助，可以優化農業生產投入。而對農用化學品公司有關化肥和殺蟲劑建議的依賴，并不能優化化工品的使用。對公共推廣服務的加強才能夠大大減少刺激性農用化學品的過度使用。

　　很明顯，印度農業的問題并不是制度支持過多，而是扶持制度部署不充分和不均衡，以及這些制度本身難以回應農村社會固有的不平等問題。沒有證據表明農業綜合企業會發展基礎建設、強化農業市場或向農民提供技術支持。農民對此是一清二楚的。

　　始于2020年10月的農民抗議運動清晰地展現了印度農民對國內農業危機，以及加深危機的三項法案的態度。政府采取的所有措施，包括試圖以宗教的方式挑起抗議者的矛盾，都未能打破農民的團結。新一代印度農民學會了如何反抗，他們已經做好了讓抗爭席卷全國的準備。

　　任教于旁遮普邦的阿姆利澤納那克大學（Guru Nanak Dev University）的Sarbjot Singh Behl教授為此創作了題為“農人頌”（Tale of a Farmer）的詩歌一篇，以反映農民的斗爭精神。

　　農人頌

　　伐種傳家，稼穡不輟

　　了卻我誓言一件

　　換它良田一片

　　就這樣，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盡了

　　我的汗水化作泥土香味

　　我的胸膛撞擊風雨激烈

　　無論隆冬，無論夏夜

　　無所謂畏懼，無所謂退卻

　　就這樣，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盡了

　　四時回以祝福，權貴奉上殘酷

　　嘲弄靈魂棲居的雕像

　　恰如那草芥千萬

　　就這樣，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盡了

　　穹廬蒼蒼，四野芒芒

　　曾記沃野縱橫，麥浪翻香

　　而今愁懷一念

　　薄田幾片，債臺日漸

　　就這樣，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盡了

　　麥黃覆隴，苗青滿目

　　縱有碩果累累

　　希望也被市場擊潰

　　就這樣，我走我的路

　　直到死亡降臨

　　幫我解脫束縛

　　孩子餓了

　　身體倦了

　　靈魂累了

　　夢想像散落的瓦礫

　　碎了

　　就這樣，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盡了

　　錙銖盡去，空留身心孑立

　　我仍要將這饑餓除去

　　為這貪婪服役

　　就這樣，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盡了

　　載車麥穗燦如金

　　熙熙商賈無問津

　　負債累累，血淚滿襟

　　胸有塊壘意難平

　　就這樣，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盡了

　　我走我的路

　　但何方是出路？

　　絞架在升起

　　農民要革命

　　鋤頭鐮刀曾經是農具

　　如今是武器

　　就這樣，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盡了。

　　2021年1月26日，一輛拖拉機在卡爾納爾大干道上沖破路障進入德里，引發抗議者和警察之間的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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