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同志們：
我謹代表土耳其共產黨，向各位致以同志般的真誠問候。我們聚集于哈瓦那，是因為我們知道此次大會具有特別的意義。我要向古巴共產黨致以謝意，因為它為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保全革命成果作出了巨大努力，并在近70年的時間里為共產主義理想注入了獨特的能量與活力。
同志們，
三年前，在伊茲密爾會議（指2019年在土耳其伊茲密爾召開的第21屆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譯者注）結束時，我曾說“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和混亂的世界里，共產主義者隨時有可能面臨各種不尋常的事態發展帶來的任務與可能性”，我強調這既會帶來巨大的風險，也會帶來機遇。
那次會議結束后幾個月，我們就遇到了Covid-19。當然，我們可以將這種大流行視為威脅整個人類的災難。但對于共產主義者來說，Covid-19說明了資本主義的無能，市場經濟如何將人類推向崩潰與衰落的邊緣，以及國際壟斷如何將大流行變為有利于它們自身的經濟與政治機遇。
盡管在每個國家都有爭取工人階級權利的斗爭，都有對抗資本主義進攻的斗爭，或同古巴一樣，在大流行期間從經濟、政治、科學方面對抗帝國主義的圍困，不幸的是，共產主義者在大流行期間沒有使社會主義成為替代選擇。
同志們，
大流行已經結束，但經濟危機仍影響著整個世界；不斷上漲的生活成本是數十億人面臨的首要問題。新聞在討論核戰爭是否臨近。工人絕望，青年無望。
另一方面，共產主義者必須成為解決方案和希望。
不強調推翻資本主義的目標，我們就無法成為解決方案和希望。每當共產黨人缺位時，右翼民粹、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就會來填補空白。他們以虛假的激進主義利用社會上的悲觀情緒。
同志們，共產主義運動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采取的防御性策略在人類命運的十字路口前已經破產。在這緊要關頭，力量對比不利于工人階級和革命運動這一事實不能表明這些策略是正確的，反而說明它是不正確的。如今，無論一國內的共產主義運動力量多么弱小，我們都有義務讓社會主義這一替代性方案成為真實的和現實的。
土共在土耳其試圖達成的正是如此。
我國多年來不斷出現政變、政治伊斯蘭教、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從這個角度分析的話，土耳其應當首先建立民主。然而，在被成熟的資產階級和強大的壟斷組織支配的土耳其不可能建立民主。我們深知，以人權第一、民主第一、和平第一等口號推遲社會主義就是向資產階級專政投降。
我們不會這樣做。
多年來，這個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面前總被設下陷阱，說什么必須先擊敗法西斯主義，必須先解決庫爾德問題，必須先建立民主，現在則是“必須先讓埃爾多安下臺”。
埃爾多安必須下臺，這是對的。越快越好。然而，在叫嚷著“必須先讓埃爾多安下臺”的人當中，親北約者和親美英自由派的聲音最響亮。他們想利用土耳其社會中積累的反埃爾多安力量來鞏固埃爾多安所服務于的資產階級權力，并再次讓他變得可信。
同志們，土共根據自己的行動與準備以最現實的方式估計現有的力量對比。但我們根據愈發明顯的資本主義統治危機的深化以及這個混亂時代中不可阻擋的浪潮制定策略。
土共不參與到許多看似是左翼的政治運動通過互相競爭以期在資本主義設定的秩序框架內找尋解決方案這種垃圾行動中，這是我們的原則性態度。左翼改革派有時候以新社會民主主義的面貌出現，有時藉由無恥的自由主義話語出現，有時通過我們過去經常目睹的空洞的激進主義出現。而我們黨有長期的、不可低估的對抗這些左翼改革派的經驗。
這是一個革命性的主張。我們知道我們有不足與錯誤。但最大的錯誤是推遲實現社會主義與革命的目標。在資本主義如此動搖和不可持續之時，如果我們囿于議會或資本主義固有結構內的斗爭目標中，歷史將不會原諒我們。
當我們以這種勇氣行動時，我們看到我們取得了進展，我們變得更令人信服，我們能夠更快地改正錯誤并彌補不足。
共產主義者在1917年、1945年、1959年都領導力歷史性變革，不是因為力量對比有利于他們，而是因為他們能夠對客觀條件的快速變化作出革命性的反應。
現在，在2022年，在社會主義古巴的首都——社會主義古巴正是這種革命謹慎性的產物——讓我們開啟一個見證共產主義運動復興的新時期，彼時我們進行真正的辯論與合作，我們相互學習，并為彼此的斗爭感到興奮。
衷心祝愿你們都能成功，同志們……
注：該發言有英、西、俄三種語言版本，本譯稿以英語版本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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