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工會狀況及其復興戰略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 2010年5期

英國《勞工歷史》雜志主編克雷格·費倫于2007年編輯出版的《工會的復興--34個國家的趨勢和前景》一書，收錄了美國馬薩諸塞州立大學阿姆赫斯特分校社會學教授丹·克勞遜和威斯理安大學社會學教授瑪麗·安·克勞遜合著的題為《新自由主義時期的美國工會及其復興戰略》一文，該文著重分析了導致戰后美國工會運動由盛而衰的外部原因，并評述了美國兩大工會集團復興工運的不同戰略。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導言

在后冷戰時期，美國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盡管經濟增長成效顯著，但居民收入不均加劇，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停滯不前，增長的國民收入和財富過度涌向最高收人階層。在此同時，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組和政治創新改變了工會的生存環境，削弱了它抵御新自由主義侵犯其權益的能力。
大致在1945-1973年的所謂戰后勞資妥協時期，工會和雇主雙方都遵守"新政"年代調控勞動關系的制度實行休戰。這一時期由于政治受到調節，經濟受到管控，加上經濟增長的所得分配相對均勻，這個制度得以鞏固和加強。但早至20世紀50年代特別在70年代，雇主就著手削弱和破壞這一制度，主要是采取抵制性行動，如反對發展工會的組建工作和將工廠搬遷到對工會不友善的地區。20世紀80年代進入新的階段，里根就任總統并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雇主進而采取攻勢，多數工會被迫妥協退讓，少數堅持抗爭的工會往往遭到破壞。一方面是對工會公然展開進攻；另一方面則是經濟改組減少了全日制和固定工的勞動崗位，削弱了工會賴以生存的基礎。工會必須適應放松企業監管、勞務外包、私有化、全球化和雇用臨時工、短工的新環境，否則只能坐以待斃。雖然工會方面作出種種努力，卻未能挽回頹勢，更談不上恢復30年前或50年前的實力。

二、美國工會運動狀況

1955年以來美國工會會員的絕對數有所增加，但這掩蓋了會員率持續下降的趨勢。1955年，工會會員在勞動力中所占的比例達到39％的頂峰，1995年為15％，2006年更降至12.97％，為70年來的最低點。這一低得可憐的平均數還掩蓋了公有和私有兩個經濟部門之間會員率(分別為36.4％和7.9％)的巨大差距。私有經濟內部各產業間的差別也很大，公用事業和運輸業的會員率為24.9％，制造業為12.9％，發展最快的批發與零售業、金融業、醫務與法律等專業和商業服務、休閑及旅館等行業均低于6％。
從人口構成的角度來看，男女勞動者的會員率差別不大，男性為13.8％，女性為11.1％。不同族裔間的差別也不大，黑人為15.1％，白人為12.2％，亞洲裔為11.4％，拉美裔為10.1％。這兩組數字既說明了工會不再只是白種男工人的專屬領地，也反映了勞動力結構的變化和工會加大了組織婦女、移民和少數族裔工人的力度。不同年齡段工人間的會員率差別十分突出，25歲以下年輕工人加入工會的只有4.7％，25歲至44歲年齡段的升至10.6％，45歲至64歲年齡段的為17％。這組數字最能說明美國工會運動目前面臨的挑戰。
工會力量衰落之快更表現在會員率的跌落。"二戰"結束后的25年內，勞資談判始終圍繞勞方的要求而展開，1980年以來轉為雇主奪回勞方以前的所得。變化的關鍵是資方進攻屢屢得手。罷工歷來是美國工會的主要武器，資方的進攻之所以成功得益于政府改變了對罷工的政策。1969年至1979年，每年罷工的工人在95萬人以上；1987年以來，盡管勞動力人數大增，每年罷工的人數從未達到50萬，多數年份甚至不足25萬。
探究這一變化的原因，須回顧美國相關的勞動法。它在文字上對工人行使罷工權作了模棱兩可的規定。典型的集體合同有效期為3年，在此期間內禁止罷工；期滿后工人罷工爭取實現其要求為合法，但同時也允許雇主合法地無限期雇用替代工以保持企業正常運營。于是，一方面從技術上講不能解雇罷工的工人，但他們的工作又可以無限期地被人頂替。頂替者理所當然只服從雇主反對工會，工會得不到足夠的選票便被注銷合法社團地位。這種破壞罷工的手法被廣泛用來破壞工會組織，這是制造"無工會"工作場所的一種策略。1980年以前，雇主很少嘗試使用工賊；時至今日，對于每一場重要的罷工斗爭，即便這不是實際行動，也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威脅。勞資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和公眾輿論發生變化的綜合作用導致了這種變化，特別是1981年里根總統使用工賊破壞空中交通管理員罷工，摧垮他們的工會，對公眾輿論的變化產生了重大影響。直至20世紀90年代，在經歷多次英勇的但只有少數成功的戰役后，工會開始學會如何在新環境中贏得罷工斗爭的勝利。但組織罷工仍然很困難而且有危險，工會很少貿然行事。
許多人認為，工會無力應對上述挑戰是由于中央勞工聯合會的軟弱(現在有兩個中央聯合會)。如在2005年分裂前，勞聯一產聯只掌控全國工會運動2％的收入，掌握實力的是地方工會和全國性產業工會。因此，勞聯一產聯缺乏貫徹決策的實力，只能在各方協商一致的基礎上延緩行動，避免暴露內部分歧。有些全國性產業和行業工會相互合并以加強自身實力，20世紀90年代晚期勞聯一產聯下屬的近70個工會合并為2006年的53個。但這種合并是跨行業和職業的，如一度曾有18個不同工會代表不同的護士群體；聯合汽車工人工會不僅代表汽車制造工人，還組織大學畢業生、作家、幼兒園員工、社會服務工作者。另外，還有少數工會獨立于現有兩個中央聯合會之外，最著名的是代表教師的兩個工會之一的全國教育協會，這是美國最大的單個工會組織，它自稱擁有320萬會員。

三、政治的和經濟的挑戰

美國的工會運動同許多國家一樣，面臨全球化、私有化以及日益大量雇用I臨時工、短工、替補工等帶來的問題和挑戰；它更面臨具有美國特色的勞動法與雇主攻勢的挑戰。
全球化與外來移民　雇主威脅或實際利用全球競爭進犯工會，這一戰略收效顯著。他們將生產設施外遷至亞洲和南半球，不斷減少生產工人，而一線工人恰是"新政"勞動關系體制下工會力量的核心。有調查發現，雇主往往以關廠相威脅，破壞、干擾工會在基層單位的組建活動。在制造業中，雇主采用這種手段的次數占52％，而工會在雇主關廠停業威脅下獲勝的次數只占38％。在服務業，工會在雇主關廠停業的威脅下獲勝的次數則為57％。然而在建筑業等一些不受全球化影響的產業，加入工會組織的勞動者也急劇減少。還有，美國汽車制造工人的減少并不意味著北美地區汽車制造業的衰落，那是因為日本在北美擴建生產設施時，成功地抵制了聯合汽車工會的組建工作。
移民問題是全球化帶來的關系工會運動前途的另一關鍵問題。美國現有3350萬移民，其中2750萬年齡在25歲以上。全體移民中，半數來自拉美(1750萬)，四分之一以上來自亞洲(910萬)，無證或非法移民估計約有1000萬人。另有約20多萬持有臨時簽證或客籍工人簽證，這種簽證只有當移民有工作時才有效。無證移民和I臨時簽證移民是最易受傷害和受剝削的群體，雇主最愿雇用他們，這也促使布什政府擴大它的客籍工人計劃。移民取得美國國籍需經多年的努力，移民工在申辦過程中始終處于最受剝削的地位，形成另類工人的群體，致使數以百、千萬計的工人得不到"新政"福利制度的保障。
數以百、千萬計的新工人進入經濟領域帶來種族和民族間的關系緊張，這既發生在白人和移民之間，也在非洲裔美國人和移民之間，從而也發生在工會運動內部。20年前美國工會被認為是敵視移民工的，其后工會設法克服這種歧視，勞聯一產聯于2000年2月投票支持對無證移民實施大赦(豁免其非法入境的刑事罪責，允許他們合法居留。--譯者注)，這是工會立場令人矚目的轉變。移民工人自身的堅韌斗爭也促成了工會立場的轉變，他們積極加入工會并有數百萬人參加規模空前的2006年"五一節"游行(此次游行覆蓋了洛杉磯、紐約等全美各大城市，中心口號是移民要維權)。
工會運動對上述移民活動不冷不熱的同情反映了其內部依然存在分歧。服務業雇員工會和紡織酒店餐館工會支持通過立法，允許大量移民合法居留并允許大量增加"客籍工人"人數(由雇主控制其簽證)。但勞聯一產聯下屬所有工會及大多數"變革謀勝利"工會聯合會的下屬工會都反對此法案。盡管存在這些分歧，工會運動內部廣泛承認，移民工人是其最大的活力源頭之一，工會應加強同移民結盟。
私有化、勞務外包和非規范就業越來越少的人有穩定、全時、長期的工作，越來越多的人又以各種非規范方式被安排工作，但臨時、短期合同工卻往往與長期、固定工并肩勞動干同樣的活(同工不同酬)。服務業和零售業雇主--麥當勞和沃爾瑪率先實行的這種雇傭方式，已擴散到許多原先實施"標準工作關系"的大本營。通用汽車公司將生產汽車零部件的眾多子公司剝離成為獨立公司、甩掉大批雇員，使他們不再能受到公司與聯合汽車工會簽訂的全國集體合同的保護。又如全美國40％以上的高等院校講師是非全日制或非固定雇員，工資及福利待遇遠低于他們全日制的同事。相對于私有部門，公有部門的工會力量是強大的，這里仍主要實行標準雇傭關系，主要仍由政府規定養老金和福利待遇標準。然而許多基層單位的公職崗位已被私有化，并以低工資低福利外包給不參加工會的雇員--往往是臨時工、短期合同工、非全日工等非規范就業的雇員。非規范就業范圍的擴大將勞動力分解為利害關系不相一致的許多群體，而且美國勞動法規定，臨時工、非全日工和承接外包勞務的雇工不享有加入工會、組建工會的權利。
勞動法　美國勞動法規定，一個合法的集體談判單位內的工人只能由一個工會代表他們與雇主談判。在理論上，一個企業的工人要組建工會必須有30％的人提出申請，要求投票選舉決定是否組建工會；聯邦政府的全國勞動關系委員會被授權保障工人的結社權，并主持選舉；如果多數工人投票決定選擇某工會，該工會在被核準是該企業工人選出的代表者后，法律規定雇主必須與之談判。但在今天的實踐中情況已發生重大變化，雇主的無情壓力，結合千百件小范圍的行政條令和法院裁決，已經在"事實上"修改了勞動法。通過逐步不斷地削弱法律對工人的保護，而不是通過一次重大立法畢其功于一役，這是美國不同于他國之處。雇主拖延舉行選舉工會的時間，利用這個空檔讓勞工顧問(破壞工會的專業公司)開展大力度的反工會活動。雇主可以合法地無數次要求全體工人昕反工會演說和看反工會錄像；工會組織員卻不得進人雇主的產業地界，親工會的工人也只能利用工休片刻時間同身邊同事交談。雇主還可以要求工人輪流去找監工個別談話，后者要問他(她)是否贊成組織工會。理論上說，他(她)們在這種強制性的談話中，不得因表示支持工會而受懲戒，但無法逃脫因"粗暴無禮"或"不服從上級"而遭到制裁。
在這種法定的組建工會活動中，雇主每四次就有一次機會解雇被甄別出來的最積極的親工會活動分子。對此，工人和工會可向全國勞動關系委員會提出申訴，雇主則會辯稱解雇是事出有因，雙方反復交手，相關的法律程序往往長達3年，大多數情況是雇主的最后一次上訴被駁回，工人"獲勝"。但在此期間工人始終處于被解雇狀態。問題的關鍵是，對于雇主的這種"不公平勞動行為"的懲罰十分輕微：讓工人恢復原來的工作并補發其被解雇期間的工資，但須扣除這期間他(她)的其他收入。還有，雇主不會因再次違法而受懲罰。有鑒于此，雇主在組建工會的活動中解雇親工會積極分子有得無失。
侵犯工人結社權的進一步發展是減少享受集體談判權的工人及其類別，特別是擴大界定監工的范圍，使之包括所有其工作能對他人起示范作用的雇員和培訓技術不夠高的雇員。最高法院和全國勞動關系委員會裁決將許多類別的護士(這類工人的隊伍不斷擴大，戰斗性強而且都參加了工會)排除在享有組織工會權利的職工行列之外。這種裁決的適用范圍還將擴大到覆蓋更多的類別和職業。
共和黨以及新自由主義的統治從1980年起，期間，除比爾·克林頓外，美國一直都由共和黨人當總統，而且自1994年以來國會也一直由共和黨人控制(本文脫稿于2006年。--譯者注)。這段時期民主黨在許多問題上采取共和黨的立場，沒有提出過明顯有別于新自由主義的替代方案，而且不存在擁有重大影響的左翼政黨。工會對民主黨的影響持續減弱，而企業界的捐贈人不僅控制著共和黨的財源，而且給民主黨的捐贈金額也相當于工會捐贈的7倍。然而，由于許多民主黨人保持著同工會選民的重要聯系，工會可以因2006年民主黨人贏得國會多數而鞏固自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民主黨人當選總統，總統掌握著對全國勞動關系委員會組成人員和對聯邦法院法官的任命權，而且總統可以支持或否決親勞工的法案。
沃爾瑪　沃爾瑪不僅是美國最大的私家雇主，也是致使工會處境惡化的驅動者和實踐者。根據行業分類，它不是物資生產商，但它通過其綜合性供應網絡控制了"從美國辛辛那提到中國深圳"全世界的生產商，規定它們產品的規格、生產標準和方法，并利用它們之間的競爭規定最低收購價。它不僅是零售業的龐然大物，也是制造業有實無名的巨人。它壓低收購價實際上就是壓低包括美國在內的全世界制造業工人的工資，并將他們卷入相互之間的激烈競爭。沃爾瑪在美國國內的形象主要是一個頑固堅持低工資的零售業企業，以通過低工資、低福利、將雇傭全日工換成非全日工等手段，不遺余力地壓低勞動成本而臭名昭著。它也以同樣頑固地反工會而聞名，它旗下幾家連鎖店的肉禽部組建了工會，它寧愿關閉包括這幾家店在內的全系統的肉禽部，也不允許出現 任何一個工會組織，收到了"殺一儆百"的效果。非工會化助長了經濟不平等的擴大。1950年，20世紀美國最大的私家雇主通用汽車公司總裁的年薪(不含獎金、津貼等福利)相當于其裝配線生產工人(工會會員)包括工資、獎金及福利在內全年收入的140倍。2003年，沃爾瑪首席執行官的年薪相當于其全日制工人年收入的1500倍。

四、工會的革新步伐

自從約翰·斯威尼及以其為首的"新聲音"團隊贏得1995年勞聯一產聯領導職務競選的勝利以后(這是勞聯一產聯歷史上第一次通過競選產生的領導班子)，工會運動采取了多種創新舉措以應對面臨的挑戰和困難，但成效各不相同。其中許多創新是同其他社會運動結成比較緊密的聯系，從而同時改變"工會"的定義和內涵，并堅持"工會運動"必須代表包括工會或工會會員在內更廣泛的勞動群眾的利益。
勞聯-產聯的分裂　在長達50年的時期內，美國所有由工會組織起來的工人全受單獨一家中央聯合會即勞聯一產聯的控制，這種狀況沒有因最大的教師工會始終置身其外，以及諸如聯合汽車工人工會和卡車司機工會等幾個頗具實力的大工會幾度與它或分或合而發生變化。它在2005年發生大分裂，擁有600萬會員的7個大工會分裂出去，組成新的聯合會"變革謀勝利"，但勞聯一產聯仍擁有53個工會、共900萬會員。當時"變革謀勝利"的支持者預計它將邁出大膽革新的步伐，反對者則威脅要同它進行破壞性的鬩墻之戰。一年多過去了，這兩種情況都沒發生。
新聯合會的會員有樓房守門員、醫療保健工、旅館女工、食品雜貨店售貨員以及數量可觀的建筑工人、卡車司機和倉庫工人。他們的工作崗位基本上不受全球化或國外競爭的影響，盡管他們的雇主有些是總部設在美國境外的公司，而且雇員中包括大量來自南半球的工人。由于移民工和女工集中在服務部門就業，他(她)們在"變革謀勝利"會員中的比例高于勞聯一產聯。
新的聯合會，包括服務業雇員工會和紡織酒店餐館工會都十分強調組建工作的重要性，而且它們基本上說到做到。留在勞聯一產聯中的有些工會，諸如主要組織電話系統工人的美國通訊工人工會也重視工會的組建工作。然而，今天在美國要將工人組織進工會特別困難，而且大多數工會既無意也無力大舉開展組建運動。
兩個聯合會的區別有二："變革謀勝利"所屬工會的基礎更多地是在國內，因而較少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它們宣稱在自己的工作重點中組建工作優先于參加政治。但兩個聯合會的觀念形態并無二致，兩家都傾向于支持勞資政三方協作的原則，即贊成勞資合作、反對勞資對抗。服務業雇員工會主席、新聯合會"變革謀勝利"的締造者安德魯·斯特恩，在2005年8月1日接受媒體(CNBC)采訪時說："我們的工會運動是遠在20世紀30年代工業經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當時工會奉行一種階級斗爭的方針。但立足于當代經濟的工人不指望工會制造問題，他們指望工會解決問題。這意味著......如果我們要對美國工人的勞動給予回報，就需要把美國組成為一個各方切實協力共事的團隊......"他最后說，"我們需要成為自己雇主的伙伴"。
通過政治恢復實力　勞聯一產聯及其成員工會投入過量的資源參加政治。在每四年一次的總統選舉中，它們都是全力以赴支持民主黨候選人競選，同時急劇壓縮組建工作和其他工作。它們也以同樣方式對待國會議員選舉和州長選舉，只不過投入的資源略少而已。它們極少在促進自己的工運事業上采取攻勢。
在最近幾次大選中，它們有效地動員了其會員投票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如果當時會員率仍保持在1980年的水平，則戈爾和克里兩人都會以得票大幅領先而當選。下面的數字足以說明問題：男性白人是選民中最堅定的共和黨支持者，他們之中62％-37％的票投給了布什，克里則得到了59％-38％男性白人工會會員的選票。如果戈爾和克里兩人中即使只有一人當選，也可以說工會投資于選舉是一種高明的決策，但兩個人都落選了，工會在候選人上投入巨額金錢卻一無所獲。但許多工會仍堅持認為，如果不改變政治環境，工會就不會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為此必須繼續投入大量資源選舉民主黨人。
在勞聯一產聯的那次分裂中，雙方的分歧在于勞聯一產聯當時的領導層強調參與全國一級的選舉政治，理由是如不改變立法一政治氣候，工人就不可能得到重大收益，而只有民主黨人重新執政，才能改變這種氣候。為此，勞聯一產聯積極支持一項勞動法修改案--"雇員自由選舉法案"，它認可采用"憑卡核定取向"的方式組建工會、加大對觸犯勞動法的雇主的懲罰力度，并規定在新組建的工會被批準成立一年后，如勞資雙方仍不能就集體合同達成協議時，得進行強制仲裁。勞聯一產聯認為，只要民主黨人在國會中占優勢，而且又有-一位民主黨人當總統，這樣的法案就會被通過成為法律，工會組建工作取得重大勝利也就成為可能。誠然，對勞動法作出這般的變動勢必使局勢大為改觀，但要注意，1978年盡管民主黨人在國會中占最大多數，而且有一位民主黨人當總統，最后一次修改勞動法的努力依然被挫敗。
組織工人加入工會　根據有關當局和法院對現行勞動法的解釋，工會要在全國勞動關系委員會體制內組織工人極為困難，因為法律限制工會的行動--在實踐中不提供法律規定的、理論上給工人的各種保護，因此，今天吸收進工會的人，80％以上不是通過官方全國勞動關系委員會的法定程序，而是通過"非勞動委員會"或"憑卡核定取向"的組建運動加入工會的。
在這種形式的組建活動中，工會繞開全國勞動關系委員會的程序，利用社區或政治壓力，通過"憑卡核定取向"程序，迫使雇主承認該單位工人認可的工會代表他們同雇主談判并簽定集體合同。這樣，就可以不通過勞委會主持的選舉，由工會經自己征集到足夠55％的工人簽名、要求組織工會的卡片，交由勞資雙方一致同意的第三方核實這些卡片的有效性。單靠社區領導人的支持還不足以贏得卡片核實式組建活動的勝利，工會還要在公司老板和董事會董事們住宅周圍散發傳單、組織示威游行，再加上投資人(特別是公共基金和工會養老金基金)和民選公職官員施加的壓力。工會要同社區結盟并承擔社區義務。通過這些策略和戰術，工會的組建工作在洛杉磯和休斯敦、在樓房守門員和旅館工人中都取得了十分重大的成功，特別是在拉斯維加斯幾乎將全市旅館工人都組織進了工會。
服務業雇員工會組織"家庭護理"工人的工作是近年來工會眾多成功組建工作中成就最為卓越的一次。組織這類工人加入工會，除同組織樓房守門員和旅館工人一樣強調用社會組織結盟，并爭取工作場所以外各界民眾的支持外，還必須爭取改變他們的法律身份，使他們能夠加入工會。老年人和殘疾人的"家庭護理"工工資主要由各種公共基金資助，這類工人不能集體地同州政府談判，因為從技術上講，他們是各種州級以下的地方機構甚至是一些單個殘疾人的雇員。經過13年的不懈努力，以及同許多殘疾人團體的聯盟，終于使洛杉磯成為法定的"備案雇主"，從而使家庭護理工成為享有集體談判權的公共雇員。這樣就得以讓分散的家庭護理工--其中有些人甚至從未相互見過面--都能投票贊成組織工會，并使工會能代表他們談判增加工資。通過這種戰術積小勝為大勝，服務業雇員工會有一次在工會選舉中一舉吸納了75000名洛杉磯的家庭護理工，隨后在其他地區也取得同樣的成功。
走出工作場所：工會的創舉　現行美國勞動法和絕大多數工會都把工作對象集中于那些受雇于同一個雇主、工作穩定、全日制、受廠紀店規約束、非監工類的工人(他們之中多數人主張組建工會)，但現在他們的人數日益減少。民意調查表明，5000多萬工人要求參加工會，但其中絕大多數不可能加入傳統意義上的美國工會。為了適應新的情況，近年來，一些工會改而不在工作場所組建工會，而且也不按傳統工會的模式建立新基層組織。其主要方式有二：開展政治運動以提高底層工人的工資；試行組建各種工人組織--但它們不是那種傳統的、得到全國勞動關系委員會批準和雇主承認的集體談判單位。
近年來，多次發生的、要求為低工資工人增加工資的群眾性政治運動反映了聯邦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名不符實。一個領取最低工資的工人要使四口之家的生活不低于政府規定的貧困線水平，必須每周工作72小時、全年工作52周。為解決這個問題，工會開始在有的地方開展政治運動，要求當地政府頒發維持生存工資的條令，將"維持生存工資"規定為一個工資收入者為維持四口之家的生活不低于官方規定的貧困線水平所需的工資(2005年為每小時9.28美元，比官方規定的最低工資高出80％多)。早期的維持生存工資運動只以少數幾種類別的工人為解困對象，主要是市縣政府雇員、與這兩級政府簽約的合同工和領取其補貼的雇員。雖然早期勝利的覆蓋面較小，這種運動卻提高了勞務外包的費用，為后來擴大戰果提供了經驗。在2004年的地方選舉中，維持生存工資運動采取進一步行動，要求在佛羅里達和內華達兩個州舉行全民投票，決定是否在全州范圍內提高最低工資。這次由一些社區團體和一些工會組織結成同盟所發動的全民公決。大幅度地提高了最低工資，并且明文規定以后工資將自動隨通貨膨脹同幅上調。這兩場舉行全民公決的創舉不僅以壓倒多數獲勝，而且提高了公眾的覺悟、建立起了社區一工會聯盟，它還促使其他各州也組織公民票決運動，對各自的州立法機構施加壓力。這種運動同時顯示，由于聯邦政府堅持僵硬立場，斗爭的陣地已轉移到州及其以下各級地方。
通過組織維持生存工資運動以提高工資，這是另辟蹊徑的一種最重要的政治性替代選擇。另外一種創舉就是試驗采用新的組織形式和新的代表工人維權的戰略。以社區為基礎的一些工人中心，將各行各業的低工資工人聚集起來--這樣也往往將不同族裔和不同階層的工人以及移民工人聯結起來，對他們進行培訓和教育，開發領導人才，并處理扣發工資等工作場所發生的問題。工人中心的活動經費依靠各種基金會的捐贈，經濟上不能自立，這是它們不同于工會之處。20年前，屈指可數、寥若晨星的工人中心至今已發展到100多個，說明它具有深入社區的潛力，這是一般工會力所不及的。
另外一些創新性舉措是把在法律上或在實踐中被拒于工會之外的、為數眾多而且不斷增加的個人組織起來，代表他們維權。如勞聯一產聯設立的"勞動的美國"同非會員工人簽約，將他們組織到以工會為導向的政治網絡中。還有如專門將某類工作場所或某類職業的工人組織進各種工人協會等等。以上這些組織代表了不同單位和場所的不到半數的工人，但它們將存在一段時期甚至長期存在下去，使這些工人能提出比較系統的要求、建立積極分子網絡、自主開展集體活動并同其他工人組織互相聲援。
沃爾瑪：教育、政治和社區多管齊下　沃爾瑪是工會最需要從各條戰線動員起來與之斗爭的對象。特別是在美國，它已成為一股強悍的反工會勢力，其影響已遠遠超出其自身業務范圍。雖然它的所作所為使它易于受到來自政治和社區方面的壓力，但它擁有巨大的資源使人難以與之對抗。然而，沃爾瑪卻以一定方式與幾乎所有它在其境內營業的國家的工會進行交易，這說明當今美國工會的處境既是美國工會在政治上易受傷害和缺乏組織能力的結果，也同樣標志著沃爾瑪獨特的勞工戰略行之有效。或許是基于這一認識，美國工會應對沃爾瑪的策略是既不展開全國規模的組建運動，也不在其分店逐個地組建工會，而是在各地動員形成地方性反沃爾瑪聯盟并提高公眾覺悟。
工會在政治上多次發動了禁止"大"零售店或強制其接受某些條件的運動。如僅以微弱差額未獲通過的芝加哥市條例，原本規定所有超過一定規模的零售店(實際是針對沃爾瑪)付給雇員的工資必須每小時為最低工資的兩倍，并且外加每小時3美元福利費。工會還有其他舉措：沃爾瑪利用由公眾基金設立的扶貧濟困計劃中的項目，特別是其中的醫療扶貧款來補貼它自己的低工資、低福利雇員和低工資、無福利雇員，這激起了民眾公憤，工會借機倡議通過法律強制沃爾瑪增加其向醫療保險繳費的份額。
工會通過其反沃爾瑪的網站和影視紀錄片，以及通過在社區與工人雙方利益交匯點上結成的同盟，舉辦一輪又一輪的公眾教育運動來組織上述各項政治性活動。其目的在于揭露沃爾瑪有恃無恐地侵犯職工結社自由和其他合法權益的種種劣行，阻滯它的發展，改善它現有職工的生活條件及勞動條件，從而為將來開展組建工作打下基礎。這些活動無疑改變了公眾對沃爾瑪的看法，并有損它的公眾形象，但未能將沃爾瑪現有以及原有的職工發動起來，采取集體行動或像其他地方那樣，組織某種非傳統工會模式的工人維權團體，不過這些活動發展成一種組建"準工會"運動的前景還是光明的。他們可以組織一個"沃爾瑪工人協會"以反對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維護工間休息權，交流有關工資以及反對強制加班加點等方面的信息等等，也可以在不能組建官方核準的工會組織之前采取其他方式集體維權。

前景

美國工會運動要扭轉40年來新自由主義造成的局面，并消除其后果，面臨巨大的挑戰。必須從多個方面采取主動，并堅持不懈地努力才能取得實效，這就是：提升組織工作能力；進行政治動員；同社區及社會各界團體聯合行動或結盟；創新工人活動方式。以上每一個方面都是困難而繁重的工作，這些任務合在一起更是一項十分艱巨的工程。然而，只要一個方面的工作有所突破就可以帶動其他幾個方面，從而彼此間相互促進，這十分重要。
每一場社會運動都是以往多次挫敗和山窮水盡疑無路情況下的綜合產物，而不太起眼的成就都往往能觸發產生結構和文化的新局面。今天是開展工作的大好時機：42％的美國工人要求加入工會，而1984年有此意愿的工人只有30％，至于想要獲得某種集體代表權的工人的比例甚至比這更高。更有甚者，多家公眾輿論調查顯示，日益加劇的美國社會的不平等正在產生更廣泛的、不斷增長的社會不安。工會能否針對群眾的關切采取切實行動，并將群眾動員起來將是工會能否自我改造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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