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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塵封了約半個世紀的故事之二、三:砂共游擊隊

老溫 · 2010-06-16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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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塵封了約半個世紀的故事之二:

砂共游擊隊第二支隊

作者: 老溫
5:51pm 13/06/2010


  
     砂拉越人民游擊隊第二支隊駐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的巴萊加拉岸(Balai Kerangan)至史奴都(Senotu)地區。成立時人數有六十多人,政委是沈友貴,副政委是楊賢華(楊小楊),司令是溫國鴻(賴百佳)。
  
     這一地帶都是偏僻的民族地區,要在這一地帶活動、建基地,必須重視搞好民族工作。其實,汶萊“12.8”事件前后,組織都已派干部開展這一帶民族工作。當成立第二支隊時,這些民族工作者都參加了部隊。第二支隊成立后,我們繼續開展這一帶的民族工作。我們派民族工作者定居甘榜,通過醫療服務、開辦學校、文娛活動、開會和參與土著民族的勞動生產,急群眾所急,幫群眾所需,通過努力和耐心細致的宣傳教育,這些群眾跟我們同志站在一起,積極支援我們的斗爭。這些群眾主動幫忙我們同志開芭種稻,還幫忙囤集糧谷。這些伊班民族兄弟經常到同志們的營地,還背來了米和雜菜給同志們,跟我們打成一片。這些群眾有些想參加我們的部隊,我們多不敢接受,僅收六位,也同意有時讓他們回甘榜居住。在敵軍“圍剿”時,敵人對土著群眾進行殘酷鎮壓,其中在史魯都Sekajang的甘榜頭被印尼軍野蠻殺害,還有幾位民族青年,被捕時用香煙燒灼得紅腫也沒有使他們屈服。不過在敵人的反復不斷殘暴鎮壓下,后來群眾被分化了,大部分感到害怕,有的變成反對我們,甚至殺害我們的隊員,提著人頭去領賞。
  
     我們的武器來源,是沈友貴、溫國鴻通過西加里曼丹的一個軍隊司令Diawkudu搞統戰,搞到約2百支來福槍和輕機關槍、四支中型機關槍、三支手槍等,還有大批裝備彈藥。第二支隊還搞到一萬元馬幣,和一個小型廣播電臺。這個北加里曼丹革命之聲還播了一小段時間。這些從統戰搞來的武器、彈藥等,多數交上總部。第二支隊也有派人到三支去訓練,有些人與槍支就留在第三支。
  
     這支隊除了軍訓和上政治課之外,還進行了勞動生產,我們種了稻、赤豆、蔬菜和雜糧等。糧食除了自己動手自供自給解決一部分之外,有的從統戰工作中得到解決。
  
     第二支隊有分為二處:在下游的A處,以Sentas為中心,是由彭福貴(劉振華)負責;在上游的B處,以Senotu為中心,是由楊賢華(楊小楊)負責。作為主要領導人的沈友貴則在這兩處輪流走動。1966年,總部內部領導鬧矛盾,又對第二支隊不關心,給二支帶來負面的影響。當時溫國鴻帶了幾位向印(尼)方投誠,二支又面對敵人的軍事“圍剿”加上支隊主要干部又不團結,處境艱難。
  
     1967年,印尼軍對我邊區砂拉越人民游擊隊進行了大規模的“圍剿”。在第二支隊活動的所有甘榜都有駐兵,初時一個連分駐守三個甘榜,后來每個甘榜駐有一連的兵力。其中史奴都甘榜只有四十八戶人家,卻駐有幾百名兵力。這些印尼兵對當地居民進行偷竊、強奸,無法無天,無惡不作,令群眾無比憤懣。
  
     第二支隊曾跟印尼軍隊發生多次戰斗。1967年4、5月間,Poh的營地被印尼軍攻打,雙方激烈駁火,我方沒有死傷,敵軍卻在自我槍戰中死傷一批。
  
     1967年下半年后,第二支隊跟總部失去了聯系。沈友貴也派有小組回國內聯絡,也音訊杳然。他決定自己回去,但在要回之前,在一次被敵人襲擊中受傷,楊賢華卻犧牲了。
  
     1969年5月,沈友貴帶了幾位同志回國內,走了整個月總算順利地回到地下領導中心。隨后,又派人倒回邊區把余下的第二支隊人員帶回國內,并全部編入北加里曼丹人民游擊隊。




作者:老溫
主題:砂共游擊隊第二支隊
送交:黃庭

轉載自《大馬華人網站》

一段塵封了約半個世紀的故事之三

全軍覆滅的第三支隊

作者: 老溫
06:39am 14/06/2010


  
    砂拉越人民游擊隊第三支隊成立於1965年11月下旬,營地建在雙空巴拔山地區。雙空山海拔6000尺以上,周圍80公里山巒起伏,山勢陡峭,絕大部分地區為原始森林蓋覆。山區內分布有九座達雅長屋。砂拉越人民游擊隊第三支隊就在這樣有利的地理條件和不利的群眾條件下,扮演著一部可歌可泣的戰史。
  
    砂拉越人民游擊隊第三支人數約有200人,隊伍是三個支隊中最大,領導力量最集中,戰斗力也最強,加上總部也設在第三支隊駐地,總部的司令和政委更兼任三支的司令與政委。這樣,第三支理所當然成為砂拉越人民游擊隊的主力與核心。
  
    為了更好與更有效地進行領導與指揮,大家決定在第三支中設立一個指揮部。它由總部成員加上莊其全、賴水、溫長江、彭夢合、黃祥明、陳金貞、黃生祥、劉月輝、陳宗有和劉業勇等同志組成。
  
    1966年2月,葉存厚從印尼椰加達(即雅加達)幾經輾轉來到第三支隊,經會議決定,葉存厚加入總部和接任政委之職,原政委黃紀曉改任副司令。
  
    第三支隊成立時,印尼的政治舞臺已風云突變,印尼從過去的支持我們的反馬斗爭,轉變為反對我們的斗爭,只是由于當時他們要應付內部問題而一時無暇對付我們。因此,當時部隊除了進行生產,搞運輸,準備戰備糧,還進行一般的軍事訓練,同時還派大批指戰員開展周邊的長屋群眾工作。同志們當時以木薯為主糧,物質生活雖然清苦些,然而生活還算安定。直到1966年中,印馬開始準備聯合對付我軍,第三支隊因此也就開始準備反“圍剿”的斗爭。
  
    由于是第一次準備面對“圍剿”,大家完全沒有經驗。第三支隊領導前后于1966年8月和9月召開了兩次冗長的會議,研究反“圍剿”計劃,會議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有時甚至激烈爭論。會議最后還是通過了由林和貴提出,經同志們修改補充的如下反“圍剿”斗爭計劃.
  
    1966年9月11日早上,在我軍某生產地發現敵情,同志們便撤退。當天下午,派出郭文忠和斯能(達雅族)兩位同志到早上發現敵情的生產地偵察,結果被印尼兵逮捕。敵人從對兩位同志審向中得不到什么情報,于是第二天便將兩位同志槍殺。對兩位同志被殺事件的看法和處理,葉存厚和楊柱中與林和貴和黃紀曉的意見不同。
  
    葉存厚認為這兩位同志遭害是印尼反動派向我軍“圍剿”的序幕,應堅決為犧牲同志報仇,應撤退我軍設立在雙空的公開站,準備主動伏擊敵兵。林和貴和黃紀曉則認為,兩位同志們的遇害可能是印尼右派向我軍“圍剿”的序幕,但也可能是右派軍人的個別行動,我們應對此事持慎重態度,在明確了印尼右派軍人殺害我們同志的目的,即確定了對方的政策后,才主動襲擊敵人比較恰當,對于雙空的公開站可慢些撤退,先通知雙空公開站向敵方提出強烈的抗議。同時,在可能的情況下,應該延長與敵方的統戰關系,爭取時間積極進行反“圍剿”的準備。但若由對方首先采取決裂行動,我們只得堅決進行戰斗。
  
    由于一段時間來葉、楊與林、黃在處理其他一些問題時的意見也有相左,產生一些矛盾,而且葉、楊在此之前本來就對林和貴的官僚作風及其他一些缺點有意見和不滿,加上林和貴又沒有按照“9.19”中央擴大會議的決定去東部,而卻留在西部到第三支隊來,對此,葉、楊甚為不解和不滿。因此葉、楊與林的矛盾日益尖銳,無形中成了葉、楊一方與林,黃的又一方。
  
    盡管林和貴沒有去東部而留在西部的問題,后來經開會承認他在西部的領導地位,然而并沒能因此而完全消除葉、楊對林的疑惑和不滿。
  
    1966年5月間,經領導會議研究決定第三支隊指揮部改組成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司令部由楊柱中領導、政治部由葉存厚領導、后勤部則由黃紀曉領導。而林和貴、謝嫣素等則留在后勤部屬下的生產部工作。
  
    1967年1月間,林和貴決定離開第三支隊,并且認為在離開第三支隊前要把與葉、楊的關系問題跟一些同志說明。

    1967年2月7日,林和貴準備離開第三支隊,當天早上得到通知出席一個會議。會議由黃祥明負責主持,是一個大型的群眾性會議。這個所謂“民主斗爭”會議,說是針對第三支內部出現的矛盾問題進行公開討論批判,然而,會議上更多的是批判傾向林和貴一方干部和戰士的問題,有的發言還帶攻擊性的,會議帶有宗派氣息。因此會議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和矛盾,相反卻擴大和激化了矛盾。顯然,會議是起著壞的影響。會議后林和貴等先后離開了第三支隊。
  
    隨著印尼右派軍隊的“圍剿”逐步加緊,加上內部矛盾問題的消極影響,部隊內部逃兵開始增加,面對這種情況,部隊領導提出,在規定時間內愿意離隊者,部隊可以負責遣送,否則此后再逃跑者,則以軍法處置。因此部隊曾經集體遣送一批為數十幾位同志離隊,在往后的嚴重反“圍剿”中,部隊亦曾搶決過逃兵。
  
    以下根據第三支隊同志,其中兩位同志是在1969年3月葉存厚和楊柱中犧牲后約兩個月間先后被印尼兵逮捕的;另三位同志是在1968年底先后被印尼兵逮捕的同志們的回憶。
  
    1967年7月15日,火焰山部隊在華莪地區攻打印尼軍的華莪空軍基地后的一星期的一個早上九點半,印尼空軍飛機一架,飛到第三支隊二號芭和三號芭的生產地,投下十幾顆炸彈。過后大約十分鐘,兩架軍用直升機向二號芭和三號芭周圍的樹林掃射大約一個小時,之后還投下傳單。大約半個月后,印尼大兵進駐雙空地區的甘榜打夢、甘榜文汪、甘榜雙空、甘榜士拉央,以及整營軍隊駐扎在三八洞。敵兵在直升機場還空投糧食。
  
    接著,印尼兵在“圍剿”中,進攻了第三支隊的主要據點四號芭,經過三天三夜的激烈戰斗,我軍放棄該據點,從此轉入大森林,開始了極為艱險困難的反“圍剿”斗爭。
  
    起初指戰員們的體力還行,雖然吃的是野果野菜,還有鹽、干糧等調配。隨著時間的推移,加上敵兵追擊,持續的駁火后,死傷人員的增加,部隊戰斗力逐漸減弱。
  
    到了1968年中,由于敵兵依然不停的追擊,隊伍人多更難解決食物等困難,被迫把隊伍分成兩部份轉移。由黃祥明和林廣民帶的一隊,出發時有20多人,途中餓死的餓死。其中一個上午,本來規定六點出發,黃、林到8點多才出發,才走一個小時,就受到敵軍居高臨下的襲擊又犧牲了幾位同志。一個月后到跟葉、楊集合時,這一隊只剩下8位同志了。之后兩部份同志只好又再集中一起轉移。
  
    這段時間部隊除了遇上敵兵時戰斗外,就是找吃的。然而再也沒有木薯、榴連、竹筍可吃,只好吃樹頭酸、山番薯、山香蕉芯、榴連葉等,所有能夠吃的各種樹葉。如果偶爾在山溝里抓到小魚,用火烤了骨頭全吃了;有的同志抓到小魚小蝦放進嘴里就吃;有的同志還吃蚯蚓和昆蟲,等等。總之,看到能夠吃的東西都吃,加上沒有鹽,有的同志不但腳腫大,臉也開始浮腫起來,個個同志瘦骨如柴,他們走在山壟又累又渴,不能下山找水喝,一下山就爬不上來。同志們都帶病行軍,平時幾分鐘的路程要走整小時,個別同志走不動,倒下去就起不來了。有多少次有多少個同志走不動了,跟不上隊伍,有些主動要求留下來,同志們扶他們躺下,簡單蓋個棚子,第二天拿點吃的野菜倒回去給他們時,他們已經斷氣了!
  
    由于有的同志被捕,有的犧牲,有的被土著殺害,有的離隊,有的病死,餓死,人員越來越少。到了1969年2月間,只剩下30多位,而有約半數是病號,行動都非常困難。此時有病弱者向葉存厚和楊柱中提議,為了不影響大家,把他們放下,然而葉、楊表示不能放棄他們,要死大家一起死!于是大家繼續一起轉移,躲避敵兵的追殺。
  
    1969年2月尾,葉存厚安排10位病弱的同志,到一個認為比較安全的地點住,由堅利同志帶隊。可是,轉移到半路被敵軍襲擊,整小隊全部犧牲了!
  
    到了1969年3月中,隊伍只剩下葉存厚、楊柱中、王美鑾、曾永光、余秋蘭、陳水和、陳梅枝和唐秀妹八位同志。3月25日上午10時,我們又遭到印尼兵的突然襲擊,政委葉存厚和司令楊柱中光榮犧牲!我們六位同志幾天后又被襲擊,又犧牲了水和、和秀妹二位同志。那時僅剩下4位同志,為了找糧食到一塊舊稻芭一間小茅屋住。曾永光不大會走了,留在小茅屋里,其他三位同志去找木薯,又被敵軍追殺,陳梅枝當場犧牲。她們跟曾永光同志失散了。兩位女同志實在走不動,只能爬著前進。最后三位都先后被活捉,并在印尼坐了六年的牢。至此砂拉越人民游擊隊第三支隊覆滅了!
  
  
    探討砂拉越人民游擊隊第三支隊的覆滅, 有以下幾點看法:
      
    第一,砂拉越人民游擊隊第三支隊覆滅的直接的主觀原因是,葉存厚和楊柱中對敵軍“圍剿”的長期性和嚴重性估計不足的輕敵思想,以及過份強調“雙空武裝紅旗不能倒”,而形成死守根據地的保守的左的軍事思想路線造成。如果葉、楊能在適當的時候堅決主動放棄雙空,做戰略轉移,就不至于全軍覆沒。在游擊戰爭中,必要時暫時放棄根據地不但是正確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客觀的看,在敵人的嚴重而長期“圍剿”下,像雙空那樣群眾不但覺悟低(先前支持部隊的群眾,后來不少反過來反對部隊),而且群眾人數少以及地域不大的不利條件,加上部隊戰斗力還不夠強,即使主觀指導正確,也不可能勝利堅持雙空,也只能暫時放棄雙空,做戰略轉移。
  
    第二,第三支隊隔鄰的火焰山部隊攻打華莪空軍基地,引發印尼軍方強烈報復,造成對第三支隊的加重“圍剿”的極大壓力與打擊。
  
    第三,由于林和貴沒有按“9.19“會議決定去東部而到三支,造成三支領導干部之間的不團結和矛盾斗爭,造成的消極影響,并一定程度的削弱了部隊的戰斗力。

  

作者:老溫
主題:全軍覆滅的第三支隊
送交:黃庭

轉載自《大馬華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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