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很可能在2012年制造“信仰恐怖”
郭春孚
美國統治者對人民的統治手段主要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權力統治，第二種是軍事統治，第三種是精神統治。
權力統治
權力包括領導權、管理權等，它的本質在于影響和制約他人的價值來為自己的生存與發展服務，主體指國家、政黨、政治社團以及政治個人，客體指接受權力作用的群體或個人。
權力的類型有強制性權力、功利性權力、操縱性權力、人格型權力。
強制性權力是最為普遍的權力形式。例如，甲要求乙做某事，乙因為受到甲的威脅，雖然不愿做但是不得不去做。乙是否到底滿足甲的意志，取決于乙的決定，要么按照甲的希望去做，要么面對甲的威脅。如果乙按照甲的希望去做了，威脅就成功了；如果違背甲的意志，甲就可能會實施威脅。
功利性權力基本上與強制性權力相反，如果權力客體服從權力主體的意志，權力主體就會承諾給權力客體某種好處。這種權力之所以被稱為功利性的，是因為權力主體對客體提供的東西是實用的、有價值的。作為功利性的權力給予，主要包括財富、職位、雇用、榮譽等。
權力既可以作為手段，也可以作為目的。統治者可以將權力送人，使無權者有權，使權小者掌握大權。
美國統治者慣用的胡蘿卜加大棒的外交政策，就是功利性權力和強制性權力相結合的典型。左手拿著胡蘿卜示好，右手高舉大棒威脅。這種政策對弱小國家很有效，一方面，弱小國家希望得到強國賜予的利益；另一方面，弱小國家又害怕強國的武力威脅，只好服從強國的意志，違心地圍著強國的指揮棒轉。
操縱性權力是通過對他人的意志和行為進行操縱建立起來的權力。這種權力不是建立在公開的溝通之上，而是以更巧妙的方式全部或部分地改變權力客體的價值觀，從而影響權力客體的行為。大多數人都有一種從眾心理，他們的意志是可以改變的。如果一個人的態度能夠被重造，他就會以別人所希望的方式去做事。如果你能夠徹底地重塑一個人的態度，你就可以支配他，毋需采取威脅或給予的方式。一個人的思維方式被完全同化后，他就會按照別人的行為方式去作為。實施操縱性權力的技巧主要有“洗腦”、宣傳和社會化。
謊言說上一萬遍就會變成真理。受眾的思維免疫力是有限的，在媒體的反復教導下，他們就會將謊言當成真理，成為羊群中的一分子，跟著領頭羊往前跑。
美國統治者控制主流媒體，將預先設計好的“理念”進行美化和包裝，開動宣傳機器大肆宣傳，對受眾“洗腦”，使他們的“新思維”在社會上廣為傳播，從而達到重塑他人態度、控制他人行為的目的。他們相信推廣就是影響力，為了提高影響力，不惜投入巨資發動宣傳戰，拋售自己的私貨。
美國的幾家大農業公司推行的轉基因糧食計劃，與美國之前推行的商業化農業具有相同的目的，就是為了控制糧食的生產與流通，為自己創造最大的利潤。但是，這樣的計劃不能和盤托出，必須穿上有利于農民和農業發展的美麗外衣，甚至還需要插上為糧食短缺的國家提供糧食援助的鮮花。于是，商業化農業被稱為“綠色革命”，轉基因農業被稱為“生物革命”。在中國羞于談“革命”的時期，美國的精英們卻全力以赴地搞“革命”，而且在經濟、科技等領域接二連三地開展“革命”。他們現在推行的轉基因糧食計劃，無論目的是好是壞，但從基因對人種的影響方面來考察，至今沒有人做過符合科學標準的長期實驗，更沒有得出具有權威性的結論。不少人認為轉基因糧食對人體有害，可能威脅人的傳宗接代。而精英們卻在誤導輿論，極力夸大轉基因糧食的生產能力和對解決饑餓的作用。
人格型權力也叫影響力，就是人格魅力。如果權威來自人們對制度與過程的崇敬，那么影響力則來自人們對特殊類型的人的尊敬。這種人具有超凡的品質、個人魅力和啟示力。具有人格型權力的人并不一定占居高位，人們對他們的服從主要是因為人格因素。在現代政治中，來自個人的人格魅力與來自機構中的權威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例如，毛澤東是一位極具人格魅力的領袖人物，他的影響力首先來自出類拔萃的個人品格，其次也來自機構所賦予的權威。
人格型權力與拉攏、行賄是完全不同的，它主要來自個人品格和意志，而不是來自不正當的利益。有的貪官在小圈子里的口碑是很好的，但并不能說明他有人格型權力，因為他們是靠利益結成小圈子的，利益是這類小圈子的紐帶。
有人說，資本也是權力，貨幣也是權力，資源也是權力。這是有道理的。統治者并不是完全依靠個人能力獲得權力，而是主要依靠金錢掌握權力。美國總統的背后都有幾個大財團支撐著。洛克菲勒、摩根財團等是美國最大的、最活躍的財團，他們具有操縱政府決策的能力，至少可以影響政府決策。從資本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來看，資本就是權力，而且是最重要的權力之一。資本主義社會不是就建立在資本的基礎上嗎？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貨幣日益成為一種統治力量。在資本主義社會，早期存在著金錢拜物教，人們成了賺錢的工具、金錢的奴隸；現在，貨幣的職能不僅局限于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貯藏手段和世界貨幣，而且具有了越來越大的權力價值。人們被金錢異化，成為受貨幣支配的公民。金融以經營貨幣牟利，不僅達到了賺錢的目的，而且上升為統治手段。美國統治者利用金融手段將本國人民掌控在手心，還企圖利用金融手段統治世界。他們對中國發動金融戰、貨幣戰，目的就是要操練中國的經濟和政治。
資源是有限的，你占有的多了，他占有的就少了。誰占有的資源越多，誰就越富裕。本來資源是發展經濟的基礎要素，與權力沒有多少關聯，但由于資源的稀缺性和經濟發展對資源的依賴性，資源就成為一個政治問題，并上升為國家意志，一些強國為了控制和掠奪資源發動戰爭。美國侵略阿富汗、伊拉克等，還企圖對伊朗發動戰爭，控制中東和中亞，目的就是為了控制和掠奪這一地區富有的石油。他們企圖通過控制石油達到控制世界的目的。資源共享在一個國家內部是合理的，在世界范圍就是騙人的。美國精英發明了許多強調邏輯，在世界上倡導資源共享只是其中之一。
在階級社會，沒有權力的存在是災難，濫用權力是更大的災難。不受監督的權力，比沖出籠子的老虎更可怕。中國的貪官層出不窮，腐敗愈演愈烈，根源在于對權力缺乏監督和制約。美國的濫用權力也很嚴重，形成了富人與官員的權力鏈，被稱為“旋轉門”現象。如果我們把美國的執政黨想象成廉潔的政治組織，把美國統治集團看成是為民謀福利的當權者，那我們就太天真幼稚了。
軍事統治
美國是一個建立在強大的軍事統治基礎上的國家，離開對內對外的武力統治，美國一天也存在不下去。但是，美國的軍事力量是貌似強大，其實漏洞百出，十分虛弱。
“9·11”事件的發生，對美國來說既是悲劇，也是笑料。我們不希望美國發生“9·11”事件，對在這一事件中罹難的2974人表示痛惜；然而，對自吹自擂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戰機和反導彈防御系統的美國的軍事力量，我們不免產生懷疑——連國內的劫機事件都無法預防，能防得住在空中亂飛的導彈嗎？
2010年2月18日，美國南部得克薩斯州首府奧斯汀市重演“9·11”一幕：一架小型飛機突然撞進約有190名職員的國內稅收署設在當地的一處辦公樓，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13人受傷。不過這次自殺性襲擊并非外國恐怖分子所為，而是一名53歲的美國軟件工程師斯塔克實施的。據說，這名男子蓄意撞擊國內稅收署大樓，意在發泄不滿和報復。
這起事件發生后，北美防空司令部下令兩架F-6戰斗機緊急起飛，前往奧斯汀上空巡航。北美防空司令部發言人杰米·格雷比爾說，派遣戰斗機是一種預防措施。近期美國一些客機因為炸彈威脅等原因緊急降落或者臨時改變航線時，北美防空司令部也派出戰斗機。共和黨議員麥考爾說，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正在研究如何預防飛機撞擊大樓。由此來看，美國只有事后預防的能力，想撞你就撞，等撞完了我再預防。美國的反導彈防御系統可能也就這么個水平，想打你就打，等打完了我再防御。這有點像演員演戲時應付差事。
美國花在軍事方面的錢財數目龐大，僅2010財政年度的國防和戰爭費用就高達6363億美元。當然，花費再多，都是納稅人掏腰包，由全國公民承擔，美國官員的收入不會受影響。
美國究竟有多少個軍事基地？國防部長恐怕也說不清，記住國內的，忘了國外的；想起國外的，又忘了國內的。不過，美國的軍事基地再多，也是聾子的耳朵。
美國的政治軍事化在世界上位居前列，經濟軍事化則是最嚴重的。軍事工業復合體屬于美國最大的企業行列，極少數富人從中賺得盆滿缽滿。這是一些什么人呢？當然是能夠控制和支配權力的后臺老板。他們在幕后賺錢，官員在臺上唱戲，配合默契。
美國社會軍事化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從心理角度來分析，可能是美國統治者越來越缺少安全感，需要強化軍事對社會的壓制力；從經濟角度來分析，可能是極少數富人可以從軍事工業復合體中賺到更多的錢；從政治角度來分析，軍事就是政治的組成部分，是最高端的政治，政治軍事化是統治者的需要。資本家也是統治者中的一部分，是擁護和支持社會軍事化的。
一般來說，社會軍事化對社會穩定具有積極作用，但事物總是有利有弊的，當社會軍事化達到畸形的程度，就會起破壞作用。一些國家建立軍人政治和軍人政權，出現了軍人干政和軍人執政的情況，就是很有說服力的例子。2010年2月18日，西非的尼日爾發生軍事政變，總統坦賈與多名政府部長被扣押。政變軍人宣布成立“民主復興最高委員會”，中止第六共和國憲法和解散政府機構。當美國社會軍事化達到極端程度會不會發生軍事政變呢？
這是一個“雙刃劍”邏輯。軍事化的正面與反面都是刀刃，經濟虛擬化在給美國帶來繁榮的同時嚴重地傷害了美國，社會軍事化也會傷害美國，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9·11”事件推動了美國的軍事化，“2·18”自殺性駕機撞擊事件可能會再一次推動美國的軍事化進程。對美國的軍事化最終的結果，我們拭目以待。我認為，美國會成為一個火藥桶，某一天會因不慎失火而自我爆炸。
精神統治
美國的統治建立在資本、軍事之上，還建立在精神統治之上。
美國的文化過去是很適應統治者需要的，但現在變得不那么適應了。無論美國有多少種文化，說到底就是移民文化。美國統治者從英國老大哥那里移植了宗教文化、普世價值觀等，發展了草根文化、快餐文化等。這些文化都存在著致命傷，就是自我分裂、互相對抗。不僅在邏輯上講不通，而且在社會生活中無法融合。隨著社會發展和新移民的增加，固有的矛盾激化，新矛盾不斷產生，社會裂隙越來越大。
對于已經顯露的社會矛盾，美國的精英也是認可的，因為人們早已都看在眼里。如何彌合社會裂隙，避免崩塌呢？
美國的精英開出的藥方就是更多地使用操縱性權力，加大宣傳力度，為大多數人“洗腦”，使少數人的策劃社會化。也就是說，由精英設計一套宣傳方案，經過政府認可后，在社會上大力推廣，或和風細雨，或狂轟濫炸。在美國的媒體上，人們經常可以看到，有一段時間經常發表科普文章，讓人以為科學的春天又來了；有時候卻像暴雨傾盆，同樣的概念密集地出現，似乎正在發動斬首行動。低走低進，是宣傳的需要；高舉高打，也是宣傳的需要。普通人對此并不清楚，只是被動地看、被動地聽，最后是“被洗腦”，跟著輿論走。
美國統治者控制人的精神，既有宗教，又有邪教；既有文化，又有高科技；既有輿論引導，又有學校教育；等等。這種精神控制法是很有效的，使一些盲從的人更加盲從。如果一個人的世界觀、價值觀和心理被操縱，那就會成為一個被動地生活的人。同性戀者在美國也能夠獲得“最大的自由”，說明在美國任何“主張”都可以產生影響力，只要你不反對統治者，堅持不懈地推廣就有空間。
美國統治者主要反對共產主義，以此為名為不少人謀取了政治的、經濟的私利。在美國統治者眼里，共產主義就是洪水猛獸，如果你掏腰包支持反對共產主義，他們就會讓你的腰包更鼓。
為了遏制、打擊和消解共產主義，美國精英煞費苦心，絞盡腦汁，設計了無數方案，從妖魔化攻擊到軍事侵略，從和平演變到顏色革命，無所不包。應該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對付共產主義上是有成效的。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就是他們的最大成果。
美國統治者一直策劃發動世界末日大決戰，企圖在2012年導演耶穌基督重臨人間。電影《2012》就是提前給人們打招呼。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制造“信仰恐怖”，摧毀人們的信仰，建立一種宗教統治的世界，即建立基督教統治的世界。
也許這是美國的一大陰謀，像與蘇聯開展軍事競賽一樣，誘騙中國、俄羅斯等大國增強軍力。然而，從現有的信息來判斷，美國是有可能將“電影”變成現實的。我們必須防止美國統治者狗急跳墻。如果美國像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一樣，在中東、中亞和西藏等地區突然發動核戰爭，那就會給人類造成災難性的浩劫。不僅會使有關國家的人民生靈涂炭，而且還會對氣候產生不良影響，甚至會使幾大文明毀滅。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策劃發動世界末日大決戰，是美國統治者黔驢技窮的表現。一頭驢并不可怕，而一頭發瘋的驢就讓人很害怕。有備無患，對美國的異常舉動，我們必須時刻保持高度的警惕。
在強國的主導下，主要是在美國的主導下，世界正在向危險走去。對于人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自信心，一旦自信心被摧毀，就會變成行尸走肉。人的自信心是建立在自我肯定和信仰之上的，如果懷疑自己，就會懷疑一切，就不可能發揮最大的潛力去實現目標；如果放棄信仰，同樣會懷疑自己，懷疑一切，喪失生存的勇氣、發展的動力和進取精神。如果美國發動世界末日大決戰，制造“信仰恐怖”，必然會使眾多的人產生信仰危機，甚至喪失信仰，從而變成“社會植物人”。
咫尺天涯。世界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在地球村，近在咫尺，但難以開懷交流。當我為世界的未來擔憂時，多想聽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聲音。但愿我是杞人憂天。
信仰永存，正義的力量必勝！
附文：
恩道爾揭示的最令人震驚的事實之一，是極端宗教組織在美國軍隊的活動。美軍軍事宗教自由基金會的創建者、前空軍軍法署署長米凱·溫斯坦指出， “狂熱的極端基督教已經像海嘯一樣橫掃五角大樓承認的所有737個美國軍事機構…在世界132個國家。其中70個在歐洲，11個擁有核武器。”他的結論是，“讓我把這事挑明。我們正在與基督教塔利班打交道。”。這是真切的威脅。
節選自 恩道爾《霸權背后——美國全方位主導戰略》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910/110831.html
第十二章 創建“末日決戰”軍隊
“我知道我的上帝比他的大。我知道我的上帝是真的，他的只是個神像……敵人是精神上的敵人。 那是一個黑暗的王國， 敵人的名字叫撒旦……不要讓媒體和自由主義者動搖你的信仰。為美國祈禱吧，我們將獲得勝利。”
——威廉 ·博伊金將軍，美國國防部負責情報的副國防部長助理
越南綜合癥和黑暗的政治
1975年4月西貢（現胡志明市）陷落，越南戰爭結束。這是美軍、軍事工業復合體和美國權力機構的最大災難。越戰既是美國歷史上最漫長的戰爭，也是美國歷史上首個重大的軍事失敗。
恥辱遠不止于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被一個小國的裝備很差但士氣高昂的窮人游擊隊所打敗，事實還在于美國人民已經厭倦了在沒人能說清理由的情況下讓自己的兒子上戰場送死。擁護戰爭的保守主義右翼將這種反應稱為“越南綜合癥”，所有這些都是美國精英們要面對的重大問題。
沒有愿意作戰的士兵，就不可能動員美國去打未來的戰爭，特別是在找不到明確的對美國的直接威脅的情況下。而事實幾乎從來就是這樣，他們也知道得很清楚，確實不存在對美國的直接威脅。
晚間新聞無休無止地播放美國年輕人被裝進裹尸袋送回國的畫面，林登·約翰遜總統因此而敗選。他的繼任者，共和黨的理查德·尼克松在就職時發誓要贏得“體面的和平”，而實際結果是美國從西貢屈辱地撤回。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的權力機構，至少是其中的軍事機構，通過美國政府特別是情報界的一些部門，開始了秘密行動，以在美國公眾的一部分人中人為地造成一種永久性支持戰爭的派別。
1973年尼克松將從合格男性公民中招募士兵的征兵制改為全志愿兵役制或雇傭兵役制，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降低中產階級男性被征召上戰場的數量，在尼克松看來這是促使反戰運動不斷升級的重要因素。
為了平抑越戰后公眾中出現的強烈反戰情緒，美國權力機構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轉而啟動了一個計劃，這個計劃的目的是擴大美國在整個拉丁美洲的軍事影響及私人公司的利益。
為洛克菲勒們向美洲傳福音
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勢力強大的洛克菲勒家族使用美國新成立的情報機構來擴展他們在整個南美的家族利益。納爾遜·洛克菲勒曾在二戰時期在羅斯福總統新設立的美洲內部事務協調員辦公室任公職，當時他只有32歲。
與美國納稅人的錢一道，據報道洛克菲勒家族投入數百萬美元，用于各種各樣的戰時工程。表面上這么做是為了消除納粹在拉丁美洲的影響，但實際上投入這些錢的更重要目的在于他們心里念念不忘的其他利益。
這段經歷對戰后的洛克菲勒家族非常有益。他們已經在整個南美大陸組織起具有最高政治影響力的網絡，從而為他們巨大的戰后商業利益服務。
洛克菲勒家族用來推進商業利益的最詭異方法之一，是利用名為基督教圣經的翻譯人員、實為基要派福音傳教士，與中央情報局和美國國務院共同采取行動。這些人潛入亞馬遜叢林最核心的區域，這里富有未開采的金屬礦藏和其他原材料財富，包括從厄瓜多爾到巴西再到哥倫比亞的石油。
20世紀50年代后期，洛克菲勒兄弟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支持具有超凡魅力的基要派福音牧師葛培理，開始利用福音派為家族的政治議程服務。
洛克菲勒家族決定支持“葛培理的十字軍東征”，并像推銷一款新車型一樣專業地為此進行營銷宣傳，作為其在發展中國家反對“不信上帝的共產主義”的武器。洛克菲勒兄弟納爾遜、戴維、勞倫斯和約翰·洛克菲勒三世把這次十字軍東征看作是為美國的商業利益和商業伙伴撬開大門的楔子。
1957年，洛克菲勒兄弟不事聲張地拿出5萬美元啟動了格雷厄姆在紐約的十字軍組織。在當時剛出現的電視媒體以及洛克菲勒家族的隱蔽支持和廣泛的商業關系的推動下，該組織迅速發展，大獲成功。結果自1925年臭名昭著的“斯科普斯猴子案”審判之后，基督教基要派再一次抬頭，并以狂熱的反共面孔公開露面，招搖過市。
他們精心挑選美國商業巨頭來支持新格雷厄姆的福音運動，但他們的動機顯然不是傳播基督教信仰。這些商業巨頭有克里夫蘭·道奇銅礦公司的繼承人菲爾普斯·道奇；洛克菲勒大通曼哈頓銀行的杰里米·米爾班克和喬治·查普恩；《時代》、《生活》雜志的亨利·盧斯，他在1941年《生活》雜志著名的社論中提出“美國世紀”即將到來；IBM的托馬斯·瓦特森；洛克菲勒家族在東部航空公司的合作者埃迪·里肯巴克。
美國的權力精英，至少是那些與勢力強大的洛克菲勒家族聯系密切的集團，在1957年確認了世界范圍內的宗教“復興”對“保證美國在自由世界的道德領導地位”是必要的。不過，這場宗教復興需要精心培育，并在必要時給予經費支持，以推進大銀行和企業精英的利益。
美國最重要的大企業和銀行業精英洛克菲勒家族與基要派基督徒傳教活動的結合，后來被證明是在發展中國家擴展美國世紀霸權的決定性命運的最有效武器之一。葛培理牧師還與洛克菲勒家族的另一項計劃——卡梅倫·湯森創辦的暑期語言學院（SIL）以及它的姐妹機構威克利夫圣經翻譯機構——有密切聯系。
中央情報局和暑期語言學院
在20世紀30年代，威廉·卡梅倫·湯森創建了暑期語言學院 ，更為人們所熟知的名稱是“威克利夫圣經翻譯人員培訓班”。從冷戰時期的20世紀50年代開始，卡梅倫的暑期語言學院最先向亞馬遜這樣遙遠的地方開展語言培訓和傳教活動，其目的不是為了傳播基督教，而是為了洛克菲勒家族及其商業伙伴的商業利益。
在20世紀50年代，沒有任何人比納爾遜·洛克菲勒更能在美國政界的最高層次代表軍事工業復合體的了。在杜魯門時代，作為負責拉丁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洛克菲勒在創建美國領導下的美洲國家組織中起了核心作用。
納爾遜·洛克菲勒還開啟了向這個地區的國家銷售武器的過程。他看到一個事實：戰后英國在阿根廷和南美其他地區的影響被嚴重削弱，并有意識地利用了這一點。1945年后，南美注定要在美國政府的幫助下淪為洛克菲勒家族帝國事實上的附屬品。美國政府的權勢集團和基督教福音派的意識形態走卒們合力為洛克菲勒家族的生意伙伴開辟道路。
二戰時期，納爾遜·洛克菲勒曾做過羅斯福總統在拉丁美洲地區秘密情報活動的協調人。戰后，他把遍布拉美的龐大情報網轉變為私人生意網。納爾遜·洛克菲勒秘密地支持湯森圣經“翻譯人員”，利用他們在當地叢林原住民中建立名義上的基督教團體，使這個地方成為“對耶穌安全的地方”。
這里當然也成了對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公司安全的地方，因為他們顯然是耶穌特殊的朋友。除了在亞馬遜地區的秘魯、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巴西和玻利維亞，中央情報局支持的暑期語言培訓班還活躍在危地馬拉、墨西哥和東南亞。1954年，中央情報局在危地馬拉成功實施了顛覆活動，推翻了經自由選舉產生出來的、主張改革的民族主義者雅各布·阿布尼茲政府。這個顛覆活動由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親自負責，他還是美國聯合果品公司的董事會成員。
這家公司在危地馬拉的土地面臨著被阿布尼茲政府國有化并重新分配給沒有土地的農民的危險。聯合果品公司幕后的人在用大塊的土地來種植香蕉和其他經濟作物，同時還控制著開采地下礦藏資源（通常是石油資源）的權利。
湯森的暑期語言學院也在危地馬拉建立了機構，當時它已經是葛培理福音派傳教機器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像格雷厄姆一樣，湯森也得到了從《時代》雜志的亨利·盧斯到極端保守的《讀者文摘》老板杜威·華萊士家族這些美國最有權勢的集團的支持。
湯森用捐贈的飛機組織了一個航運隊，向石油資源豐富的亞馬遜叢林深處運送傳教士，建立福音教會的陣地，形形色色的中情局專家也很快接踵而至，伴隨中情局專家一同來到的，還有最先進的現代技術和復雜的心理營銷技巧。
大背叛：中央情報局和洛克菲勒信教了
從全國福音協會迪恩·麥格里夫的履歷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央情報局等美國情報機構如何利用湯森和類似的福音派組織來傳播美式資本主義的福音。在1997年6月15日的《政治中的宗教》第一卷中收錄了麥格里夫的履歷。
迪恩·麥格里夫，“宗教與政治研究所和安提帕事工協會”（ ISRP & ANTIPAS Ministries)主席：
……1979年，他開始在伊利諾斯州惠頓市的全國福音協會從事世界救助工作，他簽署的第一筆捐贈是來自美國國際援助總署（USAID，他發現在很大程度上，這不過是中央情報局的掩護機構）的75萬美元，以幫助傳教士進行社區發展計劃。
就是在這個時候，他開始意識到美國政府——通過各種中情局的掩護機構——如此深入地卷入了不僅在拉丁美洲而且在整個世界的傳教活動。在此期間，他在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很多地方旅行，為傳教士舉辦研討會，幫助他們進行各種“發展計劃”。后來他與“為饑餓者提供食物”組織合作，負責在玻利維亞提供援助并促進其發展的工作，同時實施幫助東南亞難民安置到玻利維亞叢林的計劃。這些人在越南戰爭期間在泰國的營地為中央情報局服務。
這不過是中央情報局龐大而血腥的資金支持的冰山一角。它在美國以“重生派”福音運動死灰復燃的分支組織“支配主義”（Dominionism）而聞名。
到20世紀70年代初，這項計劃的重點是在美國各地建立“重生派”福音教堂之類的活動上，但這些特殊的教堂有秘密的政治議程，名為“支配主義”。這場新運動也被它的成員稱為“約耳的軍隊”或“第三次浪潮”。這是一種異教運動，在1949年曾被“神召會總委員會”宣布為異教。不過，它對于動員“基督的戰士”為軍事工業復合體和美國權力精英的戰爭而效命是個強有力的工具。
從1980年大選共和黨右翼保守主義獲勝開始，羅納德·里根總統選用福音派原教旨主義者擔任一些內閣職務并成為他最親密的顧問，信奉福音教派的那些州在大選中總是支持保守的共和黨候選人，一直到2004年支持小布什的連任。
對于沒意識到這個過程的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很難理解為什么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的30多年時間里，許多美國基督教堂的活動內容已經轉型。電視福音主義，被稱為“電視福音布道活動”，對教區信眾進行的蠱惑人心的政治宣傳，使福音派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教會（其中最有名的是五旬節教會）成為在美國發展最快的教會，而傳統的天主教和基督新教都在掙扎著保住自己的信眾。
敢于直言、組織嚴密的基督教教會少數派和規模更小的團體，之所以轉變為好戰的“重生派”福音運動，與權力精英的議程密切相關，這場運動的領導成員得到了權力精英的資金援助，它被稱為一場“革命”。這場革命迎合了美國軍事工業復合體和情報界創建一支事實上的帝國軍隊的努力，這支帝國軍隊甘愿為權力精英的全球軍事目標流血犧牲。
“支配主義”進入軍隊
傳統上基督新教原教旨主義教會在美國南部較貧窮的州勢力最強大，這些州是所謂的“圣經地帶”。這個習慣用語用來指代極端保守的“美南浸信會”派勢力最強大的地區，它代表了許多其他教派，如基督會、神召會以及五旬節派。
處在圣經地帶核心的是從維吉尼亞、阿拉巴馬、南北卡羅萊納、佐治亞、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得克薩斯到俄克拉荷馬的地帶。這個地區正是絕大多數美軍全志愿士兵的兵源地，對五角大樓的戰爭計劃人員和在2001年9月后一直掌握美國戰爭機器的新保守主義智囊來說，這真是太方便了！右翼絕對論基督教信仰者與極端民族軍國主義沆瀣一氣，聯起手來。
威廉·博伊金中將在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手下任負責情報的副國防部長助理，他的個案說明了美國宗教絕對主義新文化是如何與軍事征服混雜在一起的。
博伊金將軍是代爾塔精英特種部隊成員，他曾領導過1980年4月災難性的伊朗人質救援行動。博伊金把這次行動稱為“我職業生涯里最大的敗筆，因為我們沒能將53名美國人救回國”。盡管如此，他的“信仰得到了強化”，他相信自己見證了一個奇跡：“在沙漠里那些與我們在一起、祈求上帝保佑的人，在那天晚上沒有一個人被殺或受傷。”
在20世紀90年代，博伊金在中央情報局任負責特種活動的副局長，并晉升為準將。后來他被調回五角大樓的陸軍參謀部，任負責作戰、戰備和動員的副主任。
2003年，他被任命為負責情報的副國防部長史蒂芬 ·坎彭博士的副手，坎彭是個極端狂熱的新保守主義分子，就是他主持編造了薩達姆·侯賽因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所謂證據，2003年美國國會以此為依據投票授權布什總統對伊拉克宣戰。
博伊金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農村圣經地帶，是個信仰“重生派”基督教的猶太復國主義者。20世紀90年代初他在災難性的摩加迪沙行動中曾指揮過打擊奧斯曼·阿托領導的穆斯林軍隊，事后他對CNN表示：“那個穆斯林軍閥上了CNN，他嘲笑我們，說我們永遠也抓不住他，因為真主會保護他。你知道嗎，” 博伊金告訴 CNN，“我知道我的上帝比他的大。我知道我的上帝是真的，他的只是個神像。”
2003年6月，博伊金將軍對一個記者宣稱：“敵人是精神上的敵人。那是一個黑暗的王國，敵人的名字叫撒旦。”他后來說：“我們永遠不會離開以色列……我們中的許多人為天國煩惱，天國是對你的獎賞，在這里你是打擊敵人的戰士，”他接著說，“但那些信仰主的人將會恢復力量。他們將會像雄鷹一樣展翅翱翔；他們將不知疲倦地奔跑，勇往直前……沒有上帝，就沒有希望。不要讓媒體和自由主義者動搖你的信仰。為美國祈禱吧，我們將獲得勝利。”
這些言論幾乎違背了美國政教分離的憲法理念。博伊金得到了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總統小布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公開支持。這表明，福音派基督教右翼的影響已經深入美國軍方的最高層。
美軍軍事宗教自由基金會的創建者米凱·溫斯坦，是美國空軍學院的名譽學員，曾在美國空軍擔任了十年的軍法署署長和軍事律師。他在一次訪談中說：“……這種狂熱的支配主義基督教已經像海嘯一樣橫掃五角大樓承認的所有737個美國軍事機構……遍及世界132個國家。其中70個在歐洲，11個擁有核武器。”
溫斯坦列舉了各種機構，包括“軍官基督教教友會”和“基督教軍事教友會”，它們是美軍內部極端宗教運動的隱蔽機構。他指出：“……這些機構有三重目標，在它們眼里這些目標比它們宣誓捍衛和支持美國憲法更為重要。第一個目標——它們對此不加掩飾，就寫在它們的網站上——是‘想看到美軍在精神上轉型……’”
溫斯坦的結論是：“讓我把這事挑明。我們正在與基督教塔利班打交道。” 這個基督教塔利班有獨特的根源。
“神跡與奇跡”
到20世紀80年代，中央情報局在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地頻頻掀起偽基督教狂熱，它們在這方面已經變得很在行。不僅僅是美國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與約翰·阿什克羅夫特、帕特·羅伯森、約翰·哈格、杰里·法爾維爾之流的主張類似），對執法和司法機構的最高層產生了宗教影響。與此同時，在英國，這種事情也在進展當中。
2004年1月29日，哈頓爵士公布了英國政府科學家和生物戰專家大衛·凱利死亡的英國政府官方報告，正式的說法是英格蘭的凱利博士死于自殺。哈頓爵士2003年8月以來一直在主持對生物學家凱利死因的漫長調查。
同一天，英格蘭教會的報紙刊載了哈頓的簡介，說他是英國圣三一布普頓圣公會教堂成員。
凱利的死亡很離奇，充滿爭議。他曾是英國國防部的雇員、生物戰專家和聯合國派駐伊拉克的前武器核查官員。早些時候凱利曾與英國廣播公司（BBC）《今日》欄目記者安德魯·吉利根談論過英國政府在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檔案，引發了托尼·布萊爾政府的重大政治丑聞。布萊爾是小布什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鐵桿支持者。
在出席了英國議會審查他有關伊拉克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說法的委員會聽證會幾天之后，人們發現凱利已經死亡。
凱利曾告訴 BBC，他反對布萊爾政府在2002年8月的聲明，該聲明稱伊拉克有能力在得到授權命令的45分鐘之內向戰場發射生物和化學武器。
凱利不承認在最后送交阿拉斯泰爾·坎貝爾的文件里包含這種聲明。坎貝爾是布萊爾首相的信息主管，是臭名昭著的“花言巧語博士”。盡管凱利抗議這份文件里并沒有坎貝爾所說的毫無根據的聲明，但它卻成為布萊爾和小布什政府對伊拉克先發制人的戰爭最關鍵的理由。
由北愛爾蘭心理健康協會前主席哈頓主持的“哈頓調查”，在名義上是對凱利死亡背景進行的公開調查。但調查結論是凱利系自殺身亡，并稱他并沒有說過BBC的吉利根引述過的那些話。凱利不可能復活，沒有機會再質疑哈頓的結論了。
英國議員、自由民主黨成員諾曼·貝克用了一年時間來調查凱利死亡事件，根本不接受哈頓的結論，認為有關死因的官方說法難以置信，因為這意味著凱利選擇了一種極不可能和沒有效率的死亡方式。貝克宣布，凱利最可能的死因是被謀殺。
哈頓的教會——圣三一布普頓圣公會教堂——可能沒有接到通知，但事實上哈頓顯然參與了對一位證人可能遭謀殺的掩蓋活動，這個證人會使布什切尼戰爭鷹派和布萊爾陷入極度窘迫的境地。布萊爾政府選擇了這個“無可指責”的人來令人信服地使自己免于遭到在伊拉克問題上運用造假情報的指責。哈頓也是與英美軍事計劃有密切關系的、高度政治化和極受爭議的教會運動的成員。
哈頓的圣三一布普頓圣公會教堂，以開創“啟發課程” （the Alpha Course）而聞名遐邇。這個課程的始作俑者是該教堂“圣笑運動”的關鍵人物尼基·岡貝爾牧師。這是一個奇怪的運動，在美國各地的神召會中得到了推廣，其中包括阿拉斯加州長莎拉·佩林最初上的教會——瓦西拉神召會。
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 每年在美國舉辦5000多場“啟發課程”（the Alpha Course），這些講習班由各種背景的教會贊助。其中包括浸禮宗、長老宗、羅馬天主教會、救世軍、路德宗、循道宗，神召會和圣公會。超過100萬美國人和加拿大人參加了這些活動，相關材料在海外被翻譯成數種語言。
“多倫多賜福”
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圣三一布普頓圣公會教堂就已經在英格蘭聲名狼藉。當時有報道稱，人們被超自然力升到半空中后撞到墻上。這個反常的現象在集會歡迎已故的研究“教堂增長”的美國專家約翰·溫伯來訪時出現過。溫伯曾創辦過葡萄園教會，一個在加州阿納海姆市的普通的小宗教派別。阿納海姆市是滋生偽宗教新團體的溫床。
溫伯在著名的、 極端保守的富勒神學院教授一門有爭議的“神跡與奇跡” （“ Signs and Wonders）的課程時， 改進了他的技巧和理論。
富勒神學院位于加州的帕薩迪納，自稱是世界上最大的多教派神學院。它產生過基督教右翼政治名人，如比爾·布萊特（校園基督教十字軍運動的創辦者），以及金俊坤，他是韓國校園基督教十字軍運動的發起人。布萊特是 2002年蘭德公開信的聯署人，宣布了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正義戰爭依據”，此舉為小布什總統正在計劃的對伊拉克的入侵提供了神學根據。
查爾斯·富勒是一個反動的加利福尼亞“桔王”和富勒神學院的創建人，他也是卡梅倫湯森暑期語言學院的最重要支持者之一。這個組織曾幫助中央情報局和納爾遜·洛克菲勒的跨國企業在拉丁美洲許多部落滅絕之前搜集他們的人類學和心理學信息。富勒也曾協助創辦美國基督教浸信會全國協會。
岡貝爾牧師熱情地歡迎在英格蘭發生的有爭議的“圣靈顯現”的反常現象，他認為這些現象證實了他的教會達到了新的精神高度。基督教作家約翰·芒福德牧師和大衛·派切斯牧師公開宣傳這些事件。芒福德和他的妻子埃利諾在英格蘭的倫敦創辦了葡萄園教會。在此期間，岡貝爾牧師為他的教眾完成了最初版本的“啟發課程”。
1994年1月，葡萄園教會所屬多倫多機場教堂（這家教堂剛好設在皮爾遜國際機場旁邊）聲稱親歷了基督的“再生”。在圣三一布普頓圣公會教堂發生過的同樣的事情，在加拿大被看作是“新鮮事”。人們看見參加集會的人像蛇一樣在地板上滑行，像狗一樣叫，用頭去撞墻。這就是第三次福音主義浪潮運動，這場運動最終推出了2008年美國大選副總統候選人之一——薩拉·佩林。
來自岡貝爾的教眾開始往返于多倫多之間，以把這個“與上帝建立更深關系”的方法帶回英國。參加這個活動的人們聲稱他們運用機場教堂所說的“浸泡祈禱”的技巧可以獲得力量。
一種奇怪的雜交就這樣開始了。
數千人乘飛機趕到多倫多參加集會，據估計到1995年9月已達60萬人，其中包括來自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的2萬名基督教領導人，他們來到這里希望獲得“再生”。 幾家加拿大和外國電視新聞報道了在這個教堂發生的事，播放了一段錄像，一個人無意識的腹部痙攣影響了許多人。同年，英國的4000個教堂參加了圣三一布普頓教堂迎接“可互行施涂油禮”活動，它們得到了“多倫多賜福”。
支配主義和“基督教帝國主義”的興起
“多倫多賜福”運動不僅在加拿大迅速擴散，而且在美國傳播得尤為迅速。在美國，靈恩派福音教徒，如異常受歡迎的詹姆斯·多布森牧師組織“重在家庭”團體來傳播這一教義，有時也被稱為支配主義。
支配主義運動的領軍人物是邁克爾·布朗，他是佛羅里達州潘賽科拉市布朗斯維爾牧師復興學校的校長。為了呼應校園基督教十字軍運動的創始者比爾·布萊特在1994年提出的挑戰，他號召數千名學生在雨中站在泥水里，開始愛、同情、神圣和犧牲的革命。
這場革命的哲學家是布朗，他寫過《耶穌的宣言：革命的號召》，與華盛頓特區的號召（反恐戰爭）相配合。在這本書里他宣稱：“（我們的社會已經）到了崩潰點，它要求我們必須革命，否則美國就完了。上一代人反文化的造反已經令這一代人厭惡。”布朗接著說：“耶穌的到來不是為了建立一個可愛的禮拜天早晨的宗教。他的到來是為了建立上帝的王國——來粉碎敵人的權力，解放被奴役的人。這里已經有準備好了的一代人，他們要激進，他們要瘋狂，他們做好了任何準備，準備打破規矩。如果我喚起這種熱情，并把它導向對耶穌的神圣、激情和愛，那么我們將改變社會。”
布朗在1971年耶穌運動過程中成為基督徒，那時他把自己描述為“曾經是注射海洛因、吃搖頭丸、叛逆的、猶太搖滾鼓手”。現在布朗呼吁的革命將把教堂以及社會從里到外、從上到下翻個底朝天。
“這不是一場槍、炸彈、暴力或仇恨的革命，而是一場耶穌的革命，用福音來進行戰斗，用上帝的愛，用圣靈的力量，用激進的神圣，用犧牲、同情和勇氣來戰斗。它以持續的方式影響社會。”他強調要么現在就開始，要么永遠也開始不了，現在是少說多做的時候。“歷史在急切地期待我們的下一個行動。這是我們一直在等待的時刻。因此，擁抱它吧——用生命或死亡 。革命不會等待。” 來源：《靈恩》雜志，2000年11月，第54 – 62頁。——譯注
這看上去很像是20世紀60年代“猶太人耶穌”運動的翻版，布朗這樣在網站中描述自己：“艾瑟恩事工的創辦人和主席，致力于向以色列、教會和各國傳遞懺悔和復活的消息。他在1971年遇見主，當時是個16歲的注射海洛因、吃搖頭丸的猶太搖滾鼓手。從那時以來，他在美國和整個世界布道，寫了20本書，其中一些書已經譯成10多種語言。他致力于促進召集神圣的信徒的活動，在大地上點燃精神的、道德的和文化的革命。
布朗在北卡羅萊納的康科德創辦了一所名叫“圣火”（FIRE）的宗教學校，還做過富勒神學院的訪問教授。在一盤名為《我們的雙手沾滿鮮血》的錄像帶里，布朗聲稱：“拯救以色列意味著耶穌的返回、正義的復活、教會的復興和地球的重建。” 這是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末日”運動的消息。布朗還作為固定演說人定期在多布森“重在家庭贏得愛”集會上發表演說。這是一個在他們的文化革命中抱成一團的組織。
約耳的軍隊
布朗是支配主義的一部分，它也自稱為“第三次浪潮”或“約耳的軍隊”。在新千年開始之際，支配主義運動已經成為當代美國福音主義發展最快的運動。
一位熟悉第三次浪潮運動或支配主義的神學研究者這樣描述它：“第三次浪潮是威廉·布蘭漢姆等人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領導的萊特·雷恩帳篷復興聚會的神學復興。它的觀念基礎是，在末日時期，一群基督徒將會獲得超自然的力量，他們將統治現在的教會和世界。世界上的基督徒將被重新組織為五重職分（Fivefold Ministry），教會在上帝指派的先知和使徒的權力之下重新進行組織。年輕一代將組成‘約耳軍’，起來與邪惡作戰，為上帝重新奪回地球。”
約耳軍運動的前身已經在1949年被神召會總委員會宣布為邪教，在2000年的決議中再次遭到譴責。它被定為邪教的原因包括：
過度強調摸頂賜福或由先知而獲得的神秘力量。
錯誤的說教，認為教堂在建立當今使徒和先知的基礎上。
倡導“新秩序”這樣極端的說教，舉行懺悔和解脫活動，聲稱普通人的組織擁有專屬于基督的權力。
把掌握語言當作傳教服務的特殊工具以及與此類似的錯誤說教。
極端活動和非基督徒的活動，通過說話技巧的手段給予或授予個人權力。
對經文的扭曲或歪曲解釋，與我們通常接受的教義和實踐相沖突。
根據1949年4月20日神召會高級長老會的信件，雷恩運動的特征是“把油涂在手上”；教眾唱“主的歌”；歌唱圣靈；強調“上帝在做新事”；體驗重于講解；譴責那些詆毀這場運動的人。
盡管被定性為邪教，但這并不能阻止這個運動的組織者宣傳和推廣這場情緒化的運動。那些推動者只不過更為小心謹慎一點，經常變換活動的名稱，以掩蓋其本來的面目。
薩拉·萊斯利是一位前基督教右翼領導人和支配主義神學的反對者，她這樣描述支配主義的意識形態：
拯救的福音通過創建“上帝的王國”來實現，這是一個既存在于字面上也存在于實際中的王國，要在當今時代在全球“推廣”。某些支配主義都將新約的王國比作舊約的以色列，用這種方式來提供理由，以便拿起劍或用其他懲罰性手段去對他們王國的敵人發動戰爭。
支配主義的教義說人們可能被脅迫進入這個王國。他們把根據圣經專屬于耶穌基督的責任和權力交給教會。這包括信徒們難以理解的深奧信仰，信徒可以使基督“附體”，從而發揮基督的作用在地球上建立他的王國統治。過度強調了人的努力；上帝治權的思想被貶低。
《我們的復仇：教會支配一切》是支配主義者艾爾·德加的著作之一，書名可謂標新立異。萊斯利引用了書中的段落：“統治神學建立在三個基本信仰之上：撒旦通過引誘亞當和夏娃篡奪了人對地球的統治；教堂是上帝從撒旦手里奪回支配權的工具； 在教會獲得對地球上政府和社會機構的控制，從而取得統治權之前，耶穌不會回來。”
支配主義極端好戰。它的基調是“前進，基督的戰士”，但這些戰士并不是在“紙上談兵”，他們是沖向真正的戰爭，沖向美國權勢集團認為對他們建立世界新秩序有用處的戰爭。
萊斯利進一步指出，她所看到的是，在整個美國各種新教教派中支配主義擴散的背后有一條主線，那就是欺騙：
支配神學是邪教。因此它很少公開說出上述定義所包含的東西。在猶太教復興運動的營地之外，福音派支配主義給自己包上溫和的外衣，每次都換一件包裝以利用大眾媒體宣傳。這是一個歷時幾十年的緩慢過程。很少有福音教徒知道“支配主義”這個詞，也不清楚它意味著什么，這是因為支配主義為了順利地推銷自己，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其他術語，以掩蓋它的真正議程。許多福音教徒（甚至更為保守的基要派教徒）可能會遵循支配主義的說教而完全沒意識到它的謬誤……
為了更有效地宣傳他們的計劃，支配主義者領導人先是提出新的教會學、末世學和救世神學，這些學說的傳授對象是福音基督教各主要教派之外的信眾。接著在20世紀90年代，“信守諾言的人”運動被用做“打破圍墻”的工具，也即打破各教派的分野，把支配主義輸出到廣泛的福音教派各分支中。這個戰略相當有效，滲透了新教的主流教派。支配主義者在選擇領導人上非常慎重，這些領導人被訓練成“轉型”（支配）的“催化劑”，他們以博學的形象使媒體產生錯覺，使其他教派的人顯得像操南方口音、照本宣科講圣經的基要派傻瓜。”
到2000年大選時，支配主義教派或“約耳的軍隊”、“第三次浪潮”神學已經被巧妙地轉化為布什共和黨的有效選舉機器。這并非偶然，小布什總統的父親老布什曾在20世紀70年代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當時中情局不僅在國外，而且在國內也培植這一勢力。到2008年，通過福音教副總統候選人、阿拉斯加州州長佩林，支配主義已經成為共和黨候選人約翰·麥凱恩背后的重要選舉力量。
信守支配主義者的承諾
萊斯利提到的基督教右翼最成功的群眾運動之一，是一個奇怪而極具爭議的組織“信守承諾者”，該組織在20世紀90年代初在美國社會爆炸性地擴展。
“信守承諾者”是僅限男性參與的運動，從1991年在科羅拉多州博爾德的科斯新聞中心的4200人起家，席卷整個美國。1997年10月它的影響達到高峰，有100萬人在華盛頓上街游行。這些人熱衷于像紐倫堡那樣的群眾集會，在家庭、教會和社區取得領導地位。
在《信守承諾者：另一種特洛伊木馬》一書中，菲爾·阿姆斯寫道：
……自從審判日以來，真正的教會還不曾遇到對它的權威、教義和使命這么大的挑戰，這是一個大欺騙的時刻，欺騙的來源是數量如此之多的表面上看來充滿活力的、正當的團體和“基督”的代言人……這種宗教復興，正在試圖將所有有信仰的人和所有人的信仰轉化為一支龐大的上帝的軍隊，“為了耶穌和他的教會奪取世界”。顯然，這不僅具有奧威爾式的特點，而且在對上帝時間表的先知式強調方面又符合圣經的傳統…… 這個運動對上帝的話輕薄無禮、漫不經心……但對某些信奉者來說，信守諾言者所表達的立場與上帝的話之間存在巨大的、根本性的清晰反差，這些有神圣辨別力的極少數人受到巨大的精神傷害，因為那么多著名的基督教領導人以默許與合作的態度卷入了這場對圣經真理的屠殺。
信守承諾者在名義上由比爾·麥卡特尼創建，他是密執安大學橄欖球隊助理教練。20世紀60年代初，也是在密執安大學拉爾夫·馬丁和史蒂夫·克拉克創建了“神的話語”運動。
當麥克特尼接到了任科羅拉多大學橄欖球隊主教練的邀請時，他是作為安·阿伯 “神的話語”組織的代表被派前往的。不久，麥克特尼成功說服葡萄園教派的牧師詹姆斯·賴爾于1990年發起了男人的運動——“信守承諾者”。
“信守承諾者”有三大資金來源： 多布森的“重在家庭”組織， 布萊特的“校園基督十字軍”組織和總部設在科羅拉多的“領航員”組織。
這個運動還得到了大公司的有力支持。提供支持的有：德沃斯家族的安利，在宗教右翼政治上活躍的一家密歇根公司，達美樂比薩餅店的創建者托尼·莫納漢，他與“神的話語”運動和科斯的遺產基金會淵源很深，后者是由啤酒業大亨的約瑟夫·科斯創辦的非常保守的組織。有了這些重要的資金支持，這個運動在7年時間里從87人發展到100萬人。
在20世紀80年代，好戰和政治性很強的基督教右翼對美國國內政策和對外政策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其中的關鍵在于一個名為國家政策委員會（CNP）的極秘密的精英組織。這個名稱是精心設計出來的。
國家政策委員會
據稱，國家政策委員會與彼爾德伯格集團一樣神秘，但按某些人的看法，前者比后者更有影響。
國家政策委員會創建于里根時期的20世紀80年代初，是幾家相當有勢力的機構的聯絡紐帶。它被美國廣播公司（ABC）的馬克·安賓德描述為“對外關系理事會的保守主義版本”。
國家政策委員會的成員包括約翰·辛格勞將軍、運輸大王彼德·格雷斯、得克薩斯州億萬富翁納爾遜·亨特、右翼遺產基金會的埃德溫·小福伊爾納、基督教廣播網的帕特·羅伯遜牧師、 杰里·法威爾、蒂姆·拉海約和老布什周圍的大多數基督教右翼頭面人物。
國家政策委員會的精英成員中還有許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包括特倫特·洛特參議員、唐·尼克爾斯參議員、前司法部長埃德·米斯、伊朗門丑聞中的諾斯中校和右翼慈善家埃爾斯·普林斯，她是埃里克·普林斯的母親。埃里克王子創辦了黑水公司，這是一家有爭議的私人保安公司，曾因在伊拉克殺死大量無辜平民而被起訴。
從某個方面看，國家政策委員會在成員的挑選上眼光很開闊，它的成員甚至包括統一教會的文鮮明牧師 。據報道，它的精英成員名冊里還有科學教會。
國家政策委員會成員、共和黨戰略家加里·鮑爾是聯系該委員會和共和黨的紐帶。鮑爾的家庭研究委員會在《科學保證書》上簽名，支持在加州的學校中取消心理學課程，代之以羅恩·哈伯德的排除有害印象精神力療法（Dianetics，又譯為“戴尼提”）。 也是這個鮑爾，在文鮮明1996年舉辦的世界和平與統一家庭聯盟大會上發表過演說。
宗教研究者保羅和菲利浦·柯林斯這樣介紹國家政策委員會：“它看上去是權力精英中的多個派別設計的機構，用來鼓動善意的基督徒在被蒙蔽的情況下支持精英們的倡議。也可以認為它是一項宗教改造計劃，將基督教的形而上學本質清空，按照精英在社會和政治上的需要重新界定其原則和概念。這個看法得到了如下事實的支持：國家政策委員會的許多成員同時也是其他組織的成員，或與權力精英有直接聯系的有違法記錄的企業。”
為了將公共辯論引導到國家軍事、外交以及國內政策的方向，美國權勢集團不得不創建以大眾為基礎的組織，以違背絕大多數美國公眾利益的方式來操縱公共輿論。顯然，建立國家政策委員會就是這種大眾操縱的核心組成部分。
國家政策委員會是數十億美元的防務承包商與像犯有重罪的共和黨籌款人杰克·艾布拉莫夫這樣的華盛頓游說者和基督教右翼之間的關鍵鏈條。它是支持五角大樓全球戰爭議程的右翼軍事政治勢力和操控了大部分美國外交和防務政策的新保守主義勢力之間的新軸心樞紐。
艾布拉莫夫、迪萊和布什政府的很多高層共和黨人都曾是國家政策委員會的成員。有關這個組織的細節很少泄露到公眾中去。國家政策委員會不發表媒體聲明，只進行秘密會晤，從不主動說出成員的名字。在一年的時間里，成員們至少秘密開三次會，協調各自機構的活動，以形成合力，有效地改變國家政策。國家政策委員會成員普萊斯勒說：“國家政策委員會允許人們相互認識，通過相互認識使各自的運動成為一個整體。”
憲法第一修正案研究所發言人斯基普·波蒂厄斯談到國家政策委員會時說：“自1981年成立以來一直處于保密之中的國家政策委員會，其成員是實質上的右翼強硬派名人。”由右翼的華盛頓政策執行者、政客、金融家及其核心的強硬宗教人員組成的國家政策委員會，其成員名單至今仍是高度機密。波蒂厄斯在該研究所的網站上列出了國家政策委員會成員的部分名單。他補充說：“在這里組織者和行動者與經費支持者見面，他們為實施計劃提供經費。”
從一開始，“國家政策委員會版的基督”就與委員會的成員們玩世不恭的言辭融為一體，“我經常回想起當我們與祈禱者和一些非常善良的人一起在達拉斯創建這個組織時，那一天似乎上帝真的和我們在一起，”右翼籌款人、國家政策委員會成員理查德·維戈威爾曾這樣說。
國家政策委員會成員汲取最初的教訓，到20世紀90年代他們將活動的重心從國家層面的運動轉向在美國各地發揮影響。帕特·羅伯森的基督教聯盟執行主任拉爾夫·里德在1990年3月14日對《華盛頓郵報》說：“基督教社區在20世紀80年代倒退了。當我們試圖改變華盛頓時，應該把重點放在各州，與基督徒真正關系重大的戰斗應發生在鄰居之間、校園、市議會和州立法機構上。”
黎曦庭（Tim LaHaye），是極受歡迎的系列小說《末日迷蹤》（Left Behind）的作者，是國家政策委員會的最初創辦人之一。他的妻子是“關注美國婦女”組織的領導人。在1989年12月15日的一次訪談中，黎曦庭對《今日基督教》雜志說：“在20世紀90年代，宗教右翼將由一系列獨立的、由本地發起和贊助的組織構成，這些組織將結為同盟。”在黎曦庭的這本書里，伊拉克具有特別的作用，因為他相信世界末日的善惡大決戰將從反對基督教的大本營巴比倫（現在的伊拉克）開始。
國家政策委員會、黎曦庭和文鮮明
在名義上的基督教保守主義的外表之下，國家政策委員會實際上是各種成員的聯盟。其中包括許多與下列機構或其下屬機構有直接關系的成員：“馬耳他騎士”組織、對外關系理事會、文鮮明的統一教會、科學教會、中央情報局、普世凱旋教會、三K黨、坦普爾頓基金會以及其他一些非同尋常的機構。
韓國的文鮮明牧師是布什家族秘密政治機器中的一個關鍵“部件”，在為國家政策委員會提供資金支持方面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活動一般都通過文鮮明的掩護機構（如“美國自由聯盟”）進行。在兩年之內，文鮮明為美國自由聯盟提供了超過500萬美元的資金。這個組織的大多數成員也屬于國家政策委員會。
值得注意的是，文鮮明本人聲稱是“失敗的”耶穌基督的合法繼承人。在他寫的書名“低調”的《主說》里（“主”指他自己），文鮮明這樣介紹他構想的一種“宗教全球化”：
我的夢想是組織一個基督徒政黨，包括基督新教、天主教和所有的宗教教派，這樣共產主義勢力在我們面前將不堪一擊。我們必須清除腐敗的政客，上帝的子民必須統治世界。宗教與政治的分離是撒旦最喜歡的……遵照我的命令，歐洲人和整個世界的人們都來美國居住，他們難道不聽從我嗎？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呢？我們用一只胳膊擁抱宗教的世界，用另一只胳膊擁抱政治的世界。有了這個偉大的思想意識，如果你還沒信心去做，那你最好去死！
文鮮明聲稱1935年“主”在復活節那天在他的面前顯靈，在一個幻象里向他解釋耶穌沒能完成使命，要求他接過真正的天父的地位，拯救世界。耶穌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復活并沒有完成拯救世界的任何使命。文鮮明優雅地從“可憐的失敗了的耶穌”手里接過斗篷。
根據傳統的基督教神學，文鮮明宣稱他是真正的耶穌，這即便不是褻瀆也是邪教。不過，對于國家政策委員會的成員來說，顯然只要文鮮明先生能出錢，這些都無所謂。
文鮮明用數百萬美元資助了大量掩護機構。他資助了世界宗教會議，其中包括伊希斯圣約、神智學社各團體和浸禮宗在內的基督教組織。然而，文鮮明資助的最有影響的組織是國家政策委員會。
根據其自己材料的說法，國家政策委員會成立于1981年里根政府上臺的初期。創建者是黎曦庭，一個工于心計的“重生派”教徒，其創作的宗教幻想小說 《末世迷蹤》獲得了巨大成功。
在20世紀70年代末，黎曦庭曾參與創辦了杰里·法威爾牧師法威爾牧師是美國著名的布道者，創辦了多所教堂和神學院。——譯注的最初的“道德多數派”。黎曦庭和他的妻子貝弗利，開始通過他們的婚姻咨詢公司、“家庭生活研討班”從事反墮胎運動。1979年， 貝弗利創辦了“關注美國婦女”組織，作為對激進的“全國婦女組織”(NOW)的一種抗衡。
要想了解國家政策委員會及其會員組織的真正議程，需要更近距離地看看黎曦庭夫婦的掩護機構“關注美國婦女”組織。該組織聲稱它的目標是“通過教育、法律辯護、立法計劃和在中美洲的人道主義援助他們支持諾斯和老布什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情局活動。——譯注及代表信仰這些價值觀的男人和女人的其他活動，來保存、保護和促進傳統的、猶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價值觀。”
在1976年的著作《精神受控制的女人》（The Spirit Controlled Woman）一書中， 貝弗利寫道：“精神受控制的女人是真正自由的女人，因為她們‘完全服從’于她們的丈夫。”“關注美國婦女”組織用禱告來激勵它的成員采取行動，達到反對同性戀、反對婚前性行為、反對《平等權力修正案》的目標。
到2001年年初小布什任總統開始，地方性民間基層活動都受到國家政策委員會的幕后操縱，并經由它們組織協調，在基督教右翼中形成了一架政治機器，從而能夠控制總統和國會議員的選舉。
黎曦庭有關“被提”、“末日善惡大決戰”和主題類似的“終結時期”的《末日迷蹤》系列叢書賣了1億多本。“9·11”的劫后余波使黎曦庭的書暢銷了好幾個月。
盡管參與國家政策委員會活動的人都來自美國，但他們的組織和影響在宗教和政治上都遍及到全球。它的成員包括致力于改造社會的公司老板、電視福音主義者、國會議員、前軍方將領、政府高官、“智庫”領導者。有許多成員是實業界的領袖，其中包括木材、石油、采礦、商業、房地產等行業，也包括電臺、電視及報刊社和出版社的媒體老板。
國家政策委員會的成員還有里根政府的前司法部長埃德·米斯，小布什政府的司法部長、前聯邦調查局特工約翰·阿什克羅夫特，克萊恩 ·斯考森博士，700俱樂部電視臺（TV 700 Club）的帕特羅伯森牧師羅伯森牧師是美國著名電視布道家，創辦多家基督教機構。——譯注，道德多數派的領導人法威爾。共和黨極端保守主義政治活動家， 如格羅弗·諾奎斯特、加里·鮑爾、菲利斯·施拉弗萊和伊朗門事件主角諾斯中校，都是秘密的國家政策委員會成員。
所有在里根布什時期的20世紀80年代最早出現的新共和黨右翼的重要領導者，都是國家政策委員會的成員。其中包括威廉·貝內特，里根布什時期的新保守主義緝毒主管和教育部長、前共和黨國會議員杰克·肯普，遺產基金會研究員、 前州長拉馬爾·亞歷山大和美國駐聯合國前大使和新保守主義分子珍妮·柯克帕特里克。
許多在20世紀90年代來自右翼針對克林頓總統的攻擊，都得到了國家政策委員會支持者的資助，其中包括得克薩斯石油大亨和銀行業操縱者納爾遜·亨特、得克薩斯石油百萬富翁卡倫·戴維斯、安利公司的理查德·戴沃斯、啤酒大王約瑟夫·庫爾斯、非常保守的遺產基金會出資人保爾·威瑞奇和匹茲堡石油百萬富翁及銀行業繼承人理查德·斯凱夫。這些成員中的一些人都曾秘密出資，與布什家族的朋友諾斯中校一道，幫助中美洲的反政府武裝。
另一位有影響的國家政策委員會成員是艾倫·戈特利布，他是美國自由聯盟的理事會成員。據稱這個聯盟是文鮮明的統一教會的掩護組織。在《搞垮經濟》（Trashing the Economy）——一部透露如何通過政治性的大眾郵件為保守的基督教候選人籌資的書中，戈特利布寫道：
直郵信件所包含的信息必須訴諸三個低級感情：恐懼、仇恨和報復……籌資信件的郵寄人必須向你展示一場危機——一個問題不起作用……這場危機必須讓你害怕……如果你不害怕，你就不會寄錢……接下來直郵信件必須向你描述一個可恨的人，你可以把憤怒集中在他身上……一旦你感到害怕，并受驅使去恨這個可恨的人，那么成功的直郵信件必須為你提供一個報復這個可恨的人的方法——掏腰包拿出捐款。報復越讓人從心底滿足，直郵信件帶來的捐助就越多。所有這些都必須裝扮成一個有崇高道德感的樣子，但你沒意識到，它作用在你較低的感情層面。
彈劾克林頓顯然是國家政策委員會所策劃和指使的另一項計劃。1994年，國家政策委員會發起了一項活動，通過揭露克林頓總統所謂的非法和不道德的活動，暴露“遍布克林頓政府的邪惡”。
國家政策委員會的政治性分支機構“國家政策委員會行動公司”（CNP Action Inc.）向所有成員散發了名為“克林頓年鑒”的錄像拷貝。據稱這個錄像記錄了比爾·克林頓與許多女人的艷遇。錄像里的一個備忘錄說：“這是最近更新的‘克林頓年鑒’。這盤錄像帶記錄了克林頓任州長時期和任總統時期的許多非法和不道德的活動。看了這個錄像帶后，把它送給你的朋友、親戚、生意伙伴、政府官員或媒體從業人員。讓盡可能多的美國人了解‘遍布克林頓政府的邪惡’。比爾·克林頓必須對他的行為負責。”
1994年9月12日有個私下的備忘錄也指示全國政策委員會的成員去“接觸你能夠影響的參議員和眾議員”。克林頓的性丑聞最終導致了對他的彈劾指控，并且使克林頓的副總統戈爾在大選中輸給了名不見經傳的得克薩斯州州長、重“家庭價值觀的重生派基督徒”小布什。
喬治·布什作為得克薩斯州州長，在1999年大選之初出席了全國政策委員會的會議，以贏得他們的支持。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出席了全國政策委員會在華盛頓特區的聚會。
資助全國政策委員會的一個關鍵人物是福音派牧師黎曦庭，他在1979年在加州的桑提創建了“創造研究所”，并鼓勵法威爾創建“道德多數派”組織，他是這個組織的理事。在20世紀80年代，黎曦庭創建了美國傳統價值聯盟和宗教自由聯盟。1998年他創建了“災前被提研究中心”，該中心致力于編造有利于對《圣經》進行時代論的、災前被提解釋的材料。
共和黨政治戰略家韋瑞奇曾說過：“沒有黎曦庭，我們所說的宗教右翼不可能得到這么大的發展，也不可能發展得這么快。”
黎曦庭的聲譽曾遭到沉重打擊。當文鮮明受到逃稅指控時，黎曦庭為他提供幫助。這時黎曦庭與他的妻子一道拿了文鮮明和他的統一教會信眾幾十萬美元的事曝光了。
黎曦庭試圖與文鮮明劃清界限，但為時已晚。當黎曦庭試圖重振其鼓時，他的聲望已經嚴重受損。但黎曦庭確實進行了重新組織活動——在《末日迷蹤》數百萬美元銷售收入的支持下，在“9·11”之后的氣氛里，以及在黎曦庭的朋友、“重生派”總統小布什的幫助下。
黎曦庭的議程是法威爾牧師的翻版。這是美國所謂宗教右翼的核心——恢復美國的“絕對價值觀”：重視家庭，反墮胎，反同性戀，維護異性婚姻（“亞當和夏娃，而不是亞當和史蒂夫”)，支持在公立中小學校進行禱告，贊同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懸掛張貼宗教符號和飾物，如十誡；這一切當然是為了強大的“國防”。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眾議院前共和黨多數黨領袖迪萊和正統猶太人艾布拉莫夫都是全國政策委員會的成員。正如《國家》雜志報道的，“在2002年7月， (共和黨)鮑爾和拉比 ·丹尼爾·拉賓——基督教右翼事件的核心人物——創辦了美國基督教和猶太人聯盟 (AACJ)。”
這個聯盟理事會成員有多布林牧師、羅伯森牧師、法威爾牧師和艾布拉莫夫。拉賓的組織“走向傳統 ”，管理著美國基督教和猶太人聯盟，在2000年從艾布拉莫夫的一個賭博業客戶那兒收到2.5萬美元；從艾布拉莫夫本人和他的顧客那兒收取7.5萬美元；接著，根據艾布拉莫夫的書面指示，以每月5000美元的薪水雇傭托尼·拉迪的妻子。當時拉迪是迪萊的辦公室副主任，后來替艾布拉莫夫游說，被列入后者被判有罪的指控名單里。
神圣的十字新軍
法威爾和羅伯森都是美國的“電視福音主義者”和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者，在2001年9月11日后公開呼吁對伊斯蘭展開圣戰。羅伯森后來還主張暗殺委內瑞拉的民選總統雨果·查維斯。
約翰·哈吉是一位政治上十分活躍的福音教會牧師，在得克薩斯圣安東尼奧的磐石教會有1.8萬名教眾。他在2008年大選中公開支持麥凱恩，他在《耶路撒冷倒計時》（Jerusalem Countdown）一書中宣稱，與伊朗的對抗是世界末日善惡大決戰和基督再次降臨的先決條件。哈吉主張美國必須與以色列聯合，對伊朗進行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以完成上帝的計劃。關于小布什，哈吉是這樣說的：“總統對以色列的支持完成了圣經的命令，保護了猶太國家，在基督再次降臨時將起到關鍵作用。”
圣戰中的觸摸屏幕投票機
國家政策委員會糾集了重要的共和黨游說人員，如格羅弗·尼奎斯特、加里·鮑爾和加州百萬富翁霍華德·阿曼森。在1995年退休之前，阿曼森在加州瓦萊西托的迦克墩研究所理事會擔任了23年理事，1981年2月2日的《新聞周刊》說這家研究所是宗教右翼的智庫。
阿曼森還是美國第二大電子觸摸屏投票機公司電子系統與軟件公司 (ES&S)的大股東，據估計這家公司與迪堡公司占有了美國“黑箱”電子投票機80% 的份額。據信，在2004年大選中，來自迪堡公司和 ES&S公司的觸屏投票技術在俄亥俄州計票中作弊，使結果有利于喬治·布什，從而確保了小布什再次當選。
20世紀80年代初， 鮑伯和托德·尤羅舍維奇兄弟創辦了 ES&S公司的前身——Data Mark公司，1984年得到了極右的阿曼森家族的資金支持。據《奧馬哈世界導報》報道，阿曼森購買了 68%的股份。后來威廉和羅伯特·阿曼森兄弟向Data Mark公司注入了新資本，公司名稱改為美國信息系統公司(AIS)。
迦克墩研究所創辦于1965年，阿曼森的捐贈超過100萬美元。這家研究所大力倡導它的創辦人約翰·拉什都尼的信仰——“現在就動手，建立支配主義、猶太教復興運動的王國”。拉什都尼也是國家政策委員會的成員，他2001年2月8日去世，被稱為“基督教猶太教復興運動之父”。這個信條認為，只有基督徒才應該支配地球上的所有事物和國家，法律應根據舊約法規制定，其中包括對許多違反舊約法規者判處死刑的規定。
阿曼森、諾斯中校、約翰·辛格勞伯少將和其他與伊朗門丑聞有關的人，以及前三K黨成員理查德·肖夫都是國家政策委員會的成員。阿曼森還是一個儲蓄和貸款銀行財產的繼承人。
還有一些國家政策委員會成員可以在下面幾個名義上的基督教組織中找到， 多布森的“重在家庭”組織、布萊特在全美許多大學里的校園基督十字軍組織、 羅伯特·維納的“祈禱引領的基甸（勇士）”組織、青年基督徒組織、“世界展望國際”、與中央情報局有瓜葛的威克理夫圣經翻譯會、葛培理福音協會、“美國仲裁者”組織、“國際靈恩圣經事工組織”、全國宗教廣播協會、“信守承諾者”組織，以及許許多多名義上的基督教組織。
聲稱是“免稅、教育性質”的國家政策委員會的潛在影響，在1984年以來的美國政治中是無以倫比的，大多數單純的美國公民還都不知道這個組織。普通美國人的宗教也被操縱，用于政治目的。
“重生派”拉丁美洲暗殺隊
在富勒的神學院在美國推廣權力福音主義很久之前，富勒手下的各種人員和許多國家政策委員會成員，已經在拉丁美洲以他們的方式進行“傳教”了。
他們對拉丁美洲感興趣的原因，顯然是想利用這個地區作為搞亂正統宗教的實驗室，特別是將天主教改變為“神跡與奇跡”新宗教運動及其分支靈恩派或支配主義的宗教組織。
這場復興運動的領導者理查德·里斯提出，導致多倫多賜福運動的諸多因素之一，是“在北美復興運動爆發之前，在1993年末，由于約翰和卡羅爾·阿諾特與克勞迪奧·弗蘭德佐（Claudio Freidzon）的接觸，在阿根廷的施涂油禮活動達到了新的高度……”
彼得·瓦格納在富勒神學院得勢之前，曾于1954~1970年和他的妻子多麗絲·瓦格納在玻利維亞活動，瓦格納說他已經與富勒有20多年的交情。“在成為富勒神學院的教師之前， 瓦格納和他的妻子多麗絲一起，在玻利維亞為主的福音主義服務，建立教堂、在神學院教書、管理傳教活動。”根據《美國中情局資料》對暗殺隊的報道，在玻利維亞，“ 1966年10月至1968年10月，《大赦國際報告》說有3000~8000人被暗殺隊殺害。”
福音派的教友迪恩·麥格里夫也在玻利維亞工作，“幫助曾在越南戰爭中為中央情報局設在泰國的營地作戰的東南亞難民，將他們安置到玻利維亞叢林中去。”1997年， 麥格里夫仍在拉丁美洲執行各種計劃， 那時這些地區已經成為洛克菲勒家族和跨國公司所征服的帝國了。
美英情報機構與教會組織之間的聯系是顯而易見的。研究人員吉姆·基思的文獻表明，在圭亞那的瓊斯鎮災難發生之前， 吉姆·瓊斯牧師就有曾為美國海軍情報機構效命的背景，顯然這場災難是中央情報局心理控制計劃“出了錯”。
在美洲和南非的“重生五旬節派”運動得到了英國情報機構的指導，這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對基督徒與在中美洲的暗殺組織的聯系的研究表明，早在30多年前情報人員就卷入了這些秘密行動。
據推測，美國、英國和以色列情報機構在拉丁美洲開展這些活動的目的，是為了研究和完善有效地使用新的宗教運動（尤其是“神跡與奇跡”這種類型的宗教運動）進行破壞或顛覆活動的技能。
并不太為人所知的是，同一個美國情報機構會調過頭來實施針對美國公眾的計劃。再也找不到比這更好的方式，來創建為五角大樓鷹派服務的“為了基督去殺人”的全球性軍隊，這是極大的諷刺同時又是犯罪。危地馬拉的“重生派”將軍里奧斯·蒙特就是他們早期的楷模。
危地馬拉的里奧斯·蒙特和中央情報局
北愛爾蘭的研究人員湯姆森發現，廣為報道的20世紀80年代在危地馬拉對數千當地瑪雅人后代的屠殺，與美國情報機構的“重生派”行動脫不了干系。20世紀70年代中央情報局和聯合果品公司出錢支持危地馬拉的長期內戰，在1982年一次成功的軍事政變中，埃弗拉因·里奧斯·蒙特將軍被扶上臺，成為危地馬拉總統。
蒙特很早就皈依了“神的話語教會”，成為基督徒。 這個教會是由美國“福音拓展”宗教組織的加州傳教士在危地馬拉建立的，而表面上他們到危地馬拉來，是為了在1976年大地震后向這個國家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蒙特領導了一個有1000多名成員的領導力培訓學校。他在危地馬拉掌權后得到了國家政策委員會成員的支持。其中包括羅伯森、法威爾、吉米·施瓦格特和“青年傳教”組織的羅倫·坎寧漢。
到1982年，在里奧斯·蒙特將軍的統治下，超過1000個瑪雅人社區被廢棄或毀壞。據估計，有好幾萬人遭到蒙特軍隊的殘暴種族滅絕掃蕩。根據《秘密行動公告》的說法，1977~1986年間以色列曾向危地馬拉提供了大量財政援助，據報道以色列情報機構從蒙特將軍的神的話語教會（已經發展到危地馬拉全國250個教區）招募人員，幫助以色列從事間諜活動和施加酷刑。
根據危地馬拉的消息來源，到2002年，各種在美國支持下的非天主教宗教派別已經吸引了超過30% 的人口。梵蒂岡官員對此感到吃驚，曾說過危地馬拉已經變成“美國基督教基要派向拉丁美洲滲透的某種試驗場”。
1999年，墨西哥天主教大主教羅哲諾·巴拉甘宣布，基要派在拉丁美洲的傳播令人擔憂，其根源可以在1969年8月納爾遜·洛克菲勒致尼克松總統的信中找到。納爾遜·洛克菲勒是標準石油公司的繼承人，二戰時期美國在拉美地區的情報頭子。這份洛克菲勒文獻指出，在第二次梵蒂岡委員會之后，“天主教已經不再是美國和保證南美大陸社會穩定的可靠盟友”。洛克菲勒堅持“在拉丁美洲必須用基督教代替天主教”。
老布什是20世紀70年代的中央情報局局長、洛克菲勒家族的長期盟友，不僅在拉丁美洲而且在美國國內對原教旨主義教派的擴散起到了關鍵作用。
一份奇怪的圣塔菲文件
美國對拉丁美洲政策的藍圖由“美洲間安全委員會”(CIS)發表于1980年。
“美國持槍人”協會主席、國家政策委員會成員拉里·普拉特是1976年設立的美洲間安全委員會的秘書長。普拉特既是“私人”組織——如美洲間安全委員會和文鮮明組織的 “考薩國際”（CAUSA）——的情報管道，又作為非正式的招聘機構，為里根政府早期在中美洲的罪惡戰爭提供人員。20世紀80年代， CIS發表了很有影響的報告《80年代的新美洲間政策》，也被稱為“圣塔菲文件”。
這份圣塔菲文件，是納邇遜·洛克菲勒主持的有關美洲問題的洛克菲勒文件的后續報告，最初的名稱是“美洲間關系：新秩序之盾和美國上升為世界強國之劍”。
伯恩·福切羅在他的著作《教派黑手黨》（Sect Mafia）里對圣塔菲文件進行了分析，提出這份報告詳細闡釋了在世界范圍內創建宗教教派的計劃，其真正使命是為全球大公司的金融利益腐蝕基督徒的集體良知，使他們愿意接受自由市場的議程。
根據這項戰略，像里奧斯·蒙特世界教會這樣的福音派組織被用作中央情報局的掩護機構，“負責啟動意識形態斗爭”，通過宗教現象，即心理戰行動，反復向受眾灌輸其預定的意識形態，而對于抵制這種影響的基督教團體將通過“分而治之”的手段將其搞垮。
福切羅描述了這個反復灌輸盎格魯撒克遜意識形態的過程：
在類別上，在“操縱神秘的組織和教派”方面，最高獎賞可授予美國著名的情報機構……1980年5月，多位共和黨重要人物簽署了一份秘密文件，這份文件注定要指導美國的對外政策，尤其是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局的對外政策。 這份文件的名稱是“美洲間關系：新秩序之盾和美國上升為世界強國之劍”。盡管這份文件詳細提出了戰略性建議，其標題已清晰表明了它的目標，但它仍然是保密的，在情報界只稱它為“圣塔菲報告”。
這個計劃從里根政府開始執行，在老布什政府得到繼續，到比爾·克林頓政府內的共和黨人仍在實施這個計劃。這個計劃實際上是一項20世紀50年代美國就已經確定下來的政治戰略的延續，這個政治戰略是在“洛克菲勒報告”的指導下制定的。“洛克菲勒報告”指出：“為了打贏霸權（控制）壓倒良知的戰斗，有必要開始用美國生活方式的基本價值觀影響拉丁美洲，通過控制平民社會的傳統社會結構——家庭、學校和教會——來達成這個目標。”
這份“圣塔菲報告”進一步推進了這個方案，清晰地提出美國的權勢在全世界擴展的途徑之一是宗教活動。這份文件具體解釋了為什么美國必須通過宗教現象主動進行意識形態斗爭，它的目標是贏得對良知的控制。
這些教派活動的最新進展是這項戰略的一個基本要素。在同一主題上，“圣塔菲報告”關注在宗教領域已經做的工作：“…… 得益于在人口控制方面所做的工作，在越南獲得的經驗通過國際開發署人員和其他美國機構輸出到了拉丁美洲，特別是危地馬拉。某些宗教教派由心理戰專家創辦，任務是控制政治言論和良知。”
福切羅補充道：
在法國，該領域的領軍人物和無可爭議的專家是巴黎大學人種學和人類學系教授喬瑟斯·加西亞瑞茲……為了確認這個難以置信的美國操縱世界大眾，特別是拉美大眾的政策，他引證了兩個其他來源。第一，“法國大眾福音傳教”組織，在題為“有關拉美新教宗派的定義”的文獻里寫道：“這些教派都由美國制造，都得到了外來資助；它們是反復灌輸盎格魯撒克遜文化意識形態的工具，引導大眾對美國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向往……”
第二個來源是墨西哥內政部長的報告，這個報告解釋說：“為了統治不發達社會并將其美國化，這些宗教教派以十分巧妙的方式發揮作用。通過宗教布道在平民社會里挑起意識形態斗爭。”這是一個事實，最著名的福音派和靈恩派在拉丁美洲的獨裁統治中起到了中流砥柱般的作用。像危地馬拉的神的話語教會，或在阿根廷的“神圣普世”教會這樣的教派，都與北美的組織有直接的聯系，如700俱樂部(中央情報局指導下培養領袖的真正“神學院”)，P.T.L. 電視（由帕特·羅伯遜在維吉尼亞創辦）， 葛培理福音協會，世界展望國際組織……所有這些美國的宗教組織都是拉美的教派源源不斷的資金來源。”
多倫多機場教堂的約翰·阿諾特牧師透露，1993年年末他到阿根廷訪問，拜訪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區的王中之王教堂的克勞迪奧·弗蘭德佐牧師，這次訪問“重振了他的精神”，把他對宗教的理解提高到了新的高度。他說這直接導致了1994年1月開始的“多倫多賜福”現象。
當時， 阿諾特依附于約翰·溫伯及加州的“葡萄園”教派。加西亞瑞茲教授認為：阿根廷的神圣普世教會教派是又一個羅伯森資金捐助的受益者，它同時也從葛培理的福音協會、“世界展望國際”組織獲得資助，所有這些組織和人都是國家政策委員會的成員。
在美國對教會和準教會組織的滲透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根據“托比特文件”，這份用筆名威廉·托畢特公布的文件，在討論暗殺肯尼迪總統的陰謀時，提出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的朋友和特工卡爾·麥金太爾（來自新澤西科林伍德的原教旨主義牧師）以“美國基督教教會委員會”（ ACCC）的名義組織了一個間諜情報機構，在美國和拉丁美洲大多數地區部署了以傳教士和牧師身份活動的特工。
1943~1964年，在胡佛的直接指揮下，阿爾伯特·奧斯本（化名約翰·博溫和歐文），自稱是巡回牧師、得克薩斯州拉雷多第一浸禮教會成員和美國基督教教會委員會傳教士。他同時掌控著一個經過嚴格訓練的職業殺手團隊，以墨西哥為基地，為美國間諜機構和世界各國實施政治暗殺。在此期間，據說奧斯本在墨西哥的普韋布洛開了一家專門招收男孩的慈善學校。
作為美國基督教教會委員會對外關系部的美國主任，基督教作家弗朗西斯·謝弗博士在二戰時期的1942~1945年去了幾趟歐洲，于1948年舉家搬到了瑞士，并于1955年在洛桑郊區創辦了萊比蔭基督教徒資源和隱居中心。它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問者，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其名聲達到頂峰。在1974年的會議上，葛培理牧師吹捧謝弗的運動，說他看到了所謂的福音派“洛桑運動”的誕生，呼吁宣講福音，讓全世界皈依基督教。
圣靈的禮物
建立冒牌的精神基地以加強對社會的操縱這件事，在英國可以追溯到二戰期間英國駐華盛頓空軍武官爵士維維安·加百利上校，是他創辦了一個叫“國際基督教領袖”的組織。
在20世紀60年代，國際基督教領袖組織英國分支機構的領導人是歐內斯特·威廉姆斯，當時他還是英國海軍部的領導成員和坎特伯雷福音主義委員會大主教團成員。他與英國情報特工哈羅德·布雷德森密切合作，曾到美國對羅伯森進行親自指導。他們這個特殊的福音派世界很小，而且很黑暗。
1978年在坎特伯雷召開的國際會議由英國女王伊麗莎白的大主教唐納德·科根主持，這個會議發起了將靈恩派“圣靈的禮物”實踐傳播至全世界的十字軍。這個會議由英國國教教會正式出面指導，率領一群美國福音派教徒參加這個會議的是拉爾夫·小海恩斯將軍，他是1967~1968年的美國陸軍副參謀長。
海恩斯將軍曾負責美國國內軍事秘密接管計劃“花園計劃”行動，這是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為應對黑人、窮人騷亂和反戰的示威活動，準備在美國實施戒嚴法的計劃。海恩斯在1971年離開陸軍后，與羅伯森的英國情報導師布雷德森建立了密切的關系。
另一個在靈恩派運動中很活躍，尤其是在非洲戰爭區域很活躍的英國組織，是“基督教團結國際”（CSI），其領導人是卡羅琳·考克斯男爵夫人，她從蘇丹發出的報告使華盛頓的許多人考慮在這個國家采取軍事行動。
在20世紀90年代，有關化學“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錯誤情報曾使克林頓總統下令轟炸了蘇丹的阿司匹林制藥廠，這個難堪僅是略微影響了支持這個行動的小團體的熱情。在1997年8月美國五旬節派雜志《神力》上，考克斯說她和許多基督教團結國際理事會成員很欣賞“在各派中崇拜神力的非常有表現力的方式”。
在發生舉世矚目的悲劇性的校園槍擊案之前，據說位于科倫班中學附近高檔商業區的一個葡萄園教派，曾非常賣力地在那個區域的年輕人中開展活動。研究人員看到了大量的與官方調查完全不同的證據。在一個集會上，遇難年輕人的父母拿出了自己掌握的此前未公開的大量目擊者的證據。對比官方的調查，有人使用了“掩蓋”這個詞。
正如電視福音傳道者中的高級人員所證實的，受操縱的基督教禮拜儀式可以欺騙成百萬的人。這是蓄意進行的社會改造工程，把人類轉變成做試驗的豚鼠，使他們的生活最終變成廉價的商品。
中央情報局也信宗教……
1963年肯尼迪總統遇刺后，宗教和偽宗教教派在美國爆炸性地蔓延開來。
從小的教派到大的教會，宗教一直在美國社會里起著特殊的作用。尤其是，宗教往往與好戰的愛國主義、支持美國在“世界的使命”或它的“天定命運”聯系在一起。美國情報界在秘密支持基督教福音派運動內的許多偽宗教活動中表現得很活躍。
“富人總是用許多方法來積累財富，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葉，這些方法才合成為一個精心組織起來的有凝聚力的有效機器，”已故的調查記者史蒂夫·坎加斯這樣寫道：“在1975年之后，律師顧問集團、游說集團、智庫、保守主義基金會和公關公司構成了順暢運轉的機器，產生了整體效應（“整體大于所有的部分之和”），把最富有的1%的人口送進了享樂的天堂。”在此時期，老布什是中央情報局局長。
“有趣的是，這套機構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央情報局，”坎加斯繼續寫道，“這并不是說這個機器屬于正式的中情局行動，有代號和簽字文件（盡管目前可能還沒看到這樣的證據，但中情局在國內的行動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現在可以表明確實存在這種可能性），但我們已經掌握的事實表明中情局在這里施加了重大影響。”
坎加斯指出了具體的人名：“它的主要創建者是歐文·克里斯托、鮑爾·威里奇、威廉·西蒙、理查德·斯凱夫、弗蘭克·莎士比亞、威廉·小巴克利、洛克菲勒家族以及更多的人。幾乎所有創建這個機器的人都有中情局背景。”克里斯托隨后還創建了影響巨大的“新保守主義”政治運動。
坎加斯接著寫道：“在20世紀70年代，這些人運用了他們在冷戰時期學到的宣傳和行動技巧，將它們運用到“階級戰爭”中。美國版的這個機器與用來與共產主義戰斗的外國版機器非常相似，這也是順理成章的。中情局專家和無孔不入的實業階級所取得的成功遠遠超過他們最大的預期。1975年，美國最富裕的1%的人占有美國22%的財富。到1992年，他們的財富占有比例翻了一倍，達到42%——這是20世紀最大的貧富差距。”
調查記者丹尼爾·霍普斯科從另外一個消息來源確認，20世紀60年代后期，在越戰時期的社會動蕩中，中央情報局秘密參與了所謂“耶穌運動”的創造。
霍普斯科采訪了國家政策委員會成員帕特·馬特里斯納。馬特里斯納是耶利米電影公司的總裁和“支持誠實政府的公民”組織的主席。在采訪中，他承認中央情報局策劃了“耶穌革命”行動，馬特里斯納講述了他本人在這次行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965年我接到了‘詳細的命令’，到伯克利建立與馬里奧·薩維歐的‘自由言論運動’相抗衡的力量，于是我創辦了‘校園基督十字軍組織’。”
霍普斯科說：“在黑暗的多疑時期，尤其在20世紀60年代，中央情報局在某種程度上控制了我們的心理，任何人如果對此有所懷疑，都會從馬特里斯納的直白回答中得到證明，因為很顯然，他是真誠的，我沒理由懷疑他告訴我的不是真相。”
家族簡史：洛克菲勒栽培了布什家族
自從20世紀初標準石油公司取得壟斷地位以來，洛克菲勒家族在美國的權力集團中就是最有權勢的家族王朝，它的權勢遠遠超過其他家族。它資助各種衛星家族，作為所謂“東海岸權力集團”的一部分，以推進它們的權力擴張計劃。布什家族就是這樣的家族之一。
喬治·沃克和塞繆爾·普雷斯科特·布什是老布什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祖父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之后，創建了布什家族王朝。沃克是圣路易斯的金融家，通過戰爭合同發了大財。1919年，他受鐵路大王繼承人艾夫里爾·哈里曼的雇傭，成為華爾街W.A. 哈里曼公司總裁，20世紀20年代初這家公司在石油、船舶、航空和錳業投資，有一部分生意在德國和俄羅斯。塞繆爾·布什經營在俄亥俄的公司“七葉樹”鋼鐵鑄件公司，生產軍火。1917年，他來到華盛頓，負責聯邦戰爭工業委員會的小型武器及彈藥業務。這兩個人都見證了后來被稱為軍事工業復合體的興起。
普雷斯科特·布什是康涅狄格州的參議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公司老板因參與了軍火生產而發了橫財，他的兒子和孫子后來都成為美國總統。他所擁有的其中一家公司，得克薩斯德萊塞工業公司主要制造轟炸東京的燃燒彈， 并為原子彈工程制造氣體擴散泵。普雷斯科特的兒子老布什后來也為德萊塞公司做事，接下來，在20世紀70年代當上了中央情報局局長、副總統，最終當了美國總統。老布什的工作重點之一，是軍火買賣和與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阿富汗塔利班的秘密軍火交易。
艾森豪威爾總統在1961年告別演說中，曾警告軍事工業復合體的極其危險的權力，那個權力在老布什和小布什執政時期主導了美國。在新千年最初的年代里，沒有哪個家族王朝在把美國轉變為戰爭國家這一點上起到了這樣強有力的作用。
除了與有勢力的哈里曼銀行和鐵路財團有長期聯系之外，布什家族還與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美國石油工業有密切關系。布什家族與約翰·洛克菲勒和標準石油公司的關系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當時洛克菲勒成功地說服用鐵路（這些鐵路部分為哈里曼所有）運輸他們的石油，因而從“七葉樹”博凱鋼鐵公司購買重型裝備，這使塞繆爾·布什的“七葉樹”博凱鋼鐵鑄件公司賺了大錢。20世紀20年代，喬治·沃克幫助重建前蘇聯的石油工業， 當時年僅22歲的得克薩斯德萊塞工業公司老板普雷斯科特·布什因而獲得了國際石油生意經驗，哈里曼家族持有這家公司的部分股份，這家公司與洛克菲勒的石油生意也有密切的聯系。
到了老布什1948年從耶魯大學畢業時，他也為德萊塞工業公司工作。在耶魯大學，像他的父親普雷斯科特和他的兒子小布什一樣，老布什也加入了非常有影響的秘密團體骷髏會。通過他的父親普雷斯科特，老布什得到了在德萊塞工業公司的工作。在這家公司工作了幾年之后，老布什與休·利特克一道創建了自己的海上石油開采公司——扎巴達鉆井。許多研究人員都認為，在1953年老布什通過他在耶魯骷髏會的聯系已經成為一名秘密的中央情報局特工。
在中央情報局任職期間，布什代表洛克菲勒集團在宗教運動的創建和系統擴散上起了重要作用。這些宗教活動的名稱叫“重生的基督徒”。布什在得克薩斯的經驗讓他非常清楚如何操縱經濟上貧窮的南方各州信仰簡單的白人受眾。
1976年老布什當上了中央情報局局長。他與韓國的文鮮明之間的關系正好可以追溯到這一時期。這種聯系如此密切，如此長久，以至于調查者懷疑文鮮明的組織是中情局的計劃之一，在美國中情局不能合法活動的地方，由這個組織出面。
文鮮明在卡洛斯·梅內姆當阿根廷總統時，親自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辦他的西班牙語版《華盛頓時報》（Tiempos del Mundo）發布會，正是美國前總統老布什擔當文鮮明的主旨發言人。老布什聲稱：“我想向文鮮明牧師致敬，他是《華盛頓時報》的創辦人，也是西班牙版華盛頓時報的創辦人。”
這并不是一次偶然的露面。離開白宮后，老布什經常在文鮮明發起的集會上講話，對于一個富有、也從不缺乏公開演講機會的前總統來說，這是很奇怪的舉動。1995年9月，老布什在亞洲為“世界和平婦女聯盟”做了6次演說，這個組織由文鮮明的妻子韓鶴子領導。1996年夏天，老布什在與文鮮明有聯系的“世界和平家庭聯盟”華盛頓集會上也曾發表講話。
老布什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露面的費用在10萬~50萬美元之間。與統一教會有密切聯系的消息來源稱，老布什和文鮮明的交易總額有數百萬美元，其中一個消息來源稱，老布什拿到了1000萬美元。
據報道，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由文鮮明之手交到華盛頓政客和右翼共和黨的金錢總額高達數十億美元。沒人能夠確認這些巨額資金的來源。有人認為這些錢來自富裕的日本金主，也有人認為這些錢來自非法的毒品交易。但沒人對這些錢的數額之巨大提出異議。幾十年來，文鮮明用從亞洲秘密搞來的數十億美元來影響美國的政治，但公眾或美國政府卻沒有對此提出質疑。
文鮮明身上的盲點特別奇怪，因為早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政府內就有說法，認為文鮮明的組織是韓國中央情報局（KCIA）的掩護機構。 韓國中情局是中央情報局在冷戰時期幫助設立的。自從20世紀70年代被文鮮明購買后，《華盛頓時報》的損失已經超過10億美元。
文鮮明、老布什和共和黨宮廷政變
來自文鮮明組織的黑錢，其影響不僅在于資助如法威爾牧師的重生福音派組織的發展或國家政策委員會，還直接改變了共和黨傳統上的溫和右翼立場。
1983年，共和黨溫和的里彭學會指責該黨新右翼已經與統一教派達成了“利益聯盟”。里彭學會主席、眾議院銀行委員會共和黨主席、眾議員吉姆·利奇公布了一項研究，指出大學共和黨國家委員會在1981年“乞求和接受”了文鮮明統一教會的錢。這項研究還指責里德·歐文的“媒體精確性”組織從文鮮明提供的廉價或志愿人員身上謀利。
利奇指責統一教會已經“滲透到新右翼和它想控制的共和黨，也滲透了媒體”。 利奇的新聞發布會被一項指責打斷，當時的大學共和黨領導人和文鮮明資助的國家政策委員會成員格羅弗·諾奎斯特指責利奇撒謊。很快諾奎斯特擔任了“美國稅務改革”組織的領導，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即將爆發之前，他是小布什的白宮常客。
為了自身的利益，《華盛頓時報》抨擊利奇的指責是“謊言”，并嘲笑里彭學會是“共和黨的失去信譽和無關緊要的左翼小分支”。
重要的是，在文鮮明資助下新右翼奪取對共和黨的控制這個過程，與起領頭作用的新保守主義分子離開民主黨的過程相重合，他們在共和黨的里根政府、后來的老布什政府以及小布什政府里，為戰爭和防務政策奠定了基礎。
現在我們終于可以看清楚，為什么2006年的共和黨與艾森豪威爾甚至尼克松時期的共和黨，存在如此根本的差異。
這個轉型，是理解2001年后右翼鷹派布什政府的侵略性和單邊政策的關鍵。2001年9月之后發生的事件并不單純是對“9·11”事件的驚恐反應。這個反應是美國政治中長期的保守主義運動社會轉型的一部分，這個轉型包括從傳統宗教基礎到共和黨領導層的轉變。實際上，這是在洛克菲勒家族的政治勢力以及中央情報局和布什王朝推動下的一場靜悄悄的政變。
老布什幫助文鮮明的拉美獨裁者
20世紀80年代初期，有許多關于文鮮明組織的大規模踐踏人權的報告，文鮮明利用與阿根廷和烏拉圭軍事獨裁者的友誼，在這兩個國家進行了大量的投資。文鮮明與阿根廷的將軍們是非常親密的朋友，根據1984年11月16日的一封電報，文鮮明因在馬島戰爭中向阿根廷軍閥提供的幫助獲得了榮譽勛章。
1996年文鮮明在巴拉圭購買了大片農業用地，阿根廷《民族報》1996年11月19日報道， 文鮮明與烏拉圭的前獨裁者阿爾弗雷多·斯特羅斯納曾討論過這些投機生意。
老布什任美國副總統的時候與文鮮明關系密切，這對老布什非常有用。為了逃避可能的彈劾，他當時正在諾斯中校的伊朗門毒品換槍支的非法活動問題上撒謊。
當記者和國會開始調查諾斯對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的秘密支持及與毒品走私的關系時， 文鮮明的報紙領導了對調查的反擊，“有關（反政府武裝）毒品走私的故事被告發為政治陰謀”是《華盛頓時報》頭版文章的副標題，它抨擊美聯社1986年4月11日的報道，該報道提及在邁阿密的聯邦政府機構調查反政府武裝的毒品和槍支案。
在馬塞諸塞州民主黨參議員約翰·克里1986年發現了更多反政府武裝走私毒品的證據時，《華盛頓時報》立即載文抨擊克里，說他在徒勞無益地進行政治迫害，稱克里的反反政府武裝的努力是大而無當的、昂貴和徒勞的。
當克里揭露了越來越多的反政府武裝的罪行之后，文鮮明的《華盛頓時報》開始用頭版文章恫嚇克里的助手，指責他們妨礙司法。一篇《華盛頓時報》的文章聲稱：“克里的助手們破壞了聯邦調查局的調查。”這篇文章從一個斷言開始：“聯邦執法官員說，為參議員克里工作的國會調查人員嚴重損害了聯邦政府在去年夏天對毒品的調查，他們為了尋找所謂的尼加拉瓜抵抗組織毒品走私的證據，干擾了證人。”
隨著伊朗門丑聞的擴散，老布什公開聲明“他沒參與這件事”，越來越站不住腳。文鮮明的報紙調轉槍口，把火力對準了伊朗門事件的美國特別檢查官勞倫斯·沃什，攻擊沃什濫用經費、坐頭等艙、在套間里吃飯。
老布什、諾斯和中情局毒品
國家政策委員會另外兩個成員的露面——辛格勞伯將軍和他的密友諾斯中校（他屬于國家政策委員會的執行委員會和州長理事會）——進一步顯示了美國情報機構與文鮮明、老布什和國家政策委員會的陰暗聯系。
中央情報局負責暗殺控制的費利克斯·羅德里格斯是老布什長期的朋友，1970年跟他的中情局老板泰德·沙克利曾到過東南亞。沙克利和唐納德·格雷格將羅德里格斯安插到沙克利和其同事在印支戰爭期間經營的大規模暗殺和毒品交易活動中。
約15年后，這三個人，羅德里格斯、沙克利和格雷格成為伊朗門非法武器丑聞中“交易”的核心部分。
1983年3月17日，時任副總統的老布什在白宮秘密會晤了格雷格和前中情局關系人羅德里格斯。格雷格后來被老布什總統任命為美國駐韓國大使，遠遠地離開了華盛頓。
作為1983年3月會面的結果，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制訂了秘密計劃，向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裝提供援助，羅德里格斯負責經營反政府武裝設在薩爾瓦多的補給倉庫。在寫給里根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羅伯特·麥克法蘭的備忘錄中，格雷格提出，可根據1970~1972年在越南經營“反越共”行動的經驗制訂此計劃。格雷格補充說：“羅德里格斯撰寫了附件里的計劃，他在越南就追隨我，并實際執行了‘反越共’計劃。”
1984年12月21日，老布什與格雷格和羅德里格斯再次會晤。通過這次見面，格雷格把羅德里格斯介紹給了諾斯。后來，老布什在寫給諾斯的便條中曾說：“感謝羅德里格斯的獻身精神，他為人質事件和中美洲問題不知疲倦地工作。”
中情局特工沙克利曾資助種植鴉片的苗族部落，并使用毒品交易所得資助他的殺人小隊。他組建了軍事援助團“特種行動團 ”(MAGSOG) 這一政治暗殺組織，辛格勞伯將軍是指揮官，諾斯和理查德·西科德是該組織中的官員。作為中央情報局“鳳凰行動”的一部分，至1971年，沙克利辛格勞伯諾斯集團在東南亞約殺害了10萬名平民。
1984年，辛格勞伯領導一個五角大樓小組，奉命為在中美洲實施軍事行動提出建議。該小組的報告敦促美國重視非常規和反暴亂戰爭策略。
在里根政府時期，辛格勞伯為了他“私人”的、向反政府武裝提供武器的活動，接受白宮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的幫助和指導。他指證國家安全委員會前助手諾斯是他與白宮的聯絡人……在諾斯的保險柜里發現的圖表顯示，在“西方目標”執行主任琳達·奎爾的名字上標有“西方目標”字樣。這個標記說明奎爾與“考薩國際”一道工作（文鮮明統一教派的政治分支機構，它的負責人是樸柏希）。
中央情報局負責行動的前常務副局長邁克思·休格爾也是國家政策委員會的成員。休格爾曾領導中情局規模最大的業務局，負責秘密行動和秘密的反情報行動。
20世紀90年代《華盛頓郵報》的一篇文章曾透露休格爾與樸柏希的兒子喬納森·帕克一道工作。 樸柏希是文鮮明組織里的二號人物和《華盛頓時報》基金會的主席。身為韓國中情局上校的樸柏希曾在韓國駐華盛頓使館任武官。
休格爾和喬納森·帕克曾經試圖用文鮮明統一教會的資金組建一個大集團，把整個華盛頓特區的獨立廣播機構都控制起來。1990年，他們買下并控制了所有獨立廣播機構（除一家之外），其中包括設在國家新聞大廈的衛星和獨立廣播機構。
他們為全美多達200家電視臺（包括CNN）提供有報道價值的事件或對華盛頓重要官員采訪的原始膠片或成品膠片。任何了解編輯業務的人都明白，這些可以在宣傳上發揮多么大的作用。中央情報局前負責秘密行動的頭子休格爾擁有“新聞聯接”公司，這是媒體集團的一部分，在20世紀80年代，CNN的華盛頓局所有的攝像工作人員都是從“新聞聯接”派來的。
在美國這些黑暗的宗教和與情報機構有聯系的網絡的核心，是為數不多的名義上的基督教會和福音主義的分支組織，它們稱自己為“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者”，猶太復國主義和表面上的基督徒的奇怪混合。這些團體的信仰的中心，是對任何反對其右翼意識形態議程的人持極端好戰和強烈敵對的態度。它是美國軍事工業復合體及其戰爭機器的完美伙伴。
第十三章 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奇怪世界里的士兵
“世界政治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人與人之間的巨大分歧和國際沖突的主要來源將是文化……各種文明的分界線將變成未來的戰線。在這個文化沖突方興未艾的時代，美國必須與所有具有相似文化的國家結為同盟，并盡可能廣泛地擴張其價值觀。對于異質文明，西方應當盡力去適應，但在必要時也要有進行對抗的準備。”
——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1993年
為世界末日善惡大決戰祈禱
如果不了解美國權勢集團的一個小派別與以色列右翼的利庫德游說集團一道創建的政治權力基礎，就不可能理解美國的外交政策在20世紀50年代的艾森豪威爾時代和2001年后的小布什之間，怎么會有這么大的差別。這個權力的基礎圍繞著基督教重生派右翼而建立起來。
利庫德美國戰略聯盟最顯著和最自相矛盾的特征是來自美國形形色色的基督教教派和組織對以色列好戰和擴張的狂熱支持。在宗教派別的背后，是一架直接與特拉維夫和華盛頓權力中心相聯系的組織良好的政治機器。
1977年，約拿·馬拉奇博士領導下的以色列情報機構，開始悄悄研究美國形形色色的基督教組織，根據它們在基督教信仰上怎樣看待以色列的存在，對這些教派進行分類。
這些以色列的研究人員在美國南部各州找到了最肥沃的土壤。這些州傳統上以棉花或煙草行業的奴隸制為基礎，數代以來這些地方的白人精英都相信他們比黑人優越，也比天主教徒和猶太人這樣的白人優越。這些白人新教教徒，不論是南方浸禮宗、循道宗還是二戰后在南方發展壯大、數量眾多的“重生”買恩派，都適合在以色列的問題上加以操縱。所需要的，只是對它們的神學理念進行某些調整。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許多重生派基督徒都反對猶太人或猶太教。他們的以色列新朋友非常了解這一點，并帶著嘲諷的想法推進一個戰略聯盟。他們在華盛頓創建以色列或親以色列的智庫，而這些不斷壯大的重生派基督教選民將會對此給予支持。
在正常情況下，美國的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者只是美國眾多聲稱自己是基督教的小教派之一。“9·11”恐怖襲擊所造成的震撼，以及名義上屬于基督教重生派的小布什總統對這一事件盅惑人心的操縱， 極大地改變了教派影響力的對比， 使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成為美國政治中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 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中上層的白種共和黨人。他們已經建立了完善的國家政策機構， 他們的影響力成為決定性的因素， 這些因素往往會決定誰在大選中獲勝。
正如猶太學家芭芭拉·塔奇曼在著名的關于英國猶太復國主義的著作《圣經與劍》中所說，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英國的帝國意識形態。一些非常著名的英國權勢人物，如帕默斯頓爵士、巴爾弗爵士和謝夫特斯伯利，他們把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當作刻意設計出來的意識形態的一部分，而在這種意識形態里最奇怪的是他們聲稱英國人是上帝的“選民”，是“以色列失落的部落”。它為英帝國主義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偽宗教依據。
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的根源
約翰·納爾遜·達比是一個改變了信仰的愛爾蘭牧師，他死于1881年，在創建一種新的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派別時創造了“被提”這個觀念。在他的構想里，他稱為“重生的基督徒”的特殊之人將在基督再次來臨之前被帶到天國——這就是他們的“被提”之時。達比還將以色列作為他奇怪的新神學的核心，聲稱一個真正屬于猶太人的以色列將成為“上帝實施的世界末日善惡大決戰這一最后戰斗的中心工具”。
達比在美國游歷很廣，這為他的奇怪教派贏得了追隨者，開創了美國的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這其中包括美國著名的圣經翻譯者賽勒斯·斯考菲爾德、在芝加哥創辦了穆迪圣經研究所的德懷特·穆迪和20世紀30年代的布道者比利·桑迪。1909年斯考菲爾德出版了《斯考菲爾德圣經》，書里的腳注根據達比的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世界來解釋圣經段落。到20世紀末，《斯考菲爾德圣經》已經成為美國所有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和重生派信徒的教育基礎，重生派成為美國發展最迅速的教派。
像法威爾牧師和羅伯森牧師這樣的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者，其發跡可以追溯到英國秘密情報機構和英國權勢集團的一項計劃。這項計劃的目的，是利用猶太教來推進英國在北美的帝國勢力。在20世紀50年代及以后的美帝國主義時期，美國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只不過是采納了這個意識形態，并給它起了個美國名稱。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丘吉爾和羅斯福建立起來的英美特殊關系的宗教對應物。
這些古怪的基督徒把自己稱為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者，小布什2000年競選總統時，他們充當了活躍的核心投票機器，他們鼓吹的思想與主張愛人類和寬容的傳統基督教福音存在顯著區別。他們鼓吹仇恨與戰爭，相對于現代基督教，他們主張的這種好戰的信仰與12世紀血腥的十字軍東征更相似。它生長的土壤是南北戰爭后美國南方白人對黑人、對天主教徒以及對“劣等猶太人”（很有諷刺意味）的刻骨的種族仇恨。 他們信奉在即將到來的世界末日善惡大決戰中，信奉上帝的選民將升到天國而“異教徒將在相互的屠殺中死亡”。
一位巴勒斯坦的基督徒這樣描述他們：“在政治層面上，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粗糙且過度簡單化，持有不加掩飾的偏見。它支持以色列右翼中最極端的政治立場，故意忽視其他集團包括巴勒斯坦基督徒的政治現實、利益甚至存在。在其總體的偏見中，它還忽視國際法及倫理原則的要求，侵犯人權，違背正義。”
在“9·11”襲擊之后的幾個月里，羅伯森牧師在布道中公開聲稱穆斯林“比納粹更壞”。在2002年11月的基督教廣播網講話中，羅伯森宣稱，“阿道夫·希特勒很壞，但穆斯林想對猶太人做的事更壞。”盡管這些話引起許多公眾的抗議，但自稱是上帝子民的羅伯森拒絕收回他的講話。他將《古蘭經》與希特勒的《我的奮斗》相提并論，認為兩者都是統治世界的藍圖。這些消極言論無法醫治“9·11”后這個仍處在震驚中的國家的傷口，也不可能贏得國外朋友的支持。
在2002年10月CBS的《60分鐘》電視節目中，羅伯森的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戰友法威爾牧師宣稱：“我認為穆罕默德是個恐怖分子，一個崇尚暴力的人，一個好戰的人……”布什的反恐戰爭被他的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支持者定義為對伊斯蘭的神圣“十字軍東征”。伯納德·劉易斯爵士提出的“文明的沖突”這個說法，被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所采用，寫入發表在1993年《外交》雜志上的一篇著名文章《文明的沖突》之中。他宣稱在前蘇聯解體之后，世界上的主要沖突將在對立的文化和對立的宗教認同之間爆發。
在1993年的文章中，亨廷頓提出，“世界政治正在進入新階段，人與人之間的巨大分歧和國際沖突的主要來源將是文化。文明——最高形式的人類組織——將宗教、歷史、語言和傳統彼此區別開來。這些分歧根深蒂固且越來越重要。從南斯拉夫到中東再到中亞，各種文明的分界線將變成未來的戰線。在這個文化沖突方興未艾的時代，美國必須與所有具有相似文化的國家結為同盟，并盡可能廣泛地擴張其價值觀。對于異質文明，西方應當盡力去適應，但在必要時也要有進行對抗的準備。”
早在1991年前蘇聯解體僅幾個月之后，美國權勢集團就將新的“敵人”確定為伊斯蘭教。這是2001年反恐戰爭的前奏，一場不太加以掩飾的對伊斯蘭教的戰爭。
作為對法威爾和羅伯森反伊斯蘭教狂熱的響應，富蘭克林·格雷厄姆牧師，著名的基督教福音主義者和布什家族的朋友葛培理的兒子，宣稱在“9·11”之后，伊斯蘭教是“一種非常邪惡和惡毒的宗教”。美南浸信會前主席杰里·瓦因斯稱先知穆罕默德是所有可能想到的名字中最邪惡的。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讓處于恐懼中的美國人加深對伊斯蘭世界的仇恨，為小布什的反恐戰爭加油。
格雷厄姆控制了一個名叫“善普施基金會”的組織，他是小布什總統親密的宗教顧問。2003年，格雷厄姆得到美國占領當局的允許，將他的反伊斯蘭教的福音派基督教傳播到伊拉克，企圖使當地人信仰他的狂熱基督教教派。
根據作家格雷斯·哈爾賽爾的說法，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認為：“以色列所采取的每一個行動都是上帝精心安排的，應該得到我們的寬容、支持甚至贊美。” 所有這些聽起來都太像是對信眾超過10億人的伊斯蘭教發動的新神圣十字軍東征。
在美國的利庫德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
梅納赫姆·貝京的利庫德政府1977年認識到美國總統卡特對巴勒斯坦人權包括其獨立國家地位的主張后，利庫德及其在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同盟開始在卡特自由的民主黨之外尋求支持。以色列工黨支持以土地換和平，但利庫德支持大以色列，它應包括被占領的巴勒斯坦領土西岸和加沙，他們將這兩個地方稱為“猶地亞”和“撒馬利亞”。當時，在歐文·克里斯托、帕爾等人周圍支持利庫德的新保守主義分子脫離了民主黨，建立了他們后來稱為“新保守主義”的組織，并在共和黨里根政府內建立了基礎，里根本人深受基督教右翼的影響。
1978年，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教授約納·馬拉奇發表了他對美國福音派新教組織的重要研究，名稱是“美國的原教旨主義與以色列：原教旨主義教會與猶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國的關系”。
馬拉奇發現大量美國基督教新教派，大多數在南方各州的農村，通過對圣經的一種奇怪的逐字解釋將他們的神學與以色列國聯系在一起。他們的牧師都曾在穆迪圣經學院或極端保守的得克薩斯約翰·沃爾伍德達拉斯神學院接受訓練。他們勤奮地研讀1909年斯考菲爾德注釋過的《圣經》，在它的注腳里他們用神秘的預言解釋《圣經》。
1977年后，利庫德領導人和被挑選出來的以色列宗教領導人，開始努力把美國最狂熱地信仰神賦超能且往往也是最易被腐蝕的基督教組織的領導人介紹到以色列，從而建立了與利庫德領導人和美國基督教右翼之間的直接聯系。
貝京到華盛頓與原教旨主義牧師一道參加“為以色列祈禱早餐”，這些美國牧師包括道德多數派領導人法威爾牧師和基督教聯盟與基督教廣播網創建者羅伯森牧師。當一位猶太人指出這些基督徒反對猶太人時，據報道貝京嚴厲地回擊說他只關心效果，他們在美國支持以色列。
保守主義基督徒對以色列的支持，主要基于他們認為在《圣經》中隨處可見的“末日時代”猶太人的作用，認為“在我們所知道的世界末日”猶太人將起到重要作用。
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最經常引用、以此來支持他們的末日預言的，是詹姆斯王欽定版《圣經》的下述段落：
* 撒迦利亞書 12:3: “那日，我定使耶路撒冷成為萬民的負重之石，凡舉起它的都將粉身碎骨，縱然萬民都群起攻擊她。”這段的含義是，猶太人將回到以色列。這發生在以色列建國的1948年。此后，地球上所有的國家都將集合起來反對以色列。某些人相信我們今天已經接近了那個時刻。但上帝將使耶路撒冷成為一塊不可移動的巖石。這即將過去，因為戴維營和談發現耶路撒冷的未來地位變成了一塊主要絆腳石。
* 撒迦利亞書 12:910:“那日，我必設法消滅前來攻擊耶路撒冷的萬邦。我必將那施恩之靈、為人懇求之靈，澆灌大衛之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們必仰望我，他們（用矛）刺扎的那一位；他們必為他悲悼，如悲悼獨子，復為他哀矜，如哀矜長子。”許多保守主義基督徒把這解釋為猶太人將歸化，接受耶穌成為他們的主和救星，從而變成基督徒。
* 啟示錄 4:4:“圍繞王位有24個座位：在這些座位上我看見有24個年長者，他們身穿白色的衣服，他們的頭上戴著金色的頭冠。”保守主義基督教徒把這24位看作古老的“12以色列部落”的12位主教和12位使徒。為了強調他們的團結，他們圍繞上帝的寶座坐了一圈。在當時所有人都被認為是基督徒。
* 啟示錄 7:34:“你們不可傷害大地、海洋與樹木，直到我等在吾神眾仆的額上蓋了印。日后，我聽說，以色列子孫各支派中蓋了印的數目，共有14.4萬。”
* 啟示錄 14:14:“我望了又望，見一只羔羊站在錫安山上，同它又有14.4萬人，都有其父之名寫在額上……這些人未曾沾染婦女，他們仍是童身。羔羊無論往哪里去，他們都跟隨他。他們是從人間贖來的，當作初熟的果子，獻給神和羔羊。”
這些段落似乎暗示14.4萬個猶太人改信基督教。他們將把上帝的名字寫在額頭上，是羊羔即基督的追隨者。 有些基督徒對這些段落的解釋是，它們暗示有14.4萬個猶太人已經改信基督教，接著試圖使以色列其他猶太人也改信基督教。
絕大多數美國和國際基督教會對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的神學主張都持強烈的批評態度。在中東代表東方和東正教基督教會的中東教會委員會，指責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侵略性地把一種旁門左道的基督教信仰表達和對《圣經》的錯誤解釋強加給別人，這些錯誤解釋服從于當前以色列國的政治議程”。他們說，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摒棄了基督教的團結和各宗教間的理解”。
上帝“選民”的“狂喜”
其實在1800年后期赫澤爾創建現代猶太復國主義之前，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就已存在。 在1600年英國內戰時期某些將不同政見的新教教派就相信他們自己是上帝的“選民”，是“以色列失落的部落”。
許多重要的英帝國主義者都是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者，其中包括帕默斯頓、沙夫茨伯里、勞埃德·喬治和巴爾弗爵士。巴爾弗發表了《1917年巴爾弗宣言》，在英國保護下的巴勒斯坦給了猶太人一個家園。對他們來說，意識形態使英帝國主義正當化為宗教使命。
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斷言上帝已經把以色列的土地給了猶太人民，為了迎接上帝的再次降臨，所有猶太人必須返回以色列，準備進行世界末日善惡大決戰的最后之戰， 這類似于在善的力量與惡的力量之間一種摩尼教的一決雌雄。
他們承認這將摧毀地球。他們甚至稱之為末日時代。但對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者來說，“好消息”是他們作為真正信仰上帝的人，將在一種神圣的“狂喜”中突然升到天堂。他們將會逃過世界末日善惡大決戰的骯臟核子大屠殺。
他們的神學是一種危險的摩尼教絕對主義，黑對白、善對惡，毫無疑問在他們領導下的美國和以色列的聯盟將與“惡”勢力戰斗，尤其是與伊斯蘭教和穆斯林戰斗。這使人想起小布什在“9·11”剛過后不久，在談到“新十字軍東征”時宣布，“你要么與美國站在一起，要么與美國作對”。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他們支持以色列的外表之下，像法威爾和羅伯森這樣的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者都滿懷嘲諷地使用他們與以色列猶太人的聯系，來推進他們自己反猶太人的計劃。
烏里·阿弗納瑞是以色列和平集團的領導人，這樣描述這些所謂的以色列的基督教朋友們的神學：“按照他們的神學信仰，猶太人必須在巴勒斯坦集合，在它全部的領土上建立猶太人國家，目的是使耶穌基督的再次降臨成為可能……這些福音主義者不喜歡公開說出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在（主）到來之前，猶太人必須改信基督教。那些不改的人將在世界末日決戰的大屠殺中消失。這基本上是一種反猶太人的說教……” 也就是說那些堅持舊約信仰的猶太人將被斬盡殺絕。
基督教重生派極端保守主義投票人有組織的游說集團在2004年幫助小布什贏得了連任。在2003年進行的對美國投票集團的研究表明，基督教右翼在美國構成最大的活躍社會運動團體，也是小布什的共和黨最大的選票來源。
2004年10月19日，東南浸禮派神學院院長丹尼爾·阿金博士發表了一封公開信，這封信由72位福音派領導者共同簽名，敦促美國人民“在挑選總統候選人時，使用《圣經》的價值觀”。這封信援引同性戀、干細胞研究和所謂的民主黨對“恐怖分子”的保護作為支持共和黨而不支持民主黨的理由。最重要的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右翼都簽了名，把對布什和沙龍的支持作為對“實現圣經的預言”的支持。
近年來基督教右翼在美國興起的一個關鍵的新因素是，他們致力于有組織的政治影響，而不僅僅是宗教性的生活方式和教堂禱告。
1979年，國家政策委員會成員和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法威爾牧師，創建了一個名叫“道德多數派”的組織，目的是“為了道德和社會問題將基督教教會動員起來，鼓勵信教的人們參與政治進程”。
“道德多數派”迅速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通過它神賦超能的公眾領導人法威爾，該組織動員了數千個教堂和數百萬登記選民組成了基督教政治集團，后來被稱為基督教右翼。
很快那些渴望得到支持和獲得潛在選票的政客找到法威爾。反過來， 法威爾也根據對以色列利庫德的接受程度來評定各候選人，與此同時他與以色列利庫德集團的關系也變得密切起來。法威爾乘豪華的私人飛機前往美國各地，這是他訪問以色列時利庫德集團首相梅納赫姆·貝京送給他的禮物。
大約與此同時，20世紀70年代后期，基督教右翼正式成立，某些以色列組織開始認識到與在美國的基督教右翼猶太復國主義者結盟，可以對美國政治施加更大影響，從而提升他們的形象和國際影響。
基督教右翼對以色列國的狂熱態度和它在美國的強大影響力，吸引了以色列利益集團的注意力。某些以色列政治組織盡管很清楚基督教右翼完全相反的社會和宗教觀點，他們仍然認為與基督教右翼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聯盟是在美國政治和美國主流社會塑造以色列正面形象的關鍵要素。
猶太裔美國領導人最初反對與基督教右翼的聯盟，認為這個運動可能產生負面影響。然而，隨著基督教右翼的正式成立鞏固了這場運動在美國作為一個有影響的政治集團的地位，這種擔心很快消散，各種以色列政治集團認識到與這個集團的結盟將有利于他們的政治利益。
那些美國宗教發言人聲稱，上帝告訴了他們，美國是否應該與伊拉克開戰。2003年2月5日在一篇標題為《我們應該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嗎？》的文章里， 羅伊·萊因霍爾德記錄了與上帝就此問題的討論：“許多人都對美國和各盟國即將與伊拉克的攤牌心存疑慮，不知道是否值得，是不是在做正確的事情。”“2003年2月1日星期六，我舉起手開始禱告，對主說……我想知道我父上帝的旨意對伊拉克是打還是不打……主說：‘我的話是與伊拉克開戰’。”萊因霍爾德補充說：“我把上述內容放在我的留言板上，許多人想知道的是，‘上帝說要與伊拉克打仗的理由是什么？’我并沒有問這個問題，因為我個人只是接受上帝的旨意。”
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者充滿了原始仇恨的意識形態，聲稱得到上帝對他們本人的支持，這代表著美國政治危險地擺向極端右翼。布什總統周圍的某些圈子和他信任的政治顧問卡爾·羅夫，利用美國人的恐懼心理和在類似同性戀這樣的問題的不確定性，試圖將美國改造成為一個核心的神權政治國家，這與大多數美國人的希望完全背道而馳。在布什還是得克薩斯州州長的時候，羅夫就是布什與基督教右翼猶太復國主義者之間關系的設計師。
重建所羅門神殿
美國的基督教右翼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聯盟制訂了可能引發新世界大戰的長期宏大計劃。某些新保守主義分子說，這場戰爭開始于2001年9月11日。他們把它稱為第四次世界大戰，聲稱冷戰實際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些圈子想摧毀在耶路撒冷的神圣的阿克薩清真寺，在同一位置重建圣經中的所羅門神殿，在那兒恢復動物祭祀。布什政府和卡爾·羅夫的一位親密顧問邁克爾·萊丁是這個危險的瘋狂構想的核心人物。
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的基督教活動因新“電視福音主義者”而發生了根本改變。其中包括法威爾牧師和他的道德多數派、羅伯森牧師和一年給他帶來數億美元收入的免稅電視“700俱樂部”廣播公司， 以及作家哈爾·林賽及其圍繞世界末日善惡大決戰的最后之戰（今天的以色列）有關文明終結的《狂喜》（Rapture）系列小說。這些自稱為“重生派”的基督徒著手控制美國的無線電波。后來才日漸清晰，這些組織中的許多人，其中包括反伊斯蘭的法威爾和羅伯森，與以色列右翼有密切的聯系，有些人還與中央情報局有聯系。
最近去世的格雷斯·哈賽爾，在精神上曾被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所俘獲，與小布什在得克薩斯同一地區長大，這一地區原教育主義十分盛行。后來她在20世紀60年代成為美國白宮的講話擬稿人，再后來成為一名勇敢的記者，她將她最后的時光投入于揭露法威爾和其他所謂的“重生派”基督徒與以色列右翼的危險關系。
20世紀80年代，為了了解席卷美國的“重生派”現象， 哈賽爾隨同法威爾率領的一個團組來到以色列。她這樣描寫道：“我的好奇心讓我提出問題，為什么像法威爾這樣的基督徒為世界末日祈禱？難道我們必須在總體上摧毀這個世界，以進入‘新天國或新地球’嗎？”她的發問令人警醒。
1983年當她繼續對以色列和圣地的聯合《圣經》之旅時，發現法威爾早就成為以色列右翼的親密朋友。哈賽爾注意到一個奇怪的事實，法威爾的旅行并非集中在對圣地的基督教遺址的參觀，而是完全在以色列的引導下只參觀涉及以色列感興趣的地方。此外，以色列政府送給法威爾個人一架李爾私人飛機作為禮物，供他在美國旅行使用。
法威爾和其他美國基督教重生派原教旨主義者說，他們相信“上帝的旨意”是以色列在中東地區建立更大的統治區域，這將把世界更近一步地帶到《圣經》上的“末日審判”，屆時“真正信主的人”將在神秘的“狂喜”中得到拯救，“被帶到天國，而不信主的人將在世界末日善惡大決戰的最后之戰中被消滅，不會得到拯救”。按照法威爾和他的朋友們的說法，這場戰斗將是猶太人與穆斯林之戰。
哈賽爾采訪了許多積極參與致力于“加快”世界末日大決戰的美國人。其中之一是俄克拉荷馬州石油商人、再生派基督教右翼猶太復國主義者，特里·瑞森霍弗，他與里根時期的白宮關系很近。瑞森霍弗毫不隱諱自己的觀點，他資助在以色列和其他地方的人在伊斯蘭最神圣的地點耶路撒冷的阿克薩清真寺的位置上重建被毀掉的所羅門神殿，即所謂的第三圣殿。
1985年，瑞森霍弗是美國猶太人基督徒合作論壇主席，與論壇負責人道格·克里格和“美國拉比”大衛·本阿米一道負責論壇的工作，本阿米是以色列沙龍的密友。 瑞森霍弗還是耶路撒冷圣殿基金會主席，這家基金會的“唯一目的是在當今的伊斯蘭圣地上重建神殿”。
瑞森霍弗挑選斯坦利·古德福特做他的神殿山基金會國際董事。古德福特是恐怖主義組織“斯特恩幫”的前成員，被本古里安指責為納粹。據以色列報紙《話報》的說法，古德福特1946年7月在耶路撒冷的大衛王酒店放置炸彈，炸死100多個英國人。
瑞森霍弗在有關古德福特的訪談中對哈賽爾吹噓說：“他是一個非常堅定的恐怖分子，他具有為圣殿掃清障礙的能力。”古德福特的一個副手對哈賽爾說：“他是控制圣殿山、控制耶路撒冷的人。”
誰控制了耶路撒冷，誰就控制了以色列這塊土地。這是對麥金德爵士下述名言的歪曲：“誰控制了中歐，誰就控制了心臟地帶；誰控制了心臟地帶（俄羅斯等），誰就控制了世界島；誰控制了世界島，誰就控制了世界……”
1998年，一家以色列通訊社在圣殿山網站上貼了一條消息，宣布它的目標是“解放”阿克薩清真寺周圍的穆斯林寺廟。他們宣稱“現在重建圣殿的時機已經成熟”。接著他們呼吁以色列政府“結束異教的伊斯蘭對清真寺所在地的占領”。他們在1998年聲稱：“建立第三圣殿的時機快到了。”
2000年9月，以色列的沙龍率領一大群以色列警察來到阿克薩清真寺，這是蓄意的宗教挑釁，導致了巴勒斯坦人的再次暴動。沙龍的朋友們已經秘密挖掘了通往阿克薩清真寺的地道，據稱是為了在適當時機炸毀這個伊斯蘭圣地。對于某些人來說第三圣殿計劃不是幻想，盡管它極其愚蠢和瘋狂。
已故的聯合國巴勒斯坦代表團前高級顧問伊薩·納赫勒博士警告說，基督教福音主義者與基督教右翼猶太復國主義者之間有一個“罪惡的陰謀”，就是摧毀阿克薩清真寺。他確認美國的基督教福音主義者和猶太恐怖分子已建立了耶路撒冷圣殿基金會。納赫勒補充說，這個基金會要執行的計劃體現在它們出版的一個小冊子里， 其中提及“準備在耶路撒冷重建第三圣殿……”
他確認，在圣殿山陰謀集團中有一個人后來成為小布什總統最重要的保守主義分子，他就是華盛頓內部的知情人邁克爾·萊丁，他與布什的政治顧問羅夫關系密切。納赫勒指出：“芭芭拉和邁克爾·萊丁在1984年6月8日共同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基督教和猶太原教旨主義的共同之處在哪里？圣殿山密謀》。
納赫勒說：“……古德福特把基督徒視為合乎邏輯的盟友，因為他相信‘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就是現代真正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古德福特看來，正是基督徒意識到‘我們正在走向地球歷史的關鍵時刻，他們想幫助實現預言，因而要加快主的再次降臨’……正如一位猶太領導人去年夏天在耶路撒冷對我們說的：‘他們相信一旦圣殿建好之后，耶穌將再次降臨。我們希望最先看到主的到來。讓我們建造圣殿，看他長的什么樣’。”
納赫勒接著說，“……這種對耶穌即將降臨的狂熱信仰，看來是最近在耶路撒冷被捕的24個激進猶太民族主義團伙的部分動機。他們的罪名是謀殺、策劃謀殺、非法持有從以色列軍隊盜竊的武器和炸藥、恐怖主義組織成員。”
“……我們還知道，被捕的人中有一個是以色列軍隊的后備役飛行員。這位飛行員皈依了宗教，對他的共謀者提議下次他再被征召時偷一架F16戰機，用它轟炸在圣殿山的穆斯林清真寺。這個團伙否決了他的計劃，因為這有可能毀壞哭墻，而這位飛行員在以色列也找不到降落的地方。作為替代方案，這些密謀者決定在圣殿山使用炸藥。”
萊丁在華盛頓的新保守主義智庫企業研究所，與理查德·帕爾和其他新保守主義分子頭面人物一道工作，同時也是白宮政治戰略家羅夫的顧問。萊丁還是布什新美國世紀藍圖計劃中的核心人物之一，這一計劃的目標是美國統治世界。
哈賽爾參加了1986年福音主義者法威爾率領的另一次對圣地的訪問。她寫到了有關摧毀阿克薩清真寺和圓頂清真寺的計劃。“這個奪取耶路撒冷圣地的計劃組織得更嚴密，資金更充裕，在耶路撒冷和美國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她報道說：“‘他們在最接近圣殿山的地方積極地、不動聲色地購買了地產’，他們認為這項任務極其重要。他們有研究圣殿研究所，制訂了精細的計劃，對圣殿進行測量。”哈賽爾補充說：“至少有7位拉比，他們中包括‘信仰者集團’定居運動最著名的領導人，這些拉比向有關組織和人員提供咨詢，并隨時跟蹤了解這些活動的各階段情況和猶太恐怖組織的各種計劃。負責準備用于炸毀圓頂清真寺和阿克薩清真寺炸藥的李夫尼說，奧瓦迪亞·尤素福拉比特地表示贊同這個主意。沒有一個以色列拉比譴責試圖毀掉清真寺的圖謀。”哈賽爾還說：“看來以色列領導人肯定與美國的猶太福音主義者邁克·伊萬斯有聯系，他在一個小時的電視專題節目錄像中,戴著猶太無邊便帽與一位以色列考古‘專家’一起來到清真寺的地下，這位專家打開一扇門，宣稱‘就是這里，圣地中的圣地’。”
自從1984年一篇文章指名道姓地提到具體人，如里瑞森霍弗，正在籌集巨資為試圖毀掉大清真寺的猶太恐怖分子辯護以來，美國福音主義者為摧毀這座清真寺提供資助的資金支持系統一直在地下活動。“在耶路撒冷，法威爾率領的850名基督徒的導游在哭墻告訴我們，我們正在觀看的是圣殿的遺址，將來新圣殿也建在這里。”哈賽爾說。
哈賽爾采訪了達拉斯神學院院長約翰·沃爾伍德博士，他是法威爾1985年在耶路撒冷召開的“預言會議”上的演說人。他對《圣經》的解釋是，上帝希望基督徒幫助猶太人建立猶太神殿。他和其他重生派基督徒明白圓頂清真寺和阿克薩清真寺的意義，但林賽說：“無論它是不是一個障礙，圣殿是肯定要重建的，這是預言要求的。”法威爾和所有重要的美國電視福音主義者在布道中都聲稱，猶太圣殿“必須”重建。
作為其神學的一部分，他們接受一種被稱為時代論的神學，它要求七次分配或七個時期的安排。最開始是將所有猶太人集合到巴勒斯坦，包括建造圣殿。林賽在《消失的偉大星球地球》一書中寫道：“在它的歷史活劇中，只剩下一件事，為以色列的出場充分準備好舞臺。這就是根據摩西法律，在老地方重建朝拜的圣殿，在莫里亞山上。在這里曾兩次建造過神殿。”
因此，在美國有一個龐大的支持體系，支持猶太恐怖分子為摧毀阿克薩清真寺所采取的任何行動，所有重要的美國電視福音主義者均明確地稱它為“上帝的行動”。
哈賽爾補充說：“那些絕大多數基督教徒和猶太人稱之為瘋狂的少數只占以色列總人口的比例不會超過5%，然而卻具有摧毀伊斯蘭教在耶路撒冷最神圣的清真寺的能力，這個行動可能輕而易舉地引發俄羅斯和美國都將卷入的世界范圍的戰爭。”
這些狂熱的前千禧年時代論已經主導了美國的福音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特別是通過達拉斯神學院和穆迪圣經學院的影響。這場運動在福音主義圈子里，尤其在美國，特別是自1967年以來，支持的人數一直在增長。這個現象與阿以“六日戰爭”及幾年后林賽的著作《消失的偉大星球地球 》的出版相吻合。
他們對《圣經》預言的理解主要來自丹尼爾、澤卡賴亞和啟示書，其中最關鍵的是這個斷言：猶太神殿將在圣殿山上重建，這是主再次降臨、恢復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的以色列王國的前奏。這個具有決定意義的事件也被視為點燃世界末日善惡大決戰的導火索。
這些信仰破壞了穆斯林阿拉伯國家與基督教阿拉伯國家之間的關系，使他們對可以追溯到十字軍東征時代的西方軍事冒險主義之復活充滿恐懼。
1967年的分水嶺戰爭
1967年“六日戰爭”及其后果，是福音派基督徒對以色列和猶太復國主義的興趣發生轉變的分水嶺。在以色列取得1967年軍事勝利之前，法威爾一直沒有公開談論過現代以色列。此后，法威爾完全變了一個人。他進入了政治，并成為猶太復國主義國家的熱心支持者。1967年，美國深陷越南戰爭中。許多人都有一種失敗、無助和灰心喪氣的感覺，其中包括法威爾，他現在用崇敬的眼光看待以色列，在他們看來以色列軍力強大、不可戰勝。
以色列1948年建國， 1967年奪取耶路撒冷和西岸， 兩次打敗了阿拉伯聯軍， 逐漸被新一代美國和歐洲的時代論前千禧年派視為《圣經》預言的重要實現。
格雷厄姆的岳父納爾遜·貝爾是權威的保守福音主義喉舌《今日基督教》的編輯，他在1967年的一篇社論里寫道：“兩千多年來，耶路撒冷第一次完全掌握在猶太人手里，這令《圣經》的信徒興奮不已，使他們對《圣經》的準確性和有效性重獲信心。”
基督教猶太人搞定了小布什
在小布什2001年1月入主白宮之后，美國基督教右翼這個奇怪的派別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在布什還是得克薩斯州州長時，為他所謂“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曾迷惑了許多美國選民）計劃充當顧問的，是一個有影響的新保守主義者、得克薩斯大學教授、《世界》雜志的編輯馬文·奧拉斯基。
奧拉斯基在國內的位置與費思或萊丁相當，他是深得小布什信任的顧問，他的著作《美國同情心的悲劇》是小布什在考慮國內問題時提到過的唯一有價值的書。
在奧拉斯基看來，美國同情心的“悲劇”在于是否存在同情心。他認為，問題不是出在“偉大社會”或“新政”，而是出在簡·亞當斯身上。在亞當斯這個懷有虔誠宗教信仰的婦女將她有關“同情心”的情感觀念帶到赫爾大廈之前，宗教團體向窮人散發禱告小冊子，而不是食品，并強迫窮人參加教堂活動而不是為他們提供避難所。因為只有上帝能夠拯救窮人，除了精神上的拯救之外任何別的東西都弊大于利。
小布什的大選策劃者及骯臟政治陰謀的策略家卡爾·羅夫將奧拉斯基介紹給小布什，這導致2000年大選中小布什以“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為競選口號，聲稱這是小布什的“以信仰為基礎的倡議”。
奧拉斯基背離猶太宗教，改信了激進的基督教。奧拉斯基在談到他自己與布什，相對于民主黨競爭對手約翰·克里時，他寫道：“我們倆都可以說，也的確如此，是我們沒有拯救過自己，只有上帝才能拯救罪人（我可以肯定地補充說，在所有的罪人中，我的罪最大）。 既然獲得了再生，我們就無須證明自己了。作為被拯救的人，我們不必成為拯救者。”
對此， 小布什對記者鮑伯·伍德沃德曾說過一段令人震驚的話：“我不需要解釋我為什么要這樣說。 這是當總統的樂趣……我不覺得需要向任何人做解釋。”
小布什聲稱曾從20世紀80年代的酗酒和吸毒中親身獲得拯救，他在身邊有許多像奧拉斯基和羅夫這樣的人。羅夫在小布什周圍建立了一架政治機器，其核心是對基督教福音主義和700萬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者的狂熱支持。他們認為沙龍和以色列的侵略是為了《圣經》預言的世界末日善惡大決戰的最后一戰。這個集團給小布什發動以“反恐戰爭”為偽裝的對伊斯蘭的戰爭提供了依據。
美國主要媒體很少注意到，沙龍對小布什的再次當選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2004年大選兩周之前的10月17日，沙龍與美國基督教福音派教徒之間的私人聯絡人耶希爾·埃克斯坦拉比，舉行了第三屆年度祈禱日和與以色列團結的活動。他站在羅伯森的重生派門徒拉爾夫·里德的旁邊，里德是小布什在東南部選區的協調人。埃克斯坦和里德召集了以色列駐美國的21位外交代表到美國主要的保守主義教堂參加活動。
美國作家邁克思·布盧門撒爾認為，最近幾年來，福音派對以色列的支持急劇上升。對大多數福音派教徒來說，以色列是一塊“契約”之地，由上帝與亞伯拉罕之間的契約將這塊土地授予猶太人；對許多人來說，以色列也代表著主再次降臨的最終降臨之地。盡管這種說法準確地講對猶太人算不上友善——根據前千禧年派的神學，一旦《圣經》上說的以色列住滿了新的定居者，當基督降臨時，猶太人必須接受他，否則將被毀滅——福音派神學在以色列的利益決定了他們堅決反對向巴勒斯坦出讓任何土地，因此，他們成為沙龍及其右翼利庫德黨的天然盟友。
埃克斯坦拉比將基督徒和猶太人國際聯誼會（IFCJ）辦成了一個慈善的大本營，每年向以色列捐贈數千萬美元。他與下列人物建立了密切的關系：包括像羅伯森和鮑爾這樣受歡迎的右翼福音派領導人，像在賴斯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中負責中東政策的艾布拉姆斯這樣的白宮新保守主義分子，以及埃克斯坦及其盟友，在促使小布什政府放棄所謂的和平路線圖，支持沙龍、奧爾默特對巴勒斯坦的殘酷占領上起了重要作用。
埃克斯坦宣稱：“ 自從‘9·11’以及以色列占領區的巴勒斯坦人起義以來，猶太人已經變得越來越務實；他們覺得以色列的生存受到威脅，他們已經認識到，與我們勇敢而自豪地站在一起的一群人是福音派組織。”
1988年，埃克斯坦在紐約幫助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伯森“化解猶太人對其競選的反對”——并將他和大量的支持者培養為以色列的支持者。1986年， 羅伯森將非基督徒比作一群白蟻，理應受到“神用煙熏”；后來他在《新世界秩序》這本書里宣稱，共產主義是“德國猶太知識分子的發明”。盡管羅伯森可能不是特別喜歡世俗的猶太自由主義者，但他一直是狂熱的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者。在他的布道和預言著作中，把猶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存在和以色列在1967年的勝利視為預示基督再次降臨的奇跡。
1996年，埃克斯坦在華盛頓建立了基督教和猶太教價值中心，由正統猶太教參議員喬·利伯曼（現在是來自康涅狄格州的獨立參議員）和福音派參議員山姆·布朗拜克共同擔任主席。按照埃克斯坦的說法，他這個現已沒有活動的機構，“在共同關切的問題上使根本不相容的組織找到了共同基礎”。
基督徒和猶太人價值中心幾乎完全由右翼福音教徒構成，如家庭研究委員會主任鮑爾、美南浸信會執行主任理查德·蘭德和羅伯森的瑞金大學政府學院院長凱·詹姆斯。詹姆斯曾任布什的人事管理辦公室主任。其他參與者包括像艾略特·艾布拉姆斯、威廉·克里斯托和里根政府的教育部長威廉·貝內特這樣的新保守主義分子。這個中心實質上是新保守主義福音派文化戰爭的指揮部。
埃克斯坦將他的重點轉到為基督徒和猶太人國際聯誼會籌資上，這個聯誼會是他創辦的。1999年，他已經在以色列定居，帶著攝制組坐著敞篷卡車在圣地周游，為美國的福音派教徒制作籌資影片。
溫和的以色列人對美國福音派的錢涌入以色列感到不安。在以色列《國土報》的一次采訪中，一位批評者指責埃克斯坦的基督徒與猶太人國際聯誼會試圖“制造一種以色列依賴（福音派資金）的態勢，從而控制我們。他們在福利、歸化、猶太人移民到以色列和教育方面投入大量資金，并尋找我們的弱點”。
埃克斯坦的籌資錄像在羅伯森的基督教廣播網及覆蓋美國心臟地帶的付費地方網里擁有大量的觀眾。基督徒與猶太人國際聯誼會擁有約35萬捐贈者，2007年向以色列的250個項目發放了2000萬美元，包括一個有裝甲的、移動牙科診所，為占領區的以色列定居者提供服務。目前，基督徒與猶太人國際聯誼會是以色列的第二大非政府捐贈組織，僅次于準政府的“為了以色列的猶太人機構”。
2000年沙龍和布什同時掌權后，他們建立了親密的關系。沙龍任命埃克斯坦為顧問，積極尋求福音派的支持，比他的前任有過之而無不及。2002年秋，沙龍在耶路撒冷對3000名福音派旅游者說：“我現在就告訴你們，我們愛你們。我們愛你們中的每一個人！”
同年，沙龍邀請小布什的顧問加里·鮑爾到耶路撒冷與他的內閣舉行私下會晤。鮑爾后來說：“我走了許多地方，聽了大量有關他們面臨的問題的介紹。”“在會晤中……我試圖說明，他們在美國擁有比他們或許還沒有意識到的更為廣泛的支持基礎，他們應該對這個事實敏感，即有比他們所想象的更多的美國人認為以色列是天然盟友。”為了說明這一點，鮑爾交給沙龍一封表達支持的信件，信上簽名的有美國福音派的頭面人物，如查爾斯·科爾森、國家政策委員會成員法威爾和“重在家庭”組織領導人多布森。
埃克斯坦和他的福音派盟友發起了激烈的游說閃電戰，向布什施壓，反對布什參與自卡特總統以來每位美國總統都參與的巴以和平進程。
2002年4月在華盛頓廣場舉行的“與以色列一條心”的全國集會上，這個活動達到了新的高潮，這場集會有10萬多人參加。作家伊利·威西爾和紐約市長魯迪·朱利亞尼發表了尖銳的譴責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講話。福音派廣播主持人叫喊：“我們永遠不會放棄戈蘭高地。我們永遠不會劃分耶路撒冷。”這個集會與里德和埃克斯坦發起的“祈禱日”和“與以色列一條心”的時間正好吻合，那年他們發動了1.7萬個福音教堂為以色列祈禱。
埃克斯坦有許多密友在白宮任職， 他發揮了草根力量的杠桿作用。2003年7月， 埃克斯坦帶了20個原教旨主義福音教會的頭面人物來到白宮，與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和她的中東事務顧問、新保守主義分子艾布拉姆斯舉行“不事聲張的會議”。他們陳述了堅決反對巴以路線圖的意見，而賴斯表示小布什政府對他們的立場表示同情。埃克斯坦回憶說：“她解釋說，小布什的信仰促使他采取了某些重要立場。我認為這就是小布什對人民有這么大的吸引力的原因所在。”
然而，小布什的信仰對某些人具有警示意味。以色列《國土報》2003年6月報道了在亞喀巴會議（小布什試圖獲得巴勒斯坦對與以色列達成停火協議的支持）期間小布什對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總理阿巴斯說的一番話。阿巴斯回憶說，小布什告訴他：“上帝告訴我打擊基地組織，我打擊了他們。上帝接著告訴我打擊薩達姆，我也做了。現在我下決心解決中東問題。如果你幫助我，我會行動；如果你不幫助我，選舉就要來了，我得把重點放在選舉上。”
2006年9月，在為11月國會選舉造勢的過程中，在談到伊拉克戰爭時，小布什對一群友好的美國保守派記者宣稱：“在美國許多人把它看作是善與惡的對抗，包括我。” 這位美國總統要么是一位極出色的演員，為了贏得基督教右翼的關鍵選票而逢場作戲，要么顯示出他在心理上的不穩定。這兩種可能都值得警惕。
2003年3月初，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東顧問艾布拉姆斯與自封的“神權”游說組織“使徒國會”的領導人會晤，以減輕他們對小布什在認可沙龍加沙撤離計劃問題上懸而未決的態度的關切。據報道，像已故的“宗教圓桌會議”負責人埃德·麥卡蒂這樣的福音主義領導人曾與白宮公共關系聯絡官、小布什2000年大選的發言人蒂姆見面，就對以色列政策問題舉行過數次未留下記錄的會議。
當小布什政府在2003年6月批評以色列悍然暗殺哈馬斯領導人阿卜杜勒·阿齊茲·蘭提西時， 鮑爾向10萬名追隨者發送電子郵件，呼吁向白宮施加壓力，支持以色列。“我們向白宮潮水般地發送電子郵件和傳真，主張以色列像我們一樣有同樣的保衛自己的權力。”
鮑爾的影響力使他在2003年支持以色列的游說大本營“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的年度會議上成為主旨發言人，他的講話贏得聽眾起立和長時間鼓掌。在反對中東和平路線圖和沙龍的加沙撤離計劃上，鮑爾在為以色列定居者團體游說方面也發揮了領導作用。
通過他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為工作的家庭而斗爭”，鮑爾積極地從保守的基督徒中為小布什競選拉贊助。
雖然埃克斯坦說他是注冊過的民主黨人，但他卻轉而站到小布什一邊，并敦促其他猶太人站過來。他說：“我個人認為猶太社區和美國應該為小布什投票，因為我認為他對恐怖主義更強硬。如果沒有對‘恐怖分子’的全面對抗，上帝原諒我，我們所知道的西方文明就會走向終結。”
布什、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和共濟會
在理解美國與右翼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關系，以及以色列與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者（如法威爾、格雷厄姆牧師、羅伯森、多布森、鮑爾和其他支持右翼以色列利庫德政策的美國人）之間的聯系上，最難以解釋清楚的一點是神秘的國際共濟會組織的作用。
共濟會被界定為一個秘密或神秘的協會，有關它的目標甚至對其大多數成員都是保密的，這些成員往往是不知情的低級成員，意識不到自己被幕后之手操縱。據信在美國最有勢力的共濟會團體是蘇格蘭儀式最高委員會，也稱為“古已有之的蘇格蘭典禮”，現在它的世界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
布什家族的重要顧問詹姆斯·貝克三世，是得克薩斯州貝克和博茨（Baker & Botts）法律事務所和凱雷投資集團的成員，也是共濟會會員，小布什和他的父親老布什都是共濟會的高級成員。
共濟會是個秘密網絡，允許幕后操縱許多東西。一旦共濟會會員的身份被外界所知，他們的權力將會消失，因為別人會看穿他們的陰謀詭計，如暗殺、戰爭、敲詐、欺騙，以及最為重要的，毀掉普通人的真正宗教信仰的計劃。
盎格魯撒克遜共濟會組織兩個最重要的分支組織之一，“古已有之的蘇格蘭典禮組織”，起著特殊的作用。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但在19世紀后半葉，它的領導者是美國南方邦聯的將軍阿爾伯特·派克。 派克創建了三K黨，這是美國內戰后通過種族仇恨和恐嚇控制南方的蘇格蘭典禮組織的秘密組織。
蘇格蘭典禮組織在以色列有個活躍的分支，盡管它名義上是基督教協會，但它自稱其傳統可以追溯到 “早期建造了所羅門王神殿的共濟會會員”。美國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者集中在南方，來自相似的白人種族主義階層，并積極支持那些尋求在神圣的阿克薩清真寺所在地重建所羅門第三圣殿的以色列狂熱分子，由此引發世界末日善惡大決戰的最后之戰，這些事實不可能是巧合。所有證據都表明，美國和英國的蘇格蘭典禮組織一直在支持摧毀阿克薩清真寺和重建所羅門圣殿的猶太主張。
實際上，有間接證據表明，支持以色列右翼政策的許多有組織的美國基督教右翼得到了“蘇格蘭典禮”領導層的秘密支持。最近南方浸信教大會曾發生激烈的爭論，因有人稱約50萬成員同時也是共濟會會員，而據說其中多數屬“英格蘭典禮”組織。南方浸信教組織以其對黑人的種族仇恨而聞名。在羅斯柴爾德支持下在南非建立采礦帝國的塞西爾·羅德斯，也是“蘇格蘭典禮”組織成員。帕默斯頓爵士也是這個組織的成員，他本人是英籍以色列人。
一輪“錯誤的明月升起”
韓國牧師文鮮明是一個自稱為新彌賽亞（救世主）的狂熱分子。他的統一教會的興起，與中央情報局與韓國中央情報局之間的交易有緊密的聯系。現有證據已經顯示，在20世紀70年代老布什任中央情報局局長時，曾致力于在美國培植統一教會的勢力。
當今基督教右翼的許多頭面人物與文鮮明的統一教會有密切聯系，其中包括多布森、 前家庭委員會領導人鮑爾、創建了基督教聯盟的里德以及大量在美國的以色列利庫德集團的重要朋友。這令人更加懷疑，基督教右翼與以色列的聯盟有“蘇格蘭典禮”共濟會組織卷入的明顯跡象。
另外一個藏在幕后對小布什的白宮有重要影響的秘密組織是使徒議會組織。
2004年5月，在為贏得猶太人選票而作出的高調露面中，小布什總統在有4000多人參與的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親以色列的游說組織）年會上說：“通過保衛以色列的自由、繁榮和安全，你們也在服務于美國的事業。”
2004年3月下旬，在一個幾乎未曾公開報道的集會上，國家安全委員會近東和北非事務主任艾布拉姆斯和小布什政府的其他官員與使徒議會組織（在政治上有勢力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集團）成員會談了兩個小時，向他們保證小布什政府對以色列的支持是不會動搖的。
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與使徒議會之間似乎很少有共同點。然而，一個共同的關注——以色列的安全，使兩者走到了一起。
據《洛杉磯時報》報道，小布什在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上的39分鐘講話，“數次被歡呼和掌聲所打斷，有兩次，至少有1/3的在場聽眾高呼‘再干四年！’”
盡管小布什政府官員定期與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見面已經不是新聞，但聽到這次顯然并不想上報紙頭條的特殊會晤仍然令人驚訝。只是在“鄉村之音”記者里克·帕爾斯坦從“長老會牧師羅伯特·厄普頓簽名的秘密備忘錄”了解到 “細節”之后，這件事才曝光。
當帕爾斯坦向厄普頓牧師詢問這封電子郵件和集體會晤的情況時，這位牧師告訴他：“你提到的每一件事都是你不應該知道的”。使徒議會組織的執行主任厄普頓，對他自己隨意出入白宮而感到自豪：“我們與白宮有經常性的接觸，”他對帕爾斯坦說，“我每周至少一次通過電話聽情況介紹……兩周之前我在白宮……當時我們在和總統談話。”
盡管政府官員與原教旨主義者之間的談話涉及一系列文化戰爭的主題，其中包括同性婚姻的危險，但這些“世界末日基督徒”所關心的主要問題，是小布什政府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策。
使徒議會聲稱自己是個“充滿精神、目標明確的運動，在全國范圍內代表使徒共同的心聲”。按照帕爾斯坦的說法，這個組織“高調反對巴勒斯坦建國的主張”。他說：“他們擔心，以色列從加沙撤退正使建立巴勒斯坦國成為可能。他們反對撤退的依據是，舊約中所說的以色列都屬于猶太人。他們相信，只有保證以色列領土完整，大衛的圣殿重建之后，基督才會再次降臨地球。” 這就是新千年美國政治中勢力最強大的政治力量的意識形態。
自1973年“十月戰爭”以來的30多年里，美國的這個宗教聯盟導致了顯著而又巨大的社會轉型。據估計，到2004年，有2600萬美國人認為自己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其中大多數支持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立場。《時代》雜志和CNN的聯合民意調查表明，59%的福音派被調查對象相信世界末日善惡大決戰、“狂喜”體驗和“反基督”的興起是真實的歷史發展進程，這一切將在不遠的將來發生。在實現這些預言性事件上以色列將發揮最重要的作用，許多原教旨主義基督徒認為以色列是上帝最喜愛的國家。這是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及其在布什政府內的盟友受大眾歡迎和擁有政治影響力的肥沃土壤。
到新千年時，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已經成為美國國內支持好戰的右翼親以色列利益的最大潛在基礎。
“泰德牧師”的懺悔
最有影響的右翼美國福音主義者之一是泰德·哈格德牧師。2006年11月美國國會選舉之前一樁丑聞的曝光迫使他辭職，此前他與布什的白宮有密切聯系。他在美國空軍學院所在地科羅拉多斯普林斯附近，創建了擁有1.1萬人的“新生命教會”。
泰德牧師很樂意讓人知道每個周一他都與小布什總統或他的顧問交談。 泰德是個帥氣的48歲的印第安納州人，他還是美國基督教浸信會全國協會的主席，這個組織有4.5萬個教堂和3000萬信眾，是美國最有勢力的宗教游說集團。哈格德將“自由市場”經濟與“重生派基督教”混合在一起，提出了自己的一套主張，顯然白宮認為這套主張有用處。
2006年11月美國國會選舉數天之前，泰德的“重生極樂”的精彩世界和政治影響戛然而止。共和黨人因本黨國會議員的一系列性丑聞和男色丑聞面臨災難性的打擊。2006年11月，在選舉開始幾天之前，泰德因被一位過去的男妓邁克·瓊斯指證是同性戀并吸毒，辭去或被免掉了所有的領導職位。起初哈格德否認認識瓊斯。但隨著媒體調查的深入，他承認了某些指證，如購買脫氧黃麻堿（一種興奮劑），是真實的。
如果把福音派右翼網絡、以色列利庫德集團和圣殿山狂熱分子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到，為什么包括伊拉克政權更迭、伊朗或黎巴嫩政權更迭在內的美國對中東政策，會把以色列作為美國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來看待。據華盛頓媒體的報道，華盛頓還在悄悄支持以色列加入北約。
美國情報界和軍方與以色列之間的關鍵鏈條，是信仰混亂的宗教團體和智庫所組成的黑暗世界，他們給自己取了個有誤導作用的名字——新保守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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