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共產黨十八大對蘇聯歷史的總結

劉春元編寫    《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11期

摘要： 希臘共產黨于2009年2月18日—22日召開了第18次代表大會。在希共中央委員的大會報告中，有一個重要部分是關于蘇聯社會主義的評價。希共在蘇東劇變后的政治路線不同于法共等共產黨，比較堅守自己以前的政治觀點。在2009年10月初的希臘大選中，希共得票數居第三。其觀點值得研究。現將希共十八大報告中關于蘇聯部分的主要內容介紹如下。
 
 
　　吸取20世紀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通過分析反革命勝利（首先是在蘇聯的勝利）的原因來豐富希共關于社會主義的認識，這一任務對于希共來說十分迫切，而且解決的條件已經成熟（對于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來說也是如此）。從希共14大和1995年的泛希臘會議到今天，希共一直面對著這個任務。

　　一、分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

　　經驗教訓的方法論

　　蘇聯在短時間內改變了群眾的社會地位，廢除了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生產資料的社會化促進生產力取得重大進步，并向其他國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使它們能夠解除殖民化以及對帝國主義的依賴。蘇聯的道路是社會主義的，判斷的標準是廢除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并促進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首先是在幾十年里對人類整體生產力的推動，甚至包括二戰以后的時期）。

　　在革命之后遺留下來的、與沙皇帝國內部嚴重的不平等相關的基本問題，在二戰前夕已被克服。這個事實表現在國際力量平衡之中，表現在蘇聯在世界工業原料和制造業中所占的份額以及勞動力的素質大幅提高上（這一事實給當時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者美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使它感到恐懼）。20世紀70年代在生產份額方面國際力量平衡的這種發展趨勢逐漸結束，并且發生了逆轉，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在1973年發生危機之后的復蘇階段。這種觀點與20世紀60、70年代社會主義發展活力的中斷及80年代國際力量平衡的改變并不矛盾。隨著反革命的勝利，蘇共黨和國家政權最終解體。

　　希共早已預料到階級敵人會通過資產階級媒體來攻擊和歪曲希共的觀點。資產階級媒體將希臘共產黨描述為“教條主義”、“對內部民主和公共民主反應遲鈍”以及“頑固堅持已經過時的過去”等。事實上它們想要通過各種觀點來再次從歷史上抹殺20世紀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和貢獻（其重點是蘇聯），向人們灌輸歷史虛無主義，否定社會主義的前景和希共的戰略。希共認為，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反對共產主義運動的資產階級論點通常表現為知識精英主義（intellectual elitism），目的是反對工人運動的革命核心——它通常否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革命的工人階級政權）的必然性。尤其是它反對俄國十月革命（第一個勝利的革命）的成果。一個世紀以來，每一個否定革命斗爭必要性的傾向以及在此方面的退讓都被鼓吹為“民主社會主義”，并與“極權主義的、獨裁的、通過政變建立的共產主義”形成對比。

　　當然，希共并不是對蘇聯的矛盾、蘇共的錯誤及其對社會主義的偏離視而不見，但是希共沒有否定一切，而是批判地繼承它們，充實希共關于社會主義的理論，以使希共（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在推翻資本主義的斗爭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變得更加強大。希共在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不斷地總結經驗教訓，同時又對自身的缺點有了正確的認識。在過去，希共的缺點在于不能正確認識建設新社會過程中的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低估了與歷史遺留問題斗爭的復雜性，高估了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同時也低估了國際帝國主義體系的力量。

　　二、蘇共機會主義的產生

　　希共黨內一些批評意見反對希共中央委員會文件中關于蘇共20大轉向機會主義的說法。

　　為了反駁這一錯誤觀點，我們將具體地分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每個階段。希共認為在20世紀20年代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是必要的，然而并不能因此認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所有歷史形式都必然有這個階段。希共認為20世紀20年代末的蘇共黨內沖突是廢除資本主義殘余并實行集體化的階級斗爭的表現，是在建立和發展新社會的時期必然發生的現象。這個總體上正確的方向不能被蘇共或蘇聯國家機關（在集體化進程或政治斗爭中）所犯的部分主觀錯誤所否定。希共堅決反對資產階級和機會主義者把斯大林時期的錯誤稱為“紅色法西斯”或“極權主義”。

　　希共認為機會主義的出現和取得支配地位不是偶然現象。希共已經提醒要注意蘇共右傾機會主義出現之前（在20世紀末期，30年代，50年代初期）的黨內沖突，這些斗爭都是階級斗爭的反映。沖突的中心是關于所有制的問題，在二戰前是關于反對資本主義因素（尤其是在農村）的必要性的問題，在二戰后主要是關于反對個人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必要性的問題。希共認識到在蘇共20大之前蘇共黨內已經存在著機會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在斯大林死后、蘇共20大期間以及后來的時期逐漸支配了蘇聯共產黨。進一步的歷史研究將弄明白導致這個變化的所有因素和條件。希共中央委員會注意到導致機會主義突然加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一個時期內的理論混亂和理論弱化，而此時擴展和加深社會主義關系是十分關鍵的。

　　在二戰結束后及戰后經濟重建時期，為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而斗爭的問題變得更加緊迫了。那些客觀上導致蘇聯前進或后退的轉折點的因素包括歷史的、國內的和國際的。希共認為有必要更清楚地揭示那些有利于加強機會主義（機會主義最終在20世紀50年代成為其支配力量）的國際條件。從20世紀40年代早期開始的各種外部壓力包括以下形式：德國帝國主義占領了蘇聯的重要地區；以各國與美英的強制聯盟為形式，帝國主義包圍了蘇聯；當蘇聯的重要地區被德占領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尤其是美共和英共，即主要的帝國主義盟國的共產黨）出現路線問題；來自蘇聯新盟國內的解放陣線及其政府中的小資產階級的壓力。外部的壓力與來自小資產階級勢力（或者是經濟和政府部門中的有資產階級背景的干部）的內部壓力糾纏在一起。二戰后隨著蘇聯整合新的地區，個人商業生產隨之也加強了。所有上述因素鼓勵了機會主義的發展，導致了蘇共隊伍的擴大，卻喪失了革命的干部和黨員。需要進一步研究的領域是蘇共社會構成和黨內程序的演變。

　　蘇共20大是思想和政治上的后退，這并不是新的說法，早在1995年希共就指出了這一點。希共中央委員會認為蘇共20大使社會主義進步的動力逐漸被削弱，這個過程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和差別，這個限制社會主義擴展和加深的進程加強了傾覆社會主義建設的因素和可能性。這一進程通過斗爭而不斷演進，有許多里程碑和階段。在這個進程中作為執政黨和政治體制核心的具有革命性的蘇共逐漸喪失了先鋒指導作用。黨運轉的原則和規定以及選拔干部的政策被削弱和模糊。蘇共黨的隊伍中反對反革命的斗爭發生在蘇共20大會前、會中及會后，甚至發生在“戲劇的最后一幕”蘇共28大上。歷史證明在反革命最后襲擊的“前夕”即蘇共28大期間，蘇共黨內存在著資產階級、機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力量。共產主義力量不能支配形勢并推翻反革命的勝利，然而他們抵制了蘇共28大，并在“俄羅斯統一工人陣線”（United WorkersFront of Russia）的名義下集結在一起，推出自己的候選人參加俄羅斯的總統和副總統選舉，在“爭取共產主義主動權的運動”（Movement for Communist Initiative）中他們因為戈爾巴喬夫的反黨活動而被驅逐出黨。

　　希共中央委員會不同意黨內一些同志關于蘇聯20大逆轉了社會主義進程、重新建立了資本主義的觀點。希共中央委員會維持其立場（以及14大和1995年泛希臘大會的立場）：蘇共20大使社會主義進程開始倒退，并使在中央計劃外積累產品的可能性逐漸加大。隨后，反革命利用“改革”的口號（這是利用社會主義的口號來轉向）來推動一個進程，導致社會主義進程的逆轉。在支配蘇共領導層的一些人背叛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之后，反革命在1988—1991年間發動了最后的一擊。

　　三、政治的優先地位

　　希共18大考察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其主線是政治與經濟的關系，重點考察了蘇聯新社會建設低谷時期的經濟規律以及關于商品和金融關系的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即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發達的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漫長階段），政治（即以共產黨為領導的革命工人階級的國家政權）在塑造、擴展和加深新社會關系方面是最關鍵的。這并非唯意志論。

　　如果存在著私有制，那么社會所有制就不會自發產生。它不像資本主義關系那樣產生于封建制度仍處于支配地位的時期。政治促進了新的社會關系和新生產力的發展，后來政治又使過時的資本主義關系得以維持并使其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然而，社會所有制只能是革命的政治行動的結果。這并不意味著否定生產力在生產方式中的決定作用。

　　實行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是工人階級的革命意志及其戰勝資本家政權的結果。從這一點來看，革命政治對于新生產力的塑造、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以及過渡性合作制的消失發揮著決定性作用。以社會所有制代替合作制、由合作制生產過渡到直接的社會生產不是通過合作制下生產力的有計劃發展而自發地進行的，而是革命行動的結果。

　　當然，希共所講的政治優先地位指的并不是政治專斷。希共指的是客觀評價社會分層、一般趨勢、不同社會力量的共同利益（例如工人和農民之間）及他們之間的差別（形成階級矛盾的基礎）。希共希望通過有計劃的干預來促使它們消失。從這個角度來看，反對機會主義（即在消滅各種生產資料私有制或集體所有制的斗爭中的政治退卻和思想退卻）并廢除其他社會差別（例如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具有決定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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