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美國觀的價值取向
程美東
唐洲雁先生的《毛澤東的美國觀》(陜西人民出版2009年版)是一本純歷史學著作,它以豐富而翔實的歷史資料為基礎,以編年史的手法對毛澤東一生認知美國的過程作了目前國內學術界最系統、周密的考察。作者充分利用了自己所在工作單位——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優勢,把自己多年編輯、整理、研究毛澤東著作過程中積累的大量資料,嫻熟地運用到自己的著作中,給人以很濃厚的歷史感。該書對毛澤東美國觀的梳理,給予不同學科研究相關問題的人士提供了很多的啟示。通讀全書,我感覺到,毛澤東認知美國的動因不是簡單的利益主義,而是有著強烈的多元價值基礎的。這個價值基礎就是民主主義、民族主義、共產主義。
民主主義:毛澤東的基礎價值視域中的美國
民主主義是近代中國有識之士在學習西方時從器物層面向制度層面深入時的重要內容。到20世紀末,有見識的中國人幾乎都服膺了民主主義,相信它是拯救中國的根本之圖。青年毛澤東自然深受這種思潮的影響,其對美國民主的崇拜足以充分地證明。《毛澤東的美國觀》一書用了近3萬字的篇幅對此作了詳盡的論述。從《盛世危言》、《世界英雄豪杰傳》、《新民叢報》等書刊中,毛澤東對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民主人物、民主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并表示出由衷的敬意。從提出“聯美制日”到組織“問題研究會”、倡導“民眾的大聯合”、創辦“文化書社”、組建“湖南自修大學”、成立“湖南改造促進會”、設想建立“湖南共和國”,在不到5年的時間里,毛澤東所提出的這些主張和開展的活動很多都自覺不自覺地受著美國式民主主義的影響。毛澤東坦言:“湘人自決主義者,門羅主義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也不可干涉湖南事。”毛澤東的這種思想切不可以今天的眼光視為地方主義、國家分裂主義,這是他在當時中國軍閥混戰、列強橫行的時期用民主主義來解決中國發展出路的一種大膽的設想,是對美國式民主欣賞態度的自然流露。這種沒有深刻研究和了解的照搬民主主義的做法,在當時的中國知識界有著相當的普遍性,屬于典型的應急行為,毛澤東的這種行為當然也不例外,也是一種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所必然經歷的過程。正如該書所言:“毛澤東在應用和推行美國觀念和思想的過程中,也難免表現出為我所用的傾向。對門羅主義乃至杜威的實用主義的應用,都是其中的例證。當然,這種情況發生在一個世界觀尚未成熟而又對各種新思潮、新觀念充滿渴望和選擇的新青年身上,應該無可厚非。”(《毛澤東的美國觀》27—28頁)
毛澤東對于民主主義的再次關注是在抗戰時期。面臨著國際法西斯主義的橫行和國內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侵略,中華民族遭受了近代以來最大的一次民族危機。民主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死敵,毛澤東深知此點,所以他在此時期總體上把美國視為盟友、朋友,并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理論命題。在1936年7月,毛澤東就將英、美等國家視為友邦,其基本依據就是他們是民主國家。同年,他就羅斯福再次當選總統表示欣慰,因為如此的結果是“四年內民主政治當無改變”,鮮明地表明了他對民主主義的態度。次年他提出要建立“中華民主共和國”的主張。他在多個場合反復宣揚要“民主建國”,并把爭取美國推動中國民主發展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做,尤其是在美國居中斡旋的重慶談判中,毛澤東明確主張要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宣布在這個未來的中國要實現“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這個論斷可以說是毛澤東對美國民主主義的最高贊譽。
在毛澤東看來,民主主義是美國最基礎的價值,只不過他后來認為這不是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不是共產黨人需要的民主主義。但是在他的一生中,這種民主主義的名詞一直在影響著他的事業,只不過其表現形式不同而已,有時甚至是以反面的方式表現出來。
民族主義:毛澤東政治價值視域中的美國
《毛澤東的美國觀》一書中在論述毛澤東自遵義會議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這段時間,對美國的認識何以經歷一個從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發展過程時指出,認為這是由于“美國對華政策的不斷調整而相應的發展變化”,毛澤東的這種認識變化“表現出更加務實的特征”。我覺得這個論斷是非常準確的。其實,不僅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的這種認識變化表現出務實的特點,早在“五四”前后毛澤東對西方民主認識的變化過程就表現出務實的特征。在一戰前毛澤東那么熱烈地肯定美國民主,那么充滿激情地謳歌贊頌美國,可是巴黎和會召開后,毛澤東對美國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他憤怒地指出:“世界最高的強權在法國、英國、美國”,“美國是地球上第一實業專制國”,美國是“最會殺人的第一等劊子手”。
毛澤東的這種變化乍看起來有點突然,但是稍微了解當時中國和世界背景的人就能知道,這是當時中國知識界普遍的情況,其原因就在于強烈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主導的結果,無論信仰什么主義,無論主張用什么方式改造中國,當時的那些知識分子都是出于強烈愛國的民族主義意識。1916年毛澤東為何主張聯美?因為要抗日!為何他在當時贊賞威爾遜?因為威爾遜反對善后借款、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二十一條!這種強烈的民族主義價值取向,主導了毛澤東一生對于美國的認識。
這種以民族主義價值為視角來審視美國而形成的認識中有好感、希望,也有反感、憤怒的成分。抗戰初期毛澤東對于美國可能給予中國的援助給予了很大的希望,而當美國孤立主義占優勢、遲遲不予表態時,他慨然地點出了真相:“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就是英美法帝國主義者的現時政策”,“那些法西斯國家和所謂民主國家,都是帝國主義的強盜國家,他們之間的戰爭,都是強盜戰爭”。在毛澤東看來,民主國家的民主固然比法西斯國家的專制要好,但一旦它縱容法西斯,那么它就是罪惡,那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只有當這種民主符合中國的民族利益時,這種民主才是有效的、正義的、有價值的。所以當以美國為首的國家簽署了《大西洋憲章》,決心共同反法西斯的時候,毛澤東又稱美國為友邦了,尤其是1944年前后,他對美國表示出極其友好的態度。1949年后,毛澤東對美國的長期反感、對立,根本起源于美國對于中國內政的干涉,尤其是其阻撓解放臺灣。新中國與美國20多年的對抗、隔絕,根本的原因在于民族利益的維護上。所以,毛澤東把打倒美帝國主義視為一個根本的國策之一,也是因為如此,毛澤東才在暮年親自打開中美關系的大門——為的是阻止蘇聯對中華民族利益的侵害。
民族主義是毛澤東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只有理解了民族主義在毛澤東視野中的地位,我們才能理解毛澤東心目中真正的美國形象。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的民族主義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正義的愛國主義。
共產主義:毛澤東的終極價值視域中的美國
在1939年到1941年皖南事變前后,毛澤東由于國共摩擦事件不斷而不斷地懷疑、批評美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如果說“五四”后毛澤東選擇共產主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民族愛國主義的驅使,那么經過大革命和十年內戰的洗禮,毛澤東已經把共產主義作為他思考整個中國以至世界發展走向的最終價值標準。
從大革命到十年內戰,中國共產黨人基本把美國與其他列強同等看待,認為:“美國也同樣是帝國主義國家,是中國民眾的敵人,希望美國來反對日本,等于引狼入室”,縱觀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的言論,把美國歸入帝國主義國家則是其文章中經常的觀點。雖然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把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作為一個現實的目標,但他坦言它的前途是社會主義。所以,在抗日戰爭時期,當共產國際的領導人要中共疏離美國時,毛澤東雖然內心不情愿疏離英美記者,但還是遵囑在一段時間內不接待這些英美新聞界人士。這樣的舉動從表面上看是為了獲得蘇聯的支持,但從骨子里看是他對于共產主義信仰的尊重。
用共產主義者的眼光來全面地反視美國,在1946年后毛澤東的生涯中是一以貫之的思想。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堅定地反對美國,稱其為反動派、紙老虎,原因就是美國反對中共的革命。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同美國的對峙,原因雖然主要是民族國家利益方面的因素,但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否則我們就不可理解毛澤東1949年美國在臺灣和朝鮮問題上尚未做損害中國利益事情的時候,我們就向蘇聯一邊倒了。在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強調社會主義國家是兄弟,是一家人,要不分彼此,這就是典型的共產主義外交思維方式。毛澤東雖然親自打開中美交往的大門,但在對于美國的定性上從來沒有根本動搖過,除了認定其是對于中國構成威脅的民族主義因素起作用外,用共產主義的理想、目標來否定美國社會制度的合理性、長遠性也是重要的因素。
(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