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大湖區災難背后的資源爭奪戰

俞力工

原載于《領導者》2009年12月號

　　1994年，盧旺達發生近百萬人口犧牲的大屠殺事件之后，國際上一直流行著如下觀點，“盧旺達以胡圖族為主體的前政府于1994年有計劃地對少數民族圖西族進行長達90日的屠殺。彼時，聯合國見死不救，美國也由于前一年在索馬里的維和行動受挫而拒絕干預。圖西族成功奪取政權后，逃竄至剛果（金）東部的胡圖族武裝力量（ “解放盧旺達民主陣線”，FDLR  ）繼續騷擾盧旺達，因此盧旺達新政府軍隊深入剛果（金）掃蕩胡圖流寇，而引發9個非洲國家介入的兩場非洲世界大戰。”

　　1994年盧旺達悲劇產生的直接原因在于，當年4月6日，一架載有盧旺達總統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Juvénal Habyarimana）、布隆迪總統西普瑞安·恩塔里亞米拉（Cyprien Ntariyamira）和若干其它政要的專機，遭地對空導彈擊落。此消息傳出后，局勢原就緊張的盧旺達頓然失控，演變為一場大規模濫殺行動。

聯合國的反應與調查結果

　　該事件發生后，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隨即委托頗具聲望的美國政府非洲問題顧問格松尼（Robert Gersony）前往盧旺達進行調查。除此之外，安理會于同年11月將此事件定調為“種族滅絕”事件，同時決定成立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ICTR，以下簡稱“國際法庭”），以便對肇事人進行法律追究。

　　格松尼于1994年8、9月間抱著同情圖西新政府的心態前往盧旺達，然而經過實地調查，卻提出了出人意表的結論。格松尼舉出，1990年至1994年之間，以圖西族為主的叛軍，即盧旺達愛國軍（RPA），曾對盧旺達境內占人口多數的胡圖族進行屠殺。甚至在1994年奪得政權后，4個月之間，不斷在境內大規模排除異己，殺害25000至40000人，其中絕大多數為胡圖族難民。

　　該調查報告顯然與上述“主流觀點”南轅北轍。突然間，始作俑者似乎不是胡圖族主導的盧旺達前政府，而是圖西族叛軍；至于1994年進行大屠殺或“種族滅絕”的兇手，至少也包括圖西叛軍和圖西族新政府，而不是由胡圖族或前政府承擔全部責任。難民事務辦事處接獲此報告后，即暫時中止了將流亡剛果的胡圖族難民遣返盧旺達原居地的計劃。

　　繼格松尼的調查報告提出后，陸續還出現過內容近似的德國著名非洲問題專家斯特里克（Helmut Stricke）的調查報告。然而，這一系列事體似乎均不能引起國際視聽，更無法動搖上述“流行觀點”于絲毫。

　　2008年12月18日，國際法庭經過長達13年的調查與審理做出裁決，即盧旺達前政府的軍事首腦被告方并無預謀種族滅絕嫌疑；此外，1994年盧旺達事件被告方將領所采取的行動屬于戰爭條件下的行動（大意）。同一裁決雖然給與若干前政府軍事領導人刑期不等的懲處，但其主要罪責在于“疏于約束手下進行濫殺”，而不是親自策劃、從事犯罪。如此的判決，等于是給盧旺達前政府頒發了一張無罪證明。（注1)

眾所周知，盧旺達國際法庭的設立，曾受到美國政府的一手推動，其龐大經費也長年靠美國資助，如今卻做出與“美國定調”不合拍的結論，自然引起國際觀察界的矚目。更讓美國政府難堪的是，國際法庭、聯合國與美國國務院近年相繼解密的資料，完全推翻 “主流觀點”。

圖西族一方的責任

　　那么，這些年究竟揭發了些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首先，時任“聯合國維護和平業務部主任”的安南（后擔任聯合國秘書長）以及剛成立的國際法庭，于接獲格松尼報告后，便一方面把該文件歸檔為“機密文件”，同時還要求格松尼不再提及該調查報告的存在。（注2）除此之外，為使圖西族所組的新政府能夠安然執政， 1994年9月間，安南與美國外交官艾特沃德（Brian Atwood，美國國防發展委員會主任，）要求盧旺達外長納吉吉馬納（J.M. Ndagijimana）予以配合，掩蓋新政府、盧旺達愛國軍以及其總統卡加梅（Paul Kagame）所犯下的罪行。納吉吉馬納則認為，數月前發生的大災難兩大民族俱有犧牲，不能定性為“胡圖族屠殺圖西族的種族滅絕事件”，同時又無法容忍新政府繼續濫殺無辜，而決定辭去外長職務流亡法國。（注3）數年后，即2007年，那位美國外交官艾特沃德也坦陳，雖然美國國務院并不知情，但國防部早在1990年之前便已開始支持卡加梅。

　　卡加梅于1961年3歲時隨親人流亡烏干達。年長就讀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大學（University of Dares Salaam）期間，與烏干達現任總統約韋里·穆塞韋尼（Yoweri Kaguta Museveni）結為同窗好友。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卡加梅即開始組織流亡烏干達的盧旺達圖西族難民，協助穆塞韋尼發動游擊戰，試圖推翻烏干達前政府。1979與1986年，穆塞韋尼又先后在圖西族與坦桑尼亞政府協助之下軍變成功。此后烏干達新政府便延聘已入籍烏干達的卡加梅擔任烏干達情報局局長職。1980年代末，卡加梅與若干圖西族叛軍領袖一道，前往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接受軍事訓練。1990年卻突然離開訓練營（ U.S. Army War College at Fort Leavenworth， Kansas）奔赴烏干達，并率領以流亡烏干達的圖西族難民為主力的“盧旺達愛國軍”（有2萬人之眾）向盧旺達發動進攻。當然，此次軍事行動也獲得擁有美國裝備的“烏干達衛國軍”的積極配合。

自1990年起，卡加梅不斷對盧旺達進行軍事攻擊，且先后在所經之地肆意殺害胡圖族人，以至于在1994年大屠殺發生之前，造成近百萬流離失所的胡圖族難民投奔首都基加利市。與此同時，即1993年10月，布隆迪的民選總統恩達達雅（Melchior Ndadaye，胡圖族人）為當地圖西族所控制的軍隊殺害。此事發生后引起內戰，圖西族軍人在內戰中占盡優勢，又迫使近百萬布隆迪的胡圖族投奔盧旺達。不難理解，當1994年4月6日盧旺達總統的座機遭擊落時，盧旺達原已難以控制的亂局（失業率高達84%），一發不可收拾，導致軍隊、派系、族群、宗教團體間的互相濫殺行為。

另一樁鮮為人知的情節是，1993年2月卡加梅的部隊曾一度逼近首都基加利市，最后還是在法國傘兵的干預下才遭擊退。此后經過美、法、非洲統一組織的斡旋，于1993年8月4日簽訂了“阿魯沙和平協議”（Arusha Accord，主張反叛軍轉型為政黨）。會議期間，卡加梅在戰爭學院的同班同學馬爾利少校（Major Anthony Marley）非常“湊巧”地參加了談判，談判中又取得了“撤消法國、比利時軍事顧問，由安理會指派的權限極為有限的軍事顧問取代之”的結果。次年，當卡加梅部隊勢如破竹地攻占全國時，盧旺達政府完全處于孤力無援狀態。

　　卡加梅于1994年7月初成功奪取政權后，便以“受害人”自居，并在“主流觀點”的護航下，獲得國際社會的廣泛同情，因之成為非洲新秩序的“新發言人”（名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筆下所譏諷的“新話語”，new speak，的發言人）。此后，凡其政府犯下的滔天罪行，似乎只要抬出“受害人”招牌，便能取得一切諒解。走筆至此，進一步介紹聯合國與若干司法當局的態度之前，有必要詳細論述1996年起，以扎伊爾為戰場，所形成的冗長又殘酷的兩次“非洲世界大戰”。

充當美國打手的蒙博托與其下場

　　剛果（金），或稱剛果民主共和國，1970年至1996年之間的國名為扎伊爾，1960年擺脫比利時殖民統治取得獨立。該國的遭遇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剛取得獨立的許多新國家大同小異，即部分資源豐富地區（如剛果南部的加丹加地區，Katanga），或關鍵企業、經濟命脈，仍舊牢牢控制在前殖民當局或西方大企業的手中。為求主權完整，這些新獨立國家向西方國家求助無門，轉而爭取東歐共產國家的支援。鑒于此，便給了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集團“反共”、“反顛覆”的借口，積極向這些地區親西方的軍閥、獨裁提供大力援助。第一任總理盧蒙巴（P. Lumumba）在位不及4個月，即在一場美國中情局與蒙博托（J. Mobutu）聯合設計的政變中被俘，并隨即送入加丹加叛軍虎口而遭活活打死。

　　此后，蒙博托輾轉主政，一方面冒充為“盧蒙巴精神”（獨立自主）的后繼人；一方面，透過獨裁手段，斂取巨大國家財富于私囊（1980年代中期個人財富相當國家債務總合的40億美元）；一方面，四下充當美國的馬前卒，對周邊“親共國家”進行軍事干預（如打擊南非、安哥拉、羅得西亞的進步力量），直到1996年遭美國遺棄為止。美國勢力的介入，取代了比利時的影響力，也同時意味著比利時的后臺，即法國勢力在非洲法語區的逐步退卻。

　　殖民時代之前，剛果東部地區原就有一些圖西族居民（自稱為Banyamulenge，有別于來自盧旺達的圖西族新移民Banyarwanda）。殖民主義時代，比利時當局為擴大開礦能力，曾將盧旺達地區的部分圖西族人口轉移至剛果地區。待盧旺達獨立后，其境內又發生過許多次民族沖突事件，導致大批圖西人口流亡扎伊爾。鑒于此，扎伊爾境內圖西族的政治地位與國籍問題，一直是民粹派政客玩弄族群糾紛的話題。蒙博托執政時期，對圖西族頗具反感，因此當1994年盧旺達的圖西族取得政權后，他對前來投奔的盧旺達胡圖族難民（與剛果的多數民族同屬班圖人）相當寬容。

　　此際，蒙博托萬沒料到的是，冷戰業已結束，美國的非洲政策已從“反共”、“反顛覆”轉向 “反恐”、“反伊斯蘭”。其次，非洲大多國家已紛紛見風轉舵向西方傾斜，因此，蒙博托的利用價值也相對降低。更何況，美國早已對他搖擺在美國與法國之間的投機倒把行為感到厭煩；再者，“爭取中間地帶”的傳統戰略也為“控制戰略資源”所取代，而扎伊爾的豐富資源則成為大家覬覦的目標。

　　美國為了達成控制非洲大湖區的戰略目標，為了圍堵伊斯蘭教國家，已于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有計劃地支持非洲基督教勢力，而扶持圖西族，正是該戰略部署的切入點。蒙博托統治下的扎伊爾（蒙博托流亡后，新領導人卡比拉改國名為“剛果民主共和國” ）雖然宗教上屬于基督教文化圈，但該政府的反對圖西族立場，自然成為美國戰略部署的障礙，同時該國巨大礦產資源，也必須假手盧旺達、布隆迪以及烏干達的力量，來確保源源不斷的供應。

“第一次非洲世界大戰”與卡比拉

　　朗.卡比拉（Laurent Kabila，1939-2001）年輕時代為剛果國父盧蒙巴（P. Lumumba）的追隨者。1965至1985年之間，數度對蒙博托政府發動政變均告失敗。1977年曾就讀于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大學，與同為校友的烏干達現任總統約韋里·穆塞韋尼、盧旺達現任總統卡加梅、坦桑尼亞現任總統賈卡亞·基奎特（Jakaya Kikwete）、蘇丹南部叛軍領袖約翰·加朗（John Garang，蘇丹人民解放軍，SPLA）、埃塞俄比亞現任總理梅萊斯·澤納維（Meles Zenawi）結為好友。

　　1990年代初，朗.卡比拉輾轉奔赴烏干達，與1986年協助約韋里·穆塞韋尼奪取政權的圖西族“盧旺達愛國軍”（即卡加梅所領導的RPA）又結為同盟。1994年，圖西族已在盧旺達建立新政權，但卻與扎伊爾境內的胡圖族武裝力量（FDLR）沖突不斷，因此早有進兵扎伊爾的打算。1996年11月，蒙博托推行民粹主義政策，突然發布“驅除圖西族”命令，而引起境內圖西族的武裝反抗。此時，蒙博托絲毫沒意識到，境內各個圖西族組織早已通過外援，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另一方面，盧旺達新政府依仗美國的支持，以“掃蕩扎伊爾境內的胡圖族流寇” 為借口，實際上卻抱著“重劃兩國疆域，把扎伊爾境內圖西族傳統生活圈（東部地區）劃進盧旺達領土”目的，與烏干達、布隆迪（該國的圖西族居統治地位）、安哥拉和朗.卡比拉領導的剛果叛軍一道，同組“解放剛果民主力量聯盟”（ADFLC），向蒙博托政府軍發動全面進攻。半年之后，蒙博托戰敗出走，不及數月便病死摩洛哥。 “第一次非洲世界大戰”由此宣告結束。

朗.卡比拉的轉向與“第二次非洲世界大戰”

　　1997年5月19日，朗.卡比拉進駐首都金沙薩成立新政府，并改國號為“剛果民主共和國”。然而，朗.卡比拉卻必須為這場依靠外力，尤其是以圖西族為主力的戰爭付出高昂代價。簡言之，外籍兵團組成的勝利之師，除了在街頭巷尾耀武揚威、胡作非為之外，新政府的許多要職也必須讓與圖西族人擔任，諸如總司令、外交部長、國安局長，俱為圖西人所囊括。更加嚴重的是，盧旺達、烏干達兩國，非但不撤軍，甚至還糾結地方勢力，大肆掠奪占領區的貴重礦產。剛果（金）素來有“礦產博物館”的稱譽，盛產黃金、白金、鉆石、鈷、鉭鐵礦、鐵、石膏、石灰石、磷酸鹽、錳、石油、銅等等，水利資源也是舉足輕重。據估計，其全國礦產總價值相當27兆美元。除此之外，這次戰爭盧旺達雖然提出的理由是殲滅胡圖族流寇，但圖西族士兵卻一路上濫殺胡圖族難民，使得卡比拉必須面對國際輿論壓力。

1998年7、8月之間，朗.卡比拉決定解除政府內圖西族高官的職務，同時也要求盧旺達、烏干達即刻撤軍。該要求提出后，不到一星期，境內的圖西族再度叛變，于是盧旺達、烏干達、布隆迪又組聯軍向剛果（金）展開進攻，并迅即占領該國的東部、西部、西南部與機場。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盧旺達的主力由其總司令卡巴雷伯（James Kabarebe）率領。戰爭結束后，便逗留在剛果（金）擔任國防部長。待1998年卡比拉撤其部長職務后，便擔任聯軍總司令攻打卡比拉。第二次戰爭的和平協議簽訂后，即回返盧旺達繼續擔任總司令職至今。（注4）

盧旺達、烏干達與布隆迪的侵略行動頓時引起周邊國家的不安，數星期后便演變為安哥拉、津巴布韋、納米比亞、乍得、蘇丹支持卡比拉一方，而盧旺達、烏干達、布隆迪結合為侵略方的“第二次非洲世界大戰”。

　　2001年，朗.卡比拉于戰爭膠著期間為手下刺殺，其領導地位由曾在中國受過訓的兒子約瑟夫.卡比拉（Joseph Kabila ）接替。小卡比拉執政后處境毫無改善，直到今日，缺少一個足以自衛的國防軍始終是該國最大隱患。

　　令人感慨的是，1970年代，當許多非洲知識分子云集在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大學時，多少算是受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思潮影響的理想主義青年。尋求國家獨立過程中，他們互相間也的確相濡以沫、彼此支援。但是到了1990年代國際共產陣營分崩離析之機，許多“理想主義者”便逐步蛻變為“投機政客”，同志間非但反目相向，甚至卷入資源爭奪戰。

“第二次非洲世界大戰“的后果與現況

這次戰爭，對戰局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交戰方，首推具有27年內戰經驗的安哥拉政府軍。由于它的積極干預，才能把盧旺達與烏干達的侵略軍驅趕至剛果（金）的東部與東北部。此外，各個侵略軍與其剛果境內的“地方同盟”（蒙博托余黨、各地軍閥、若干少數民族與部落，包括一些匪盜集團），多志在奪取礦區的控制權，因此互相間拼斗的現象極為頻繁。尤其是各方主力集中于剛果東部、東北部之后，摩擦沖突更是習以為常，甚至在圖西族武裝力量之間，盧旺達與烏干達部隊之間（1999年夏），也數度發生交戰事件。（注5）

此后，飽受戰爭摧殘的剛果人民，越發對外國侵略者表示反感，部分圖西族叛軍也出于疲憊和厭戰而投靠卡比拉政府，于是乎，這場于1998年開啟的第二次戰爭，不得不于2003年通過和平談判趨向緩和。盡管如此，和平條約簽訂后，無論是盧旺達一方，或烏干達，仍繼續直接或間接維持局部地區的占領，也繼續對各種礦產進行掠奪。2001年，聯合國的專家調查小組便曾對該兩國的掠奪資源行為提出譴責，并要求聯合國予以制裁。2005年，國際法庭也作出“烏干達侵犯剛果（金）主權”的裁決。卡比拉政府據此向烏干達政府提出了100億美元的賠償要求。

綜合各方的調查與報道，兩次戰爭所造成的死亡人數至少在500至800萬之間。（注6）犧牲者絕大多數為難民或無辜百姓。例如，東北部的“剛果民主運動”，即烏干達與盧旺達支持的圖西反叛軍（RCD），幾乎將當地俾格米土著（Pygmies）消滅殆盡。基于此，一些觀察家指出，與1994年盧旺達事件相較，真正的種族滅絕事件其實發生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盡管西方媒體對如此大規模的傷亡事件盡量低調處理，畢竟戰爭期間曾有許多國際援助機構在各個地區活動，因此由中立機構提供的現場錄像紀錄和書面報告，在網絡上仍可查閱得到。（注7）

除了濫殺之外，強奸婦女可說是大湖區戰爭的特色。據2004年的調查報告，當年強奸案例即達50000起。直到今日，即2009年，東部地區每3個月遭強奸的婦女仍有5000人之多。

　　難民也是這兩次戰爭造成的嚴重問題。據調查，先后出現的難民人數即超過一千萬。許多軍事沖突雖然規模有限，交戰方傷亡人數也不過百余人，但卻可造成數十萬的難民人數。原因是，大多參軍士兵，包括政府軍，多無薪餉可領，于是掠奪老百姓財產、逼迫老百姓充當礦奴，便成為最佳生財捷徑。遲至2009年，東部地區動輒引起數十萬居民流離失所、妻離子散的事件還經常發生。

　　2003年和平條約簽訂后，尤屬盧旺達軍頭洛朗·恩孔達（Laurent  Nkunda）部隊（CNDP）在南、北基伍省的濫殺行為最激烈。2006年國際法庭即開始對他的一系列罪行進行調查。2008年，該部隊還曾逼迫十所中學的男學生參軍，女學生則成為部隊的性奴隸。該年年底卡比拉政府軍以“剪除胡圖流寇（FDLR） ，消滅流竄在剛果東北部的烏干達圣靈抵抗軍（LRA）”作為交換條件，促使盧旺達當局把恩孔達調遣回國。另據報道，卡比拉政府為求安寧，已與盧旺達簽訂秘密條約，在基伍省推行“聯合管理”。這意味著，自1998年以來為維護主權完整所做的努力有了松動。起碼，盧旺達今后將對基伍地區的軍事與礦權擁有“合法”的支配權。所謂“剛果（金）東部”，是個比較抽象的概念，較確切的比擬是，盧旺達目前在該國東部所占領的領土相當本國15倍大；駐扎的兵力相當剛果政府軍的4倍（注8）；此外，兩地的經濟也已結為一體。

　　目前基伍地區實際上仍處于混亂、無政府狀態。以黃金開采為例，年產量應當高達數十噸，但政府能夠征集的稅收，只相當一公斤的市場售價。不僅僅是黃金，許多其它稀有金屬均大同小異，要么是讓一些國際開采公司獨自經營，并通過賄賂稅務官員的手段，交繳不及十分之一的所得稅。（注9）大多礦產則通過各種私下管道，經盧旺達、烏干達、肯尼亞，或空運，或海運出口。

　　就本年初剛果（金）與盧旺達、烏干達的聯合“剿匪”軍事行動而言，恩孔達領導下的6000名“衛民議會軍” (CNDP），約有半數仍逗留在戈馬市（Goma）東部的馬西西（Masisi）森林地帶，另有一部分加入剛果政府軍的行動，對胡圖流寇進行掃蕩。

　　胡圖族的“盧解陣線”（FDLR），兵力估計也在6000人左右。由于設在北基伍的根據地受到剛、盧聯軍的攻擊（造成30多萬難民），便流竄至南基伍，也因此使南基伍地區原有的6萬多難民激增至60多萬人。剛果政府雖然一年來頻頻發出捷報，實際上離“肅清”還路途遙遠。據最近的報道，東部地區甚至還駐扎了一些安哥拉與烏干達軍隊。此外，還有消息傳出，“盧解陣線”準備東山再起，正在布隆迪招兵買馬。（注10）目前除了南、北基伍省之外，伊圖利省（Ituri）東南部，加丹加的東部均屬動亂地區。

不論如何，圖西叛軍的敵對行動的中止，以及恩孔達的遣返盧旺達，對安定局勢起了很大作用。起碼，剛果政府減輕了一個強大軍事壓力。據報道，本年3月下旬，圖西叛軍組織與剛果政府簽訂條約，取得了合法政黨地位，政府則放棄對其成員進行報復和追究。

恩孔達自詡為傳教士，與美國的新教組織“五旬節運動”(Pentecostal movement) 關系密切（該教派在南非有很大影響力）。近年來，視頻上經常出現恩孔達及其軍隊的坦克車裝備，其戰斗力之強，的確讓剛果政府束手無策。非洲大陸除少數國家外，根本不具備重武器生產能力，然而若干地區，如索馬里、大湖區、蘇丹等，竟如此經年累月地經受戰爭消耗，反映出這些資源豐富地區的軍火來源不斷，更反映出這些戰爭多具代理性質。

參戰國家的考慮：盧旺達與布隆迪

　　盧旺達圖西族新政府1994年取得政權時，大批參與屠殺的胡圖族 “戰友會”成員（Interahamwe）隨著百萬難民潛逃至扎伊爾，此后又不斷在難民營招兵買馬，兵力一度擴充為近萬人之眾的 “盧旺達解放陣線”（FDLR）。因此，1996年盧旺達政府軍打著“剪除兇手”旗幟進兵扎伊爾時，其行動似乎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隨著媒體開始報道盧旺達政府軍與扎伊爾境內圖西武裝力量也同樣地手段殘酷、濫殺無辜，尤其是蒙博托政權崩潰之后，依然對剛果民主共和國進行非法占領，甚至大規模盜竊該國的寶貴資源，其合理性便廣受質疑。

　　圖西族于何年代由非洲北部南遷至大湖區，如今似無學術定論。然而殖民主義時代之前，圖西族在盧旺達、布隆迪一帶處于上層地位卻是無可置疑。十九世紀，比利時殖民當局透過圖西族對其它民族進行管理，一是利用圖西族原屬社會上層的方便，一是認為其“血統”與歐洲人較接近，于是乎，到了1958年左右，90%以上的高級行政職務均由圖西人擔任。

殖民時代之前，如按生活方式劃分，圖西族以畜牧、貿易居多，而胡圖族多為農民。但是，兩族間通婚一向極為頻繁，無法單單從相貌、體態特征來區分其族群歸屬。再者，社會地位的不同也往往與社會分工相適應，不能視為一個是壓迫民族，另一個為被壓迫。因此所謂“民族意識”、“民族認同”，多系近百年形成的“新思維”。盧旺達境內山丘林立，有50萬之多。傳統上，人們只有家鄉（即“來自何山丘”）觀念，而不是強調歸屬哪個族群。這說明歷史上盧旺達內部的民族隔閡與糾紛，遠遠不及西方媒體的夸大。該情況與蘇丹，甚至阿富汗、伊拉克都極為相似，即本地人對教派、民族意識并非如此執著，即便偶有沖突，多能審時度勢、適可而止。反倒是二十世紀以來，經外界挑撥、渲染、供應大量軍火，才將矛盾擴大為毀滅性戰爭。尤其是比利時殖民當局的野蠻統治手段造成盧旺達上千萬人口死亡，方使得胡圖與圖西兩民族之間關系急劇惡化。

　　1960年代初盧旺達、布隆迪兩地獨立后，盧旺達轉而由胡圖族（多數民族）主政；而布隆迪的軍權卻一直掌握在圖西族手中。基于民族矛盾的激化，盧旺達于1959、1962、1972年先后發生過幾次嚴重民族沖突事件，導致60萬左右的圖西族人口的流離失所，其中，許多投奔烏干達而開始脫離法語文化，接受英語教育。至于布隆迪，每次沖突受害最烈者，多為胡圖族。以1972年為例，胡圖族犧牲人口便達10至30萬之多。

　　耐人尋味的是，為何1980年代末，美國突然對扶持圖西族表示興趣？筆者以為，部分原因在于有意取代法國對大湖區的影響力，而扶持圖西人可削弱法國與胡圖人之間的聯系（獨立后，法國支持胡圖政府）；其次，胡圖族信奉天主教者較多（參見：注13），而圖西族多為新教徒，于是，頗能調動美國占主導地位的新教組織的興趣。此外，最為關鍵的是，盧旺達、布隆迪的礦產雖然不豐，但地理位置卻像中亞的阿富汗一樣極其重要，因此必須“打通”盧旺達、布隆迪、烏干達、肯尼亞、坦桑尼亞諸管道，讓剛果（金）的豐富礦產能夠源源不斷通過印度洋海岸出口。這方面，筆者在下文論及“美國的動機”時，會進一步加以說明。

自歐洲殖民主義者與大湖區有所接觸以來，便觀察到人口較少的圖西族具有善做生意、文化程度較高的特點，于是冠之以“非洲猶太人”的稱號。1994年，待盧旺達圖西族取得政權后，該國便明顯有轉型為“非洲的以色列”的傾向。十多年來，非洲凡發生軍事沖突地方，均可見到盧旺達軍隊的蹤跡，而且與布隆迪、烏干達部隊形影不離。

烏干達

　　烏干達總統約韋里·穆塞韋尼毫無疑問是目前最具爭議性的非洲國家領導人。他年輕時代頗為左傾。然而1986年執政之后，冷戰恰好接近尾聲，便逐步為美國所拉攏，成為美國后冷戰時期的非洲代理人。盡管穆塞韋尼屢屢為其所作所為提出“反獨裁”的辯解，無法自圓其說的是，他的行動始終與美國利益吻合。同時，轉運美國的軍火與裝備；援助蘇丹南部分離主義勢力以肢解該國；讓本國領土成為圖西族游擊基地，并派兵干預盧旺達內政；圍堵索馬里的伊斯蘭教勢力；挑起剛果（金）境內民族沖突（支持剛果軍閥本巴，Bemba），掠奪該國的寶貴資源（直接控制艾伯特湖西部的石油與金礦），并對其領土進行非法占領；縱容軍隊濫殺無辜。這一切，與“反獨裁”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烏干達入侵剛果（金）的部隊，由其同父異母兄弟薩林薩勒將軍（Salim Saleh）率領。從這個側面，也反映出穆塞韋尼關心之切、涉足之深。

安哥拉

　　安哥拉受葡萄牙殖民統治近500年。1975年取得獨立前，已存在若干軍事抗爭組織。獨立后，由于蘇聯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PLA，安運），美國、南非、中國支持 “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UNITA，安盟）與“安哥拉人民解放陣線”（FNLA，安陣）。內戰一直打到2002年“安盟”領袖薩文比（Jonas Sawimbi，曾在中國受過軍訓) 戰死方結束。

　　1980年代中期，冷戰趨于緩和，“安運”主導的安哥拉政府也開始向西方傾斜，形成安哥拉政府與美、中關系改善，而蘇聯勢力撤退的局面。

　　安哥拉之卷入剛果（金）的動亂，主要原因在于扎伊爾時代蒙博托支持“安盟”與“安陣”（“安陣”領袖羅伯圖，Holden Roberto為蒙博托的妹夫），且允許該兩組織在扎伊爾自由活動，例如，靠販賣安哥拉的鉆石來添置軍火。鑒于此，1996年安哥拉為了排除蒙博托而協助卡比拉奪權。1998年，安哥拉政府又見“安盟”出兵攻打剛果（金），擔心一旦卡比拉失勢，支持剛果圖西叛軍的“安盟”會再度把剛果（金）當作攻打安哥拉的游擊基地，于是便決定參戰。最近安哥拉與剛果（金）互相驅逐對方的僑民與難民，顯示兩國的盟友關系極為脆弱。

蘇丹

　　1996年第一次戰爭爆發前，石油甚豐的蘇丹南部早已發生基督教群體分離主義者（蘇丹人民解放軍，SPLA）爭取獨立的內戰，且由于烏干達政府于1980年代后期起，與美國一道給與分離主義者軍事援助，蘇丹政府便以牙還牙，支持烏干達北部的叛軍（圣靈抵抗軍，LRA）。蘇丹政府自然明了，所謂“獨立運動”不過是掠奪該國石油資源的手段，也是“反伊斯蘭勢力”的戰略部署之一，因此對石油資源豐富的南部地區不會輕易放手。“蘇丹人民解放軍”的首腦約翰·加朗（John Garang ，2005年7月30日飛機失事而死），曾是烏干達、盧旺達現任總統大學時代同窗好友，而且無獨有偶，約翰·加朗與盧旺達的卡加梅均是“基督徒團結國際”（Christian Solidarity International）的支持對象。該組織受美國新教團體領導，帶有原教旨主義傾向，聯合國經社理事會曾取消其顧問資格。因此，蘇丹攪入剛果（金）的混戰，目的與其說是幫助卡比拉，不如說是防止烏干達坐大，以免國內分離主義勢力從彼處獲得更多軍援。

納米比亞

　　納米比亞參與第二次非洲世界大戰引起不同揣測。許多論者指出納米比亞若干家族及企業在剛果（金）進行投資，因而具有經濟動機。其實，該國于1990年正式獨立后，便對安哥拉南部發動過數次軍事行動，原因是安哥拉南部的“安盟”勢力一貫支持納米比亞東北部（Caprivi）的分離主義運動。2000年2月“安盟”甚至有過直接攻擊納米比亞的不良記錄。（注11）于是，當1998年剛果（金）戰爭爆發后，納米比亞便決定與安哥拉一道打擊“安盟”以及與“安盟”同流合污的圖西族叛軍。

津巴布韋

　　津巴布韋之參加戰爭，也多有“經濟利益”的議論，其依據在于，津巴布韋曾給與卡比拉新政府若干貸款，同時也簽訂了一些采礦協定，因此擔心一旦卡比拉垮臺，所有投資將會落空。津巴布韋除了經濟利益之外，應當還帶些意識形態考慮，即不愿看到周邊國家再次成為列強與其代理人瓜分的對象。津巴布韋的“人權”、“民主”、“治安”問題，并不比許多非洲國家更加嚴重，但卻長期是西方的妖魔化和經濟制裁對象。原因之一在于此國為改變1%白人地主占有70%可耕地的不合理現象，于2000年起推動土地改革，由此傷了一些歐美人的感情。至于南非與納米比亞，盡管土地不均情況幾乎同樣嚴重，卻因為其政府對白人地主寬容對待，而成為“非洲民主典范”。津巴布韋經濟情況原就朝不保夕，參戰后更是雪上加霜。

乍得

　　乍得參與此次戰爭似乎不具有迫切原因。據觀察，由于其部隊系由利比亞政府運送至剛果（金），因此不能排除受利比亞教唆的可能。另外，也有法國幕后指使一說，目的在于設法恢復1994年盧旺達事件后在大湖區失去的影響力。還有一種流行的推測是，卡比拉無國防能力，向周邊國家求助時，做出了“以開礦權作為酬勞”的承諾。不論乍得是否受利誘而參戰，其軍隊的痞子行為臭名昭著，很快就讓一片罵聲逼退回國。

以上不過是列舉實際參戰的國家，至于幕后操縱、提供軍事培訓與情報、協助運輸士兵、補給軍火與裝備的國家，至少還有美國、法國、南非、坦桑尼亞、贊比亞。因此稱呼這場戰爭為非洲世界大戰并無夸大之處。

國際刑事法庭與聯合國

　　通過對盧旺達事件與大湖區戰爭的介紹，討論這兩機制的作用才稍具意義。國際刑事法庭成立兩年后，即1996年，其澳籍檢察官胡利根（M. Hourigan）便根據盧旺達新政府濫殺的事實，提出起訴建議。然而該建議非但不受法庭采納，其加拿大籍檢察總長阿博爾（Louise Arbour）甚至要求胡利根放棄起訴，就“當作不曾有過這樁事”。胡利根因此憤然辭職，但離職時卻促使調查資料列入法庭記錄。（注12）

　　輾轉到了2003年，曾主持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后來又接任阿博爾的瑞士籍檢察總長德爾蓬特（Carla del Ponte），再次宣布要起訴盧旺達新政府首腦卡加梅，但隨即受到美國國務院戰爭罪事務無任所大使普魯斯波（Pierre Prosper，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at-Large for War Crimes Issues）的警告。德爾蓬特不從，3個月后便在英國政府建議下，假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之手，將德爾蓬特調職。普魯斯波赴任大使前，曾在德爾蓬特手下擔任過檢察官，對整個案情應當是了如指掌。德爾蓬特離職后，雅羅（Hassan Aboubacar Jallow）接任檢察總長職，但上任后便不受理起訴卡加梅案。就上文提及有關安南掩遮盧旺達圖西族新政府的罪行一事，也是遲到2007年，當盧旺達前外長納吉吉馬納對國際刑事法庭作出的口供對外披露之后才為外界所知悉。（注13）

　　國際刑事法庭除了隱藏格松尼的調查報告，掩飾盧旺達新政府的罪行外，對于引發1994年大悲劇的盧旺達總統乘機遭擊落事件，也以“不屬職權范圍”為借口，不進行任何追究。依據當年安理會的決議，國際刑事法庭的責任在于審理1994年盧旺達發生的所有相關事件，而刑事法庭卻把力量集中在種族滅絕問題上，最后即便否決了“種族滅絕”的指控，而裁定為“內戰”，仍舊有替肇事者打掩護的嫌疑。

　　根據被告方辯護律師布列克（Christopher Black）向國際刑事法庭提供的情報，1994年4月6日總統乘機即將降落盧旺達首都機場之時，其兩條跑道之一為聯合國維和部隊（UNAMIR）所關閉，使得該飛機輕易遭恐怖分子擊落。此外，維和部隊的將領達耶爾（Romeo Dallaire，加拿大籍）亦曾違反1993年“阿魯沙和平協議”“允許600名盧旺達愛國軍（RPA，即卡加梅的部隊）駐扎在盧旺達首都”的規定，私下動用維和部隊的車輛，將4000名左右的反叛軍運送至首都。再者，內戰爆發后，維和部隊的人數突然由2500人減少至200人，而達耶爾將軍竟決定隨著區區200非洲士兵，逗留在盧旺達進行觀望。所有這一切，均是有待澄清的疑點，然而國際法庭卻置之不理。

　　正是因為國際刑事法庭避重就輕，同時外溢的資料越來越多，2006年法國的名法官布魯基爾（Jean-Louis  Bruguiere）便根據本國的調查結果，對盧旺達十多名恐怖分子嫌犯（俱為“盧旺達愛國軍”的成員）發出通緝令。卡加梅總統之不列入通緝名單，原因在于根據法國法律，他國首腦具有豁免權，不得對其進行司法追究。2008年，西班牙國家法院也依據自己的調查結果，指控卡加梅政府要對殺害312726平民負責，因此對40名盧旺達愛國軍涉案嫌犯發出通緝令 。（注14）

法國

自非洲國家于1960年左右紛紛獨立后，法國即為了維護經濟利益，由戴高樂制定高壓政策。其獨特做法即是將特工人員潛伏于國營企業或民營大企業內，對不順從國家進行顛覆、暗殺、收買活動。到了1990年代，這些企業與情報機構在國際上胡作非為，賄賂對象甚至跨越非洲，直達中亞與歐洲心臟地帶，例如，以賄賂德國官員手段廉價收購德國東部地區的加油站。最后，則蛻變為擁護本國保守黨而不擇手段的死黨。此時法國人民的信息量與道德性均遠較過去為高，因此在社會黨執政期間，尤其是在巴勒杜總理的努力下，改弦易轍，逐步從非洲淡出。1996年法國政府將ELF石油公司（該公司對外動用的賄賂金額高達數億美元）改為民營的舉措，更是標志了法國在非洲影響力的終結。(注15)

1994年，法國之前曾做過加強盧旺達胡圖政府軍備的努力，但在美國的擺布下，最后狼狽撤退之余還背上“支持劊子手”的黑鍋。到了1996年大湖地區戰爭爆發，法國盡管支持的是卡比拉政府一方，主要手段卻是通過外交途徑進行斡旋。上文提及的“鼓勵乍得派兵干預”也只是未經證實的媒體報道。對比之下，英國則把傳統利益與美國擴張結合一道，凡美國需要之處，也就是英國參與的落腳點。

美國的參與和動機

據2006年國際刑事法庭有關美國駐盧旺達大使（1991至1993年底）弗萊頓（Robert Flaten）的口供記錄，該大使不認為盧旺達前政府有任何屠殺圖西族人的預謀。他同時表示，當卡加梅率領盧旺達愛國軍對盧旺達發動攻擊時，他曾親自警告過卡加梅與盧旺達總統不得破壞停火協議，否則一旦戰事爆發，即可能發生類似布隆迪1993年10月出現過的大屠殺事件。此外，他還透露，卡加梅連續發動進攻的幾年，正好是美國擴大給予烏干達軍事援助的時刻。（注16）

從弗萊頓大使的陳述，可以觀察到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包括中情局）之間的不協調。當國務院通過大使館執行和平協議的條例時，國防部卻透過中情局從事破壞和平活動。1994年4月1日美國駐盧旺達大使館發出的電文，便表露卡加梅才是破壞和平協議與挑起戰爭的侵略者。這方面，從聯合國派遣至盧旺達的維和部隊將領達耶爾（Dallaire）的供詞，也反映盧旺達前政府不但處于被動地位，其軍隊也根本不是反叛軍的對手；而卡加梅正是因為處于優勢，就不愿意放棄武力手段。（注17）

　　美國的非洲戰略部署，除了上文述及的“反恐”、“反伊斯蘭”需要之外，最根本的還是經濟利益。絕非偶然，美國的非洲政策的策劃人往往就是利益集團的首腦。一個典型例子便是曾擔任克林頓政府“國防部戰略金屬特殊部門”負責人，后又擔任小布什政府國務卿助理的康斯坦納（Walter Kansteiner）。他不只是富賈之后（父親即是稀有金屬的商人），本人目前仍擔任Moto 金礦企業的總經理，和鈦資源集團公司總經理。最關鍵的1996年時刻，他曾向美國政府提出將扎伊爾“巴爾干化”（意指“肢解”）的建議。（注18）

　　1884、1885年之交，西方列強為了瓜分非洲大陸，曾在柏林召開“剛果會議”（也稱為“柏林會議”）。會上絲毫不顧非洲的人文歷史、血緣地域關系，武斷地在非洲地圖上按經緯線切割各自的勢力范圍。冷戰結束時，全球處于政治板塊重新組合狀態，西方某些國家又根據自己的經濟利益考慮，掀起一陣重新安排勢力范圍的沖動，而巴爾干地區前南斯拉夫的肢解，正好就是打著“人權”旗幟，侵犯他國領土主權的典型例子。巴爾干肢解計劃成功之后，蘇丹、伊拉克、阿富汗、索馬里便相繼面對同一命運，而盧旺達之事實占領剛果（金）東部，以及維持一個剛果弱勢政府，不過是全球戰略部署的又一步驟。

就宏觀角度，美國加強控制非洲大陸，實際上是勢在必行。蓋美國本身擁有的石油資源，不過是全球的3%，而其消耗量，卻占25%上下。過去30年全球石油供應40%來自工業國家，但由于長期開采，資源幾近耗竭，未來40年對發展中國家的石油依賴程度將達90%。當前美國由西非進口的石油占其進口量的15%，估計5年后，便會上升至25%。鑒于此，單就近3年內，美國18家石油公司對非洲的投資便高達500億美元。考慮到其它石油出口國，諸如俄羅斯、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玻利維亞、伊朗均非易于對付，集中“火力”于非洲當是最佳選項。

綜合上文所述的美國作為，不能不得出結論，即有關大湖區問題的“主流觀點”無一是處。事實真相是，沒有美國的干預，1994年的大悲劇不至發生，也不會引發大湖區戰爭，更不會造成600萬以上人口的死亡。

迄今，“主流觀點”已形成非洲新格局的不容侵犯的“新話語”（newspeak），大湖區更是需要“新發言人”來維護這“新話語”，因此盧旺達新政府除了動輒以暗殺手段排除國內外異己分子之外，還發出 了4萬份通緝令。

至于國際范圍，該“新話語”也逐步在國際法領域發酵。2005年3月21日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正是依據盧旺達的“種族滅絕”事例，向聯大會議提出《大自由：發展、安全和人權》報告，試圖以“國際集體責任”（指“干預責任”）來修改《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不得侵犯任何國家的主權與內政”的基本原則（見拙作《從安南的改革建議談主權問題》）。果真如此修改，今后任何內戰、內亂，似乎都可成為國際干預的借口，由此產生的問題將遠多于主權不容干涉原則。其實，盧旺達悲劇正是國際勢力干預、國家主權受侵犯的結果，而當濫殺行為發生時，國際勢力又視若無睹。這點，美國政府、安南、卡加梅應當是一清二楚。

新參加者 --- 中國

　　中國自1990年代起，已成為石油進口國，對非洲資源的依賴也與日俱增。蘇丹、尼日利亞、安哥拉、贊比亞、納米比亞、南非均是重點投資地區。以蘇丹為例，其石油出口，單單中國就占了60%的份額。據外電報道，中國最近在剛果（金）也取得一項金額高達90億美元的工程合同。此外，在加丹加地區，中國也早有數百家礦業公司參與開礦。

　　冷戰時代，中國曾對非洲國家提供許多無償或低息援助。直到今日，不止貸款條件遠較發達國家為優，甚至還經常免除非洲困難戶的債務，因此頗受非洲國家的好評。隨著中國經濟的長足發展，不只是在資源開采領域成為發達國家的競爭勁敵，在基本設施方面（公路、橋梁等），也搶走了許多歐美國家的傳統“壟斷生意”。因此近年來再三受到主流媒體指控“要對非洲亂局負責” 。站在中立角度，非洲的災難有些像瀕于絕種的保護動物，濫殺無辜的始作俑者根本就是以狩獵取樂的西方國家，而中國不過是藥材終端使用者。但是，漫天的罵聲之下，就成了替罪羔羊。

　　2006年11月，中國曾大手筆邀請48個非洲國家參加高峰會議。會議結束數星期后，美國政府便宣布將在非洲設立非洲司令部（AFRICOM，2008年10月1日正式成立）。

同年，美國政府發表《2008年軍隊現代化戰略報告》，強調“今后30至40年新、老強權為爭奪日趨短少的資源，不免處于戰爭狀態。美國為維護能源安全，必須對全球的沖突進行干預。”同一文件也指出，美國的“新軍人”應當具備能力，積極涉入“多民族、多文化地區”，而辦法之一便是建立人數百萬、小而精的職業軍人隊伍，加之配備電腦化聯系設備和遙控武器，以使該隊伍永遠處于“年輕”狀態。（注19）

“非洲軍事指揮部”的突然建立，反映出新興國家不宜太過張揚，尤其不能為了振奮國人的精神而刺激外人的神經。日本于1980年代末期經濟突飛猛進時，正是因為.大規模炒買歐美的藝術品與摩天大樓，而引起西方國家的集體修理，以至于直到今天依然低靡不振。

　　就最近中國商船運送武器至津巴布韋遭到國際社會集體阻撓，最后卸貨無門、無功而返一事，也可觀察到，雖然這是一起合乎法律又極為尋常的主權國家間的貿易行為，然而一旦為美國政府利用來打擊中國聲譽，周邊國家如南非、安哥拉、莫桑比克，并不出面為同為第三世界國家的中國與津巴布韋伸張正義，而是一面倒向美國。這意味著，單純地發展雙邊關系的傳統外交手段缺少宏觀視野，對各地的經濟援助也往往不及要點，因此面臨區域性大變革、甚至國際戰略轉型時刻，便對突發事件束手無策。

非洲的命運

　　十五世紀末歐洲發現非洲大陸之后，便致力于香料、木材、象牙、奴隸貿易。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十九世紀大機器的出現取代了對奴隸的依賴，便開始通過殖民地的占有，對其各種資源進行直接剝削。該過程不幸一直延續至今未見中斷。就西方世界而言，支配其跨國行動的思維方式不外兩種：一是工具理性，即人類具有支配自然界的絕對權利；一是主體思想，即受天主或圣靈青睞的族群具有優先、主導地位。

1995年在舊金山舉辦的“精英會議”上，美國戰略家布熱辛斯基為防止全球性的兩極化發展對西方造成沖擊而提出建議，要通過色情手段麻痹全球的80%邊緣化人口，使其失去斗志。其實，這位民主黨的智囊團領袖與共和黨的戰略思想家馬歇爾（Andrew Marshall）比較之下 ，還絕對算得上文明。（注20）

　　馬歇爾堅信目前人類處于資源戰爭和人口戰爭時代，且由于全球人口膨脹問題將對美國造成威脅，因此必須對資源豐富的國家人口加以控制。為促成美國的統治地位，舉凡第一次打擊、反導彈系統、電子戰、網絡戰等等，一切都在允許范圍。值得關注的是，他明確地把資源與人口聯系在一起，主張采取一石二鳥既減少人口，又占有資源的手段。環顧伊拉克、阿富汗、前南斯拉夫、剛果（金）、索馬里的處境，以及對伊朗、蘇丹施加的強大壓力，尤其是頻頻使用后患無窮、傷天害理的貧鈾彈、集束彈...，曝露其置人于死地的用心。

從非洲層面觀察，暫且不提殖民主義時代的種種，就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殖民地紛紛獨立以來，經受的最大創傷，便是各種形式的代理戰爭將民族主義社會精英摧殘殆盡。各個交戰團體為了取得充分武裝，不得不以出賣資源作為交換手段，于是一些社會精英即便抱著捍衛國家主權的初衷，卻在交易過程中，無意間蛻變為外國勢力的新代理人，而這些 “新發言人”積累的財富，又即刻改頭換面流入西方國家。這就難怪，諸如南非、尼日利亞、安哥拉這幾個非洲“最發達”國家的財富（3國出口量相當非洲整體的60%，遠超過南撒哈拉51個國家的總和），集中在極少數人口的手中；每年由非洲流失至西方的資產（或稱“洗錢”），更是相當債務與外援的總和。

　　近年來國際上出現 “血鉆”概念，意指國際社會應當抵制購買“以鉆養戰”的鉆石。嚴格說來，鉆石并非唯一養戰物資，以剛果（金）為例，幾乎所有參戰團體都是靠礦產來養戰，而且外流的俱是國際市場搶手物資。就此意義，剛果（金）本身就是個“血鉆”，國際社會該抵制的不是什么具體產品，而是侵略行為和代理戰爭。

慮及近數十年來非洲原料出口價格與進口商品價格產生50%的落價；通過自由貿易的擠壓，大批小企業紛紛破產；背負債務超過借貸額的4倍多；外來經援自1990年迄今減少40%左右。再以美國為例，每年資助以色列45億美元，而整個非洲只得6.8億美元，其中還包括給與東非“反恐”用途的1億美元，其境況之窘迫絕非難以想象。

非洲大陸與西方接觸的苦難罄竹難書，西方社會不僅對其加諸了物質性的破壞，改變了他們生活方式與行為模式（如衣著、飲食習慣與物資追求）。這些南北沖撞的后果，便是形成對國際市場的片面依賴，人口的邊緣化，生死線的模糊化。與其它地區發展中國家加以對比，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致命傷在于農業生產落后，因此任何動蕩均會導致饑荒與大批人口死亡。面對如此特點，中國的非洲政策應當是本著人文關懷和長遠考慮，致力于農耕基地建設，使其糧食生產自給自足。只要中國政府與企業意識到社會責任，同時拿出部分資金投入民生事業，以糧食基地取代軍事基地，非洲人民遲早會理解，與中國合作是條活路。此后即便局部關系一時受損，最終的選擇仍是中國。（完）2009/11/01

后記：

本文截稿后留下一個頗令筆者感到坐立不安的問題：“究竟1994年盧旺達死了多少人？死的是誰？”

萬幸的是，不及一星期，經方家提示，便從一篇10月6日已在多個網站發表的論文里找到了答案。美國密切根大學的兩位教授，Christian Davenport 和 Allan C. Stam，經過10年的努力，將其調查結果以《盧旺達究竟發生了什么事？》（What Really Happened in Rwanda?）為題，公布于眾。論文指出：1994年大屠殺發生前，圖西族人口大體為60萬；屠殺后，生還者為30萬左右。因此，在總共80至100萬死亡人口里，約計有30萬犧牲者為圖西族，而占多數的犧牲者應當屬胡圖族人口。如果按照“流行觀點”，那次是個胡圖政府屠殺圖西族的“種族滅絕”事件，那么，圖西族人口在劫后不會還有30萬人余生。換言之，即便殺了所有60萬圖西人口，也無法達到80至100萬死亡數字。

兩位作者根據國際刑事法庭所收集的 12000人口供取樣，以及加拿大軍方與美國中情局繪制的1994年盧旺達軍情地圖，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圖西反叛軍、胡圖政府軍、胡圖民兵、亂民均參與了濫殺行為，且由于混亂間無從辨別各個群體的形態特征，亂殺行為居多。除此之外，該篇報告也把圖西政府對其調查的惱羞成怒，以及國際刑事法庭負責人的不合作態度作了詳細描述。接觸到這份報告，筆者頓感如釋重負。2009/11/07

注1：Rwanda: No Conspiracy, No Genocide Planning ... No Genocide?  by Prof. Peter Erlinder, Global Research，January 24, 2009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11997

注2：有關聯合國如何壓制格松尼的報告，和反叛軍的濫殺行為，可通過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記錄http://www.rwandadocumentsproject.net/gsdl/cgi-bin/library   Military I： Exibit DK 112，DK 259查閱。除了安南之外，加利秘書長，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緒方 貞子（Ogata）與美國政府均參與掩蓋事實活動。見Commonwealth Human Rights Initiative Report 2009年8月，33頁；以及，Military I： Exibit DK 258。

注3：同上，納吉吉馬納的口供Military I： Exibit DK 112。

注4：他也是法國法官下令通緝的涉嫌于1994年殺害旺達總統的恐怖分子之一。

注5：《紐約時報》1999年8月16日

注6：根據非政府組織“國際營救委員會”（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的調查，自剛果戰爭爆發起，死亡人數達540萬。

注7：讀者只消在搜索器鍵入Kibeho、Byumba、Bukavu、Nyakinama、Kayonza、Kibuye、Gisenyi、Ruhengeri、Kibongo、Abacengezi、Gitarama、Butare、Gikongo或Mutara，便可查詢到許多國際援助機構或中立機構的現場報道。Kibeho遭屠殺的難民人數最低估計為4000人。圖西軍隊的負責人為Fred Ibingira，與卡加梅同時在美國軍營受訓。據同一Commonwealth Human Rights的報告（見注2），由卡加梅部隊直接殺害的人數即達50萬之多。

注8：參見www.hrw.org/background/africa/rwanda/13101）

注9： 8.9.2009 taz Nr. 8982 Ausland, FRANÇOIS MISSER S. 11

注10：2.9.2009 taz Nr. 8977 Ausland , DOMINIC JOHNSON S. 10。

注11：路透社，2000年2月17日

注12：2007年12月22日明尼蘇達大學曾對胡利根進行采訪，始將此內幕揭露。胡里根的調查報告一直為檢察總長阿博爾扣押，直到2006年才納入正式記錄。

注13：Hartmann, Paix et chatment: les guerrew del la politique (2007 Flammarion, Paris) 。Hartmann 曾擔任德爾蓬特的新聞助理，其專著對事情經過有詳細介紹,但卻因此被控告“泄漏法庭機密”。德爾蓬特也有專著（Madame Prosecutor：Confrontations with Humanity’s Worst Criminals and the Culture of Impunity, 2009）揭發整個事件，其中，既提到1994年卡加梅部隊侵略時，曾悉數消滅了全國天主教領袖；也提到美國情報單位向盧旺達情報局提供設備，監視刑事法庭的一舉一動，甚至直接阻撓調查工作…然而，瑞士政府竟然施加壓力，禁止她在瑞士公開介紹自己的著作。同時參見：Newsweek Web Exclusive， Feb 27，2009

注14：Spain judge indicts Rwanda forces, BBC News, 2008年 2月6日。

注15：Oil and War: The Case of Elf in Congo and Angola ，Jean-Francois Medard

http://www.10iacc.org/content.phtml?documents=117&art=105

注16：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Military I審訊記錄，載有弗萊頓的口供記錄。

注17：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審訊記錄，Military I。載有達耶爾的供詞。2006年3月10日卡加梅手下軍官Abdul Ruzibiza的口供（Exhibit 218）揭示，總統座機遭擊落前的幾個月，其部隊已堆積軍火，為進兵作準備。

注18：其它利益相關的重要人物，如Maurice Tempelman， George Forest，Louise Michel，Sam Jonal，Philipe de Moerloose， John Bredenkamp，以及美國人權組織如何與政府積極配合，可上網參閱America's War in Central Africa，by Keith Harmon Snow。

注19：Stephen M. Speakes, Lt. Gen., 2008 ARMY MODERNIZATION STRATEGY, 25. July 2008, Department of the Army, Washington D.C.

注20：馬歇爾也是Rumsfeld、Cheney 、Perle、Wolfowitz的“教父”。

參見：USA errichten AFRICOM, Pentagon plant Strategie fuer Rohstoffkriege - Von F. William Engdahl, 31.10.2008 

http://www.politonline.ch/pages/news_pdf.cfm?newsid=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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