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西化”、“分化”中國的“十條誡令”說開去 
流波 

（八前年的文章今天讀來仍然震聾發聵）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從未停止過對 新中國的“西化”、“分化”活動，美國中央情報局（以下簡稱中情局）是從事這一陰謀活動的“急先鋒”。早在1951年，中情局就于其 絕密的“行事手冊”中開始制定專門對付中國的條文，以后隨世界局勢的變化和美國利益的改變而不斷修改，至今形成十條，其內部代號為《十條誡令》。其主要內容轉述如下：

    第一，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并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共產主義教育。為他們制造對色情產生興趣的機會，進而鼓勵他們進行性的濫交。讓他們不以膚淺、虛榮為恥。一定要毀掉他們一直強調的刻苦耐勞精神。 

    第二，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宣傳工作，包括電影、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布。只要讓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了一半。

    第三，一定 要把他們青年的注意力從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于體育表演、色情書籍、享樂、游戲、犯罪性的電影，以及宗教迷信。

    第四，時常制造一些無事之事，讓他們的人民公開討論。這樣就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種下了分裂的種子。特別要在他們的少數民族里找好機會，分裂他們的地區，分裂他們的民族，分裂他們的感情，在他們之間制造新仇舊恨。

    第五，要不斷制造新聞，丑化他們的領導人。我們的記者應該找機會采訪他們，然后利用他們自己的言辭來攻擊他們自己。

    第六，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傳揚民主。一有機會，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無形，就要抓緊發動民主運動。無論在什么場合，什么情況下，我們都要不斷對他們（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權。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斷地說同樣的話，他們的人民就一定會相信我們說的是真理。我們抓住一個人是一個人，我們占住一個地盤是一個地盤，一定 要不擇手段。

    第七，要盡量鼓勵他們（政府）花費，鼓勵他們向我們借貸。這樣我們就有十足的把握來摧毀他們的信用，使他們的貸幣貶值，發生通貨膨脹。只要他們對物價失去了控制，他們在人民心目中就會完全垮臺。

    第八，要以我們的經濟和技術優勢，有形無形地打擊他們的工業。只要他們的工業 在不知不覺中癱瘓下去，我們就可以鼓勵社會動亂。不過我們表面上必須非常慈善地去幫助和援助他們，這樣他們（政府）就顯得疲軟。一個疲軟的政府，就會帶來更大的動亂。

    第九，要利用所有的資源，甚至舉手投足，一言一笑，來破壞他們的傳統價值。我們要利用一切來破壞他們的道德人心。摧毀他們自尊自信的鑰匙，就是盡量打擊他們刻苦耐勞的精神。

    第十，暗地運送武器，裝備他們的一切敵人，以及可能成為他們敵人的人們。（1）

    從這些內容可以看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共反華勢力西化分化中國的狼子野心和卑鄙行徑是何其毒也！蘇聯解體、東歐崩潰之后，西方更是加速了西化分化中國的圖謀。美國政治智囊庫——蘭德公司在1999年6月向美國政府提出了對華戰略分“三步走”的新方略：

    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國，使中國的意識形態西方化，從而失去與美國對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敗或成效不大時，對中國進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對中國戰略上的合圍，包括地緣戰略層次和國際組織體系層次，以削弱中國的國際生存空間和戰略選擇余地；第三步是在前兩步都不見效時，不惜與中國一戰，但作戰的最好形式是美國不直接參戰，而是支持“中國內部謀求獨立的地區或與中國有重大利益沖突的周邊國家。”小布什一上臺就加緊了這一對華戰略的實施，就任總統不久就急匆趕往中情局 蘭利總部視察打氣，高度贊揚中情局在冷戰時期為美國的利益做出了巨大貢獻，在冷戰結束后的今天，“需要每個人發揮工作熱情和獻身精神，為美國的利益承擔更大的職責。”并強調說“中國是最令美國 感到不安的國家”，“中國應該成為中央情報局日常工作中的重點”，就此加緊了“和平演變”中國的進程。

    面對如此險峻的局面，中國還能放松警惕嗎？中國人還能掉以輕心嗎？下面我們來剖析一下這個“陰毒無恥”、“卑鄙下流”而又“極其可笑”的“中國十誡”。“中國十誡”中的前三條和第九條主要是要從政治上、思想上、精神上對社會主義中國的青年進行西化分化，通過電影、電視、廣播、書籍、游戲、宗教、迷信等一切盡可能的手段來宣傳資本主義最腐肉的東西：色情、私欲、享樂，用物欲來引誘我們的青年和不惜利用所有的資源甚至是“舉手投足”“一言一笑”來敗壞社會主義中國的優良傳統和摧毀社會主義中國的偉大道德精神，使中國的青年向往資本主義的生活、教育，不以膚淺、虛榮為恥，沉湎于黃、賭、毒而不能自拔，然后毀掉他們身上的最后的一點自尊與自信而走向精神的“死亡”，以便摧毀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最終消滅共產主義。

    第七條和第八條是明確要從經濟上特別是從金融、借貸上設置陷阱來搞垮中國，通過貸款、股票、證券、融資、合股等現代經濟手段來達到控制中國的資金，擾亂中國的經濟秩序，造成人民幣的貶值，引起社會動蕩，以便乘機顛覆中國。上個世紀末的亞洲金融危機還讓人記憶猶新，好在當時的中國還置身于那個“美妙”的經濟、金融陷阱之外，從而輕松的避免了諸如馬來西亞、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金融災難。前蘇聯、東歐的奔潰與西方在經濟領域的猖狂進攻密切相關，其中，“金融惡徒”、“流氓政客”索羅斯“功勛卓著”。索氏自稱他一直在為改變共產主義制度而奮斗，希望這一進程更快、更徹底，以便盡快地在全球建立起“自由資本主義世界”，這是一個多么堅定的資本主義者的誓言！索羅斯打著人道主義的幌子，設立“開放的社團”基金，用于資助原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持不同政見者：

    1984年，該基金會首先打入匈牙利，1987年，打入原蘇聯后又打入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烏克蘭、立陶宛、愛沙尼亞、羅馬尼亞、保家利亞等23個國家，惟獨沒能打入中國。索羅斯基金會以資助文化和藝術活動為名，向社會主義國家的青年傳播、散布、灌輸反共產主義、反社會主義制度的意識形態，公開支持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現行政府的電臺、電視臺、報刊等宣傳機構并為其提供各種形式的資助。這個罪惡的基金會在南斯拉夫煽動民族和宗教糾紛，在阿爾巴尼亞支持民族分裂活動，在烏克蘭收買國家高級領導人為索羅斯基金會的代言人，在俄羅斯幫助和發展所謂的“民主機構”和“民主運動”．．．．．．無怪乎美國前副國務卿塔波特說：“克林頓政府將索羅斯視為一項國家的資源和寶藏，美國政府和索羅斯合作就如同和一個友好的獨立盟邦合作。我們和德國、法國、英國，再加上索羅斯，對前共產黨國家開展同步的工作。”（2）也無怪乎一項對西方不買帳的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爾稱索羅斯為“頭號惡徙”、“流氓投機客”，他憤怒地揭露西方的丑惡行徑，“這次東南亞金融危機，乃是美國對我們在抵制緬甸問題上合作而施加的懲罰，這是個國際陰謀”，“投機炒作東南亞貨幣，所傷害的乃是那些最需要被保護的窮人。我們努力了三四十年，才將經濟發展到現在的水平。但他們只用不過兩個星期，就毀掉了我們的一切努力。”“現在的國際上說全球化、資訊時代、開放市場、開放社會，但他們的市場我們能進得去嗎？一切都只是單一的流動。跨國公司壟斷全球，8 個國家就決定我們的貨幣要重新評估，卻要我們付出代價。如果我們不滿，他們就踐踏我們。”（3）這就是活生生的現實，這就是是活生生的教訓，可許多中國人還沒有警醒啊！

    第四條和第六條，是講要從民主和民族這兩把雙刃劍入手，利用他們慣用的技倆，高喊“民主與人權”的口號，手持“民族與宗教”的魔杖，妄圖在中國制造極端民主自由化運動和形成民族分裂的態勢，以便最終肢解中國。在這里，一個黑白顛倒的認識問題確歸功于西方“一定要不擇手段”的宣傳：現今，還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一些國家的思想、理論界對資本主義的“個人民主”不只是認同，而且是崇拜得五體投地，左一個西方發達國家是“民主”國家，右一個西方發達國家是“法制”國家，而真正讓廣大勞動人民翻身當家做了主人的社會主義國家倒成了“獨裁”、“專制”的“代名詞”，且這樣的認識已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們特別是知識界、青年學子的“基本政治常識”，這是社會主義法制怎樣的失敗與悲哀呢？！果真是“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斷地說同樣的話，他們的人民就一定會相信我們說的是真理”了！這也是今天法制建設的現實與法制理論之間的矛盾始終解不開的結癥所在。同時，西方死死抓住所謂的“西藏問題”企圖將其從中國版圖分離出去，慫恿“泛突厥主義”者在中國新疆策劃“東土耳其斯坦”的陰謀，“民運”、“藏獨”、“臺獨”、“邪教”分子糜集在西方反共反華勢力下狼狽為奸，沆瀣一氣，攪得“周天寒徹”。

    第五條是從攻擊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入手，來摧毀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主義信念、道德準則、優良傳統。對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來說，毛澤東是最敢于和最善于跟弱肉強食的邪惡勢力進行堅決斗爭的人民領袖。他站在歷史的高巔洞察世界，嫻熟地運用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于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他以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的膽略與氣魄縱橫捭闔，凝聚起中華民族和全世界勞動者的正義與勇氣，讓帝、修、反膽寒而無產階級卻歡欣鼓舞。正因如此，冷戰結束以來國內外反共反華勢力因畏懼他而更加大了咒詛、詆毀、中傷他的力度。他們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一方面國際反共反華勢力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進行直裸裸的否定，而國內的反共右傾勢力則遙相呼應，打著“反思”反“左”與“改革”的旗號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進行徹底否定進而到否定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此來徹底否定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最終達到在中國削滅共產主義。他們在放肆歪曲攻擊詆毀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前三十年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同時卻還假腥腥地稱贊中國開放以來的改革成就，他們知道，只要哄蒙輿騙讓中國的改革開放之路沿著他們所設想的進行，中國步蘇聯后塵是遲早之事，這才是他們真正關心之所在。而當資產階級的資深政治家們詢問中國的“私有化”搞得怎么樣了之時，老布什對“中國沒有搞私有化而是搞的股份制”會心的微笑說那都是“一回事”，后來的結論竟是一種共識兩種不同的表述。如果我們的某些改革開放之舉到了連資產階級政治家都認同是“一回事”的時候自己卻還在沾沾自喜，則請問我們究竟在干些什么？！同樣，中國的貧富差距就算沒超出國際基尼系數也肯定是已接近了這個系數，這是一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貧富警戒線，可一些人總是對中國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漠視無睹，輕描淡寫，在這些人的感情里、心頭上，哪還有勞動人民的一席之地！

    第十條是要武裝一切反華反共的敵人，一旦時機來臨，便要蠢蠢欲動，興風作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共反華勢力發動侵朝戰爭將戰火燒到中國的鴨綠江邊，被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打得焦頭爛額，使狂傲不可一世的美國二百年來第一次償到了戰敗的滋味。搗亂，失敗，再搗亂。朝鮮戰爭后，帝國主義加緊了從軍事上包圍封鎖中國：與蔣介石合謀反攻大陸，勾結達賴策動西藏叛亂，對日本軍國主義采取明抑暗揚的做法，支持與我國南海有領土之爭的東南亞國家占我海礁霸我海島．．．．．．所有這些軍事威脅都與帝國主義從政治上思想上演變亡我的圖謀相輔相成。如果說冷戰結束后我國抓住了發展的時機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相對起經濟的發展來我們在軍事上卻有了不應有的松懈。特別是1999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和2001年美國偵察機在我南海撞毀我戰機還不請自降我機場后，該是中國在軍事上高度警醒的時候了。中國應該有自己的航母，有更接近世界一流甚至超一流水平的軍事尖端武器，這并不會象有些人所說的就會妨礙了經濟的發展、現代化的進程。試想想，中國今天的社會一天不知要偷稅漏稅多少？一年的低水平無計劃重復建設所花費的國家錢財又是多少？無序經營亂開亂采所糟蹋的國家資源又是多少？有錢、有勢者一天燈紅灑綠的花銷是多少？在一些不良的理論和規則指導下的國有資產不知要流失多少？夠了，這其中隨便哪一項省一點只要幾年隨便不說一艘就是幾艘航母也出來了。不是嗎？1993年，我國公款購車達900億人民幣，按當時的匯率約合200億美元，可以制造兩艘核動力航空母艦哩！（4）

    “十條誡令”無疑讓人感到十分震驚，但中國潛伏著的嚴重問題還在于，國內外反共反華勢力在加緊歪曲、否定黨的歷史、共和國的歷史，在加緊攻擊、謾罵黨的領袖、共和國的偉大開拓者之時，而我們自已的一些思想理論在“自我否定式”的反思中甚至比其走得更遠、更有過之無不及。近二十年來中國的某些思想、理論、宣傳、教育等諸方面可以說是多管齊下，共造思想認識的“輝煌”：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前三十年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進行著深度廣度的否定，對中國人民最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進行最廣泛的甚至是肆無忌憚的詆毀。而這樣做的惡果是極端危險甚至是致命的：“八九風波”是直接驗證，蘇聯解體東歐奔潰是類此驗證，而再下去的驗證就必將導致亡黨亡國，這決不是危言。克林頓不是在北約轟炸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后就在美國國會發表秘密講話稱中國“本應該在10年前就已分成7個國家”了嗎？陳水扁作奸日本說只要把中國分為7截就沒有“中國威脅論”了嗎？既然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前三十年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除第一個五年計劃還留有點余地外幾乎要遭全盤否定是糟糕的可憎可恨的歷史，有的被貶曲得比萬惡的舊社會還要“萬惡”，而“文化大革命”則甚至被描繪成了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如此一來，還打倒蔣介石干什么？還推翻舊社會干什么？資本主義則肯定是人間天堂了！國內外反共反華勢力看到原本老練的對手現如今卻一個勁地自己往自己臉上抹“黑”、摑“耳光”，“自我否定式的反思”比起他們的“無端攻擊”來還著實要“深刻深入”了許多，這就好比昏了頭的人拿刀子猛扎自己的要害而不覺，敵人豈有不心花怒放的道理？

    就說“文革十年”這段特殊的歷史，也必須辯證地歷史地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肯定是要堅決擯棄，但“文化大革命”畢竟又是黨的領袖親自發動的一場旨在“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維護黨的純結性和尋求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5）的相對有組織有紀律的群眾運動，它把革命的原則和正氣推向極至自然也就傷害了不少人，它的“亂”與資本主義自由化、私有化制度下的私欲、利已和無序狀態下所產生的殺人、放火、搶劫及黃、賭、毒、黑、假等社會混亂是迥乎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文化大革命”又是一段客觀的時間存在，國家的經濟建設取得了長足發展。1976年糧食產量達到5，726億斤，比1965年增長1，835．6億斤，十年中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速度為3．3%；1976年工業總產值達3，15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65年增長172．6%，平均每年增長9．5%。十年間，我國的能源、鋼鐵、機械、化工、電子、基礎設施建設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已基本形成。科學技術獲得了豐碩成果：雜交水稻、人造衛星及回收、核技術、運載火箭等尖端技術有了突破性發展。七十年代初還打破“緊冰”，開始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先進設備和技術有利的推動了工業的發展；同時外交上也開始打破“冷戰格局”，與美國握手言和、加入聯合國、中日建交，到七十年代中期，與我國建交的國家從七十年代初期的五十幾個迅速增加到一百一十幾個，為今天改革開放奠定了良好的國際環境。因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并不是連共和國的這十年都一并的要否定了，把這特殊的“十年”說得一無是處也實在是沒有道理！毛主席講敵人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可曾幾何時敵人變聰明了而我們卻不斷地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呢？！

    如果再順著這條思路走下去，共和國的光輝歷程就只剩下改革開放的二十年了。這二十年分析開來又會是怎樣的呢？毫無疑問，中國是“冷戰”結束后世界上最大的資本開拓市場，這對以贏利為目的的資本投資來說是前景誘惑而無法抗拒。我們因勢利導，本著“你賺錢，我發展”的思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但改革開放是“冷戰”結束的歷史必然，不能以此來反詰以前為什么不搞改革開放？因為以前沒條件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封鎖、制裁、威脅你而你只能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更不能以此來否定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偉大成就。為什么？首先，前后者的發展環境完全不同，前者被發達資本主義所包圍以自身力量從非常落后的階段靠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艱難起步快速發展；后者在前者近三十年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基礎上再充分吸納發達資本主義的資本技術迅速改變模樣發展開來，兩者發展的起點、條件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甚至可以說是前者以艱苦的努力、斗爭、犧牲才換來了后者良好的發展環境，怎么能反過來對前者進行貶曲、詆毀或還加冷嘲熱諷呢？其次，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本身充滿艱險是在探索與創新、失敗與教訓中的前進。站立起來的中國人民爆發出無窮的力量，第一次以無可爭辯的事實論證了走向集體、走向公有、走向社會主義道路是解放生產力前所未有的動力，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比所有起飛時的發達資本主義都快，且所有這些巨大成就都是在“冷戰期間”受到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政治上包圍、經濟上封鎖、軍事上高壓的險惡環境下取得的，斯間許多難以抗拒的因素使這些偉大時代更具有其悲壯性而更應受到尊敬而不是詆毀。其三，事實求是的看，共和國五十年，無論期間發生了什么，基本還是每一個十年比上一個十年都會有一個巨大的進步，這是發展的基本趨勢。而后二十年的發展從條件上來說有了一個“一方要賺錢，一方要發展”的雙贏選擇，這種雙向良性的合作必然帶來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如果在這里還有個后者要來否定、冷笑前者的話，這不是對歷史的褻瀆又是什么呢？其四，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之所以表面上對改革開放大加褒獎之詞，其用意在于先是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前三十年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再據今天的社會現狀對后二十年來的改革開放進行攻擊，以此來搞亂社會主義國家的思想、陣線，最終達到顛覆、演變中國的目的。

    如果說否定前三十年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已完全達到了目的——因為我們的“反思”比起他們的“誹謗”來甚至還有過之無不及，且這種宣傳教育已經深入人心——特別是在新一代的青年學生、輕年朋友中已成為了對黨所領導的改革開放前我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基本認識——大躍進、人民公社、反右、社會主義教育、文化大革命有哪一樣沒被淋漓盡致地加以否定？還有“社會主義改造”、“三反五反”甚至一些“反思”者對“抗美援朝”都進行“質疑”，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共產主義者在那樣險惡環境下所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艱辛努力、探索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反而成為了今天許多無知肆意者們嘲笑誹謗的對象——“自殘”至此，后果危殆的話；那么，后二十年來一些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幾乎絕跡了的許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東西又紛紛引進、泛起，在人們走向“自私自利”價值觀、向往自由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和打著“反思”、“反左”、“開放”的外衣其實質卻為歪理邪說甚至是直裸裸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理論的喧嘩與實踐中，黃、賭、毒漫延開來，打、砸、搶、殺等惡性事件呈上升之勢，自由化市場下所必然的假、冒、偽、劣汪洋恣肆，喪失了偉大思想信仰下的封、資、修思潮與迷信泛濫成災，社會整體氛圍下的官員腐敗愈演愈烈，一批暴富先寵者花天酒地一擲千金，廣大者面對不穩定的政策、就業、保障和人為的不良竟爭人心惶惶，社會弱勢群體慘況進一步惡化，干群關系逐步緊張，黨和政府的作用在“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的理論指導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實際操作中進一步消弱．．．．．．這時的國際國內反共反華勢力勢必進行搗亂，這個火候到來之時他們的動機就不再是否定、“埋汰”你做得好不好的問題了，而是要乘機混亂中國以覆之，屆時悔之則太晚矣！

中國——警醒吧！中國人——警醒吧！

（1）（轉引自2001年《環球》第9 期文章：《中情局“中國十誡”》）
（2）（3）（4）（參見《中國問題報告》，金鑫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第281、283、236面）
（5）（參見《回眸：共和國的５０年》，第４３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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