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瑞•奧爾森（Per Olsson）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瑞典支部

從戰火紛飛的中東地區到積貧積弱的非洲大陸，從血汗工廠的中國印度到遍地貧民窟的拉丁美洲，數以億計飽受盤剝和壓迫的勞苦大眾中，流傳著關于北歐福利國家的”童話”:沒有貧富分化，人人安居樂業，政府廉潔民主；人一生從搖籃到墳墓都具有最穩定的保障。國家會承擔全民福利–全面就業、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廉價住房和便利公共服務。在國際上左翼力量和前斯大林主義（所謂共產主義）國家的群眾中，也經常可以聽見關于北歐國家政治和經濟模式的討論。尤其是針對瑞典，它是否代表了一種”社會主義模式”? 或是否是一種可以取代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社會模式? 作為一位資深的馬克思主義者，瑞典正義社會主義黨（Rattvisepartiet Socialisterna）-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瑞典支部的派瑞-奧爾森（Per Olsson）撰寫本文剖析所謂”瑞典模式”和其殘存的陳跡。作者憑籍自身數十年來的切身感受和理論認識，對瑞典社會、政治和經濟各方面的變遷進行了精到的分析。痛苦的現實戳穿了童話的謊言。在舊的工人政黨和工會徹底蛻化和官僚化后，瑞典工人階級運動步入低潮，曾經斗爭獲得的改良成果和社會進步終于化為烏有。在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浪潮面前，瑞典的社民黨和工會更是從步步退讓到甘為資本主義的”馬前卒”。改良旗幟下的”社會主義”本就是子虛烏有，一時稱羨的”福利國家”終也支離破碎。瑞典政治近三十年右傾的歷史提醒著新殖民世界的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一個最基本的事實：

假如沒有工人階級最廣泛的團結和警醒的政治覺悟，沒有以民主的方式牢牢掌握住工人階級的政治工具：工人政黨與工會；那么即使曾經到手的一點改良成果也會很快喪失。正如列寧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者承認爭取改良的斗爭，即承認爭取改善勞動者境況的斗爭…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爭取改良和利用改良，但同時，無論在宣傳、鼓動，還是在群眾經濟活動等等方面，任何超出改良主義范圍的做法他們都不橫加指責，而是予以支持，關切地加以發展。”

瑞典執政的右翼政府在其網站上明確宣稱”瑞典一直以來就是穩定的市場經濟”。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根據公有制為生產基礎，工人控制和管理，社會平等和民主的計劃生產等社會主義的基本要素來說，瑞典從來就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瑞典既沒有建立一套”混合經濟”模式也沒有提供所謂的”第三條道路”–假如存在著這種可能既非資本主義也非社會主義的選擇的話。然而，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由于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的經濟繁榮和本國廣泛的工人運動，瑞典確實創建了一套相對完善的福利制度，并成為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楷模。通過稅收等再分配手段所取得充足的公共福利資金得以提供首屈一指的高度發達的教育制度、世界一流的公共醫療體系、養老保險制度、幼兒保育體系，以及其他各種社會福利和保險措施。雖然”福利國家”一詞事實上早在20世紀30年代已在國際上廣為應用，但60年代”福利國家”的建立和社會和諧的現實確實使得”瑞典模式”蜚聲海外。

但是這種瑞典模式對于今天來說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在2003年的報導，”20世紀70年代那段輝煌的歲月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在當時從搖籃到墳墓的‘瑞典模式’曾經被整個世界視為現代和進步的典范。”

如今，大多數資本主義評論家都同意‘新的瑞典模式’是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其他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他們還指出，這些方法正是20世紀90年代初瑞典處置銀行業危機的手段。簡而言之，現在的瑞典模式是資本主義制度使用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成功”范例。
“假如說今天的瑞典是社會主義社會是相當離譜的說法。事實上在一些部門和行業內，瑞典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比美國走得更遠。瑞典已經成為了私有化的實驗室”，瑞典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y）人類學教授布賴恩-帕爾默（Brian Palmer）如此評論。自由主義者前瑞典駐美國紐約總領事歐萊-威斯特拜瑞（Olle Wastberg）夸口說道：”在許多領域內，，我們（瑞典）相比其他歐洲國家甚至美國，都擁有更多的私人企業。如目前瑞典80%的新建學校都是由私人運作的，另外鐵路和地鐵也多由私人公司控制。”

20世紀70年代中期經濟繁榮的結束也標志著舊的瑞典模式的終結，但事實上在經濟陷入停滯前幾年，福利模式已經開始停止發展。瑞典的資本主義制度極大程度上受益于一個事實，即在二戰結束時瑞典的生產力仍然保持完好–因為瑞典沒有直接參戰，與納粹德國一直保持友好關系。瑞典資本家在戰爭期間獲取巨大利潤。德國曾經是瑞典的主要出口市場–來自瑞典的鐵礦石和滾珠軸承多年都是希特勒的戰爭機器必不可少的原料。但是當納粹德國即將失敗的形勢變得明朗的時候，瑞典的資本家們也開始轉向盟國銷售各種貨物以贏得保護來應對斯大林控制的俄羅斯的快速發展。戰爭結束時，在全球范圍內出現了對貨物的巨大需求–如鋼材、鐵礦石和木材等–這使瑞典公司可以繼續取得豐厚的利潤。在20世紀50年代初，瑞典成為當時歐洲最富有的國家。

在1950至1975年的資本主義經濟‘黃金時期’，全世界的生產和市場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長；當時瑞典的經濟發展以年均4%的速度在遞增。然而，早在世界經濟到達頂峰的時候，瑞典資本主義經濟已經開始停滯不前；與此同時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正在趕上或超過它。1965年之后，瑞典經濟在世界市場上的份額已經開始下降。

與瑞典主要的資本主義競爭對手相比，20世紀70年代瑞典經濟處于相對緩慢的增長之中，并遭遇了一系列產業危機。瑞典造船行業在1975年時曾經是世界第二大規模的，但在隨后幾年出現了全面崩潰，紡織工業也是如此。在整個70年代，瑞典幾十年來第一次經歷了低于西歐其他國家的年增長率。

盡管這樣，”福利國家”的制度仍然在繼續擴大。這其中的原因在于：工人斗爭的重新覺醒，整個社會中勞工運動的權重增加，以及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后的政治激進化。同時大量的女性工人加入到社會工作也增強了勞工運動的力量，并使之變得更激進化。事實上，正是在這一階段，”福利國家”也達到其頂峰狀態。資本家被迫接受在工作場所進行改革，將更多的權利讓渡給工會，例如，當時制定了《協同決策法》（MBL-工會與資方通過集體談判確定工資條件）、《工作環境法》和一部新的就業保護法等。，此外，逐步建立起公共育兒體系，進步的父母育兒假期法案也得以實施。

但是有眾多跡象表明資產階級已經認為他們做出了過多的讓步，時間應該倒流回去。雖然社會和平的時代已經結束，但勞工領袖們仍然固守 “實現人性化資本主義制度”的幻想，可以經濟層面和物質基礎為條件的古典改良主義和階級合作早已不復存在。1980年，瑞典統治階級試圖明確劃定改良的界線，在工人組織罷工抗議后，進行了雇主反罷工停業活動，但這次資本家的進攻失敗了。由于在經濟行業領域的失敗，統治階級轉向了政治舞臺。資本家和小資產階級在傳統右翼政黨的支持下發起了一個反對”工薪族基金”的敵視運動。”工薪族基金”計劃本身對于資本主義制度其實是無害的，這是由瑞典工會聯合總會（LO）于1976年發起的活動，試圖通過員工購買股票的方式來影響公司的運行。而且，工會聯合總會的最初構想已經在實踐中被淡化了。瑞典資本家并非是針對”工薪族基金”計劃本身，而是希望以此來反對社會主義的總體思路。統治階級的進攻得到了回報–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s）和工會聯合總會（LO）領導層屈服了，這一行為再次證明他們并沒有決心真正挑戰資本主義制度和其私有制下的生產與分配方式。

同樣，有時在瑞典被稱為”混合經濟”的模式從未將公共所有和私人擁有的公司進行合并運行。事實是瑞典的國有經濟成分比許多其他國家的比重小，而且國有企業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廉價能源、進行基礎建設、為以壟斷經濟為主導特征的行業進行前期研發（R＆D），同時完善的福利制度和社民民主黨政府將為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大提供必要的政治保障和社會穩定。

瑞典的資本集中程度可能要比大多數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要嚴重。正如2004年7月12日《金融時報》一篇關于瑞典瓦倫堡家族（Wallenberg Family）及其商業帝國的文章中提及的，”這個家族企業在歐洲可算是少數首屈一指能影響本國商業的家族…”，瓦倫堡家族一度控制了斯德哥爾摩證券交易所中所有上市公司總市值40%的股份。

即使瑞典一位極端傾向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彼得-施泰因（Peter Stein）也承認，”雖然在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中國有化是個基本原則，但這從來沒有得到實施。直到1970年，政府在制造業中控制的企業份額不過是總數的5%。國家所有權和管理權是以專業的商業意識作指導的，并非由政治因素所決定”。（彼得施泰因（Peter Stein）：《瑞典：從資本主義的成功到強化的福利國家模式》（Sweden: From capitalist Success to Welfare – State Sclerosis），1991年9月10日）。

國有化從來沒有成為和”一個基本原則”。社會民主黨在這個國家執政近40年–從1930年至1976年–卻幾乎沒有國有化任何行業。而存在的一些國有企業也幾乎都是私人公司的鏡像，這反映出社會民主黨和工會領導層到底希望要的是什么模式。而公司董事會中工會代表的作為更像是股東權益的維護者，而不是工人的代表。成為公司董事會成員一直以來是工會領導人得到額外收入的管道，但對此卻沒有任何來自基層的控制和對資本主義方式的抵制。工會代表幾乎總是與老板們站在一起。最近的有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金屬工人工會的領導人歐萊-路德維根生（Olle Ludvigsson）從1998年起一直擔任沃爾沃（Volvo）董事會中的工人代表。2009年在公司決定裁員數千人的情況下，他竟投票支持公司大幅提高股東的分紅標準。

工會聯合總會女主席旺嘉-倫德比-威登(Wanja Lundby-Wedin)投票支持將一個龐大的退休金項目發包給瑞典AMF養老基金公司。而正是該公司由于在持有資產上的巨大虧損而將養老金給付標準降低的。當這一消息在2009年春季為公眾廣為知曉的時候，民意調查顯示90%被調查者希望倫德比-威登辭去工會聯合總會主席的職務。作為數家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她每年可以額外得到50萬瑞典克郎（約50萬元人民幣）的收入。

然而，從1982年當選的社會民主黨政府開始與原先的社會民主黨政府有許多方面的不同。首先，它使瑞典克郎貶值（以降低勞動力成本），不進行任何重大的社會改革–在當時”改革”這一詞仍然具有其原有的進步的含義。其次，在其政府任期即將結束時1985年5月，社會民主黨面對來自于公共服務部門工人罷工反對政府提出的工資上限的挑戰。從這時開始表明工人和社會民主黨的關系出現新的變化。

也是從這一年開始全國性的基層工人運動開始出現；將工會活動分子聚集在一起。這是幾十年來第一次嘗試以有組織的形成反對工會聯合會領導人的政策和間接反對社會民主黨政府的政策。1986年，令人尊敬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和瑞典首相奧拉夫-帕爾梅（Olof Palme）被殺害，暫時性地中斷了工會的激進化和對社民黨的反對。工人和青年們對于社會民主黨的看法開始改變，勞工領袖的權威也開始日漸削弱。”我們認為社會民主主義不復存在了”，這是那些日子里人們經常說的一句話。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了未來即將發生的大事件的先兆。就成員的數量、影響力和權重來看，瑞典的勞工運動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勞工運動之一。一度超過85%的瑞典勞動力是有組織的工會成員，最高紀錄是1986年的86%。自那時起，工人中工會成員比率開始下降，尤其是在2006年以后，現在工會會員比例是71%，假如目前的趨勢得不到扭轉的話，到2025年工會會員比例將只剩下61%。

在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工會能夠提供不斷增加工資和為所有人提供工作。雇主、勞工領袖和社會民主黨政府幾乎是并肩工作以推動經濟增長。集體談判成為當時發展的基石，正如工會聯合總會（LO）在其發行的宣傳手冊中所提到的，”發展出了一整套集中統籌的工資談判制度。從50年代到80年代，工資談判是工會聯合總會（LO）和瑞典雇主聯合會（SAF）協商。當時全國各工會都會進行整體協調針對勞動力市場的各部門參與建立一個普遍適用的工資框架”。

但也從那時起，瑞典的工資談判發生了變化。今天，每個工會都需要直接與資方進行談判，他們談判所達成的充其量只能保證該行業中工人最低工資的增長–而最終的具體增長幅度取決于某一工作場所乃至個人談判的結果。這一去集中化和所謂”個性化”的工資談判削弱了集體的力量，并不有利于工人。

但是，這樣的工資協議卻對于所有的工人都具有約束力。自1928年以來，法律就規定一旦工資協議達成并簽署，通常以兩年或三年的時間期限，假如發動罷工將成為犯罪行為。這就意味著工會將為之支付巨額罰款（隨著時間的增加，罰款金額也會增加），這對于其下屬的地方工會支部也是如此；只要在協議規定的時間框架內工會組織進行罷工或者僅僅是口頭支持罷工就已經觸犯了相關法律。而假如工人進行非工會組織的非法罷工則不僅會面臨罰款，而且可能被開除。簡單來說，一旦勞資協議達成，罷工就遭到禁止。

在過去的20年里，瑞典勞工法律也變得越來越具有壓制性：提高非法罷工的罰款、延長了罷工前的通知期、設置政府機構（國家調解辦公室）進行強制仲裁、而且該機構還擁有推遲罷工和工業行動的法定權力等。所有這些措施都或是由社會民主黨議員提出或是得到了他們的支持。

隨著冷戰的結束，在工會內部開始了對共產主義者和其他左翼力量的政治迫害；二戰結束時工會所具有的工人民主的成分此時被完全消除了。左翼被徹底地邊緣化和消聲。工會日益變得官僚化和集權化，并為具有高薪的全職工會官員所控制，（而他們全都是持有黨員證的社會民主黨成員），普通基層會員沒有任何管道可以影響決策和政策。

長期以來，瑞典社會民主黨是僅次于奧地利社民黨在歐洲各黨團中黨員占選民比例最高的政黨。在80年代中期曾經宣稱有120萬黨員，而這個國家總共只有830萬居民（1985年的統計）。成員大部分都是作為地方工會的會員以集體黨員身份加入的。然而，一旦在1990年取消集體黨員后，社民黨領導層將工會視為”數個壓力團體中的一個”，黨員人數開始急劇下降。到1991年時黨員數量已經降到26萬；自那時開始，社民黨幾乎每年喪失近萬名會員。如果按照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15年后社民黨將不會剩下任何黨員！

與之相伴隨的是從20世紀80年代起社民黨政府開始的所謂”體制轉變”的政策–取消原有的公共福利和放松管制，以及進一步私有化。由于數個國際和國內因素的存在，使得這一右傾化過程得以實現：1）20世紀80年代初，社民黨內的馬克思主義力量（工人國際委員會瑞典支部的成員）被從黨內開除后，沒有任何左翼力量能夠挑戰這一進程。在遭到開除后，我們就曾警告說社民黨內的剩余左翼最終也會消散乃至自我右傾化以尋求”新思路”，與此同時工會中左翼活動分子的數量也在減少中。2）瑞典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停滯導致失去了福利制度進一步發展的空間，為滿足資本主義的要求而削減公共開支和工人在”經濟蛋糕”中的份額。3）在凱恩斯主義于20世紀70年代失敗之后，全球化的加速和來自海外日益激烈的競爭導致在全球范圍內出現眾多新自由主義政權。4）1989-1991年的前斯大林主義國家的崩潰則進一步推動這些趨勢，這種社會民主主義的右傾化絕非僅發生在瑞典。在與俄羅斯和東歐的斯大林主義政權競爭的時候 ，西歐的福利制度被廣泛采用作為贏得群眾支持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手段。當斯大林主義崩潰之后，資本家們更加確信福利制度是不必要而昂貴的”奢侈品”，將公共服務轉變私有化將開拓出新的有利可圖的市場。

在瑞典，社會民主黨的”體制轉變”首先開始于放松對資本市場和金融部門的管制。20世紀80年代放松管制創造出了一個國內貨幣市場以及信貸的蓬勃興起，投機和泡沫（銀行的貸款大部分被用來購買房產）。房地產泡沫破裂導致大量的資本外流、貸款損失和銀行資不抵債。許多銀行倒閉，國家不得不介入。

同樣也是在20世紀80年代，在公共健康衛生領域投入的資金越來越少，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也在下降。而另一個后遺癥是在20世紀80年代時醫療開支在國民生產總值（GNP）中所占比例也是有所下降。舊有意義上的改革已不再存在，從現在開始，”改革”其實成為”反改良”。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1991年開始實施的大規模稅制改革，其正式名稱是”世紀稅制改革”。這一所謂改革是由社會民主黨政府和資產階級的自由人民黨（Folkpartiet）所共同推行的。這一稅制改革取消了累進稅制，降低了收入所得稅，對于高收入人群來說尤其明顯；同時卻將銷售稅和房租稅收提高到23%。它的靈感來自于1986年美國總統里根的稅制改革及其產生的連鎖效應，但其結果卻是導致國庫虧空。《紐約時報》（1990年2月20日）曾經評論到，”（瑞典的）稅制改變是具有爭議性的，因為它被看作是從眾多瑞典人所珍惜的創建平等社會的理想上的倒退”。這其實已經很含蓄地描述了反對者和普通人民對于這一”改革”的看法。

1990年當經濟危機將臨的跡象一出現，社會民主黨政府在工會領導層的支持下通過了一項禁止罷工和增加工資的禁令。這導致了低收入工人的不滿與反抗，政府不得不調整政策，而工會聯合總會的領導層也不得不公開表示道歉。不過這項建議清楚地表明社會民主黨和工會領導層正變得越來越資產階級化并與工人發生疏離。而在1990-1991年間社民黨政府采取了各種應對危機的措施：削減公共支出（包括醫療保健、教育和失業救濟金），增加銷售稅，申請加入歐盟，將反通脹的目標置于減少失業之上–這些措施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社會民主黨的右傾化轉變。這成為了與過去歷史的決定性決裂。

社會民主黨的這一右傾轉變導致了1991年9月大選的徹底失敗。而新組建的右翼政府–是由傳統資產階級政黨組成的執政聯盟–它們繼續了社會民主黨已經開始的種種政策。新政府上臺執政后，瑞典的經濟仍然處于直線下降的狀態。從1991-1993年瑞典資本主義制度經歷了它自1920-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危機。與金融危機和銀行業倒閉相伴隨的是工業實體危機和建筑業的崩潰。在1992年危機帶來的問題變得極為尖銳。右翼政府與社會民主黨事實上組建了非正式宣布的民族政府–制定了一攬子經濟措施希冀阻止經濟陷入危機的深淵。1992年所設計的兩個拯救危機方案被形容為”現代歷史上有史以來最糟糕的經濟刺激措施”，其中包括增加增值稅、削減病假福利、減去工人2天假期、以降低雇主交納社會保險份額（退稅）的形式進一步補貼企業。

1991-1994年執政的右翼政府所采取的拯救危機的經濟措施都得到了在野的社會民主黨的支持，其中還包括開始出售國有企業。
但是危機在1992年時候還是變得更為糟糕，甚至于中央銀行在當年秋天（11月份）的一個周末將隔夜拆借利率上升500%也仍然無法阻止投機資本的外流。政府被迫放棄固定匯率制度，而使貨幣發生事實上的貶值。這是市場經濟的專制。幾家銀行不得不國有化或被迫接受公共資金以便繼續生存下去。政府花費了等于當時瑞典國內生產總值（GDP）4%的資金，也就是至少650-700億瑞典克朗來拯救銀行–根據《紐約時報》的計算相當于今天的200億美元。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1990年初就對社會產生破壞性和持續性的影響。”從1990年到1993年，就業人口下降超過50萬，約占就業總人數的13%；在公開市場上的失業率從1.7%上升到了8.3%。”（1999年2月政府任命的福利委員會的報告）

1993-1994年就出現了相當于GDP10%的財政赤字，公共債務從占GDP總額的43%躍升至1994年占GDP的78%。上升的失業率，加之拯救銀行等的成本和”稅制改革”減少的稅收收入是造成公共債務和赤字的主要原因。當1994年社會民主黨重新執掌權力的時候，債務和赤字成為削減公共支出、增加稅收和以市場為導向改革的借口，這一方案還得到了左翼黨（前瑞典共產黨）的支持。

對于工人階級而言，危機遠未結束。1994年后出現的經濟增長并沒有帶來生活條件的改善或者工作與就業的保障，甚至沒有能使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長驅直入有些許停頓。與之恰恰相反的是，”20世紀90年代可以說是瑞典群眾大規模失業的十年。在這十年中，有相當多的人口受到失業的影響。根據福利委員會的描述，1990年共有多達180萬人登記為求職者，這一數字占到當時瑞典全國18至60歲人群的40%之多。

在20世紀90年代，簽訂永久就業合同的工人數量從360萬降到僅過300萬，而與此同時臨時工的數量從40萬人增加到52萬人（約占就業人口的15%）。盡管已經出現了數年的經濟增長，但1999年失業率仍然高達5.6%，而1990年時這一數字仍然只有1.7%。在16-64歲的可就業人口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比率從1990年的84%降到了1999年的77%。

整個瑞典社會事實上根本沒有從1990-93年的危機中恢復過來，瑞典終于發現自己與社會民主黨昔日曾提出的”人人有工作”的目標已經有萬里之遠。兒童福利金遭到了削減，這是第一次在實際購買價值上對此福利動刀。失業保障金從1993年前原有收入的90%在1996年削減到了只有原有收入的75%。但是由于失業期間，人們仍然需要支付失業保險金，所以越來越少的工人能拿到原有收入的75%。

此外，病假工資也被削減，普通人變得更加難以獲得住房補貼。社會保障制度的每一個方面都受到了影響。這些對普通民眾的打擊引發了數十年來最大規模的抗議運動。運動起始于中學生的罷課與示威。學校學生的斗爭首先是由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瑞典支部青年成員組織發起的，在1989年到1990年間他們設立了社會主義青年運動（Elevkampanjen）進行相關活動。在1995年的春天，有45000名學生參與了社會主義青年運動（Elevkampanjen）所組織的示威和抗議活動。緊隨學校學生斗爭之后的是，工人、失業者、病人、殘疾人和其他遭受政府政策打擊的群體所組織的抗議活動。

1996 年瑞典最主要的報紙《快報》（Expressen）的頭版標題就是”反叛中的瑞典”。在當年年底，瑞典見證了一場明確反對現政府的政治罷工。各種示威活動，即使是大型的反政府示威是遠遠不夠的。需要更為堅決的如罷工之類的措施。但是工會領導人得以阻止了運動。

在此之前，許多工人認為也許社會民主黨只是暫時性地迷失了道路，但現在他們意識到社會民主黨已經進入一條迥然不同的資本主義道路，徹底拋棄了福利體制和舊的社會成果。根據福利委員會的報告，政府”在1994年到1998年間推出改善財政預算的計劃，希望能額外節約1260億瑞典克朗（約等于1260億人民幣），約等于瑞典7.5%的國民生產總值…而預算改計劃中的一般金額就來源于對公共支出的削減。而其中有一半左右來自于減少對普通家庭的直接補助，另一半來自于削減公共消費支出和降低補貼。”
瑞典社民黨和它的政策也在1999年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贊揚，”自從1994年執行財政預算改革政策以來，通過削減開支和提高稅收，加之以降低利息成本，瑞典財政的整體改善金額達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10%，并在1998年實現2.2%的財政盈余…。而且進一步展望的話,公共支出的控制將由對養老保險制度的全面改革和將公共服務部門實現結構調整和私有化而得到支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于瑞典的報告，1999年9月2日）

這些政策進一步加劇了階級間的鴻溝。工人階級女性，尤其是單親家庭，面對削減公共開支和居高不下的失業率遭到了最嚴重的打擊。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轉變遍布整個社會。城鎮議會和地區議會也紛紛推出自己的削減開支和市場”改革”的計劃。國有部門變得日益失去管制和私有化。”公共開支的削減，加之由于私有部門失業危機而導致的稅收下降，引發了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門以及公共服務部門的就業減少，如健康醫療和社會保障行業受到明顯打擊。整個20世紀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尤其是在1996年和1997年（經濟已經出現復蘇）但仍然在這些行業出現大規模就業人口減少。在1990年到1998年間，地方政府（包括縣級地方議會在內），每年雇員數量都發生下降。該領域的就業人口數量從接近130萬下降到了不足110萬。

在市政服務行業中，整個90年代私有化的（含私有化出售和外包給私人公司）的從業人員數量增加超過一倍以上。而國家級公共服務領域方面也出項相同的情況。國家直接雇傭的就業人員從1997年的40萬人下降到20年后的20萬人。在社會民主黨執政的1994年到2006年期間，超過1160億瑞典克朗（約合164億美元，或1160億元人民幣）的國有資產被出售。根據福利委員會20世紀90年代的一份報告顯示，”在保育、教育、青少年社會服務和對對老人照顧的方面，由非公共服務部門提供”公共服務”項目正日益變得普遍。這一發展是其政治意愿和政治決策帶來的直接后果。”

1996年瑞典放開電力市場，允許私人公司參與競爭。此后電信、郵政服務和公共交通等行業也相繼被放開。而國營企業被出售給私人，其中也包括在1992-93經濟危機期間國有化的銀行；當時為了挽救這些銀行，政府提取大量的公共資金以彌補它們的虧損。

“另一個領域是瑞的養老金改革…由于在1998執行的個人額外補助養老金體制改革，導致養老金儲戶無法保證獲取高額養老金。” （2003年，中央銀行副行長拉爾斯-伯格（Lars Nyberg）所作的關于瑞典在歐洲的講話）。當歐洲其他政府試圖復制這個所謂的養老金改革-將個人養老金儲蓄私有化和降低養老金標準–的時候，他們遭到了群眾的大規模反抗和抵制。

而且社會民主黨人也沒有改變所謂的”自由擇校”體系，這是其政治對手在1992年推出的政策，它為私立學校的迅速增加提供了機遇。1991年，中學教育中，私人開辦的學校僅接收了1.5%的學生，而今天這一數字達到了17%。

從20世紀90年代起，衛生醫療行業也開始向私人開放。理論上只要在瑞典繳納稅收就應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和醫療保健等福利。但這只不過是紙面文章而已。事實上，除了稅收當你看病時，還需要支付診療費、住院等各種費用，而且費用數額幾年來一直在增加。根據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現在瑞典有85萬人負擔不起看牙醫的費用。

社會民主黨慶幸于選民中”爛蘋果中挑選不那么爛的”的想法能夠在1998年和2002年的選舉中繼續保住政權。工人們投票給社民黨并非支持，而是為了反對傳統的右翼政黨。社民黨再也沒有從前所擁有的群眾支持了，從1994年起，其支持率就在不斷地下降。在2006年舉行的最近一次選舉中，盡管由于經濟繁榮而使就業率得以增加，但執政的社會民主黨仍然在選戰中失敗。而且這成為了自1921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慘敗，由于選舉的失敗，黨的領導人約蘭-佩爾松被迫辭職。黨的領導層發生了變化，但政策仍然保持不變。社會民主黨人進一步地右轉希冀以此來贏得大城市中產階級選民的支持。

2006年當選的右翼政府是一個極端新自由主義政府。危機對瑞典的打擊要遠勝于對其他許多國家。瑞典的經濟極度依賴出口–1985年占GDP的25.5%到2008年已經上升到占GDP的56.7%，而且由于金融泡沫的破裂瑞典銀行在波羅的海諸國和烏克蘭投資也產生巨大的損失。現政府自2006年當選開始時，就致力與進一步削減失業福利和社會保險金，目標在于建立一個低工資的勞動力市場。在現代歷史上瑞典還從來沒有在社會安全保障處于千瘡萬空的情況下面臨經濟危機。而政府還希望賣掉幾乎所有剩下的國有企業，并將公共服務行業徹底放開以進行”自由競爭”并出售給私人企業。由于瑞典工人目前的保障遠少于以前–越來越多的人缺少如失業保障在內的基本保障–所以現在的經濟危機正迅速轉化為社會危機。在過去的12個月中失業率從5.9%飆升至8.3%，并預計將在2011年達到12%。”而可以預計經濟嚴重衰退將導致長期的就業人數減少10萬。”（瑞典經濟研究所報告，2009年8月）。

在瑞典解雇擁有永久合同的工人是相對容易的。老板只需要聲稱缺少工作給予賠償就可以結束工作合同。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瑞典的失業率上升速度會比許多其他國家更快。目前制造行業內每5人有1人失去工作。而青年人的失業率接近30%，是全歐洲最高的。

與其他國家政府不同，瑞典政府并沒有準備救助那些崩潰的行業。迄今唯一的救援方案是承諾向銀行提供支持，正如20世紀90年代時的做法一樣。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希望進一步削減稅收，當全國每10個人中有1個處于失業的狀態下，但私有化的進程沒有絲毫停頓的跡象。

而正是由于所謂反對黨的弱點–社會民主黨、左翼黨和綠黨的所作所為和工會領導人的背叛–使得右翼政府能夠繼續執行其政策而無所顧忌。近來社會民主黨、左翼黨和綠黨組成了一個所謂的”紅綠聯盟”，但問題在于這個聯盟既不”紅”也不”綠”。

瑞典的社會民主黨和工會運動正面臨著歷史性的危機。他們已經失去了群眾中的根基、影響力和支持，也不太可能恢復其昔日的景象。他們現在所執行的政策是對已經破爛不堪的整個福利體系的進一步打擊。社會民主黨本身已經開始空洞化。

瑞典和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者當前所面臨的任務是重建執行社會主義路線的工人運動–建立一個新的群眾性社會主義工人政黨，將工會重組為民主的和具有戰斗力的組織。從瑞典經驗中值得吸取的關鍵教訓是，只要沒有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任何本來已經取得的社會成果都不會永久持續下去。而當前所處的危機階段，這更是尤為重要。即使僅僅為了從資產階級手中贏得最小的社會進步和確保就業機會，也必須要進行一場革命性的斗爭。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進行社會改良已經日漸腐蝕，只有明確以社會主義和民主的計劃經濟為目標的斗爭才是唯一的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