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何為“政治正確”——從法國媒體說開去

鄭若麟

“在一個國家，警察突然闖進一位日報記者的家，當著他孩子的面羞辱他，咒罵他，用手銬銬住他，將他脫得全身一絲不掛……原因是近幾個月在他領(lǐng)導的報刊上發(fā)表了某些話語。這個國家，是2008年的法國。”這是一位法國記者描述的一件事。被手銬銬上帶到警察局的是法國《解放報》的維多利奧·德·菲利浦，他被指控在該報擔任代理社長時，發(fā)表了涉嫌“誹謗”一位大企業(yè)家的文章。他抗議，回答是“你比賤民還壞”；他要求通知報社律師，回答是“他們不在”。在警察局，他被迫脫光、轉(zhuǎn)身、咳三聲——這是規(guī)定——他的鞋帶、皮帶、手機電池、證件等隨身物品都被拿走。被送進拘留間關(guān)了兩個小時后，他又被帶出來，再次重復剛才做過的一切：脫光、咳嗽、搜身，然后才見到向他發(fā)出傳票的法官。他拒絕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回答問題，結(jié)果被當場司法起訴……此事在法國引起軒然大波。

東西方互動走進了誤區(qū)

這是發(fā)生在2008年年底的一件“陳年舊事”了。這類事，我們中國常駐巴黎記者很少報道。因此當我在國內(nèi)開講座中或與朋友聊天時談及，很多國人不相信是真的?！胺▏矔羞@樣的事兒？”當一些法國人問我，為什么中國記者不做法國的負面報道？我告訴他們，一方面我們不愿意以偏概全，像法國常駐北京記者那樣“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另一方面也是受中國傳統(tǒng)“正面報道”思想的影響，很少涉足這類“負面”消息。久而久之，法國“民主社會沒有司法不公、沒有社會不公、沒有人身侵害……”等不符合社會實際的概念便慢慢滲透進國人的腦海。正是這種“為西方諱”，再加上諸多出國走馬觀花的訪問學者、作家等多如牛毛的“游記”、“隨筆”等，構(gòu)建了西方——包括法國在內(nèi)——民主國家在中國人頭腦中的一個虛幻的完美形象。而這又成為國內(nèi)公眾甚至學者、教授用來與中國現(xiàn)狀相比較的坐標系，使得國人對世界的認知產(chǎn)生嚴重扭曲。

從這種報道方式造成的心理效果說，也對國人形成負面沖擊。常年正面報道西方的結(jié)果，是我們在潛意識里對自身所處社會現(xiàn)狀更為不滿，對西方更為仰慕。而西方常年負面報道中國的結(jié)果，則是西方民眾長舒一口氣：盡管金融和經(jīng)濟危機以來我們處境艱難，但比起“獨裁”、“違反人權(quán)”……的國家要好得多。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國內(nèi)學者又將西方記者對中國的負面報道“出口轉(zhuǎn)內(nèi)銷”，當作批判中國現(xiàn)實的標槍，這就進一步扭曲了東西方兩大世界的現(xiàn)實。幸虧今天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親身體驗和觀察發(fā)生在發(fā)達國家的現(xiàn)狀、親歷或親眼目睹種種不公正；特別是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長期生活在海外，對法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認識越來越清晰，因而中國輿論開始質(zhì)疑中國常駐國外記者的報道，認為他們從整體上說并沒有為中國公眾提供一個真實的世界。同時，西方到中國的訪問者也在發(fā)出類似但相反的質(zhì)疑。這一現(xiàn)象說明，在東西方互動問題上，雙方都走進了一個誤區(qū)。不同的是，中國駐外記者的“正面報道情結(jié)”是出于好意和對西方的盲目崇拜，而西方駐華記者的“負面報道原則”則更多的是源于“政治正確性”和意識形態(tài)上的取舍，以及潛意識里的種族主義。

西方媒體的“紅線”——“政治正確”

      其中最令國人難以理解的，是“政治正確”這道無處不在，但又隱而不見、變幻莫測的紅線。甚至包括一些經(jīng)常出國卻習慣于淺嘗輒止的人，都不了解、更遑論理解“政治正確”概念為何物。而不了解、不理解西方媒體上的這道“政治正確”紅線的存在和本質(zhì)，是無法真正明白西方媒體的實質(zhì)的。

      所謂“政治正確性”（Politically correct），是源于美國19世紀的一個司法概念，主要是要求法庭用語必須遵循“政治正確性”原則，即用語修辭均須“吻合司法規(guī)定”或“符合法律或憲法原則”。上世紀80年代，美國出現(xiàn)一股自由主義浪潮，開始將這一司法概念延伸到政治領(lǐng)域，對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等現(xiàn)象，確立了大眾傳媒用語上的某種“正確性規(guī)范”，如某些詞因含有種族歧視的成份，不能再使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用來形容黑人的“nègre”（大致相當于中文的“黑鬼”）。今天在歐美任何傳媒都很難讀到、聽到這個詞了。美國作為世界文化強勢國家，它的這種“政治正確性”概念很快就蔓延到歐洲，并進一步異化。本來，“政治正確性”還僅僅屬于風俗、習慣和道德范疇，但在歐洲很快就進入了政治和司法范疇，并從大眾傳媒領(lǐng)域蔓延到全社會。在歐洲，有些禁區(qū)是由法律來界定的。因此“政治正確性”的范圍在歐洲便進一步擴大、影響進一步深遠。但這一范圍究竟界定在哪里，卻是變化的、不定的。這才是這一概念最為可怕的地方。

今天法國語言學家和社會學家對“政治正確”比較一致的定義是“與占壓倒性優(yōu)勢的輿論或習俗相吻合的語言”。也就是說，如果大多數(shù)人都這么說或這么認為，那就是“政治正確”的，否則就是“不正確”的。問題在于，怎么才能知道“大多數(shù)”輿論是怎樣的呢？輿論與媒體，究竟是誰在影響誰，誰在決定誰？只能靠揣摩。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輿論的操控才有可能，操控輿論，也就是間接地操控人的思想。

正是由于“政治正確性”的隱蔽性，因此很難從上游去劃分哪些是“政治正確”的，哪些是“政治不正確”的；因而只能從下游，即一個用語或用辭，當它引起一場風波時，才理解這是“政治不正確”的。在法國，對中國進行正面報道已經(jīng)被劃入了“政治不正確”的范疇。因此，所有涉及中國的新聞，都會有一個尺度，即不管中國怎么做，總是從負面的角度去報道、評論，這也是很多初次赴法長期居留、工作、學習的中國人最吃驚的。拉薩事件時禁止外國記者采訪是“封鎖新聞”，烏魯木齊開放外國記者采訪呢？又變成了“操縱新聞”。難怪一位法國網(wǎng)友在一家著名報刊攻擊中國在烏魯木齊操縱新聞的跟帖上這樣寫道：“無論中國發(fā)生什么事，貴報總是從負面的角度，將責任推給政府或共產(chǎn)黨。這顯然是貴報制定的編輯方針。一年以來，讀者已經(jīng)識破貴報‘中國城’報道的內(nèi)幕，發(fā)表文章的語氣在變，也增加了一些實地報道，但報道方針卻始終如一：以言論自由的必要性、人權(quán)的普世性和民主的好處為籍口，以某些（反華的）漢學家和一批政治異見者為依托，貴報有關(guān)中國的文章始終不渝地在傳播、并在一部分讀者中培養(yǎng)這樣一種信念——也就是貴報的信念，即北京政權(quán)是一個獨裁政權(quán)，必須盡快使之消亡。這樣一種‘信念’在最近一些電臺、電視節(jié)目中也得到非常明確的認證，結(jié)論再也沒有任何歧義：中國是不可與之交往的國家，只是我們不得不與魔鬼打交道。”這段言論非常清晰地將有關(guān)“中國報道”上的“政治正確性”紅線劃了出來。如果重新以這條線來觀察一下今天的世界，我們就能發(fā)現(xiàn)，這不僅可以解釋很多過去的事，而且也能夠?qū)芏辔磥韺l(fā)生的事定下西方傳媒報道的基調(diào)……由此，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我們通過西方大眾傳媒來了解世界，其實僅僅看到了“政治正確”的那一部分，很多“新聞”其實是為輿論導向故意渲染、放大甚至制造出來的。

法國“新聞自由”的緊箍咒

回到本文開頭時《解放報》前代理社長的遭遇，該事件證明在“政治正確性”的隱性緊箍咒之外，法國其實還存在著侵犯記者權(quán)益、對新聞自由形成實際上的“心理威懾”的問題，這同樣極大地制約著法國新聞的自由度?！督夥艌蟆酚浾咧皇潜凰痉▊鲉径眩沃劣谝谇宄壳瞄T而入、并蓄意以對待刑事罪犯的方式來對付記者？要知道，在法國即使最終被證實犯有誹謗罪，也不至于被判刑入獄?？芍竭@么做的主要目的就是羞辱記者，讓記者在心理上產(chǎn)生恐懼，而不敢再涉入敏感領(lǐng)域。這類事件可以舉出很多例子。除了侮辱性傳訊外，還有查稅、交通處罰、搜查、偽裝在失竊外表下的抄家等多種多樣的方法。應該承認，因言獲罪在法國確實不多，這是因為“政治正確”的自我審查，使得媒體在政治上越界極為罕見。記者或報社遭到司法起訴的，罪名從來不是因為“政治”，而是其他“刑事”原因：如誹謗、造謠、逃稅、泄密等等。事實上近年來統(tǒng)計證明，法國記者被傳詢、起訴、報社被司法搜查的事件正在增多。除了司法機構(gòu)的介入，記者因報道或言論而丟飯碗，是套在“新聞自由”頭上的另一個緊箍咒。這個緊箍咒之所以恐怖，是因為在法國犯這種事丟飯碗，往往意味著在整個行業(yè)被排斥出局。這就令那些有越界企圖的記者在下筆前三思而行。這樣的例子就更多了。

歐洲人權(quán)事務機構(gòu)已多次指出，法國人權(quán)狀況，特別在涉及新聞機構(gòu)的領(lǐng)域正在退步。在這種氣氛下，法國很多記者在“某些”新聞熱點問題上，會自覺禁筆。最近法國還發(fā)生一件令人深省的事：一位法國著名歷史學家撰寫了一本涉及法國總統(tǒng)的書，法國卻不出版、不發(fā)行（法國之所以沒有禁書，就是因為對某些書法國出版商可以不出版、發(fā)行書店拒絕發(fā)行，所以也就不必禁止），一家書店就從境外比利時出版社直接訂購了50冊，放在自己的書店里銷售。結(jié)果一伙來歷不明的人突然闖進書店，將書店砸個底朝天。事后警方調(diào)查卻不了了之……這類事，在法國主流媒體上幾乎沒有一個字的報道！考慮到法國只是個6000萬人口的“中等國家”，如果將法國發(fā)生的種種涉及新聞自由的事件按比例乘以20（即等于中國的規(guī)模時）的話，我相信，我們會重新認識法國和中國。

今天，是到了承認我們并不認識世界、必須重新認識世界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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