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者按：此組文章來源：2006年第28期《鳳凰周刊》。固然某些自由派的寫手們明顯用心不良，但是這組文章仍然披露了不少信息。

毛澤東的世界遺產

 
　　在“馬克思主義”的百年思想史上，毛澤東思想（maoism）是唯一受到廣泛承認的中國人的貢獻，對置身事外的人來說，沒有了親身經歷的刻骨銘心，沒有了官方意識形態宣傳的干擾，他們所理解的毛澤東主義（思想）與中國人腦海中的毛澤東思想完全不同。
　　盡管一些不發達國家與地區的游擊隊或反政府組織把自己打上了毛主義的烙印，但這顯然與真正的毛澤東思想是兩回事，更與中國無關。正如中國駐印度大使孫玉璽曾說：“我們不清楚這些組織為何盜用中國領袖毛澤東的名字；而且我們也不喜歡這樣。”
　　現實中，毛澤東所追求的“一大二公”，“消滅三大差別”等理念幾乎不可能實現。但這毫不影響這些理念的感染力。更有趣的是，在人與人之間的差距空前縮小的互聯網空間里，許多人正在有意無意地實踐著毛澤東的思想，甚至有的還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比如代表web2.0時代對傳統商業觀念最徹底的顛覆的維基百科，因為其“集體創作”“自由”“版權共享”等概念，被稱作“數碼毛主義”，在西方人觀念里，“毛澤東主義”代表著一種沖破一切先天或后天的不平等，以集體的烏托邦實現徹底的個人解放。
　　互聯網觀察家Jaron Lanier在《新聞周刊》上撰文指出，青年文化運動有兩條并行不悖的線索，一方面強烈追求個性解放，一方面熱切盼望集體認同，而毛澤東主義之所以在全球化大潮滾滾的今天依然能擁有眾多的追隨者，恰恰因為他是后一種線索最集中的體現。
　　在毛澤東逝世30周年之際，重新梳理毛澤東思想在全球各個國家的影響力，分辨出毛的思想在曼哈頓和安第斯山所體現出的不同形態，或許有助于我們從思想史的角度理解毛澤東給這個世界帶來了什么樣的變化。

　　毛澤東的世界遺產

　　文 □ 記者 黃章晉 歐陽斌胡賁

　　毛死前曾這樣評價自己的影響：“我只不過改變了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
　　那是1976年元旦，他接見了一對特殊的年輕夫婦：艾森豪威爾的孫子和尼克松的女兒。小艾森豪威爾說：“您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并改變了世界。”
　　毛澤東對小艾森豪威爾的恭維并不領情，他轉過頭望著身旁的地球儀：“地球那么大，大得像個西瓜，怎么改變得了？”
　　這年的 9月9日，毛去世，他的巨幅畫像依然高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旁觀著身后世界的巨大變化：
　　中國完全放棄了階級斗爭學說，致力于國民的富裕，參與了世界經濟一體化；毛預言中的世界革命同樣沒有發生，相反，一切似乎正朝著另外一個方向發展，東西方冷戰結束，蘇聯帝國一夜之間瓦解，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國際資本不是詛咒和驅逐的對象，相反，令多數國家趨之若騖。
　　在告別了“革命理想”和英雄主義狂熱后的中國，他被請下神壇，人們開始崇敬商業上成功英雄，但九十年代初，毛再次被請上神壇，——是以他最不喜歡的方式：他的畫像成為中國汽車司機保平安的護身符，毛的頌歌被最俗艷的電子樂包裝后再次鋪天蓋地響徹在各個角落，小到鑰匙扣，大到限量發行的金表都曾爭先恐后地印上他的頭像以促銷，他被塑了金身的塑像再次熱賣，供著不滅的香火，擔任著保佑商人發財的任務。
　　九十年代的“毛澤東熱”在中國完成了拜金時代最徹底的自我反諷。但進入二十一世紀，毛不再繼續是一個流行的時尚元素符號，他一度被遺忘的烏托邦浪漫主義理想，在幾十年經濟高速增長后，重新被賦予神圣的光環，日漸拉大的分配差距與社會越發嚴重的公正問題，使越來越多失落的人群生出對毛澤東時代的懷念和追憶。
　　屬于毛的時代早已結束，然而他對這個世界的影響卻遠未消失。
　　毛去世30年后，泰森把毛的頭像刺在自己身上，并恭恭敬敬前往毛的紀念堂瞻仰，美國總統布什捧起了《毛澤東傳》并與德國總理默克爾交流心得，扛起今天全球反美大旗的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說：“我整個一生都是毛澤東的崇拜者。”
　　毛的巨大號召力，并非僅僅是“卡里斯馬型”領袖擁有的超凡個性魅力，還來自他思想和觀念的穿透力，“毛澤東主義”這個中國人陌生的詞，曾在1960年代掀起過世界性波瀾，1990年代轉入低潮，但從西方校園里的左翼左翼師生，到亞洲、美洲山地叢林里的游擊隊，再到今日部分第三世界國家元首，毛的信徒仍遍布世界，雖然他們正逐漸被邊緣化。“農村包圍城市”、“徹底砸爛舊世界”這些新生代中國人完全陌生的口號，在互聯網，在貧窮山村殘破的墻上，依然被人不斷重復，只不過它們不再是中文。

　　中蘇論戰與“毛澤東主義”的誕生

　　“毛澤東主義”（Maoism）這個詞純粹是海外自封的毛信徒們所創，而且毛澤東本人始終拒絕“毛澤東主義”這個標簽。
　　催生“毛澤東主義”的直接契機是世紀六十年代的中蘇大論戰。大論戰的導火索從赫魯曉夫對中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說三道四就埋下了。蘇共一度希望分歧不要公開化以免國際共運的分裂，但《人民日報》則認為“真理越辯明，馬克思列寧主義越辯越發展。壞事開始變成了好事”
　　公開論戰，使得“毛澤東主義”逐漸清晰并定型：蘇共認為建立全國政權后，應致力于勞動人民的幸福，而不是搞階級斗爭，毛主義則堅持不斷革命論，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會蛻變為官僚資產階級專政，不搞階級斗爭，只管追求物質刺激，是資產階級復辟；蘇共認為社會主義國家要與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和平競賽，要遵守國際規則，避免熱核戰爭，毛主義則認為，絕不能與帝國主義妥協，不要怕戰爭，要勇于武裝暴力奪取政權。
　　大論戰最終變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指導思想的正統性之爭。全世界上百個共產黨必須在支持中共或支持蘇共間選擇站隊。當時執政的共產黨中明確支持毛派的，只有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非執政的重要共產黨只有印度尼西亞共產黨。
　　中蘇論戰影響了社會主義國家對越南抗美戰爭的支援，因中國拒絕蘇聯提出的聯合支援越南建議，亦拒絕蘇聯物資飛機過境、船舶靠岸，使原來親中共的朝鮮勞動黨和日本共產黨公開宣布中立，日共一邊譴責蘇共的修正主義，一邊抨擊中國破壞的越南抗美戰爭。朝鮮報紙則以“不存在特別的馬列主義的名家”否認毛澤東在國際共運中擁有特殊地位。
　　隨后中國與阿爾巴尼亞對其他共產黨的攻擊則使這兩個黨在國際共運內部被孤立。
　　但是，在未獲得政權國家的共產黨中，毛主義并不缺乏支持者，他們干脆從黨內分裂出去，由于他們相信毛的不斷革命才“正統”，故在另組共產黨時，加上“馬列”或“毛主義”。但這些毛派共產黨規模小而且邊緣化。

　　“毛主義”的世界高潮

　　1967年1月13日，蘇共總書記勃烈日涅夫在演講第一次點名批判了毛澤東，并談到了對文革的看法：“文化大革命是中國一切真正共產黨人的悲劇，我們對他們深表同情”。
　　但在國際共運之外的世界，“毛主義”卻隨著文革的暴發傳播開來。相比蘇共歷史上有過斯大林主義的殘酷和斯大林后的霸權主義，神秘、激進、浪漫的毛主義無疑擁有更高的道德感召力。
　　“毛主義”中強烈的反權威、反秩序觀點，迅速點燃了整個西方世界年輕人身上躁動已久的反叛情緒。
　　1968年5月，一所大學女生宿舍嚴禁男生進入的禁令，引發了法國的“五月風暴”，學生舉著標語牌，握著“紅寶書”，走上街頭游行示威，火熱的罷課、大字報、大竄連使巴黎成為繼續北京之后的第二個“革命的中心”。
　　“五月風暴”的頂點，巴黎有30座大學被占領，80萬青年上街游行，300座工廠被占領，1000萬工人罷工，法國癱瘓，戴高樂被宣告失蹤。
　　雖然“五月風暴”中曾有數百輛汽車被焚毀，有5人死亡，但它是場真正的文化的革命，“沿著毛澤東指引的道路前進”的法國學生“要做愛不要作戰”，沒人打算組織游擊隊。“五月風暴”使法國從行為藝術到新電影流派、從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從馬克思主義到后馬克思主義……每一種思潮都在運動中獲得全新的發展。
　　日本“文革”顯然更得毛派真傳，在“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口號下，學生運動中的激進力量很快就發展出以武裝暴力革命為手段的赤軍，隨后，赤軍真刀真槍在世界各地干起了革命。
　　印度的校園“文革”于1970年春在加爾各答暴發，停課鬧革命的學生除了抵制考試、砸毀學校設備、涂寫毛澤東語錄外，還掀起“砸毀塑像”運動，圣雄甘地、國父尼赫魯和詩人泰戈爾的雕像都未逃過此劫，最后，印度每個塑像前都有警察站崗。印度學生“破四舊”時還順帶將甘地百年誕辰紀念中心的書籍和展物洗劫一空。
　　“毛澤東主義”影響的并非只有青年學生，西方左翼知識界名流也紛紛為毛主義站臺。以法國為例，薩特、比托爾、拉康、阿拉貢等文化名流不但站在學生一邊，甚至親身投入到運動的第一線。
　　“毛澤東主義”也使那些過去仰賴酒精和大麻的西方搖滾樂手的憤怒和反叛上了新層次。著名的披頭士樂隊、滾石樂隊均創作了大量毛主義的頌歌。
　　在帝國主義的大本營——美國，黑人民權組織“黑豹黨”雖不被看成是共產黨組織，但卻從毛澤東的“反對階級壓迫，進行階級斗爭”中獲得了精神指導。熟讀“紅寶書”的黑豹黨創始人牛頓提出的策略是：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另一位領導人福瑞德·漢普敦則堅信：“政治權力不是來自于我們身上花襯衫的袖子，而是來自于槍管子。”
　　在廣大的亞非拉國家，人們更關注“毛主義”中運用游擊戰、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最終武裝奪取國家政權的思想。西方學生涌上街頭時，他們輾轉于美洲的叢林、穿行于喜馬拉雅山的山麓、跋涉在伊洛瓦底江兩岸的小徑、掙扎在棉蘭老島的泥沼……
　　1966年至1968年，《毛主席語錄》僅在法國就再版四次，印數高達幾百萬冊。
　　1967年，西歐等國一批“洋紅衛兵”不遠萬里訪問中國，受到康生的接見，并參觀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韶山。
　　“抬頭望見北斗星，低頭想念毛主席”，那是毛主義風靡世界的年代。

　　當毛主席握住尼克松的手

　　1972年，毛澤東與“美帝國主義的頭子”尼克松握手言歡。這次握手導致了世界“毛主義運動”的第一次，也是決定意義的大分裂。
　　日本赤軍骨干坂口宏在其回憶錄《淺間山莊》中寫道：“收音機中偉大領袖毛主席和美帝國主義的頭子尼克松握手的消息，猶如空中爆響了一顆炸彈。”
　　據中國原駐阿爾巴尼亞大使范承祚回憶，中蘇分裂后，中共將只有200多萬人口的阿爾巴尼亞看成是“第一號朋友”、“歐洲的明燈”，中國在最困難時期仍向阿爾巴尼亞人提供了人均4000元人民幣的援助。中美建交，阿爾巴尼亞公開發表文章，批判中共變成“修正主義”。
　　從美國共產黨分裂出來的美國進步勞工黨在“尼克松”訪華后發表聲明，譴責中共“背叛革命”，并開始著手修訂自己的意識形態政策。
　　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標志著世界范圍的毛主義運動高潮結束。
　　據一些資料披露，在中共審判“四人幫”時，秘魯毛派共產黨甚至對中國駐秘魯大使館進行暴力騷擾，對中共改革派領導人的攻擊更是不絕于耳。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放透露，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霍查曾經一度試圖打起“毛主義”的大旗，并曾經在首都地拉那召集左派共產黨，打出反對修正主義旗幟，試圖組建“第五國際”，但因力量弱小，未能成功。
　　另據現在披露的一些研究資料顯示，秘魯光輝道路等組織也曾試圖在文革后擔當領導毛派世界革命的重任。
　　但是，隨著1985年霍查的去世，世界再沒有堅持“毛主義”的共產黨執政。
　　西方那些曾熱情滿懷地走上街頭的青年人身上的“毛主義”熱情，是伴著青春沖動一起結束的。隨著里根、撒切爾上臺，保守主義風潮再度席卷西方世界，一場全球化的新變革出現在地平線上，這時的蘇聯終于耗盡了它的擴張動力，隨后，柏林墻倒塌，克里姆林宮上空飄揚七十多年的鐮刀斧子旗在寒風中緩緩降下。
　　伴隨著國際共運的戲劇性巨大轉折，毛主義走到了它的最低谷。

重新跳躍的毛派星星之火

　　然而，進入新世紀以后，反全球化運動的高漲，給國際共運，特別是國際共運中的毛派運動提供了新的機會。美國中央情報局前高級官員門格斯在2001年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許多國家的共產黨都轉向更為溫和的社會民主派尋求支持，而現在，他們好像都回到了過去的陣線，甚至倒向更為激進的派別”。
　　門格斯繼續解釋道，“許多共產黨組織依然活躍，但隱蔽在反全球化聯盟的旗幟之下”。中央情報局的消息認為，在這些組織的背后，印度共產黨（毛派）、朝鮮勞動黨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現在人們所掌握的資料并不能清楚地顯示到底是哪些黨派在背后援助RIM和ICMLPO這兩個國際性的毛派組織，但這些組織的影響力確實在逐年增加。以ICMLPO為例，在第六屆世界大會的時候，參加ICMLPO的政黨為21個，到第七屆世界大會時，達到了27個之多。
　　反全球化，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在國際問題上，大多數的毛派組織與其他左翼組織并沒有太大的差別。而在各國的內政問題上，各政黨似乎都學會了毛澤東所倡導的“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本國革命實踐的結合”。
　　在發達國家或其它政局較為穩定的國家，毛派政黨堅持“群眾路線”，支持勞工權益，甚至與其它左翼政黨合作，如巴西和智利的毛派共產黨，都是當地左翼執政聯盟中的一員。
　　即使是發展中國家的毛派政黨，在繼續堅持自己的農村統治時，也開始學會與政府打交道，長期堅持斗爭的尼泊爾毛派于今年6月開始與政府展開艱難的合作，而印度、哥倫比亞、秘魯等各國的毛派組織都于更早的時候不同程度地與當局妥協，以謀求更為堅實的權力基礎。
　　而在欠發達國家，毛派政黨——更多的是毛派游擊隊，則堅持“農村包圍城市”，“人民戰爭，游擊戰爭”的思想，控制廣大農村地區，與當局分庭抗禮。典型代表為：哥倫比亞依靠毒品生產和走私為生的毛派游擊隊，掌握尼泊爾農村大部分土地的毛派共產黨，乃至更為赫赫有名的秘魯“光輝道路”——紅旗派游擊隊。
　　發達國家的毛派政黨并不急于實現“武裝革命”，這與“斗爭環境”有關——很難擁有“根據地”并實現“武裝革命”。
　　但發達國家的毛派知識分子也沒閑著，互聯網時代終于給了他們實現建立自己根據地的理想。毛主義者紛紛在互聯網設置論壇和網站，系統地介紹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主義經典著作。
　　——ICMLPO的官方網站列出了參與其會議的政黨名單和會議報告，而革命國際主義者運動的網站則豐富得多，甚至還提供毛澤東著作的英譯本下載，并不時發表聲明，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美國的另一個毛派組織——國際毛澤東主義者運動則忙于展開批判好萊塢電影的專項斗爭，在他們的網頁上，從《蟲蟲特工隊》到《獨立日》都在“揭批”的范圍之內，他們毫不諱言這是在效仿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基本來自大學校園的國際毛主義者運動的理論家們堅信“外星人”由于比地球人“先進”很多，所以必然是“共產主義者”，所以《獨立日》中所描述的外星人屠殺地球人情節是“資產階級的造謠”，“實際上更可能發生的情況是，外星人來到地球，幫助地球人實現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
　　這樣的奇思妙想也在革命國際主義者運動2002年出版的官方刊物中出現：“世界革命”的核心與“新社會的曙光”將出現于中亞——中東地區，包括尼泊爾，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正與美國發生沖突的國家。
　　“毛主義”最令人驚奇的復興，是查韋斯在委內瑞拉的崛起——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在委內瑞拉實現“毛主義”理想的信心，與石油價格一起猛漲。
　　委內瑞拉在石油漲價的這些美好時光里，合作社已由1998年的800家發展到2005年的超過十萬家，占成年人總數的10％委內瑞拉人加入合作社。
　　查韋斯在2005年召開的第5屆世界社會論壇上，宣布要建立起“21世紀社會主義”。概言之，逐步消滅私有制、逐漸企業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逐步擺脫市場交換、改代議制民主為直接民主、用軍民一體化改造軍隊，——查韋斯最喜歡的一句話是“軍隊和人民的關系好比魚兒和水”。

光輝道路的崛起和衰落一樣充滿著神秘色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革命，這些神秘的、異國情調的誘惑符合秘魯的民粹主義政治傳統。

　　秘魯的“光輝道路”

　　文 □ 記者 胡賁

　　1980年6月的一天清晨，秘魯首都利馬的居民們從夢中醒來，猛然發現在大街小巷的電線桿子上都貼著一模一樣的宣傳海報，上面用侮辱性的語言攻擊一個大部分利馬市民都十分陌生的名字——鄧小平。
　　鄧小平是誰？一個中國人，何以在秘魯這個拉美國家煽動起如此大的仇恨？利馬市民的問題很快有了答案。他們從那一天開始，認識了毛澤東主義游擊隊——“光輝道路”，此后20多年，一直與其為伴。
　　據秘魯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調查，該國20年內戰死亡的6萬余人中，54%是被“光輝道路”殺害的。
　　而之所以會有反鄧標語出現，是因為光輝道路認為鄧偏離了毛的路線，而他們則自封為毛澤東的忠實信徒。

　　“上山打游擊去！”

　　在宣傳海報事件過后，“光輝道路”迅速成長為秘魯第一大反政府武裝，此后與政府軍展開多年的游擊戰爭，至今未絕。而策劃海報事件的前大學哲學教授阿維梅爾·古日曼（Abimael Guzmán）后來成為該組織的精神領袖。
　　實際上，“光輝道路”游擊隊組織從來沒有自稱為“光輝道路”，他們正式的名稱為“秘魯共產黨（毛派）”，是從秘魯共產黨紅旗派中分裂出來的。
　　在1980年代，“光輝道路”在自己的報紙上一直把秘魯共產黨創始人何塞·卡洛斯·瑪麗亞特加的一句名言“馬克思列寧主義將打開通往革命的光輝道路”放在通欄標題的位置，而由于秘魯的共產黨組織一度多如牛毛，各組織的正式名稱又都很相似，人們只能通過他們的出版物來辨別這些組織。于是，一個在“武裝斗爭”和“鎮壓反革命”方面最不留情的組織就這樣被冠以了一個充滿異國情調和烏托邦色彩的名稱。
　　1960年代，當古日曼還在大學教書的時候，就已經接受了毛澤東思想，并開始在秘魯的大學校園中廣泛傳播。到了1972年以后，古日曼及其領導的毛派共產黨組織一度成為秘魯各大學中最為強勢的政治團體，但很快又在意識形態競爭中敗北。黨的領袖們意識到，搞學生運動和罷工并不能“取得政權”，根據毛澤東的游擊戰和人民戰爭思想，古日曼決定放棄大學校園這一陣地——“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上山打游擊去！”。
　　決定作出后不久，1980年5月，“光輝道路”就開始在南方省份焚燒大選投票箱，號召人民杯葛“資產階級的選舉欺騙”，歌頌偉大的“民主集中制”，但這一運動很快被鎮壓下去。
　　1980年5月的秘魯大選順利舉行。光輝道路的影響僅僅局限于南方的少數身份。此后古日曼所策劃的行為藝術一般的“利馬行動”大獲成功，迅速為光輝道路打開了全國知名度。
　　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搞藝術并不能帶來革命勝利，游擊戰爭需要根據地，需要錢。這一切，顯然不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秘魯首都利馬”獲得。而安第斯山區，則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在秘魯的貧困山區，偷牛是非常嚴重的罪惡，通過處死“偷牛賊”之類的“地主惡霸”，光輝道路獲得了一些農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光輝道路發展的早期，秘魯當局并不在乎農村到底發生了什么。利馬的政局并不穩定，民選總統被軍事政變推翻，而軍人政府則更注重于維護首都利馬的統治。在開始的幾年中，光輝道路在“白區”的夾縫中艱難而卓有成效得生長著。
　　與此同時，光輝道路也在加強自己的組織建設，在“第二次中央全會”期間，所有的領導人都聚集起來，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但顯然，古日曼本人是只能“自我批評”而不能被“批評”的。
　　第二次中央全會還決定成立第一軍事學校，黨政干部在那里學習武器的使用和游擊戰理論，主要的教材自然是古日曼對毛澤東思想的“注解”，這樣的“組織生活”提高了光輝道路核心團隊的凝聚力和政治素養——除了從大學中直接投身革命的知識青年，大部分光輝道路新補充的干部都是安第斯山區的農民，政治學習在當時顯得異常重要。

　　領導層覆滅

　　當在農村站穩腳跟以后，古日曼放棄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教條”，而是直接在資本主義統治的核心——首都利馬展開“武裝暴動”，汽車炸彈襲擊，謀殺政府官員和其他左翼政黨領袖，而利馬當局顯然對這樣的“非常規”手段無計可施。用“武裝暴動”擴大影響力，用“游擊戰爭”擴大根據地，到了1991年，“光輝道路”已經控制了南部和中部的大多數農村。
　　就在此時，1992年，鐵腕強人、“中國男孩”藤森通過選舉上臺執政（在拉美人看來，日本人和中國人沒有什么區別，他們都來自地球的另一端，日裔的藤森從政伊始就獲得了“中國男孩”的外號）。此時，不滿光輝道路后來所推行的“土改”政策的秘魯農民又自發組織起自衛武裝，藤森上臺后很快給他們以合法地位，據秘魯政府統計，有7000多個此類武裝前往政府登記。另一方面，藤森整頓軍隊，使得一度因軍紀廢弛而聲譽掃地的政府軍形象有所好轉，美國中央情報局也與藤森當局展開合作，提供情報和反游擊戰訓練方面的支持。光輝道路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
　　而古日曼的對策是在利馬發動更多的“武裝暴動”——當然，這種行動被“資產階級”稱為“恐怖襲擊”。1992年9月12日，光輝道路包括古日曼本人在內的主要領袖，在利馬舉行秘密會議策劃下一步暴動的時候被警方一網打盡。光輝道路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迅速崩潰，而此后接替古日曼的拉米雷斯也于1999年被捕，此后的光輝道路幾乎銷聲匿跡。

　　為什么是秘魯？

　　進入21世紀，唯一還在活動的光輝道路武裝是其一個軍事小派別“前進”，并制造過一些“麻煩”，但秘魯整體的局勢正越來越趨向安定與和平，“前進”的活動也越來越少，他們最后一次見諸報端是今年2月，“前進”的軍事領袖亞歷山德羅·托雷多被政府軍擊斃，秘魯政府表示，托雷多的死標志著“光輝道路”的威脅被徹底清除。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歷史系教授，拉美歷史專家Steve.J.Stern分析說，光輝道路的崛起和衰落一樣充滿著神秘色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革命，這些神秘的、異國情調的誘惑符合秘魯的民粹主義政治傳統。
　　現總統阿蘭·加西亞曾于1985年上臺執政，他當時的意識形態與光輝道路并無本質不同——民粹政治，反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不同的只是誰更激進。這或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光輝道路能獲得如此廣泛支持的原因，即使是在1992年上臺執政，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藤森的上臺，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秘魯人民對這位神秘的東方人感到好奇，而他自己依然是威權統治的典范，他給秘魯帶來的改變并不是根本性的，這也是他即使政績突出，也最終被政變推翻的原因。
　　現在的秘魯共產黨依然活躍，即使光輝道路失敗了，毛澤東主義還是在秘魯擁有廣泛的支持者。或許有一天，另外一個“光輝道路”又會通過某種令人驚奇的方式崛起。

復活的印度毛派

　　文 □ 記者 陸南

　　毛澤東的學生

　　Ganesh Ueike，印度共產黨（毛派）West Bastar分部的書記，看起來像一個紳士，很有學識的樣子。
　　在他身上，人們很難看到叢林戰士的影子，沒有綠色的迷彩服，也沒有紅色的頭箍，雖然他在接受采訪的時候，剛剛從恰蒂斯加爾邦（Chhattisgarh）的叢林里走出。
　　Ueike對記者說：“我們要將印度從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魔爪中解放出來。”
　　他所在的組織和其它一些信奉毛澤東主義的印度共產黨人一起，被統稱為毛派。他的前輩、前印度共產黨（馬列主義）總書記瑪瞿穆達曾在1968年說過：“中國的主席就是我們的主席。”
　　那些印度的毛主義者緊跟毛的理論——堅持階級斗爭、人民戰爭，他們的核心思想就是土地革命。更重要的是，在1960年代中蘇分裂后，這些毛派分子堅定地站在中國的一邊。
　　真正的毛派起始于1967年，他們在西孟加拉邦的納薩爾巴里村起義，這被看成印度人民戰爭的一個轉折點。
　　起義發生后，中共黨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春雷隆隆”（a peal of spring thunder，意譯），對這一起義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1969年，以武裝起義為斗爭手段的印共（馬列主義）成立，但不到兩年，這個政黨就被迫分裂。總書記瑪瞿穆達的地位受到了挑戰。
　　1972年，他死于獄中。在整個1970年代，印度毛派支離破碎，但是堅持毛澤東的階級斗爭和人民戰爭理論，仍然是他們的共同特點。
　　1971年的孟加拉戰爭對毛派來說也是一個重大打擊。因為中國和巴基斯坦的良好關系，所以，印度毛派中的一些人在這場戰爭中站在了巴基斯坦一方，這種舉動很難被印度國內民眾的情感所接受，也進一步削弱了毛派的力量。
　　有意思的是，在整個分裂的過程中，親瑪瞿穆達的毛派還在1970年代分裂成了支持林彪和反對林彪的兩股勢力。

　　群眾基礎

　　分裂之后，印度毛派陷于沉寂。一直到1993年4月11日，讀者在《印度時報》上又讀到了一段文字：“左派極端分子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有明顯的回潮趨勢。”
　　毛派回來了。從1993年至今，印度綿延的貧困山區為毛派提供了舞臺，他們的勢力也從原來的4個邦擴展到印度28個邦中的13個邦。
　　1992年，印度前總理拉奧誠懇地向民眾道歉，認為政府始終沒有解決好土地改革的問題，而相關的承諾其實早在獨立前就已經做出。此后，一個選舉接一個選舉，貧困地區農民的生活并為因此改善。而毛派的核心目標——土地革命正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最大資本。在印度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印度農民的自殺率近年來也扶搖直上，社會分化加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印度的情報人員估計，目前的毛派武裝人員大概有20000人之多，僅去年一年就造成了將近1000人喪生，他們毀壞鐵路，搶銀行，劫獄，讓自己經常出現在印度報紙的頭版。
　　盡管如此，和Ueike一起呆在恰蒂斯加爾邦叢林里的Gopanna Markam很難看到報紙上關于他們的報道。他也不是很了解外面的世界。但他仍然非常堅定地說：“我們要讓人民明白，改變他們的生活，要靠武裝斗爭，而不是選票。”
　　Markam是一支小部隊的頭目，他描述著他們的目標：“這是一場人民戰爭，一場曠日持久的人民戰爭。”
　　印度研究毛派的專家Talik Gupta說，印度媒體總是將毛派稱為毫無群眾基礎的“幼稚恐怖主義組織”，這歪曲了事實。他們一直在為窮人戰斗，并已經發展出了游擊戰爭和根據地。當然，對于他們來說，如何突破毛的思想框架，建立符合印度情況的戰略，同樣是一個課題。
　　在1990年代，毛派內部就有人主張，不要再指責改革開放的中國為修正主義。之前，他們認為，中國的后繼領導人背棄了毛澤東的思想。
　　印度毛派領袖相信，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發展，而他們的理論變化是，不再用上所有的力量去打贏一場戰爭，而是一邊采取偷襲戰術，一邊鞏固自己的根據地，毛澤東的游擊戰爭思想對他們的影響很深。
　　短短時間內，從尼泊爾邊境到印度東部，一條紅色走廊已然形成。在這條紅色走廊上，聚集著像比哈爾邦這樣印度最窮的地方，山脈險峻、叢林連綿，游擊隊在許多地方面對的都是缺員多達35％的印度警察和他們落后的武器。
　　在許多地區，毛派游擊隊已經取代政府來管理當地，并依靠稅收來維持自己的生存。比如恰蒂斯加爾邦的叢林里盛產竹子，毛派就向往來于叢林的竹子商人收取賦稅，并要求當地的道路建設公司同樣為之。
　　而當政府帶領軍隊來到山區清剿毛派的時候，他們總是能受到當地農民的保護。印度毛派的成功之處就在于，他們建立了嚴密的地下組織，這使得不了解當地情況的軍隊和警察很難對他們有所行動。
　　但是，他們的勢力也僅僅限于農村，隨著印度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無法接受毛派這樣的極端組織，而像印共（馬克思主義）卻可以憑借自己的高效獲得民眾的支持，取得包括西孟加拉邦、喀拉拉邦在內的地方執政權。

　　游擊戰爭

　　去年夏天開始，恰蒂斯加爾邦當地政府組織了一場反毛派運動，稱為和平行動（Salwa Judum）。
　　政府將民眾從叢林中的村落遷出，讓他們住進官方興建的帳篷，一些被懷疑是毛派同情者的村民紛紛被捕。
　　這些帳篷隨后被警察、民兵和當地武裝起來的青年保衛起來。政府給愿意參加保衛工作的青年發放每月35美元的薪水，這在當地已經是非常高的工資了。
　　“除非你切斷疾病的源頭，否則疾病仍將存在。”當地一個有影響力的土著政治家告訴記者，“疾病的源頭就是人，是村民。”
　　隔離并沒有讓毛派屈服。相反，雙方的拉鋸卻讓村民們備感威脅。Kotrapal村的村民Baman講述了自己的悲慘經歷。
　　去年夏天，和平行動組織了一次會議，人們威脅Baman說，如果他不說出毛派分子的名字，就將被毆打，心懷恐懼的Baman只好說出了一些人的名字。兩天后，毛派又召集村民開會，此前泄密的Baman被痛打一頓。
　　他指著遠處被毀壞的幾棟房子說，一棟是毛派分子所毀，因為他們懷疑房子的主人是警察的情報員；而另外一座房子被毀則是因為，它被懷疑為毛派分子居住。
　　在這樣的拉鋸之間，印度政府已經切實感覺到了毛派的威脅。在8月15日的國慶日講話中，印度總理辛格將毛派視為國內安全的兩大威脅之一。
　　2005年，中國駐印度大使孫玉璽也公開表示：“我們不清楚這些武裝組織為何盜用中國領袖毛澤東的名字；而且我們也不喜歡這樣。他們要這樣稱呼自己，我們也沒有辦法；但中國與他們從來沒有任何關系，中國境內也沒有任何組織或團體與他們有任何聯系。”
　　從1976年毛澤東逝世以后，專注于經濟改革的中國就和印度毛派切斷了哪怕情感上的聯系。但這并不影響虔誠的毛分子對那些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理論頂禮膜拜。
　　印共（毛）發言人阿薩德在今年7月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任何熟悉印度毛澤東主義運動歷史的人都知道，即使是我們的運動面臨巨大的困難和不利于革命的強弱對比時，印度真正的毛派從沒有猶豫不決或者離開他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通過人民持久戰奪取政權的路線。他們不僅拒絕議會路線，而且也與那些以策略為名義參與選舉的政黨斗爭。當然，也有一些假的革命政黨最終墮落為議會黨派，但這暴露了他們是打著馬列毛主義旗幟的修正主義政黨。
　　Markam當然贊成這樣的表述，他們日復一日地在叢林里自造粗糙的武器，睡在防水油布上，準備下一階段的革命，雖然他們至今仍然沒有多少實際控制的土地。
　　在Markam身邊站著一個看起來不到12歲的男孩，手里握著家庭作坊制造的步槍。很少有人相信這支年輕的隊伍能建立起他們的共產主義國家。
　　但對他們來說，一切都遠未結束。

  如果不是被阿瓦克安用毛澤東思想重新解釋一遍，美國革命共產黨的綱領可能與其它的“自由至上主義者”（Libertarians）毫無區別。

　　星條旗下的“東方紅”

　　文/實習記者 胡賁

　　美國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批出現自稱毛澤東主義者（maoist）的國家之一。中蘇分裂，中國獨立扛起“世界革命”大旗的1960年代，恰是美國學運風起云涌時。毛澤東的革命思想，尤其是文革前后提出的許多淺顯直白的口號，更在學生運動中風靡一時。直到現在，美國最大的毛派網絡論壇都被命名為“造反有理”（It's right to rebel）。
　　1960年代，各大學校園都成為左派思想傳播的陣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洛杉磯分校，密歇根大學等美國最為著名的大學脫穎而出，而一度擁有超過十萬名注冊成員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運動”（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就是在密歇根大學舉行了第一次集會，目前活躍的幾乎所有的美國毛派組織，或多或少都與SDS有關。
　　SDS在1970年代末期衰落前所發起的最后一個行動，就是走出校園，將工人階級組織起來，以實現革命群眾的大團結。這一運動因SDS的解散而沒有堅持下去，而其中的一些小派別，包括大部分的毛派組織則將這一運動堅持了下去，并大大發展了自己的組織和影響力。
　　這一運動也被稱為“新共產主義運動”，這些毛派擁有完整的黨綱，有黨的組織機構，中央委員會每年組織全會，并發表會議紀要。在組織生活方面，他們堅持“民主集中制”，抵制任何形式的“西方民主”；而在意識形態上，他們雖然自稱“共產主義者”，卻從一開始就竭力反對正統的美國共產黨。在他們看來，在“蘇聯修正主義”掌握下的美國共產黨已經墮落成了工人貴族，是與美國工會的頭腦們一樣不能容忍的寄生蟲。而托派共產黨也被他們認為是對革命的背叛。這樣，他們幾乎是不得不選擇毛澤東主義作為自己革命訴求的理論來源。
　　1972年，尼克松訪問中國，全美的毛派政黨震怒，他們全都發表了文件，指責中國國內的“走資派”蒙蔽了革命導師毛澤東，背叛了革命。而隨后中國和阿爾巴尼亞公開鬧翻，美共馬派公開宣布支持霍查，從毛派政黨的陣營中脫離出去。其他的毛派政黨則堅持毛澤東早先的革命原則，并沒有自動向阿爾巴尼亞靠攏。從此以后，美國的毛派政黨就開始獨立發展，不再期盼北京的紅色政權對世界革命發表指令。
　　1980年代以來，經過淘汰與整合，美國革命共產黨、自由道路社會主義者聯盟脫穎而出，成為美國最大的毛派組織。美國革命共產黨一直就是新共產主義運動的主力，而自由道路社會主義者聯盟則是由其他的一些小的派別組成。
　　美國毛派共產黨之間的派別之爭和美國其他的政治團體一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族群因素的影響。黑豹黨與美國革命共產黨在SDS時期就曾爭執不斷——黑豹黨繼承Malcom X的遺志，更注重反抗美帝國主義對非裔美國人的壓迫，要求民族解放，成員也主要是黑人。
　　而美國革命共產黨則更多的是由白人組成。即使是后來的自由道路社會主義者聯盟，也因為繼承了美國著名的非洲裔共產黨人哈里·黑伍德的思想而不被美國革命共產黨所接受——這并不意味著美國革命共產黨是一個類似于3K黨的組織，實際上他們一直支持美國黑人爭取民權運動，而是因為雙方所繼承的毛澤東思想有所不同，非洲裔的毛派思想家們對“階級斗爭”理論更感興趣，堅持“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而美國革命共產黨顯然對“造反有理”之類的革命理論更感興趣。
　　當然，美國革命共產黨能從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開始，一直堅持到今天在全美數十個州擁有辦公室和分支黨部，與他們黨的領袖阿瓦克安的領袖魅力分不開，這個亞美尼亞裔的前加州大學學生，在SDS時期就以充滿煽動性的演講在美國西海岸的大學校園中享有廣泛聲譽。而后，因為在鄧小平訪美期間在白宮抗議并襲擊警察被捕，最后流亡法國。
　　阿瓦克安出版過10余本書和小冊子，其中包括自傳。阿瓦克安在自傳中透露，流亡法國后，美國革命共產黨一度將總部搬往法國，并在西歐展開了一系列的活動。這也為阿瓦克安贏得了許多歐洲追隨者。但據信他已于1980年代中期秘密潛回美國。
　　此后，他的行蹤就一直是美國革命共產黨的最高機密。在本刊記者聯系美國革命共產黨發言人卡爾·尼科斯時，因并不知道這一問題的敏感性，詢問阿瓦克安的行蹤，一度被懷疑為中情局的特工而被“卡爾同志”的秘書拒絕訪問。
　　今天，美國革命共產黨在自己網站上列出的第一要務是“反對美國的布什帝國主義政權”，而美國所有左翼所堅持的理念和觀點基本都被美國革命共產黨所吸收：反布什、反全球化、要求同性戀權利和婦女墮胎權。如果不是被阿瓦克安用毛澤東思想重新解釋一遍，美國革命共產黨的綱領可能與其它的“自由至上主義者”（Libertarians）毫無區別。
　　相比起來，自由道路社會主義者聯盟就顯得更為松散和知識分子化。1999年，自由道路發生了一次分裂，兩個派別都堅持使用原來的組織名稱，并聲稱自己的組織才是正統的。而他們分裂的原因，僅僅是因為在發表一份“與新帝國主義斗爭的聲明”上的措辭和表態意見無法取得統一。而他們的活動也限于美國國內，甚少與國際毛派發生聯系。
　　美國革命共產黨的財力相對雄厚，它倡導成立了“革命國際主義者運動”，在國際毛派中擁有一定的影響力，在全美各州的分支機構支持之下，他的領袖也能夠在全美各地活動，宣傳自己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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