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歡迎走進《世紀大講堂》，這里是思想的盛宴，這里是學術的殿堂。
    在今年的3月21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俄羅斯總統普京一起在北京出席了俄羅斯年的開幕式，由此也拉開了俄羅斯年在中國的一系列活動。而在這之后，我們看到俄羅斯的政治，經濟，文化，都成為了大家所關注的焦點。那么俄羅斯到底曾經走過一條什么樣的道路，他們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俄羅斯這個民族又有著什么樣的精神？有關這些問題，今天的《世紀大講堂》，就很榮幸地邀請到了著名的文化學者王康先生。歡迎您。請坐。
    首先呢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大屏幕，一起通過大屏幕來認識一下王康先生。
    Vo：王康生于中國現代歷史一個最關鍵的年頭：1949年。這個年頭使他成為一個宿命論者和天生的理想主義者。
    大學期間他以獨具的風骨和才華成為西南最高師范學府自1957年來第一個學生文學社社長，并因此自決于中國式經濟仕途、學院翰林之外。耿于沉思，疏于著述，不求聞達，不意被封“民間思想家”。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王康以布衣之身撰寫“中國改革憲章”，名動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為題，撰寫叩問“中國往何處去”五集政論片。抗戰勝利50周年以九集電視片《抗戰陪都》傾服眾多業內人士。對中美關系、臺灣懸案、中日現狀以及馬克思主義、港臺新儒家皆有獨到心得，自謂“人世”未盡解，而“天命”已略知。
    主持人：歡迎來到《世紀大講堂》。其實我跟王康先生見面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我相信每次大家如果見到王康先生，一定會對他的這個形象印象特別地深刻。有人就說這個聰明絕頂放到你身上特別合適。
    王：謝謝。
    主持人：你覺得是嗎？
    王：是。
    主持人：很少會有這人這么坦誠了。
    王：光頭的人啊一般比較聰明，而且也比較善良，歷史上很多光頭的人很善良，大家記住，比如列寧，非常聰明，在整個共產主義譜系里邊，也是一個最善良的人，我也是。
    主持人：覺得自己聰明和善良在哪些地方呢？
    王：比如我很聰明，我拒絕了學術道路，早就拒絕了政治道路，也拒絕出國，但是我換來了內心的充實，我的高度的獨立性。這很聰明。
    主持人：其實很多人了解到王康先生，知道王康這個名字，更多的是從抗戰那段歷史了解到的，因為王康先生自己曾經做過一些陪都文化的研究在重慶，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對俄羅斯，您還有這么濃厚的情結。
    王：對，我對世界所有國家最濃厚的、揮之不去的是俄羅斯情結。
    主持人：這個俄羅斯情結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產生的呢？
    王：我們這一代，我們的父輩，甚至祖輩，深受俄羅斯的影響，可以說俄羅斯對中國的影響超過了任何國家。剛才你說，今年是俄羅斯年，其實整個20世紀都是俄羅斯世紀，對中國來說，沒有哪個國家可以跟俄羅斯相比，對中國的影響如此地深刻，我們看看所有現代中國，我們的憲法，我們的整個國家制度，我們的基本的世界觀，我們的哲學，基本上是俄羅斯式的，盡管有四分之一世紀的改革開放，但是我們這深層的結構上的東西來自蘇聯。
    主持人：提到俄羅斯呢，可能很多中國人都會熟悉它的比如說一些著名的文學家，一些文學巨著，還有一些俄羅斯的音樂，包括繪畫等等。有哪些作品是對您影響特別大的嗎，能跟我們講講嗎？
    王：普希金的《致大海》，再見吧，自由的元素。我們那代都能背誦那些詩。
    主持人：現在還記得嗎，能現場給我們背誦一兩段嗎？  
    王：再見吧，自由的元素，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滾動著蔚藍色的波濤，閃耀著驕傲的美色。很長，那首詩。
    主持人：嗯。好，看得出呢，只要談到俄羅斯，王康先生就會滔滔不絕，一直地說下去，那么對于俄羅斯，王康先生到底有著什么樣的了解，從他的眼光來看，俄羅斯曾經走過一條什么樣的道路？我想下面呢就讓我們一起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王康先生給我們進行今天的主題演講，《俄羅斯的道路》。
    王：謝謝子墨小姐，大家好。俄羅斯是一個非常激動人心的話題，也是一個很沉重的話題，今天晚上和大家共同分享俄羅斯，我感到很榮幸。
    1844年，俄國和美國，還有20年時間才能廢除奴隸制，法國的思想家托克維爾就預言說，將來有兩大民族，美利堅民族和俄羅斯民族，它們的出發點不一樣，道路各異，但是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最終它們要分別地主宰人類的一半。20世紀以罕見的歷史規模和清晰的世界圖景驗證了這一非凡的預言。俄國和美國在20世紀，它們確實（各自）主宰了人類的一半。
    俄羅斯比美利堅更富有戲劇性，更使世界震驚，更值得咱們中國來關注它。俄國一直是人類的希望，在20世紀，尤其后半葉。俄國的歷史成就，舉世皆知，它打破了西方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它把一種新的人類拯救的意識帶給世界，它用30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兩百年的工業化過程，它把第一顆人造衛星送上太空，它的核武器足以毀滅人類50次，它的國家元首可以在聯合國的大廳把皮鞋脫下來，敲打桌面，和美國叫板，它可以把導彈直接運到美國的后院——古巴，它的醫療保險，它的退休養老，它的國民教育，它的奧運金牌，它的芭蕾舞，它的電影，讓整個西方黯然失色。蘇聯，前蘇聯，它是人類的希望，它不僅僅吸引了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而且它吸引了西方第一流的知識分子：英國的戲劇大師簫伯納，科幻小說的鼻祖威爾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鼻祖約翰.杜威，大作家德萊塞，法國科學家若里奧·居里夫婦，包括愛因斯坦，畢加索，，他們都對俄國神往，有些都前往俄國，像朝圣一樣。
    俄國在精神上，在道義上，在思想上戰勝西方似乎只是一個時間問題，沒有人會懷疑俄國的壽命會比羅馬帝國，波斯帝國，拜占庭帝國，奧斯曼帝國和它取而代之的沙俄帝國更短暫。但是我們誰都知道，前蘇聯沒有被14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圍剿扼殺于襁褓之中，沒有在希特勒德國巨大的戰爭機器面前崩潰，而是在它自己的經濟、政治、外交、軍事幾乎處于巔峰狀態時候，幾乎在一夜之間戲劇般地崩潰了。
    王：對俄國的崩潰，蘇聯的解體，有不同的說法。簡單來說就是兩種，一種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長期對蘇聯進行和平演變，進行滲透。第二種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那些共產主義的叛徒們出賣了蘇聯。我認為不是，根本不是。有一種更為深層的、更為強勁的、更為堅韌的力量使前蘇聯解體，使蘇共下臺，這就是俄羅斯的歷史命運，俄羅斯的精神，它們的靈魂。我們必須要回到俄羅斯的道路上來看，俄羅斯這個民族，它的命運，它的道路，在十月革命和蘇聯解體這74年的前后是怎么一回事情？
    王：我們知道，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深受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的影響，但是沒有哪個國家像蘇聯這樣受到它的地理環境的致命的影響，這是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
    王：俄國的地理疆界是如此的遼闊，當波羅的海的圣彼得堡夜幕降臨的時候，在太平洋西岸的遠東的伏拉迪沃斯托克，黎明才剛剛開始。這種地理環境根本決定了俄羅斯300年以來、500年以來的命運。俄國的地理就是它橫跨歐亞大陸，它占據了人類六分之一的土地，俄國一直徘徊在東西方之間。它不是純粹的亞細亞，它也不是典型的歐羅巴，它既是亞洲，它又是歐洲，在東方和西方之間，在亞細亞和歐羅巴之間，俄國人一直在尋找自己的家園，自己的歷史定位，自己的歷史道路，這一點根本決定了俄羅斯的道路。跟這個地理環境結合起來，共同推進了俄國歷史的是它的歷史事件。公元988年，第一個千禧年之末，俄國發生了一個重要事件，基福羅斯的大公，弗拉基米爾大公和拜占庭帝國聯姻，而且接受了基督教，把基督教定為俄羅斯的國教。從那個時候開始，俄羅斯就自命為第三羅馬。另外一個事件就是1210年，成吉思汗的部隊征服了俄羅斯，統治了240年，他把亞洲腹地的軍事專制主義的傳統帶到了俄羅斯歷史里面來。這樣俄羅斯它向東擴張，就是代表著金帳汗的成吉思汗的那種歷史遺產，它向西征服，就代表著羅馬帝國和拜占庭帝國。這是俄羅斯的救世主義，俄羅斯早期的彌賽亞情結在歷史上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
    王：和這種歷史、地理相關的就是俄羅斯在19世紀，更早，應該說彼得大帝對西開放之后，俄羅斯的思想界，精神界，文化界，分成兩大派，一派是斯拉夫派，一派是西歐派。斯拉夫派認為，俄國的文化異于也優于西方的文化，俄羅斯的土地，俄羅斯的村舍，俄羅斯的東正教，它們是真正體現了基督教的兄弟之情的那種淳樸的美德。西歐派當然剛好相反。西歐派認為俄羅斯的本土文化是完全過時的，完全落后和反動的，俄國的得救必須要向西方學習，必須要經過類似西方的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啟蒙運動，俄國才能夠擺脫它的沙皇專制和農奴制。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爭論一直維持了20年，后來才演變出民意黨人、社會民主派，最后成了布爾什維克。馬克思主義對俄國來說，它具有雙重意義。對西歐派來說，馬克思主義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它是產生于比俄羅斯文化更高級的一個階段的工業文明的產物。對于斯拉夫派來說，馬克思主義也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因為馬克思主義是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激烈地批判和否定的一種文明。馬克思在適應俄羅斯的西歐派和斯拉夫派的這點上是一個奇跡，俄國始終是世界的兩個部分的代表，在最好的情況下，東方和西方在俄國進行結合，俄羅斯本身就是世界的代表，就是世界本身。在最壞的情況下，東西方在俄國進行碰撞，進行交鋒，那俄國就會演示出啟示錄般的悲劇。 
    王：馬克思在俄國最后成功，還有第三個因素，就是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們，將近在一個世紀里邊，整整一個世紀里邊，他們一直在準備著、期待著、也在制造著俄國的共產主義。十二月革命黨人…，這是貴族的、上層的一種革命，他們已經發現，俄羅斯的專制主義、農奴制、沙皇制度完全不合時宜了。我舉幾個例子，幾個人物。
    王：彼得拉舍夫斯基是個貴族，是個地主，他自己在彼得堡的家里面，（建立了一個沙龍），長時間地展開各種爭論，他用自己的錢辦了一個法朗吉，相當于一個烏托邦的村舍，就是傅立葉空想社會主義的一個村落，把自己的錢財全部捐出來，但是他的法朗吉被當地農民燒掉了，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小組從來不宣傳革命，但是他們宣傳比革命更危險的思想，他們在思想領域里面進行著對于俄國來說是翻天覆地的一場革命，這個小組的結局是悲劇性的，被警察查封了，21個成員全被判處死刑，其中包括后來成為俄國文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別林斯基，大家知道，他是一個貧民知識分子，一個大祭司的兒子，他在俄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世界觀的問題。俄國人必須要有一種世界觀，俄國人必須要崇拜一種力量，或者一種理想，一種事物。別林斯基認為俄羅斯人民既偉大又可鄙，既高尚又自私，為了推動俄羅斯人民（改造）這種愚蠢的、自私的（品性），必須用暴力把他們引向幸福的道路。比別林斯基更激進的是車爾尼雪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一個很溫柔的人，但思想上極其激進。沙皇帝國干了很多壞事，其中（之一）就是把像車爾尼雪夫斯基這種優秀的、稟性溫和的、基督式的人物，關進彼得堡要塞7個年頭，然后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亞12個年頭。但是這位俄羅斯的普羅米修斯，完全經受了所有苦難的折磨，他寫下了著名的《怎么辦》。《怎么辦》作為小說，沒有什么價值，很無趣、很單薄，但它是俄國革命者的必讀之書，它是俄國的虛無主義，俄國的極端派，后來成為俄國革命家的必讀書。
    俄國的這一幫人，在整個19世紀，按照后來索羅維約夫和布爾加科夫的總結，他們都是在準備著，在期待著，在制造著俄國的一場革命，不管是斯拉夫派還是西歐派，他們有一點是共通的，就像后來赫爾岑總結的，斯拉夫派和西歐派就像是俄國的斯分克斯一樣，俄國的雙頭鷹，但是涌動它們之間的有一個共同的心臟，那就是對俄羅斯的愛。
    到了20世紀之初的年代，沙皇帝國300年的統治已經風雨飄搖了。俄國往什么方向走，不外兩條道路。一條就是走上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另外一條，走向后來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馬克思、恩格斯曾高度關注俄羅斯的命運，他們一再強調俄國已經走到世界革命的門檻前，俄國革命可能成為整個歐洲革命的一個信號，一個前奏。但是他們很擔心，他們在晚期已經發現俄國的專制傳統，俄國的半亞細亞的社會結構，如果來一場歐洲式的革命，或者他們所期待的革命，（俄國）可能走向一種全面的復辟，建立一種不受任何監督和制約的全能的一種東方的可詛咒的專制社會。
    不管怎樣，俄國后來走的道路是馬克思主義名義下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道路。我覺得，為什么不是發達的、大工業生產的資產階級的歐洲，而是一個基本是農業社會的專制的俄國，發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革命。在西歐，就是因為資產階級特別強大，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它們可以分享（利益）。資產階級上升時期，利用技術發明，利用科學技術生產力創造出來的巨大財富，加上西方資產階級向全球擴過程中，利用非西方國家的資源、人力創造更多的財富，來緩解本國的階級對抗。在這一點上，西方資產階級非常成功，我覺得是馬克思所預言的西方的社會主義革命、歐洲社會主義革命遲遲沒有爆發更沒有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而在俄國情況不一樣，列寧很早就認識到，俄國恰恰因為它的資本主義發展不足，資產階級力量不夠強大，所以俄國可以盡早建立一個工人的國家，用這個國家的力量，反過來按照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來發展生產力。我們（還）不要忘了，俄國的革命有深深的猶太烙印。俄國的共產主義之父普烈漢諾夫，他的夫人、也是他的親密的戰友，是一個猶太人，俄國的紅軍之父，托洛茨基是猶太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諾夫是猶太人，蘇聯肅反委員會主席捷爾仁斯基是猶太人，共產國際主席加米涅夫是猶太人，彼得堡的市委書記季諾維也夫是猶太人。列寧都有八分之一的猶太血統。我們更不要忘了，馬克思本人是猶太人，盡管他青年時代就放棄了猶太教。但是猶太，猶太的經典《舊約》關于創世紀，關于人類拯救，關于真理，關于彌賽亞，將會出現（的思想），對馬克思，對這幫俄國猶太血統的革命家，我相信有一種非常深刻的影響。
    王：第三個原因，剛才我說了，整個19世紀，俄國的，不管是貴族還是平民知識分子，他們都有一個基本結論，俄國的專制制度已經該到壽終正寢的地步了，他們將毫不留戀地拋棄它，打碎它。俄國的知識分子們天生具有一種共產主義的情結，比如，俄國的農民，俄國的民粹派，他們的財富觀完全不一樣，俄國的貴族，俄國的知識分子，跟西方和中國知識分子都完全不一樣。第一，他們完全沒有任何優越感，所有的俄國貴族、知識分子，他們有一種罪孽感。（第二），他們認為俄國真正的、上帝的真諦、真理所在、俄國的未來所在是在農民，在黑黝黝的潮呼呼的俄國的土地上。托爾斯泰到了晚年，他已經譽滿全球了，以83歲的高齡，他非得把他的財產全部分給農民，索尼亞，他的妻子不同意，這樣兩夫婦產生根本的矛盾，（托爾斯泰最后只身）離家出走，死在一個車站里面。到這個份上，像托爾斯泰這種知識分子，他必須把他的財產分給土地，分給農民們，他的靈魂才能得到安息。這種民粹主義的情結，這種財富的觀念，是俄國實現共產主義，一個天然的土壤。即使沒有馬克思、恩格斯這兩個普魯士的哲學家，我相信俄國實現俄國式的共產主義（仍然）是必然的。
    王：共產主義在俄國的實現是必然的，但是社會主義運動在蘇聯的失敗，不一定是必然的.
    列寧用了很多東方的、亞細亞的、俄羅斯本土的方式，比如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獻身精神，民粹黨人的個人英雄主義，布爾什維克的黨的鐵一般的紀律，工農聯盟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力量，這不是西方的，也不是馬克思的，這是列寧獨創的，這是來自于俄羅斯的傳統，俄羅斯的土壤上的力量。列寧（曾經）也對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當年和他們并肩作戰的那些人進行了非常嚴厲的懲罰。他在1922年，把很多俄國大知識分子驅逐出去，他還下令，把200多名妓女槍斃掉，他還干過一件特別荒唐的事情，把尼古拉二世，已經遜位的、放下武器的末代沙皇全家處決掉。但是，剛才我說了，光頭和禿頂內心都很善良，列寧本性上是一個非常善良和高尚的人，他特別喜歡小孩兒，喜歡小動物，他在家里是一個非常好的丈夫，一個非常好的弟弟。非常有人道主義。列寧使用那些迫不得已的殘忍手段，是當時俄國的特定歷史環境必須這樣做的。
    王：如果列寧繼續活下去，再活十年，二十年，我相信蘇聯的社會主義是完全不同的面貌，可惜歷史沒有給俄國這么一個機會。第二我要談談布哈林。布哈林是列寧晚期新經濟政策的捍衛者和執行人。列寧在晚期發現，戰時共產主義已經不能維持下去了，必須根本地重新認識社會主義。他到晚年緊張地思索，在1923年1月23號，蘇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列寧抱病參加，也是最后一次參加，他對整個布爾什維克告誡說，我們的成就還微不足道，俄國革命必須經過俄國市場和世界市場的嚴峻考驗，他說俄國（的革命前途）取決于兩個東西，一個取決于和西方資本主義的新的進步的東西的結合，（一個）取決于和俄國的農民的結合。他提出著名的公式，什么叫社會主義？他說社會主義等于普魯士鐵路制度，加上美國技術，加上托拉斯組織，加上美國國民教育。如果列寧繼續走下去，他可能把東西方的正面的積極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但是非常不幸，他去世了。他晚年推行新經濟政策，由布哈林來繼續，布哈林認識到，俄國革命成功之后，不再是誰戰勝誰，而是誰聯合誰的問題，俄國是太窮，資本主義太不發達，這個痛苦太深，因此俄國的任務是，必須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他對俄國農民的口號是，發財吧，積累吧，發展自己的經濟吧。布哈林最擔心的是，俄國革命可能走上一條背叛它的理想的道路，建立起一個高度統一的指令性的計劃經濟，建立起一個不受任何監督和制約的國家“利維坦”，建立起一個成吉思汗東方式的兵營社會。非常可惜，布哈林堅持列寧晚期的新經濟政策，這種探索，這種奮斗被打斷了。從1928年開始到1938年，十年時間，斯大林用一系列的陰謀政治和權力斗爭，把布哈林和一批老布爾什維克消滅掉。然后他高舉著兩把刀子，一把是全盤集體化，一把是階級斗爭尖銳化。從1928年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2500萬戶農民，一億二千萬農民被拉進了集體農莊的歷史浩劫之中。我簡單地概述一下。這當中，蘇聯有一千萬農民和三百萬兒童直接地死于災荒和饑餓，大批的衣衫襤褸的農民顛沛流離在俄羅斯廣袤的土地上。
    王：烏克蘭、北高加索、伏爾加流域是傳統的歐洲糧倉，但是一直到斯大林本人去世，1953年，甚至一直到現在，蘇聯，俄羅斯，居然不能養活自己的人民，到60、70年代，一直從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進口面粉，從（歐洲）共同市場進口黃油，從美國進口大豆。更嚴重的是階級斗爭尖銳化這個理論，斯大林對列寧締造的布爾什維克黨，這個國家，這個政權帶來了災難性的變化。從1936年開始，斯大林就開始對老布爾什維克發難。1936年是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審判案，幾萬人被卷進來，然后37年是皮達可夫和拉狄克審判案，幾十萬人含冤而死，然后38年是布哈林（李可夫）審判案，幾百萬人牽扯進來。在之前，斯大林根據階級斗爭尖銳化，編制了各種名目繁多的罪名。斯大林建立了一個什么樣的模式呢？第一就是高度集權的絕對專制的成吉思汗式的政權。在他統治時期，蘇聯政治局的會議，蘇聯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代表大會常年不召開，和列寧在（世時）形成強烈的反差。列寧在1924年去世之前，是在14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聯合包圍的情況下，每一年的全國代表大會照樣召開。然后在整個蘇聯是斯大林和他的一伙幫兇說了算。這伙幫兇里邊，像雅戈達，像葉若夫，像貝利亞，這些都是心里非常陰暗的、非常殘忍的劊子手。
    王：中國古代臭名昭著的首任暴君秦始皇曾經焚書坑儒，活埋了四百個儒生。古羅馬的三個暴君，尼祿，提庇留和蘇拉，曾經把兩萬羅馬人殺死。但在整個19世紀，因為政治原因被判死刑的俄羅斯人才不到20個人，被流放，被監獄關死的，也就幾百人，幾千人，但是死于斯大林之手的，我說個數字，1990年，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公布了一個數字，從1930年到1953年期間，蘇聯有三百七十七萬八千二百三十四人死于非命，被槍斃。到1991年，蘇聯克格勃首腦，克留奇科夫宣布了一個數字，從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主掌大權的25年期間，蘇聯有450萬人死于非命。
    王：但是俄國的精神，俄國的靈魂并沒有屈服，這里我回到俄國的文學上來說一下。大家知道，俄國有五名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普寧，肖洛霍夫，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和布羅茨基。帕斯捷爾納克在195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的小說叫《日瓦戈醫生》，他在臨死前說，我為什么要寫這本小說，我對我們這一代人，對我們的父輩，對俄國的歷史負有重大的責任。他說，我們的祖輩和父輩，他們已經長眠，但是我相信在春暖花開的時候，他們的價值觀，他們的希望一定會復活。他在寫《日瓦戈醫生》的時候，就想恢復俄羅斯的真的精神。
    王：索爾仁尼琴，現在還活著。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答獎詞的標題叫“為人類而藝術”，俄國的彌賽亞情結，俄國的民粹主義思想，俄國的忠實于真理的這種奮斗（精神），作家們一直在堅持。在海外，一大幫俄國的知識分子們，他們的書開始翻譯成中文了，就是白銀時代（開始）的，后來的新精神（哲學）運動，俄國宗教唯心主義為代表的這幫知識分子們，他們的思想一直堅持到二戰之后。俄國社會主義為什么失敗，或者挫折，梅烈日科夫斯基，索洛維約夫，布爾加科夫，他們總結了幾點基本的東西，第一，俄國的社會主義必須實現俄羅斯人民兄弟般友愛的這個神圣的原理，但是在斯大林時期，俄國人怒目相向。1939年，全俄監獄關的犯人是九百萬人，比1929年多了三百倍，每兩個俄羅斯家庭就有一個成員在服刑。第二，俄羅斯的社會主義必須實現人的高度的尊嚴，高度的自治。第三，這場革命必須要完成一個正義的、和諧的、文明的民主和自由的社會結構，這么一個社會制度。第四，這幫知識分子認為，俄國革命必須要使整個俄羅斯人都變成精神上的貴族，（具備）俄羅斯貴族的全部美德，而沒有他們那些劣行，那些缺點。顯然，列寧去世之后，布哈林被槍斃之后，這一切都沒有實現。
    20世紀的俄國是一個失去和諧的世紀，是一個血流成河的世紀，是一個充滿了仇恨和暴政的世紀。為了終結這個世紀，必須實行懺悔，必須在宗教，在民族，在政治見解上實行新的諒解，新的融合，必須把歷史真相告訴年輕的一代，讓他們去創建一個真正美好的，一個真正人性的，一個真正符合俄羅斯天性和世界人類利益的新的俄羅斯。
    王：俄羅斯道路不僅僅是俄羅斯民族，一個民族的事情。如果西方不那么自私，如果西方沒有發動兩次世界大戰，拿破侖和希特勒沒有入侵蘇聯，俄羅斯可能選擇另外一條更好的道路。如果東方、亞洲有更多的自由，有更多的現代意識，有更多的關于人的普適價值，俄羅斯也可能走上不同的道路。俄羅斯的失敗絕對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失敗，俄羅斯在20世紀是一場整個人類共同的試驗。我相信像俄羅斯這樣一個精神上的巨人，歷史上的巨人，它絕對不會讓目前這種非常尷尬、非常困難的時期維持很長時間。從1861年廢除農奴制到1917年，將近60年時間，俄國徘徊了60年。從1917年到1991年74年間，俄國掙扎了74個年頭。從1991年到現在，也不過就十五六個年頭而已。我在這里預言，像當年托克維爾一樣，俄國不會在20年之外才重新崛起。20年左右，俄羅斯會以一種嶄新的面貌（出現于世）。從俄羅斯的經驗、教訓，俄羅斯的靈魂，俄羅斯的精神里，他們（將）重新去吸取（屬于）他們的那種力量、智慧和勇氣。作為我們永遠的北方大國，我們中國太有理由關注俄羅斯，勝過關注西方。謝謝。
    主持人：非常感謝王康先生今天給我們進行的這場演講。剛才呢您也提到了20世紀的俄羅斯，特別提到了一個人，斯大林。那我就想請問您，斯大林這個人在俄羅斯的出現，在當時的蘇聯產生了那么大的影響，他的出現，它是一個偶然，還是一個必然？他和俄羅斯這個民族性格之間，有著什么樣的關系？
    王：是必然。因為列寧的俄國社會主義就預示了斯大林的可能性。剛才我說過，列寧是一個天才，他把兩種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俄國知識分子對自由的向往，俄國專制社會的傳統居然結合起來，而且非常成功。從斯大林個人來看，他的父親是個鞋匠，而且是個酒鬼，他完全沒有父愛，他是在母親呵護下長大，他只有六年的神學院（學歷），他基本上沒有出過國，不懂一門外語，而俄國那幫領袖，包括布哈林，布哈林會用德語，法語，拉丁語，希臘文，（閱讀歐洲原著），俄國革命一些上層的領導人，全是一些大知識分子，只有斯大林是一個基本上沒有文化的人，他的出現更多代表了一種俄國的東方傳統，俄國的專制傳統。
    主持人：您在演講當中，剛才也提到，如果說列寧再多活20年的話，那么社會主義在俄羅斯這片土地上的發展，可能會有一個不一樣的結果。所以我們還想知道，為什么說這個社會主義在俄羅斯的發展，要依靠某一個人的壽命，而我們傳統當中的印象是說，在西方國家，它的經濟發展，它的政治發展，它整個社會的發展，都更多的是依靠制度？
    王：正宗的馬克思主義建立在進化論和絕對論基礎上。俄國一幫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就要求首先在俄國發展資本主義，發展大工業生產，在工業革命的過程里面，孕育現代的無產階級，然后再進行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運動。但是俄國的歷史條件沒有提供這種機會，所以俄國后來更多的帶進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個人英雄主義，領袖決定一切的力量，這是東方的、俄羅斯本土資源特色，而不是帶有歷史規律性的東西。
    主持人：那如果它一種制度的發展，只是取決于某一個領袖，某一個個人的話，那是不是我們可以說它在未來的發展，比如說它如果能夠走上一條，社會主義走上一條順暢發展的道路，可能存在了太大的偶然性，而不是說我們將會看到的一個必然結果呢？
    王：眾多的社會主義國家最高領導人的修養，道德，心胸，甚至他的脾性，他的愛好，在那個國家里常常是決定性的，這是沒有辦法的，這是一個很可悲的（現象），這是歷史巨大的局限性。我們還沒有到達一個完全按照一種理性的，一種帶規律性的東西，我們現在沒有認識它，然后來理解，來實現這個社會主義。
    主持人：好，謝謝。我們這邊呢，還有一些網友啊想跟王康先生來做一些交流。有一個網友的名字呢叫做我不想煉鋼鐵，他說，看來他應該是一個年輕人啊，他說我們這代年輕人是不會排著長隊去購買那些，比如說俄羅斯的電影的海報，包括是說俄國的一些小說，他說我們可能去關注的，愛看的，是一些日本和韓國的小說。所以他認為，俄羅斯文學，蘇聯文學，可能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和背景下被抬升了，被提高了它們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那不知道您對這個想法怎么看？
    王：所有的精神活動，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但是有些作品，有些精神，它會長久地存在下去。我覺得像日本，韓國，包括港臺的文學，在我看來，一點價值都沒有，它純粹是消費社會，休閑時代的產物，它和人類的巨大的命運，將來人類還會出現的命運沒多大聯系。與俄羅斯的學術著作，根本就沒法相比，它們關系到整個人類的命運，將來還會有，還會出現。它們所深入到的人性的深度，人類的本性，人類的道路和終極的關懷，與剛才你說的，網友說的東西，不可同日而語。中國，我們有很多軟不拉唧的東西，我們太需要是一種有精神的，有理想的，有道德追求的文學作品。
    主持人：好，謝謝。還有一個網友的名字，他這個名字也非常有意思，叫做伏特加，一杯就倒，說的是這個酒。他想問您的問題就是說這個俄羅斯人，他的性格和這個伏特加酒之間有什么樣的關系？因為我們都知道，一提到伏特加，我們肯定就想到這個俄羅斯人愛喝這種酒。
    王：俄羅斯是一個冰天雪地的國家，喝酒當然很正常。另外，俄羅斯民族經歷的磨難，它的苦難歷程在世界各國里非常罕見，也許我們中國人可以和它比較一下。俄羅斯人的這種命運，就像法國文學史家勃蘭兌斯說的，俄羅斯天生是一個憂郁的民族，是一個苦難叢生的民族。當俄羅斯民族的精神跟靈魂沒有得到滿足的時候，伏特加酒是他們莫大的安慰。我如果是俄羅斯人，我也會成為一個伏特加的愛好者。
    主持人：好，謝謝。接下來呢，我想請我們在座的各位，有什么問題的話，可以提問。這邊。
    提問2：主持人，王老師，您好。我是咱們哲學系的一個學生。我想問一下王老師，您通過對俄羅斯的這個研究，就說反思一下中國為什么說古代還有那么多思想，然后到近代，我們的文學和思想現在是這么落后？就問您對這個問題怎么看？謝謝。
    王：俄羅斯的東方傳統，應該嚴格地區分。它的所謂東方傳統、那種亞細亞的專制主義傳統，我認為主要是以成吉思汗為代表的蒙古的軍事專制主義，絕對不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的人文主義。盡管儒家有很多問題，也有很多過失，但是它的核心理念是正確的。比如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觀點，比如世界大同的觀點，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是在上帝缺席的情況下，沒有西方基督教和俄國東正教的背景下創立的關于人的命運、人的本性、人的目的的一種東方式的非常高明的哲學。我覺得我們應該恢復它們。我們提出在東方崛起，要建立一個和諧的、一個小康社會的時候，那么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宋明理學和當代的新儒家，它們應該進入中華民族的心靈里來，這是中國，我們自己自救，自強所必須要走的一步，就像俄國人一樣。謝謝你。
    提問3：你好，王老師，主持人好。我想非常榮幸能聽到你今天的演說。然后剛剛你講，在演說當中你提到說俄羅斯的文化和精神特別，就是讓你特別崇拜，另外你還記得俄羅斯民族是一個非常優越的民族。但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是，俄羅斯上至政府，下至民眾，他們都非常希望能夠融入歐洲，特別是他們把融入歐洲當作，上升成為一種國家戰略地位，他們把圣彼得堡，然后作為融入歐洲的一個橋頭堡，包括特別是包括普京總統上臺后，他也是，就是說然后對西方國家，對歐洲國家頻頻發出一些善意的信息，但是西方國家并不太領情。你覺得這種現象如何解釋？謝謝。
    王：在現在一個全球化越來越快速的時代，我覺得俄國不管是向東方還是向西方靠攏，它最終要向一個根本靠攏，向世界和人類的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理想）靠攏。如果要總結俄羅斯三百多年或者74年的歷史經驗的話，俄國的命運就在于不能簡單地區分西方或者東方，而是盡量全面地、積極地、有效地來結合東西方先進的、優秀的部分，這是俄國真正的前途所在。
    主持人：謝謝。
    提問：王老師，您好，主持人，您好。眾所周知，目前中俄兩國都在進行一場大的社會變革。你怎么看待這個兩國改革？而且你認為哪個國家的改革對社會震動更小，更符合本國的民族個性？謝謝。
    王：俄羅斯的和中國的改革完全是它們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典型的表達。俄國民族，他們總是讓世界震驚，他們在骨子里面是非常浪漫的，非常神秘的，他們不太現實，他們的那種急救法叫什么休克療法，完全合乎俄羅斯的天性，他們不希望比較平庸地、慢慢地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們希望有一種史詩般的、甚至是一種比較苦難的方式來凸顯他們的命運。中國不一樣，中國是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林語堂早就說過，中華民族最大的特點，就是不走極端，不狂妄，這種民族性格、民族傳統和文化決定中國改革的基本的風格，我覺得這是天理昭昭，不存在高下、對錯的問題。俄國的改革和中國的改革，它們基本的目標和方向，我認為沒有太大差別，除了西方那一套普適價值之外，它們必須滿足本民族精神上、靈魂上的需要，這是中俄改革必須要面對的，而不僅僅是西方的，比如市場化，法治社會這一套，這套其實很淺薄，也很簡單，人的基本權利，財富等等，要做到并不難。但是怎么能夠滿足中華民族或者俄羅斯民族的天性，只屬于這個民族的天性，從而來豐富人類的人類性、共同性，這是更困難的事情。
    主持人：最后呢我還想請您用一兩句非常簡單的話來給我們概括一下，俄羅斯精神，它到底是什么？
    王：俄羅斯精神就是在苦難當中孕育著偉大，在絕望的時候保持著拯救的信心。我還想說一句，我呼吁年輕的一代，千萬不要忘記俄羅斯，我們應該用比對西方更關注的心情、更同情的心情來關注和同情俄羅斯，我們應該為俄羅斯祈禱，為他們祝福。
    主持人：那在您看來，中華民族，它的精神又是什么呢？
    王：中華民族精神就是那句老話，君子自強不息，這是正面的。中國人有兩種傳統，一個是孔夫子到孫中山的傳統，一個是秦始皇到毛澤東的傳統。孔夫子到孫中山的傳統，相信文化可以改變和提升人，可以拯救人，——用現在的術語來說。而秦始皇和毛澤東不相信這個，他們相信權力，權力是天底下最重要的東西，沒有權力一切事情都做不成。
    主持人：好，謝謝王康，謝謝王康先生。非常感謝王康先生今天呢是抱病專程地飛到北京，來到我們的《世紀大講堂》。的確，俄羅斯呢是我們最大的鄰國，而且正如王康先生所說的那樣，俄羅斯對于我們這個國家曾經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對于許許多多的中國人，特別是我們的父輩那一代人來說，俄羅斯這三個字，它是一種情結，它是一種特別的親近感。所以今天呢在這里，我們和王康先生一起來回顧俄羅斯它所走過的道路，去理解它的民族性格，去了解它的精神，我想對于我們同樣有著很好的啟迪作用。那再一次感謝王康先生今天呢是給我們進行了一場很精彩的演講。同時呢我們也感謝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們。下周同一時間，《世紀大講堂》，我們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