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的義務是進行革命——我所認識的菲德爾•卡斯特羅

米格爾•羅德里格斯　魏文編譯

    他從青年時代就思考個人權力的問題。他曾經認為權力過分集中在一個有魅力的領導人身上是危險的，我認為那是真誠的。但是歷史的結果是他的權力越來越大，這是他原來未曾希望的。

    40多年以前，卡斯特羅在哈瓦那舉行的第12次工人大會閉幕式上發表演說時，提出了一個愿望：“在將來，很少人或沒有任何人能擁有我們在革命開始時擁有的權力，因為一個人擁有那么大權力是危險的”。這位古巴革命者當時不可能想象他所擔心的這種情況延續了幾十年。

    這次生病后他將國務委員會主席和古巴共產黨第一書記的職務轉交給他的弟弟勞爾，這使得世界范圍內對這個人以及一位出色的政治活動家生活歷史上很少有的互相矛盾的評論像雪片似地飛來。

    在20世紀的后半葉，從他關于非殖民化進程事件的方向以及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的言論和行動來說，他是第三世界影響最大的領導人之一。

    我曾經在古巴生活了8年。不只一次聆聽他在哈瓦那革命廣場上發表的長達數小時的演說，或是紀念7月26日在古巴島上其他城市發表的演說。關于如何處理一種個人巨大的權力與人道主義之間的矛盾，我曾經問過自己，卡斯特羅在做出決定時有巨大的權力，他同時又熱愛兒童，聲援全世界被壓迫和被排斥的人。那種因為意識形態上的狂熱和仇恨把菲德爾說成是“血腥的獨裁者”的人是虛偽的，他們自己知道這類指控是虛假的。

    對古巴多少有一些了解的人不會不知道在古巴人民和他們的總司令之間存在著一種十分親密的關系。幾乎全體居民都熱愛他。他的同胞們對他是絕對信任的，這是一種他沒有鼓勵的感情，也許這使他感到不安，因為他清楚任何領導人不論多么有天才，不論多么明智，都不能取代集體，集體是推動歷史的力量。

    任何媒體的誣蔑總是拒絕生活的證明。將一位人民熱愛和領導國家近半個世紀的領導人說成“獨裁者”，這是荒謬的，是一種背信棄義。古巴領導人和他的人民團結一致是對他們的敵人的漫罵的嘲笑。

    菲德爾的偉大自然在于他引起敵人和誣蔑者對他的仇恨，與此不可分的是出現了一代追隨者。在古巴和世界上這些追隨者的隊伍在擴大。這種事對古巴沒有用處，因為對偉大的人物無條件頌揚的傾向總是消極的。還因為沒有完美的統治者。菲德爾自己清楚這一點，他不喜歡人們把他說成是一個“超人”。他就是他，一個會死的人，一個由鋼鐵的意志錘煉的人，一個特別聰明的人，一個有革命的人道主義的人，但他也是一個對個人局限性有清楚認識的人。

    菲德爾在大學里閱讀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后來在監獄里他又深入學習這些著作。但是他選擇社會主義是歷史運動的結果。破壞 “拉考布雷號”的恐怖襲擊，美國策劃和資助由肯尼迪總統通過的雇傭軍對古巴吉隆灘的侵略，這些都發生在這樣一個時代。卡斯特羅認為，“我現在和將來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這使華盛頓發抖。卡斯特羅再次表明捍衛革命的決心，讓古巴加入社會主義陣營，是當時作為意識形態的一種選擇。菲德爾多次堅持評估力量對比的重要意義。他承認在領導古巴革命的進程中犯了許多戰術上的錯誤，但是他認為沒有犯任何重大的戰略上的錯誤。這對保衛革命是決定性的，他的功績是很明顯的。

    早在馬埃斯特拉山上開展武裝斗爭期間，他就表現了偉大戰略家的天才。但是后來在長期對付美國帝國主義的斗爭中（8任美國總統曾經承諾破壞古巴革命，均告失敗），他展現了在確定前進方向的時刻獨特的能力。這發生在革命的關鍵階段，在一個極大的轉折中，他的演說和羅曼蒂克時代的實踐打破常規，做出了痛苦的然而是正確的選擇。

    古巴曾經處在經濟災難的邊緣，當時蘇聯向它伸出了援手，沒有這一聯盟，一切都將沉淪。付出的代價當然是很高的。后來革命進入了他們所說的“一個灰色的時期”，出現思想上的辯論，在多個領域有創造性。

    切•格瓦拉，一個有前途的新人，菲德爾認為他是同伴，是很多人敬佩和喜愛的人，他們對世界的看法并不總是一致的。格瓦拉在離開古巴前往非洲的辭別信中承認了這一點。他對沒有能夠更早地完全接受卡斯特羅的領導能力和戰略眼光感到遺憾，他認為總司令（菲德爾）是一個無可比擬的唯一的革命者。

    在20世紀歐洲一代最輝煌的職業革命者當中，列寧作為無可爭議的領袖是杰出的。菲德爾沒有那么幸運，這也是不可能的。在革命勝利以后，為了對付歷史提出的巨大的挑戰，古巴起義軍革命干部的核心人數是不夠的。陪同菲德爾的一代人在非常復雜的情況下經受鍛煉，他們在一個被美國封鎖的小國里成長，古巴是沒有宣布的戰爭的受害者。

    一些歷史學家批評菲德爾•卡斯特羅是唯意志論者，說他從大學開始在領導人民的斗爭中經常表現出來。而卡斯特羅說他堅持的是“馬克思主義－馬蒂思想”，認為這是辯證唯物主義與來自魯斯•卡瓦列奧和瓦雷拉理想主義的結合，這證明古巴革命是對歷史邏輯的一種挑戰。在攻打蒙卡塔兵營時是這樣，在乘“格拉瑪”號時是這樣，在馬埃斯特拉山的游擊戰爭中是這樣，在后來與美國帝國主義的沖突中也是這樣。

    抵抗的決心和來自古巴人民在戰斗中大無畏的勇氣使抵抗能夠堅持下去，在今后人類歷史的幾個世紀中將永遠記住它。事實是史詩般的東西不能以一般的道理去解釋。為了理解菲德爾的獨特之處，一般的政治學已顯得不夠了。我認為在他身上綜合了神話英雄與現代英雄的特點，促使他進行一場戰斗，這已變成為歷史。菲德爾使人想起阿吉萊斯（傳說中古代特洛亞戰爭中的英雄）、馬蒂（古巴民族獨立戰爭的領袖）和玻利瓦爾（南美洲的解放者之一）。他從希臘人和委內瑞拉人繼承了超人的勇氣，渴望接受表面上不可能的挑戰。但是，菲德爾從來不追求榮譽，他沒有野心。他與阿吉萊斯不同，沒有穿越大海去摧毀當代的特洛亞，但他的人們卻穿越大洋，去聲援其他國家為自由而戰的人民。

    卡斯特羅從古巴人馬蒂身上學到任何革命如果沒有對生活的倫理道德觀念的忠誠，就不可能獲勝。作為人，他也有那三個人的一些缺點。我記得他有一個很著名的說法：革命者的義務是進行革命。在幾千年的歷史上，很少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如此一貫地無限和絕對地獻出自己的生命。

    我想象他在病床上感覺不到對他的疾病發出的誣蔑的颶風，但為另一場感情、尊敬和欽佩的颶風所感動。各國人民和革命者不論他在哪里，都希望他盡快康復，都感謝他為人類所做出的一切。

    在危機的時刻，菲德爾幾乎將黨和國家的重擔都放在自己的肩上，這是有負面影響的。因為意識到生命的規律，他知道對他會死去的身軀的要求多于他所能夠和應當做的部分。

    在身體康復以后，他可能再過一些年，更加意識到人類革命的現實，不再為日常的任務消耗精力，而是利用時間向他的人民和世界傳播他積累的知識和經驗，他作為當代的阿吉萊斯和玻利瓦爾的學生的教訓。

   （環球視野摘譯自2006年8月9日西班牙《起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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