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對新聞媒體上展示的童子軍的形象進行了透視：在這篇對歷史過程進行分析的文章當中，作者將這一現象與戰爭中的兒童這一普遍的主題聯系在一起——這一主題也關系到不同時期的美洲和歐洲——并指出有必要闡述非洲兒童地位的歷史。

在非洲的沖突當中，戰爭中的兒童問題首先是人道主義組織所炫耀的問題。況且，人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相對來說也是最近的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一連串的沖突為薩哈拉以東的非洲（subsaharienne）（利比利亞，塞拉利昂，索馬里，布隆迪，盧旺達，剛果布，剛果金，蘇丹，象牙海岸，等等）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國際輿論認為，冷戰后非洲危機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大量使用童子軍。非洲兒童扛著比自己還高的俄式卡拉什尼科夫步槍的形象，已經變成了典型的非洲暴力的象征，對于西方的人來說，這是一種令人不可容忍的、非理性的野蠻暴力的象征。

一些國際的非政府組織，比如“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 “兒童權益維護組織”（Save the Children）或者“制止使用童子軍”聯盟（Coalition to Stop the Use of Child Soldiers）舉辦了積極的活動，以反對使用童子軍。雖然這些組織使人們注意到拉丁美洲（哥倫比亞）、中東（巴勒斯坦）或亞洲（緬甸）的沖突當中有兒童參加，但非洲常常被說成是這種“令人難以接受”的作法最為猖獗的地方。比如，在“人權觀察”所提出的九份過去十年使用童子軍的報告當中，有七份是撒哈拉東部非洲國家的。這些人道主義的運動鼓勵并促使國際社會通過了一些公約，限制在戰爭形勢下招募未成年人從軍，并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申明或重申兒童的權利。雖然從1949年的日內瓦公約以來，戰爭期間便對兒童給予特別的保護，但到了1977簽訂附加議定書的時候，國際人道主義話語當中才開始提到童子軍的問題。到了1989年底，聯合國大會才通過了兒童權利公約。今天，這是得到聯合國成員國批準最多的一份公約。在1990年開始的非洲大陸沖突當中，這些國際公約第一次受到了最為嚴峻的考驗。而且也作為法律根據，為幾個在戰爭中使用未成年人的領導人或者黨派判了徒刑。最近的一次是對Lord’s Resistance Army (LRA)的判決，該組織的領導人在烏干達經過十九年的武裝斗爭之后，被國際刑事法院（CCI）控訴為犯有戰爭罪，尤其是他們劫持和招募了數千名童子軍。這一控訴可以成為先例，并作為烏干達軍隊的法律依據，逮捕現在躲在南蘇丹的叛軍首領。戰爭中的兒童國際法是自從冷戰以來重新調整國際關系的一個工具。

人道主義和司法的話語也促使人們了解了戰爭中的兒童狀況。這些話語主要是引導人們揭露對兒間實行暴力的人，揭露使兒童“成為受害者”的人1。這些話語還使人們習慣了一些規定性和標準性的方法，而這些方法是人道主義組織在現場采取行動的基礎，比如如何使兒童重新回到社會的和經濟的結構當中，如何使兒童再次回到學校，如何幫助他們治療心理障礙，如何使已經失去了童年的兒童再一次擁有自己的童年。但是，我們應當把這種對戰爭中的兒童的人道主義論述放在更為寬廣的背景當中來看待。一些國際上的人士對最近幾十年以來非洲沖突的論述2有一種傾向，那就是把這些危機視為犯罪，而這種犯罪的最初動機，或者說是唯一的動機，就是奪取和積累財富。3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揭露使用童子軍，并把對童子軍的使用看作是一種野蠻的，犯罪的行為，從而也就把非洲的沖突納入了一個非政治化的，認為它是犯罪的過程。我們在強調這一聯系的同時，并不是要詆毀與人道主義世界有聯系的“專家”們向我們描繪的情景。我們覺得沒有必要像有些人那樣，指責這些人道主義組織所從事的研究是簡單化的，象漫畫一樣對事實進行了夸大，這樣說也是有些不符合實際的。4我們認為這些研究從很大程度上受短期或中期行動要求的影響，另外也是在非洲暴力犯罪的背景之下完成的。

本文的宗旨首先是做歷史學的研究。我們沒有闡述任何特別的案例，也沒有揭示解決童子軍問題的任何新的辦法。我們只想說明歷史知識，以及從更加廣泛的意義上說的社會科學知識，從何種程度上能夠為加強、補充和修改人道主義關于戰爭中的兒童問題的話語。與此同時，我們的研究也可以燭照當代歷史知識當中模糊的角落或者未曾思考過的問題，并呼吁人們對非洲的兒童問題進行新的研究。由于歷史學家可以把使用童子軍的問題放在更加長遠的動態歷史中去考察，把這一問題納入一個更加細致、更加明確的兒童的歷史當中，所以歷史學家在這一問題上似乎是有發言權的。除了童子軍的問題之外，我們的研究也呼吁歷史學家關注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只是有人非常膚淺地論述過，但在今天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通過對非洲和西方的歷史進行比較研究，我們首先可以解構那些認為童子軍只是一個遠離歐洲的范疇，只是當代非洲的危機所產生的一種獨特現象的話語。我們在關注非洲大陸長期的歷史的同時，還可以設法理解在當代的沖突當中使用童子軍的特殊之處。借此我們可以呼吁人們通過歷史的研究，恢復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之間的連續性。童子軍，只是別人的暴力嗎？

童子軍已經變成了失去控制的非洲大陸的象征，變成了與西方的現代性顯然是毫無關系的一個“黑暗的核心”。成了一場新的“人道主義十字軍”征戰討伐的對象，成了西方新干涉主義征戰討伐的對象，從道德說教的角度上看，這與上個世紀以傳播文明為宗旨的使命有很多相似之處5。當然，人道主義行動是真誠的，但我們應理解的是，西方努力想使對非洲的干預合法化，兒童在這其中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因素。比如國際社會從軍事上和財政上對塞拉利昂進行了大規模的干涉，導致今天這個國家成了聯合國的保護國，干涉的部分理由就是有必要減輕在沖突中受害的兒童的痛苦。

難道只有非洲大陸才使用童子軍，只有非洲才有這種令人不可容忍的，令西方新干涉主義有了根據的暴力嗎？正是在這一點上，歷史學家可以在關于戰爭中的兒童問題的爭論中引入具有闡釋作用的比較視角。深深扎根在現實當中的人道主義話語，把童子軍看成是后殖民時代非洲危機的癥狀。看到在戰爭時期，兒童被當作工具一樣地使用，而且不幸地是這已經成了司空見慣的事，人道主義者很難過。其實兒童參加打仗的事并不只是在非洲大陸有，而且這一現象也不僅僅表達了今天向現代化過渡的南方國家的危機。

為了確認這一點，我們不需要回溯到十三世紀初期的“兒童十字軍”時代。6薩畢納•洛里伽（Sabina Loriga）提醒我們說，在普魯士，1733年由執政國王弗雷德里克-吉約姆一世（Frédéric-Guillaume Ier）引入的“兵役制度要求，所有的男性屬民從十歲開始，每年必須接受二個月或三個月的軍事訓練”7。西方社會的歷史學家還指出，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重大沖突當中，兒童既是戰爭暴力的實行者，又是特別的受害者。艾勒阿諾•比肖普（Eleanor Bishop）8和艾米•維納（Emmy Werner）9，以及德尼•克西（Dennis Keesee）10在各自的研究中都指出“童子軍”在美國國內戰爭當中的作用。在法國，斯戴凡•奧杜恩-魯佐（Stéphane Audoin-Rouzeau）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研究表明，兒童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別暴力的受害者，但為了避免加重人們的心靈受到的傷害，兒童受到的傷害很快便被人掩飾了起來。11在德國，吉多•科諾普（Guido Knopp）寫了一本在納粹的軍隊中如何使用兒童的專題論文，很值得關注。12從上述不同的研究當中，我們看到，在發生沖突的時候，兒童有時是暴力的制造者，同時又是受害者。歷史學家塔拉•扎哈拉（Tara Zahra）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在不太公開的沖突當中，捷克和德國的民族主義分子是如何爭奪兒童，不惜以民族財產的名義，把兒童從他們的家里搶奪出來。就是在非洲，殖民主義暴力也把兒童當作是最喜歡的目標。在和平化的運動當中，法國的軍官用盡心機抓一些兒童當作人質，最好是當地領導人的孩子，并送他們去上學，讓他們相信殖民主義者的話。13在法屬蘇丹，也就是現在的馬里，殖民政府建立的第一所學校的名稱在很長時間里就叫“人質學校”（école des otages），后來才在征服之后，改名叫“領袖子弟學校”（école des fils de chefs）。在殖民后的最初一些年，當和平運動正處在高潮的時候，通過行政手段拉孩子們來上學，接受強迫式的學校教育，經常被認為是對兒童的劫持。原來當過小學教員的尼日利亞政治家布布•哈馬在回憶錄中說，他被強抓去上學時，他自己的母親也因此而悲痛欲絕。14殖民主義者對反叛運動或者抗議活動的鎮壓有時候便以極其殘忍的方式瞄準兒童。二十世紀初在納米比來，德國軍隊接到命令，不能放過異族民眾中的任何人：德國將軍馮•特洛薩（von Trotha）特別要求手下的部隊殺死所有敢于走出Kalahari，企圖回到被移殖民強搶了的土地上的異族人，包括兒童和婦女。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肯尼亞，鎮壓莫莫起義（insurrection Mau Mau）的政策所特別針對的，就是吉庫尤人的兒童。吉庫尤人的孩子們被關在集中營里，舉行特別的儀式，讓他們洗清與莫莫的盟約。英國政府認為，為了保證持久地恢復殖民秩序，必須“保護”和“清除”年輕一代的吉庫尤人。15莫莫黨本身也招募兒童，八歲的時候就為他們舉辦宣誓的儀式，并讓他們擔任各種工作（情報，在營地里干家務活，有時候還參加戰斗）。16

因此，在戰爭期間招募兒童，或者以兒童為目標的作法并不是非洲所特有的，而是一種非常廣泛的現象。雖然在沖突時期把兒童作為工具或者“目標”這種可悲的事到處都有，但我們仍應強調并理解與非洲大陸的歷史聯系在一起的一些特點。

從長期來看的非洲兒童的歷史

我們通過西方社會的歷史，通過移殖民的歷史，可以理解為什么在非洲的沖突當中，讓戰爭中的兒童所遭受的暴力并不完全是個別現象，或者至少這并不是只有非洲的社會才有的野蠻的祖傳舊習。盡管如此，作為暴力制造者或者受害者的兒童，好像在冷戰后撒哈拉以東非洲的沖突當中所起的作用，仍然比其它的地方更加重要。童子軍這一現象并不是新出現的現象，在非洲卻比在其它的地方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然而，有些作者對這一事實是有爭議的，他們很恰當地指出說，童子軍的現象并不是非洲所特有的17。所不同的，是人們如何看待這件事。在美國國內戰爭或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童子軍的參與被賦予了一定的價值，是通過十分特殊的語域來理解的，那就是英雄兒童的語域。18這些兒童的行動被“英雄化”了，而他們的死被看作是為了更高的價值而做出的犧牲，比如為了民族的價值。相反，非洲戰爭中兒童的參戰總是被人從負面去看待，總是通過兒童受害者，被利用的兒童這個語域被理解的。任何更高的價值或者更高的利益都無法使對兒童的利用合法化，兒童參加戰爭從根本上被認為是成年人的暴力或者操縱的結果。但保爾•理查德（Paul Richards）和彼得•克里金（Peter Krijn）的研究成果還是表明，非洲的童子軍是有政治意識的，他們參加戰爭，即使是被迫的，有時候也是他們的某種策略，能夠保證他們自己或他們的親人生存下去19。另外，歐洲社會的歷史記憶從很大程度上掩蓋了對兒童的暴力行為20，但在非洲沖突中對兒童的暴力卻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上。揭露針對非洲兒童的暴力，就可以使西方干預的企圖合法化；西方人動不動就喜歡教訓別人，但是他們卻忘記了自己的過去。把這一類的話語納入西方人看待非洲大陸的長期的歷史之中，有助于再一次激活野蠻的非洲的形象，從反面把西方的社會襯托得更好，從而使西方人更加相信自己所代表的，是更加先進的文明。21雖然這類的批評是有意義的，但它并不排除以其它的方式參照當代非洲歷史的某些特點，解釋為什么會在戰爭中使用童子軍。

解決沖突所涉及到的國際組織也試圖理解童子軍在撒哈拉以東的非洲沖突當中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輕型武器的擴散常常被認為是招募童子軍的推動力之一：可以很輕易地得到像AK4722這一類既“輕巧”，殺傷力又大的武器這一事實，就能說明為什么有人使用兒童來打仗，因為有了這種武器，一個孩子馬上就會變成一架殺人的機器，不管他的力氣有多大。但這個理由還是受到一些專家們的置疑。他們說，現代的武器并不一定比十九世紀的火器更加輕盈23。另外一個理由說，兒童由于意識不到恐懼，所以不知道害怕，而且很容易讓兒童絕對忠誠。這個理由并不一定都很令人信服24，而且也無法解釋為什么童子軍的使用在今天比昨天更厲害。

顯而易見的是，要想弄清這一點，歷史的視角是必要的，這樣，我們從歷時的角度，可以看到撒哈拉以東非洲沖突當中使用童子軍的另外 一種意義。如果我們不能夠以特別的方式，把童子軍現象放在中期和長期的非洲社會兒童的歷史的框架的背景當中，我們便無法理解這一現象。首先我們必須重申的是，兒童并不簡單地是一個生物上的范疇，而是一個社會的范疇，其歷史在歐洲和非洲的表現方式是不一樣。菲利普•阿利耶（Philippe Ariès）說，認為兒童純潔，與成年人不同的觀念，是西方社會所特有的一種比較新的觀念。雖然有人提出置疑，菲利普•阿利耶的研究成果還是告訴我們，兒童問題是一種范疇，我們應當恢復這一范疇的歷史性。因此，在西方社會以及在限制使用童子軍的國際協議中處在中心地位的法定年齡的概念，在非洲社會仍然很難實行。從殖民時期以來，對兒童的這種觀念無疑已經開始深入非洲的社會，但是我們沒有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無法衡量對兒童的幾種觀念共存的狀況導致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非洲社會發展并經常保留著它們自己對兒童的看法。像瑪麗亞娜•費姆（Mariane Ferme）之類的人類學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撒哈拉以東的非洲，兒童常常被認為是一個模糊的時期，一種混合的，不穩定的狀態。 同樣，兒童與戰爭行動之間的關系并沒有發生同樣的變化。根據薩畢納•洛里伽的分析，在西方，士兵的年齡問題只是在十七世紀后半葉才提出來的，主要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年齡小的人死亡率高，第二個原因是軍官很難讓年輕的士兵遵守紀律。 十九世紀，“整個歐洲在幾年的時間里，軍隊里的兒童都被清理了出來，另外建立了預備役的培訓系統[……]。因此，戰爭與青年男性的陽鋼之氣之間的聯系，是在整個十九世紀期間慢慢建立起來的，到了二十世紀最初幾十年，才傳播和鞏固了下來” 。不僅僅是歐洲，西方在兒童和戰爭之間的新的關系從很大程度上啟發了關于兒童的國際公約的起草。但我們沒有任何根據認為，這種在西方還比較新近，在二十世紀的沖突當中又受到了嚴重的扭曲現象，對非洲大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非洲和西方兒童歷史的差別并不是簡單的表現方式的不同。經濟結構也以極為不同的方式決定了兒童與社會的關系。十九世紀末以來，西方社會傾向于將兒童從生產體系當中抽出來，使兒童成為了一個完全的消費者。在非洲社會，兒童仍然代表著一種實質性的勞動力，動員這一勞動力是十分重要的。在有關這方面的很多研究當中，薩拉•貝里（Sara Berry）關于約魯巴社會（les sociétés Yorouba）的經濟變化和傳遞觀念的研究表明，兒童與家長之間的關系在變化，但把兒童看成是潛在的勞動力的觀念仍然很強。28

歷史學家還關注非洲社會在動員兒童勞動力方面有哪些特點。有些作者指出，向大西洋彼岸販賣黑人的交易使很多社會失去了勞動力，很早就不得不使用婦女和兒童勞動力，以滿足社會的需要。這樣一來，販賣黑人對非洲社會造成的損害可以說明為什么非洲社會把兒童看作是一種重要的資源，是一種可以在平時和戰時動員的勞動力或人工。但這種論據還沒有為所有研究大西洋兩岸販賣人口的學者們所接受。除了奴隸制對非洲社會的影響方式不同，程度也不同這一事實之外，有些歷史學家還指出，兒童也是販賣黑人的受害者。比如戴維•艾爾迪（David Eltis）就認為，向新大陸轉運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奴隸是不到十四歲的兒童。保爾•洛夫喬伊（Paul Lovejoy）認為，轉運到外邊去的奴隸和在當地受到剝削的奴隸之間的分界線，主要是在性別上，而不是在生理年齡上。他認為，十九世紀，大西洋兩岸販賣黑人的奴隸受害者百分之七十是男人，但兒童的數量呈增長的趨勢。29非洲奴隸制的發展，不管與大西洋兩岸的黑人販賣是不是有關系30，總之是使兒童成了捕捉和勞動力動員的優先目標。洛薩林•肖（Rosalind Shaw）對塞拉利昂奴隸制回憶的研究成果表明，口頭文學和故事當中有很多荊棘叢林中的野獸掠奪兒童的故事。這些故事無疑表明當地人害怕自己的孩子被人販子搶走。31但是，大西洋人口販賣，而且從更加廣泛的意義上說，殖民主義之前的奴隸制對兒童在非洲社會的地位以在平時和戰時把兒童當作工具使用的邏輯的影響，還是應當以更加詳細的方式進行研究。也許需要區別對待那些沒有以同樣的方式經歷過黑人販賣的社會。我們還要提出的問題是，在殖民化的時候，奴隸制的廢除對于奴隸兒童來說，是不是形成了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徹底變化。

根據研究勞動歷史的學者們的分析，奴隸制的廢除所表達的，遠不是對非洲的一種人道主義的愿望，而是為了建立起能夠動員和剝削非洲勞動力的其它形式，建立起更加適合新殖民經濟的形式。32但是，專門研究童工的著作很少。貝夫萊•格里耶（Beverly Grier）強調說，在殖民時期的南羅得西亞（現在的津巴布維）童工是殖民經濟的一個關鍵環節，部分原因是父系社會的結構，但是殖民地的法律也為此提供了方便。33哈密爾頓•西弗•西姆拉納（Hamilton Sipho Simelane）對殖民時期的斯威士蘭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34可惜的是這兩項研究都比較孤立，只是涉及到南部非洲的個別案例。現在還沒有移殖民之前和移殖民期間非洲社會兒童的歷史研究。除了幾項特別范疇的研究成果，比如對混血兒的研究35，或者對殖民宣傳中兒童的地位的研究36之外，歷史學家所面對的，是一個歷史學的空白。青年的范疇無疑引起研究非洲歷史學的學者們越來越大的興趣37，但是這些學者還很少有專門歸納兒童研究的。38今天，由于缺乏這方面的研究，所以在非洲戰爭中兒童的歷史問題上存在著很多不明確的地方，很多泛泛而論的東西。比如，奧利弗•費萊（Oliver Furley）以對馬撒依社會（sociétés Massaï）的研究為基礎，認為殖民前的非洲不曾有過童子軍的現象39，而戴維•洛森（David Rosen）則根據芒德社會（sociétés Mende）的例子，認為童子軍是殖民時期之前就有的一種作法，與奴隸制度時的販賣黑人有關。在為“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所作的一項報告中，托姆•貝奈（Tom W. Bennet）難能可貴地以明確的歷史學視角，研究了童子軍的問題。40他的文章主要以二手的資料為基礎，對童子軍是一種古老的“非洲傳統”的思想提出了置疑。由于資料來源有限41，文章的作者很難區別年輕的成年人，青年人和兒童這些范疇，這使他的研究成果的意義受到了大大的限制。但無論如何，以上引述的作者都是以人類學或歷史學研究為基礎，并不是專門研究戰爭中的兒童問題的。當代專家對歷史的參照缺乏精確性，其原因正是由于在這方面缺乏明確的研究。除了童子軍的問題之外，在對非洲兒童問題的研究上對歷史有著急迫的需要。我們對后殖民時期社會的動態發展了解得也許稍微多一些，尤其是處在戰爭中的一些國家的安全。年輕戰士和童子軍在這些國家所起的作用的確促使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一些政治科學的專家探索最近的歷史。從這方面來說，阿布杜拉•易卜拉辛（Abdullah Ibrahim）和帕特里克•姆阿納（Patrick Muana）對塞拉利昂青年的政治動員的研究非常值得關注。他們的研究表明，塞拉利昂在國內戰爭期間招募年輕人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暴力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精英動員青年人的傳統的延續。根據他們的分析，一些從事政治軍事的人招募童子軍，與和平時期為開采塞拉利昂的鉆石而動員像奴隸般的童工有著相似之處。42這些研究成果鼓勵我們將童子軍問題與殖民時期和后殖民時期非洲經濟中使用童工的更加長遠的歷史聯系在一起。

童子軍的形象無所不在，被認為是現代的一種反差，使我們看不到對兒童的暴力在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的連續性。今天，在塞拉利昂或者剛果東部露天礦干活的未成年兒童和童子軍的形象，在國際上所激起或動員起來的情緒是不一樣的。但在這兩種非洲兒童的形象之間，卻有著密切的聯系。最后，我們還要指出的是，有一種很有前途的研究潮流在政治科學和人類學領域已經有了較大的規模，但還沒有影響到歷史的話語。一些研究人員，比如保爾•里查德，試圖超越童子軍“受害論”的話語。雖然他們也揭露戰爭期間對兒童行使的暴力，但他們也尋求說明，兒童也是戰爭的真正的參與者，在戰爭因素所強加給人的一些限制當中，他們也能夠使用他們自己的策略。正如講伊拉克北部一個難民營的故事的電影《Turtles can Fly》43中的主要公一樣，孩子們也是參與者，他們的活動余地說到底比老一輩的人要大得多。

在戰爭期間，有些事會發生顛倒，從而使老一輩的人失去了對小一輩人的控制，有的時候整座城市會落入一些年輕人組成的團伙手中，而且這些青年團伙的頭目并不一定能夠很好地掌控制這些人。

一些先驅者——比如克里斯蒂安•吉弗雷（Christian Geffray）——的研究成果表明，對于莫桑比克的一部分青年人來說，社會無法從經濟和社會上接納年輕人，參加武裝運動是他們擺脫被邊緣化的一種方式。44這些武裝運動組成了真正的“社會戰爭團體”，年青人在團體里從俘虜到年輕士兵，按照明確的角色和地位，一級一級向上攀升。45阿爾辛達•洪瓦納（Alcinda Honwana）把這一類的論理擴展到參戰人員當中最年輕的人這個范疇。她不否認壓迫和限制的效果，卻又指出說，青年戰士“在社會上占有的是中間的位置，處在成人的世界和青年人的世界之間，這就決定了他們的生活風格。在這些兩棲性的空間當中，他們并不是沒有行動的能力。他們既是清白的，又是有罪的，更主要的是，他們是戰術的行動者”46。其實，如果我們很好地讀一讀阿赫馬杜•古魯馬（Ahmadou Kourouma）47或者肯•薩洛•維瓦（Ken Saro Wiwa） 的故事，我們就會明白，童子軍除了所忍受的暴力之外，其實并不是沒有理智的。這無疑是研究工作中的一個隱暗的角落，很難探索，探索起來也很微妙，但是這個角落里也許隱藏著一些關鍵因素，能夠讓我們更好地理解為什么兒童和青年人參與了當代非洲的沖突。今天，關注撒哈拉以東非洲戰爭中的兒童問題的人需要歷史。要想與人道主義組織只會揭露，只會指手劃腳地教訓人的做法決裂，歷史的視角是必要的。人道主義組織的做法有其重要性，但有時候會妨礙我們真正地衡量這一現象的大小。通過歷史進行研究的方法首先可以讓我們以相對的角度來看待所謂非洲沖突的特殊性，并強調指出在戰爭中兒童被當作工具使用的這一可悲的，司空見慣的特點。歷史學家還應說明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沖突當中，童子軍的行動具有什么樣的特殊形式。在這一領域我們還有很多路要走，本文只能指出歷史學關于兒童問題研究采取了畏縮不前的態度，相反對青年問題的研究卻越來越多。我們現在還無法衡量非洲的人口販賣以及后來的殖民化對撒哈拉以東非洲兒童的觀念和境遇所產生的影響。但我們可以提出假設說，以更加長遠的視角對童子軍的現象進行研究，可以使我們受益非淺：把戰時和平時截然分開，也許影響了我們理解非洲社會兒童的作用以及兒童被作為工具使用的現象。從這種意義上說，歷史學家可以引起人們關注人道主義的視角，同時指出，戰時童子軍的形象和平時未成年兒童的形象之間存在著令人吃驚的連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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