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聞界和歐洲的某些評論員認為，法國城市郊區發生的騷亂，是穆斯林移民在造反。而這一事件說明，法國的移民融入模式失敗了。

但是，我們需要更加仔細地看一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法國城市郊區發生的事件，遠不是穆斯林群體在造反，而是一些生活在貧困街區的青年人自發的活動；這些青年人有很多是移民的子弟，但也不全是。從一代年輕人的角度，以及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待這一事件，比從宗教的角度，甚至比從種族的意義上來看待這一事件顯得更加重要。

這首先是一群年輕人，尤其是男青年挑起的運動。在被逮捕的人當中，半數的人不到十八歲。成年人根本沒有參加運動。根據地方不同，參加騷亂的年輕人一般為三十到二百人的群體。但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都不能說整個街區的人都上街了。

其實，年輕人是在拿街區里的汽車撒氣，也就是說，他們所破壞的，是街坊鄰居的汽車。他們燒毀的學校，是本街區的學校，是住本街區的人送孩子們上學的地方，而這些人有很多是移民出身。總而言之，在事件中首先受害的，正是生活在本街區里的人們。

再其次——但是這一點很重要——，發生了騷亂的，僅僅是那些人們稱之為的“問題街區”，也就是移民出身的人大量集中的街區。這里的人失業的多，通過在學校讀書出人頭地的少。因此，騷亂所涉及的，并不是巴黎所有的郊區，更不是整個巴黎市。在整個法國，也就有一百個左右的街區發生了騷亂。然而，參加騷亂的年輕人大多是移民的第三代，他們大部分是法國的公民。在騷亂后逮捕的人當中，只有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是外國人。同樣，在被逮捕的人當中，各種族的人差別更大，而評論家們在評論當中并沒有提到這一點（其中有非穆斯林的非洲人，但是也有一些人，從名字上來看是法國人，意大利人或者葡萄牙人）。制造騷亂的，是一些被社會所排斥的人，而不是阿拉伯人或穆斯林，雖然在遭到社會排斥的人當中，有很多是阿拉伯人和穆斯林。

除了這些問題街區之外，任何出身于穆斯林的人都沒有參加騷亂。有很多穆斯林都生活在穆斯林聚集區之外的地方。但是，這些生活地穆斯林聚集區之外的人，大都是中產階級。值得我們十分關注的是，大學校園里并沒有發生任何事件，而大學校園里聚集了數萬名出身于穆斯林的年輕人，這些人通常都是有政治傾向的。可是他們并沒有參加騷亂。

另外，郊區的事件并沒有表明政治上的傾向。除了要求尼古拉·薩爾高齊（Nicolas Sarkozy）辭職的幾句口號之外，沒有人提出任何政治上的要求（而且，正是出于這一原因，這場運動注定是不能長久的）。也沒有任何人參與協調，沒有發言人，沒有任何組織。

我們甚至沒有見到有人組織聯絡委員會，而在法國近期發生的農民或中學生自發的運動中，都出現過這種聯絡委員會的組織。

最后，在騷亂中，我們沒有見到絲毫阿拉伯或伊斯蘭的色彩。比如，令人感到很奇怪的是，我們沒有見到一面巴勒斯坦或者阿爾及利亞的旗幟。然而，在八十年代，年輕人常常象阿拉法特那樣，喜歡在游行示威的時候，在頭上系一塊布，以表示對現狀的不滿。我們還記得，2001年10月6日，在法國和阿爾及利亞那場著名的足球賽期間，一些法國的阿拉伯年輕人用口哨吹著法國國歌的曲調；揮舞阿爾及利亞國旗的人也很多。在2005年的騷亂當中，我們沒有發現任何與中東的沖突，與阿拉伯民族主義有聯系的跡象。沒有人喊這類的口號，也沒有人攻擊“猶太人”（新聞界經常揭露說，騷亂有可能是郊區年輕人仇視猶太人的現象）。我們也沒有發現任何宗教的口號。參加示威的人從服飾上沒有任何伊斯蘭的標志，他們穿的，無非是標志著西方城市文化層次低下的所謂“馬路服”（street-wear），是美國黑人青年的服裝（尤其是那種帶套頭帽的灰色外衣）。這些人聽快節奏說唱的拉普音樂（rap）和黑人的嘻哈音樂（hip-hop），吃快餐，整天夢想著消費，想開漂亮的汽車，有時候也吸食一些毒品。他們的確是“西方人”（也可以說他們是“全球派”人士）。

如果說他們也有政治要求的話，那他們所要求的，既不是在學校和清真寺里戴面紗，也不是在安息日這天吃肉。相反，他們當中所有的人都反對只根據人身體的外表（根據人的臉孔）來區別人的種族歧視。他們不僅能夠很強烈地感受到警察的種族主義表現（有可能是真的，但也有可能是假設的）；在走進夜總會的時候，也覺得人家是在歧視他們，這就與伊斯蘭沒有任何關系了。

這些年輕人大都出身于穆斯林的環境，但他們并不認為自己是穆斯林。他們所捍衛的，既不是種族的身份，也不是宗教的身份，而是一種以街區為標準的身份。人們用“庫爾奈夫”（Courneuve）的一個城區的名字，稱呼他為是“4000的年輕人”，或者用芒特拉約利（Mantes-la-Jolie）的一個街區的名字，稱他們是“瓦爾福里的年輕人”（les jeunes du Val-Fourré）。他們按照地方結成團伙，不僅與警察作對，更主要的是與來自相鄰街區的其它團伙作對。況且，這些團伙似乎是騷亂的主要參與者，雖然我們從法院了解到的情況說明，在被逮捕的人當中，有很多人并沒有司法前科。這些人大多參與過小小不嚴的毒品交易和違法現象。街區里真正的“大人物”是毒品販子。在這些年輕人當中，有很多人是在學校讀書沒有拿到學位的人，是失業的人。因此，他們只能靠社會救濟，靠做小“生意”過活。他們自認為是被社會所排斥的人，對街區感到十分眷戀。因此，各個團伙都在捍衛自己的領地，不讓外人入侵。對于他們來說，所謂外人，包括警察、記者或其它街區的團伙，也包括消防隊。就全國范圍來說，他們沒有種族上或者宗教上的團結一致，只是在街區的范圍內結成團伙。

實際上，參加騷亂的人首先是來自一個社會的亞階級的人（une sous-classe sociale），也就是說，一些沒有納入生產系統中的人。他們的父母是工人，雖然窮，但是他們的父母從社會和經濟的角度來說，還是有用的人。而這些年輕人沒有通過勞動與社會結成的聯系，他們認為，作為工人的父輩是輸家，因為父輩拼死拼活地干活，掙來的工資卻少得可憐。有些年輕人靠做小買賣掙來的錢，養活著父母。

然而，如果我們來看發生在西方城市的騷亂現象，從洛杉磯到布拉德福德，再到塞納-圣但尼，我們注意到所有這些現象都有著一些共同的特點：參加騷亂的人從經濟地位上受到明顯的排斥，也在事實上因膚色的標準（黑人，拉丁美洲人，阿拉伯人）而受到排斥。真正使這些人受到排斥的，是聯系在一起的兩個標準，也就是社會和種族的標準，因為阿拉伯出身的中產階級在歐洲并沒有這些問題。社會的標準和種族的標準是分不開的。

新聞界還提到伊斯蘭教的作用。然而，騷亂當中并沒有出現伊斯蘭教的組織。首先，阿爾卡達之類的激進分子對郊區的伊斯蘭圣戰并不感興趣：何必浪費時間到誰也不會關心的郊區去燒汽車呢？在法盧加（Fallouja）發動一場圣戰，或者在巴黎市中心的地鐵里安放炸彈，那不是更好嗎？相反，如果參加騷亂的年輕人因為看不到運動的前景而失望，或者因被鎮壓而感到激憤，激進分子可以指望趁機在他們當中招兵買馬。我們知道，對于很多第二代移民的年輕子弟來說，監獄是一個使人從宗教上和政治上變得激進的好地方。那些溫和的組織，比如法國伊斯蘭組織聯合會（UOIF），都在強烈地譴責暴力行為，出面進行調停和安撫。這些組織以理性的調停者的面目出現，捍衛“穆斯林”和“公民”的概念，以期在法國政府和公共輿論中獲得合法地位。然而，穆斯林階層的其它人士，比如塔里格·拉瑪丹（Tariq Ramadan）則不同意宗教機構干預現在的危機，因為他們不承認伊斯蘭教與郊區的事件之間有任何聯系。但是，在警察發出的摧淚彈擊中了一座清真寺之后，政府并沒有道歉。對這件事，很多組織表示了反感。除了這些組織之外，很多溫和派的人，而且也不一定是生活在那些街區里的穆斯林都表示了反感。這次危機表明，伊斯蘭教在法國還沒有得到與其它的宗教一樣的待遇。也許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街區”的問題，首先是社會問題。人們把“穆斯林”和“郊區居民”混為一談了。

關于伊斯蘭教，法國有著十分激烈的爭論。我們知道，這場爭論于2004年導致出臺了禁止在學校佩戴面紗的法律。然而，政治家和新聞界的話語把郊區的問題“伊斯蘭化”了，也就是說，他們把伊斯蘭當成了一個衡量事件價值的框框。一個名叫“婦女救助協會”（Ni pute ni Soumise）的組織譴責郊區男青年的行為是“大男子主義”，但言外之意是說，男青年之所以對那些單獨從學校回家，又沒有戴面紗的女孩造成威脅，那是因為伊斯蘭教的緣故。然而人們忘記了一點，那就是所有被社會隔離的地方都是相似的，不管被隔離在里面的居民信奉什么宗教。在美國黑人或拉丁美洲人生活的聚集區，我們也可以看到一樣的現象，一些由男孩子形成的團伙控制著街道，靠販賣毒品為生，而且“男人為尊”的思想特別嚴重。只要是暴力至上的地方，男性都代表了一種價值，這與宗教是沒有關系的。

實事上，這些街區所表達的，并不是穆斯林的文化，并沒有要求得到人們的承認。講阿拉伯語的人都改講法語了，傳統的家庭解體了，父親的權威已經消失。今天，我們看到很多本來由馬格里布人組成的家庭都成了單親家庭。常常是年輕人掙錢養家（而且這些錢的來源常常介于合法和不合法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等級不是按年齡或者智慧來劃分的，而是靠力量和金錢。這些街區并沒有社區的領袖。那些伊瑪目除了在小小的清真寺里說話算話之外，在外面根本沒有任何權威。因此，多種文化的混合不是利害產生的源頭，原因很簡單，這些街區里并沒有表現出一種阿拉伯-穆斯林的文化，而是只表現出了一種西方城市的“副文化”（sous-culture），也就是人們稱之為的“年輕人的文化”或者“馬路文化”。這種模式，是美國黑人青年的模式，而不是開羅的模式，也不是麥加的模式。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是，在好萊塢電影的配音當中，美國黑人的話就是用郊區青年的口音來配的。

此外，參加騷亂的年輕人并沒有要求別人承認他們是少數派，承認他們有自己的權利和特點。他們曾經相信法國通過公民性使移民融入法國社會的模式。他們想成為真正的法國人，但他們認為自己受騙上當了，因為今天，他們只有法國人的身份證。實際上，他們是在抗議法國式融入的失敗，但他們又沒有其它的模式。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放火焚燒未能使他們的社會地位得到提升的工具，也就是學校和社會事務中心。他們的憤怒轉而對自己不利了。這顯然不是一場起義（intifada）。

郊區的問題是一回事，法國的伊斯蘭教問題是另一回事。但是，積極地融入法國社會的模式在中產階級是成功的。不管有過多少困難，但如今法國的確存在著一個穆斯林的中產階級，這些人作為法國公民，融入了法國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當中。他們大都離開了他們出生的街區，買了房子，在市中心開了商店，開辦了信息技術公司，在醫院里當了醫生，等等。但人們并不了解他們的情況，不僅媒體不了解，政治家也不了解，法國的政治黨派還沒有對他們開放。然而，能夠有助于問題的解決的，正是這個中產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