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慎重對待當前的策略”——尼共（毛）也許過于強調了通過制憲會議推動運動進展的可能性

（隨著尼泊爾在策略和戰略上的進展，印共馬克思派和修正主義者不斷呼吁毛派以尼泊爾毛派為榜樣，就此，《人民進行曲》試圖了解毛派的回應。最后，我們收到了印共（毛）發言人的電子郵件回復。下面就是我們的通訊記者對印共（毛）中央委員會發言人阿薩德同志2006年6月底所作的采訪。）

記者：對目前尼泊爾的進展你有何評論？

阿薩德：我們一直高度關注著尼泊爾革命的進展。尼泊爾人民以卓越的武裝斗爭為基礎，發動了反對反動、獨裁的賈南德拉政權的大示威，這的確是歷史性的。尼泊爾人民在尼泊爾歷史上寫下了偉大的篇章，迫使法西斯國王放棄了強硬的立場，將權力讓給了議會。特別是6月加德滿都百萬人大示威以及各地區舉行的數十萬人的示威顯示了毛派與日俱增的力量。毛派的影響已經包圍了城市。我黨歡呼這一歷史性的追求民主和建立新社會的人民抗爭。然而，印度革命者希望尼泊爾的斗爭能夠繼續下去直到推翻國王和所謂的議會，通過革命的和民主的手段奪取政權。我們希望毛派主動引導現在的政治進程。對與七黨聯盟的聯合需要保持警惕，他們背叛人民的利益對國王實行妥協。

記者：你如何看待尼共（毛）參加過渡政府和遵守制憲會議的決定的策略呢？

阿薩德：尼泊爾的形勢和世界的形勢都是復雜的。由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削弱，我們目睹了許多持續幾十年的人民戰爭陷于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毫無疑問尼泊爾黨和人民取得了歷史性的進展。但是我們感到需要慎重對待當前的策略。我們認為毛派與買辦資產階級政黨和封建勢力（如尼泊爾大會黨、修正主義的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列以及其他統治階級的政黨）共同形成新政府是行不通的，因為兩者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代表了不同的階級利益。從制憲會議到尼泊爾民主共和國的設想是錯誤的。從上層進行修修補補，滿足特定的被剝奪的人民的權利是可能的，但是卻永遠都不能解決人民的最基本的問題，因為你不可能通過舊的國家機器打碎封建主義，破除帝國主義的影響，無論你對它作什么樣的粉飾。沒有革命性的劇變，上述目的就不會達到。無疑，發動全國性的群眾動員，努力創造一種更廣泛的高潮，是為革命往前更進一步所做的正面準備，但是毛派領導人幾次訪談中所做的聲明透露出一個信息，那就是對通過制憲議會推動運動以及對與7黨的聯盟都寄予了過多的期望。這里面包含著危險。在當前毛派已經建立了25000人規模的人民軍隊、根據地、統一戰線和新政權并宣布進入了戰略進攻階段的時候，這種暗示尤其危險。他們挫敗了王軍的鎮壓，保存了軍隊的力量和政治主動。但現在幾乎從不提起戰略進攻以及這種進攻進展如何了。他們當然也提到了二月革命和向十月革命過渡，但我們并沒有看到后者如何適應其戰略進攻計劃。

記者：你如何評論革命政權的解散和兩個軍隊的合并？

阿薩德：革命政權是人民反對舊的國家機器的持久戰的產物，是毛派在地區一級水平上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光輝例子。當前的任務和戰術應當是加強革命政權，并將其鍛造成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式的革命政權，以準備更大的起義。在鞏固這些政權的同時，需要更廣泛地動員群眾，奪取城市，適時奪取最后的勝利。事實上，面對尼泊爾當前的形勢，毛派只有兩種選擇：或者加強群眾動員，把當前的政權發展為奪取全國政權的雛形，或者由于階級力量的不平衡，需要鞏固根據地，以推動民主主義革命的完成并進一步走向社會主義。在這個過程中，兩個尼泊爾――盤踞在加德滿都和少數幾個城市的反動政權和以農村為根據地的革命的尼泊爾――的合并是可能的。

至于兩軍合并為一個重組的國家軍隊，這是更危險的。毛說過，沒有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一切。軍隊是維護階級統治的主要工具之一。兩個完全對立的階級怎么能擁有同一個軍隊呢？把人民的軍隊與反動的統治階級的軍隊（直到現在還是國王的忠實仆從）合并在一起，人民在反動的武裝攻勢下就會毫無防御。在一些國家的歷史經驗中，人民由于共產黨的錯誤路線而遭受了嚴重損失。在印度尼西亞，有對共產黨和同情者進行的殘酷的大屠殺，就是因為共產黨把反動的統治階級認為是民族主義者和民主力量而與之親密無間。之前還有智利、尼加拉瓜和其他幾個國家的例子。我們不能排除在革命力量解除了武裝或被削弱后，反動的統治階級發動政變重新攫取政權的可能。二戰后在法國、希臘等國家都有這樣的例子。當然，如果毛派不對帝國主義及其買辦、官僚資產階級構成威脅，愿意融入體制內，他們也會被統治階級熱烈歡迎。邀請聯合國監督停火、解散人民武裝同樣是危險的。聯合國本質上是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工具。它只會為尼泊爾反動的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利益服務。總的來說，尼共（毛）解散農村中的革命的人民政府以及把人民解放軍與反動軍隊合并在一起的決定會開啟一個不可挽回的損失掉已取得的所有革命成果的進程。

記者：各種各樣的印度議會黨，當然也包括左翼政黨如印共和印共（馬），都歡呼尼泊爾毛派加入過渡政府、實行議會民主的路線，認為這會對印度毛派會產生積極的影響。你們的黨是怎么評價這種影響的呢？

阿薩德：認為尼泊爾的進程對我國的毛澤東主義運動會產生“積極的”（他們所謂積極就是要毛派放棄武裝斗爭、參加所謂的主流議會政治）影響，這不過是他們那些黨派的主觀臆想罷了。任何熟悉印度毛澤東主義運動歷史的人都知道從納薩爾巴里起義之后的四十年間貫穿的無數起起落落，都知道我們的運動怎樣浴火重生。即使是我們的運動面臨巨大的困難和不利于革命的強弱對比時，印度真正的毛派從沒有猶豫不決或者離開他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通過人民持久戰奪取政權的路線。他們不僅拒絕議會路線，而且也與那些以策略為名義參與選舉的政黨斗爭。當然，也有一些假的革命政黨如印共－馬列（解放）最終墮落為議會黨派，但這暴露了他們是打著馬列毛主義旗幟的修正主義政黨。

印度的各種各樣的統治階級政黨和所謂的左派政黨在普拉昌達同志領導的尼共（毛）改變姿態時得意洋洋是毫不足怪的。他們無疑會歡迎尼共（毛）所采取的路線，呼吁印度毛派認清武裝斗爭是無用的，要他們跟隨尼泊爾毛派的腳步加入到印度的議會政治的豬圈里。作為革命的仇敵和對頭，所有這些政黨都站在反對印度人民戰爭的最前沿。尼共（毛）與反動政黨一同參加政府，宣布承認法治和未來的憲法，在選舉制憲會議之后成為議會選舉游戲的參與者，這樣的決定使得尼泊爾統治階級政黨和印度議會制度激動得喘不過氣來。

事實上，在去年2月份印度教徒報的采訪里，普拉昌達同志自己就暗示了他的多黨民主路線會對印度毛派有“積極”的影響。印度的統治階級，聽到普拉昌達同志許諾進行多黨民主以及他想通過在尼泊爾建立多黨民主向印度的納薩爾運動傳遞信息后，一定很是如釋重負。

當問到他如果見到印度總理莫罕·辛格時會說些什么，普拉昌達同志說：“我們為真正的多黨民主而戰斗，但他們卻被囚禁在巴特那、西里古里、金奈等地。如果你把他們都釋放了，我們就會釋放一個信息。如果你們覺得印度的納薩爾運動對你們成為問題，而我們在尼泊爾正通過新的方式解決這類問題，因此如果你們釋放了我們的同志，我們又成功地在尼泊爾建立起了多黨民主制度，那么這對印度納薩爾運動來說就是重大的消息。換句話說，他們就有根據思考新的政治途徑。光說說是不夠的，我們需要通過建立多黨民主把我們所講的變成現實。”

這真讓人擔心，普拉昌達同志不是要求印度統治階級停止所有的干涉尼泊爾內部事務的行徑，而是談論他們的策略如何會給印度毛派的觀點帶來改變。不消說，這些言論不僅會引起我國目睹了印度議會民主制度的骯臟的革命群眾的憤怒，而且在他們的革命實踐中會證明是他們的設想完全錯誤的。

記者：印共馬及其高層領導西塔拉姆·葉楚里，扮演了一個在毛派和七黨聯盟間的印度救世主的形象。在返回印度后，他和他的黨建議印度毛派遵從尼共（毛）的路線。在身為（印度）毛派死敵的情況下作這些舉動，你認為應如何解釋？除此之外，葉楚里告訴媒體，印度毛派計劃要殺掉他，而且這個秘密決定是由尼泊爾毛派告知的。你對此有何評論？

阿薩德：印共馬是印度統治階級政黨之一，代表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印度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的首要任務看起來是把尼泊爾毛派引入議會民主的“主流”，他們對我們一直也是這么鼓吹的。當我們不同意時，他們就采取最卑劣的國家恐怖的手段，如在西孟加拉邦做的那樣。他們的目的在兩個國家是相同的，就是安撫在印度用子彈鎮壓毛派，在尼泊爾用糖衣炮彈來安撫毛派。葉楚里和印共馬在卡蘭·辛格大慘敗后在印度統治階級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當他過分展示自己的“外交手段”而且處在被邊緣化的現在，他就又炒起了印度毛派要暗殺他的冷飯，以重新得到信任，試圖在兩個毛派政黨中間撒下不信任的種子。一個真正的憍底利耶！（印度孔雀王朝時期著名的政治家，開國丞相。――譯者注）

記者：為什么你要反對尼共（毛）的多黨民主的策略呢？

阿薩德：首先，我們對普拉昌達同志提出的建議感到極度不安，這種建議體現在許多訪談中，他的黨承諾搞多黨民主，而且不是在奪取政權之后，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里實行。2003年全體會議文件對尼共（毛）的多黨民主或政黨競爭的概念是非常含混不清的，如到底是在革命政黨奪取政權之后還是在這之前。它只是說在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民主國家憲法范圍內組織政黨競爭是可能的。然而，2005年11月，在尼共（毛）與七黨聯盟達成德里12點協議后的一系列聲明、采訪和文件中，卻完全支持在制憲會議之后的現存體制內進行多黨競爭。

還有，對參與多黨競爭的政黨的階級屬性的表述含混不清。2003年的文件清晰地表述說，這些力量其本質將是反封建和反帝的，而2005年11月之后的文件和采訪中，則是七黨聯盟中的黨派，而他們主要地在本質上是買辦資產階級的和封建的，盡管是反王室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反對賈南德拉獨裁統治的。

事實上，在2003年5月由普拉昌達同志提出被中央委員會采納的《當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同名文件里，正確地描述了尼泊爾議會黨派，它說：“在形式上，王室、議會和革命力量形成了三方的斗爭關系，實質上，卻只有兩方（反動的和民主的力量）。事實證明，王室獨裁政權和議會黨派沒有什么本質不同，都不過是在舊的國家里分享權力罷了。事實一再證明以（虛假的）國家主義自居的尼泊爾王室，以（虛假的）民主自居的議會，基于同樣的階級屬性，都希望占據權力的寶座，背叛國家和人民。

 “尼泊爾不同的反動組織之間的互相攻訐和矛盾實際上是背后不同的國際反動中心利益的矛盾的反映，這一點體現在我們一直用階級的和理論的角度所做的闡述中，現在，在停火和和談進程中變得更清楚了。王室及其軍隊是被西方特別是被美帝國主義操控和保護的，主要的議會黨派則是印度統治者所掌握，目的是為尋求建立南亞霸權，兩者進行著一場激烈的競爭。因此，全黨務必了解，在目前的特別是在王室大屠殺后的政治進程背景中，認為王室或者議會黨派哪個更民主或更國家主義，都是非常有害和錯誤的。在今天的尼泊爾，非常清楚，我們絕不能與王室或者議會黨派有任何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聯系，除開在特定的形勢下掌握矛盾的需要。”

雖然上述對議會黨派的民主的虛偽性和對各式各樣的帝國主義強權的忠實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但很不幸，尼共（毛）沒有從戰略的和階級的觀點堅持這個分析。在形成聯盟的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做出必要的調整，與議會黨派達成相互諒解和策略上的統一，這是一方面；但對這些黨派的階級屬性產生幻想，忽視他們與帝國主義和印度擴張主義的聯系則會給最后的革命事業帶來巨大危害。

更進一步，我們發現普拉昌達同志和尼共（毛）把策略變成了戰略，認為這是21世界革命的道路。因此，在印度教徒報對普拉昌達同志作的專訪中，他強調毛派對多黨民主的許諾不是策略性的而是過去三年黨內長期的意識形態爭論后的結果。他說：“我們關于多黨民主的決定是戰略上的，是理論成熟的，我們要告訴議會黨派，我們已準備好與你們進行和平競爭了。”

尼共（毛）領袖直接向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的議會黨派做出保證，他們的黨準備與其進行和平競爭。通過宣布關于多黨民主的決定是戰略上的、理論成熟的，普拉昌達同志把一個危險的假設帶到了前臺，認為與統治階級政黨可以和平共存，而不是通過革命推翻它；認為與包括統治階級政黨在內的其他議會黨派可以以所謂議會選舉的名義進行和平競爭，而他們都是帝國主義的幫兇；在不確定的階段內放棄建設社會主義的目標；為封建買辦反動勢力利用群眾的落后性、借助國內外反動派或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以及小資產階級的大力援助來攫取政權，以劫持整個社會，以民主的和國家主義的名義從走向社會主義道路轉向維持現有制度（即便換了個新的外觀），為這些目標大開后門。不管我們建設一個更民主的制度的意圖有多好，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斗爭的規律都不容許有這樣的制度存在。從巴黎公社到亞非拉的稍早的革命的歷史都反復證明了這一點。

記者：那么你是否支持多黨民主，至少在奪取政權之后呢？如果不支持，革命后的政府將會是什么形式呢？

阿薩德：在政府的形式方面，按照馬列毛主義的理解，最適合無產階級的形式是公社或者蘇維埃或者革命委員會，這些形式可以最好地為無產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謀福利，只要這些形式不是一個擺設或者僅僅是一個立法機關，它應當是立法和執行兼而有之的。這些實體的代表是選舉出來的，如果他們不能為人民服務，則隨時可以被人民罷免。在人民持久戰爭進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根據地的民主政權是所有的反帝、反封建力量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民主地通過村莊大會選舉出來的，且可以被村莊大會罷免。在這里，權力機構和人民的意志是緊密結合的，因此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在全印度奪取政權后，一直到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所有的真誠的反帝、反封建政黨都將是新政權的組成部分，而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則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繼續革命的前提下才發生。這并不否認對群眾的大多數實行民主，但列寧說過，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他們要在政權的各個角落里尋找自己的代理人，包括黨內。有人能夠設想出一個更好的政權形式和鍛造民主的形式以適應這種情況嗎？

列寧說，“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鎮壓人民、壓迫人民，----這就是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真正本質，不僅在議會制的立憲君主國內是這樣，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國內也是這樣。”這是列寧在一個多世紀前所說的話。從那以后，特別是二戰以后，議會及其相關的制度變得更加腐敗可以說已經爛透了。

新政權如何建立的一個極好的例子是巴黎公社。公社的概念在蘇聯的蘇維埃體制、中國的公社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試驗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現在正由毛派在世界各地的根據地里實踐著。

列寧同志還清晰地解釋了議會在最民主的國家里是如何運作的，并將它與公社相對比，表明公社（或者蘇聯的蘇維埃政權和中國的革命委員會）是最適宜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的政權形式。

 “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資本家千方百計地排斥群眾，使他們不能參加管理，不能享受集會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蘇維埃政權是世界上第一個吸引群眾即被剝削群眾參加管理的政權。”

 “擺脫議會制的出路，當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機構和選舉制，而在于把代表機構由清談館變為‘工作’機構。”“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的機構，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機構。”

 “在公社用來代替資產階級社會貪污腐敗的議會的那些機構中，發表意見和討論的自由不會流為騙局，因為議員必須親自工作，親自執行自己通過的法律，親自檢查實際執行的結果，親自對自己的選民直接負責。……沒有代表機構，我們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無產階級民主；而沒有議會制，我們卻能夠想象和應該想象，除非我們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批評是空談，除非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愿望不是我們真正的和真誠的愿望，而是象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那種騙取工人選票的‘競選’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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