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越南歸來
洵
〔洵（Tuan）自20世紀50年代晚期以來曾經住在法國，而自1990年起即經常地回越南。讓．米徹爾．克禮文訪問他，談到他最近所見的情況。〕
你在越南三個省旅游，你注意到同你從前的見聞有許多重大變化嗎？
1997至98年之間，越南成為一個消費的社會。當時，有條件的青年首要的是到國外去賺錢。現在，在這個國家建立的外國公司，尋求本地的管理人員，給予他們豐厚的待遇：在97至98年間，他們的月薪可以拿到200美元，2000年是800美元（平均月薪實是100美元），此外，還可以免費到泰國或者新加坡旅游，接受「訓練」。
這些年輕人現在要留在越南。從前的夢想是去法國或日本，也有到美國去的，作為中產階級和普通階層重要份子的典型。但是，縱然人們知道好些移民到那里去的家庭，擁有幾輛轎車和華麗的住房，那也不是這么多人所希望的天堂。這也是為人所知的：未被承認其資格的越南人是難以找到工作的，甚至在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之間發生種族沖突。
總之，即使現在崇拜美元的思想普遍存在，但與其漂洋過海去掘金，不如在本地賺取。
過渡到市場經濟并不能解決全部問題，你有這種想法嗎？
從1986-87年起，開放的越南要加入國際社會。它要成為「東南亞國家聯盟」的一部份，就引致要抑制越南人民的革命，而且它普遍地贊成總統制。它要參加世貿組織。許多領導人被派到國外，統治層份已經在轉變：一般的部長年齡在50到55歲之間，他們的顧問、參謀和部門頭頭到處旅行，并且開始反映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影響。
人們能夠公式地識別兩種趨向：保守的趨向——「老前輩」反對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而青年人的趨向并不那么拒絕全球化。評論西雅圖*的書已被翻譯過來了，人們都知道有關ATTAC（致力改造全球財政運動）的情況。
在經濟平面上，比起亞洲四小龍來，越南較少地受到1997年亞洲危機的影響（它沒有股票市場），可是外國的投資減少了。現在優先給予農業（出口大米）和石油，部份利潤來自地區遷移來的（例如臺灣來的）已經減退了。在河內附近設想要在那里建造一座商業中心，建筑地盤是停工的。
形勢要求統治者向美國送秋波。克林頓的訪問就被看作是這種秋波；作為一只跛腳鴨的總統，他事實上是多個國家的一個商業旅行者。幾個月前一個商務協議同美國簽訂了，這個協議在不到兩年之前曾被拒絕過。幾幅歡迎克林頓的橫幅是由通用電氣公司提供的。
在這種背景下，外國語正出現些什么變化？
曾經被強制學習的俄語現在不興了，英語則日益增長地傳播。在河內，我看見一些商店用英文寫招牌。法語，在操法語的高峰會議之后，也在復興起來。
你注意到任何重大的政治變化嗎？
是的，毫無疑問。這種變化大約有三年了。現在老一輩的已經談論到過去，并且提到迄今為止的禁忌問題。例如，民族主義領袖阮安寧（Nguyen An Ninh音譯），在他2000年9月29日的百年誕辰時被提到，他比阮愛國（后來改為胡志明）的名聲更為顯赫，并且在30年代在《斗爭報》有一段共產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經歷。1943年，他死于保羅．康多（音譯）的集中營里。雖然他確實是共產主義的同路人，他絕少談到獨立之后的事：他情愿維護胡志明的威望而使自己顯得不重要。此外，他受到殖民主義者的壓制，正像在同時期的，藉秋收（Ta Thu Than）一樣，后者是受人歡迎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領袖，于1945年9月為斯大林主義者所暗殺。說到他，在老人當中會喚起令人傷心的記憶。
然而，他的百年誕辰大會，第一次在胡志明市得到批準。超過200人出席，主要是老年人和黨員。老共產主義者陳文教（Tran Van Giau音譯）發表講話，他淚眼盈盈說：「Ninh教導我以自覺的態度去為革命而斗爭！」兩年來，有許多書籍曾經引證到他。他的兒子出版一部大書，在書中，他把托洛茨基主義者當作革命者來介紹，同共產黨的觀點不相同。
三年前有許多人談論泰賓（Thai Binh）農民反對腐敗的官僚的事。這個運動有留下什么痕跡嗎？
我要說！我要給你舉個例子，在胡志明市其中國民議會辦事處對面的行人道，被200人所占領，他們持久地日夜在那里，到現在有一年了。他們制造木牌和旗幟上面寫著：「胡志明萬歲！」「越南共產黨萬歲！」而這種行為仍被控告為反對政府，要審判他們。
報章沒有權去采訪他們或為他們說話，大量的便衣警察，包圍著他們。沒有一個人能接近他們拍照，但是我成功地拍了幾張照片。不管怎樣，政府仍得放下武器，因為這些都是為獨立而戰斗的英雄們的家屬。當局用這種蠻橫的方法，給人民的印象是很壞的。如果越南的報紙對這個問題緘默，亞洲對它的議論就是可信的了。
至于腐敗的問題，單純地生長起來，每個人都是知道的。簽訂任何外國合同，都得先用信封送禮。這種假公濟私的交易，不論哪一個，誰付出最多，誰就成功。關于部長他們自己的事情，我了解的并不太多，但是對于他們的隨行人員……我是親眼看見的（這是我的出租汽車司機指給我看的）。豪華奢侈的住所，正在為總理的兒子建造，它比起前總統阮文紹的官邸華麗得多了。
那么，對于人民的控制有了某種程度的放寬嗎？
毫無疑問，人們不大害怕，他們可以互相交談。警察顯得更少熱心去理了。知識分子被處于「謹慎」監視之下。與俄羅斯相反的，這里沒有反對的報刊或者非官方的工會（雖然這些對他們極端需要），這樣，報紙就不能直接評論現時對于人民公仆的不滿。但是《胡志明市工人報》刊出了不加評論的「讀者來信」。
新技術也方便于對外開放，而沒有被控制的可能。計算機都有自由的電子郵件，個人甚至可以入Rouge（紅色）網，在河內和胡志明市有一種計算機酒吧，顧客常常要排長龍才能進去。最近當局查封了一本使他們不高興而與某些事件有關連的書（1956-7年的《百花》），通過電子郵件，抗議立即傳播開來。
在越南，盡管現政權有拙劣的仿制品，你相信還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復蘇的前景嗎？
無疑的，私下里有一種意見，當然是一種非常少數的意見，首先在35到40歲的知識分子當中，在作家、藝術家、電影制作者，同海外有聯系的、從1997年以來一種意識的轉變：有一種渴望了解和一個解放了的馬克思主義能夠幫助這里的一些人，我們對托洛茨基著作的翻譯《被背叛的革命》、《文學與革命》、《我的生平》在這個國家里已經被很好地接受，而我們繼續去翻譯。兩年前，我已經告訴過你，在河內，我在一家書店里找到了丹尼爾．班賽德著的「Marx l' intempestif」翻譯成越南文版，我是多么地感到驚奇。這不是容易讀的一本書，然而第一版800冊書一年內就售完了，第二版1000-1200本也賣完了，我們正準備出版第三版！
我們目擊一件似非而是的事：市場經濟需要某種程度的民主來起作用，并且達到某種廣度，允許這種經濟真正的對手表達他們的意見。在七、八年前，那是不可思議的，沒有人能擁有一臺傳真機、進入互聯網或者簡單地做復印。可是要建立外國公司，這些工具是必不可少的——每家公司都需要電子郵件。
我不是說要感謝市場，越南將會知道一種真正的民主成長，但是她必須避免以前的政治束縛。殖民開拓本身并不單只有消極的作用，感謝它，人民像阮安寧、藉秋收、胡志明等才能來到法國，吸收法國革命和斗爭的經驗，用來解放他們的國家。
當然，75到80歲的男人中，有保守份子，但是他們越來越少地呆在領導的地位了。歷史學家，甚至最著名的，要求重寫越南的歷史，例如《昨天和今天》雜志出版了研究胡志明家史的研究報告，其中，他的兄弟以一種全新的風采出現。直至現在，他曾經被描述為反法帝國主義活動、受殖民主義者壓迫的犧牲者。事實上，他是一個酒鬼，曾經卷入放蕩的生活的陰影里。曾幾何時，真是不可思議！……
社會主義思想的復興來自下層，它仍然是脆弱的，而且大問題在于：能夠做出什么事情來，從外面幫助它，十年后，經過對它的嚴厲批判之后，領袖們向他們的黨大肆吹捧「中國的市場社會主義」。他們翻譯中國的理論著作，論述「具有社會主義方向的市場經濟」，用社會經濟協會的名義注明：「內部交流」。
我們要使我們的思想，讓那些越南人了解，他們以一種日益增長的批評眼光，而不考慮市場作為社會發展的最后一個名詞，評論他們的過去。這是最重要的。這種轉變當然仍很微小，但它是一種質的轉變：在此之前，沒有過像它這樣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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