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日本之一：從豐臣秀吉到吉田松

----明治維新前日本軍國主義的傳承

姜長斌 05年第7期 
 

 
   
    內容提要 ：早從１６世紀下半葉起，日本封建軍閥在統一全國過程中即已謀劃并實踐“征略朝鮮、琉球、臺灣”、“攻占明朝”的國策，軍事上雖然遭到失敗，但政客與文人從未放棄擴張野心。１７世紀德川幕府初期實行一段短暫“和平外交”，但封建的“神國武道”文化卻持續發展，代代相傳，一直傳承至１９世紀下半葉。１８６８年明治維新后，軍國主義變形為“富國強兵”、“脫亞入歐”，視中國、韓國、東南亞、印度等為“亞細亞之丑類”、“惡友”。續寫的歷史是，征韓、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九一八事變、七七盧溝橋事變、大肆侵略中國、南京大屠殺、“三光政策”，一幕幕慘劇歷歷在目。國人至痛之極。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關 鍵 詞  征韓  伐明  侵清  攻掠中華  太平洋戰爭  拒不認罪和“雖敗猶榮”

作者  姜長斌，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１０００９１）

在亞洲，近代以來日本一直以經濟、科技發展領先于各國，政治上，它也是最早擺脫西方諸國強加于它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取得獨立資格的國家。二戰以后它奮發有為，成為世界矚目的第二大經濟強國。這些都使人們相信，日本民族是聰明、智慧、頗有凝聚力的偉大人民。但是，日本卻不能真正地清算其侵略罪行，反思、揚棄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的政治和精神文化糟粕。特別是同歷史上曾與日本處于相同地位、有過相同行為的德國相比，日本的意識形態仍然落后了整整一個時代。由于這個原因，至今它仍然無法與鄰國、亞洲國家和睦相處，和諧發展。

中日之間的關系一向以“一衣帶水”形容。２００４年中國已經成為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但是這種局面能否長期保持下去，令人懷疑。中日之間“政冷經熱”的問題已經出現很久了。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４日，肩負重任的中國新任駐日大使王毅把中日關系現狀定義為“存在嚴重政治障礙”［１］，發人深思。筆者以為，國人對日本的認識遠不夠系統，不夠深入。等待日本自覺地起來克服自身的障礙，需要很長的過程。歷史和現實都如此告誡我們。

關于日本，我國學者渠長根講得十分準確：“幕府時期和明治時代，日本侵華思想的存在是客觀的，但是具體形態卻是復雜多樣的。既有轉變成公開的國家侵略政策的部分，更多的還是包容于政治家、學者、思想家、理論家、文學藝術家及其他社會權威人物的言論作品中流傳于世的，還有散布在國民教育、戰爭動員、道德批判、社會規范之中的，更有廣泛地滲透于國民的心里意識、風俗習慣里的成份。在表現形式上，更為復雜，有‘神國’思想、‘八竑一宇’觀念、民族優越論、國家主義以至軍國主義等”。［２］

日本學者水野明寫道：日本圖謀侵略朝鮮、中國等地的思想與國策，至少已有４００余年歷史。

日本向外擴張是有歷史淵源的。作為開端，這里只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歷史人物，予以介紹。

豐臣秀吉（１５３６－１５９８年），原在戰國大名織田信長①［３］（日本“戰國”時代勢力強大的封建領主）部下為將，因屢建戰功，漸受重用，１５７３年被擢升為大名。初名木下藤吉郎，１５５８年改姓羽柴氏，１５８２年織田信長被家臣襲擊，被逼自殺身亡，豐臣秀吉代之而起。１５８６年擁立“后陽成天皇”，自己則冠以“豐臣”。１５８５年任關白②（相當于“御前第一大臣”），１５８６年任太政大臣（相當于“太攝政”王），１５９０年完成日本統一。１５９１年將職位讓給其養子豐臣秀次，自稱“太閣”（相當于“國老”），改而專事“海外征討”謀略及計劃實施。１５９２、１５９６年兩次入侵朝鮮，并妄圖征服中國，但以失敗告終。因政權內部斗爭表面化，于１５９５年命令豐臣秀次（是年２８歲）自殺。他以“五大老”與“五奉行”為中心建立新的政權。１５９８年死。

早在１５８３年，他就宣稱征服中國（明朝）乃天命神授，是日本的使命，說：“……繇之三韓（朝鮮半島）、琉球（今沖繩），款塞來享。今也，欲征大明（中國明朝），蓋非我所欲，天所授也。”１５８５年９月３日，他在致家臣書中說：“余之被任命為日本關白，除統治日本外，同時其統治大權也及于唐國（作者注：指明朝中國）。”１５８６年再一次表露“吾統治日本成功之后，即將日本交予弟弟秀長，我則專心一意征服朝鮮、中國。”同年，開始做“高麗渡海”準備。［４］１５８７年５月，他在征討（日本）九州軍中說：“余有生之年誓將唐之領土納入我之版圖。”１５８９年遣使到朝鮮，交涉朝鮮國王來日本朝覲之事，計劃以“臣下禮節”接待朝鮮國王，以示日本地位高于朝鮮。１５９０年朝鮮國王派使節至日本，其國書中提及：“迅速講信修睦，欲敦鄰好。”［５］秀吉接見朝鮮通信使后致朝鮮國王書說：“……不屑國家之遠，山海之隔，欲一躍直入大明國，易我朝風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改化于億萬斯年者，在方寸之中。”１５９０年致琉球藩主信中稱：“祗今得貴國遺之奇物，頃又有游觀博知之志，故欲弘政化于異域，素愿也。”１５９１年９月發布《征討朝鮮令》［６］，同年致印度總督信中說：“由欲治大明國之志，不日泛樓船到中華者，如指掌矣！”１５９２年５月１８日，他率兵１６萬侵略朝鮮途中給其養子、關白豐臣秀次下達了《二十五條覺書》，交待國家大事，《覺書》表露出空前野心，要義有五：１．“宜恭請天皇于后年行幸唐（明）都，呈獻都城（北京）附近百縣與皇室御用，諸公卿將予采邑。其中下位者將增１０倍，上位者將視其人物地位而增。”２．“大唐（明）國之關白，授予秀次（豐臣秀吉養子），并授（明）都城附近之百余國（州），日本之關白則由大和中納言（羽柴秀保）、備前宰相（宇多田秀家）二人中擇一人任之”。３．“日本之天皇可由良仁親王（后陽成天皇之子）或八條宮智仁親王（后陽成天皇之弟）繼之”。４． 高麗（朝鮮）國由岐阜在鄉（羽柴秀勝）或備前宰相統治”。５．“天皇居北京，（豐臣）秀吉居留寧波，進而占領天竺（印度）。”［７］１５９７年率兵１４萬再次侵朝，雖然遭到朝鮮軍民和明朝軍隊抗擊而吃了敗仗，但日軍仍留駐朝鮮不撤。兩次（１５９２、１５９７年）用兵朝鮮，前后歷時近７年。１５９２年夏第一次用兵時，日軍曾連陷京城、平壤，俘虜臨海君、順和君兩王子，朝鮮大片國土遭日軍蹂躪。一時的軍事勝利，使其擴張氣焰達到狂妄地步。１５９２年７月迫使菲律賓群島殖民長官向日本進貢。［８］１５９３年，向高山國（指今菲律賓）發出威脅，稱，“夫‘日’輪所照臨，至海岳山川、草木禽蟲，悉莫不受此恩光也。……若不來朝，可令諸將伐之。生長萬物者‘日’也，枯竭萬物亦‘日’也。”關于他用兵侵朝史實，我國已有多種史著和論文記載。［９］１５９８年豐臣秀吉歿，其繼承者始召侵朝日軍撤回日本。

由上述又可推知，為何從１６世紀初期起，即從我國明朝嘉靖年間起，倭人就從山東至廣東沿海一帶經常出沒，搶占地盤、燒殺搶掠，造成我國實行閉關政策，以及為何我國終于出現一位抗倭將軍戚繼光——其抗倭戰線遍及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沿海一帶（包括搗毀倭寇位于浙江寧德城外、海中橫嶼巢穴）。

豐臣秀吉的計劃與行動，為日本后繼的“海外雄飛”、“海外擴張”、“大東亞共榮圈”、“大日本帝國”等軍國主義理論，提供了思想和傳統的“樣本”。

直至明治維新之后、中日甲午戰爭開啟之時，１８９４年日本創辦《日清戰爭實記》，開始連載坪谷水哉的《豐公朝鮮軍記》，其“小序”開篇就說：“我帝國開辟以來，堂堂六師境外從事征討，自上古神功皇帝征服三韓以后，迄于天智天皇在位，前后４６０余年間，凡３０余次，然征討三韓之地，即今之所謂朝鮮半島者，更深入中國本土與之交兵，當時從未有過。天智朝以來１２２０余年間，我兵出國征討，大收宣揚國威之效者，僅有兩次：其一，是文祿、慶長③之際豐太閣（豐臣秀吉）征韓之役；其二，是此次對清軍的討伐（按，指甲午戰爭）。”這里“豐太閣”，指的就是１６世紀的豐臣秀吉。對于豐臣的“功績”，作者寫道：“文錄、慶長［１０］間，出兵朝鮮前后兩次，為時達七年之久，二十萬貔貅（虎狼之師）蹂躪八道之野，幾番與明韓聯軍鏖殺，耀日軍威武之輝于異域，永絕鄰邦覬覦之念，揚國威，張國權，功莫大焉。是豐太閣雄才偉略所致，流澤后世之民多矣……溫故知新……以此鼓舞振作國民敵愾之氣。”［１１］可見當年豐臣秀吉的“功績”對日本侵華戰略影響之深遠！豐臣秀吉是崇尚日本暴力擴張的始作俑者，在１５９７年他兵敗朝鮮后，篡奪豐臣家族權位者、掌握實權的德川家康（１５４２－１６１６）趁機而起，１６０３年取代豐臣家族，建立德川（江戶）幕府政權，是為江戶幕府第一代“將軍”。此后日本有過一段短暫的“和平開國”時期。德川家康原為豐臣秀吉部下將領，在豐臣麾下多次征戰。１５９８年豐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召回侵朝日軍，并于１６００年掃清境內反抗勢力，１６０３年自任征夷大將軍。１６０５年德川家康讓位于德川秀忠，自稱“大御所”，１６１６年改稱太政大臣（太宰），同年歿。德川幕府初期，日本曾有過一個國門開放的和平時期。為借朝鮮糧食、棉花以助日本生計，德川改而采取和平謀略，但是并未放棄“幕府將軍集權”。１６０１年５月派遣宗義智等人赴朝鮮以求“修好”，１６０５年３月接見朝鮮使節時繼續張揚日本國威，意在重圓“征韓”夢。日朝之間締結“己酉條約”后，日本輸入米、棉、人參、皮革、書籍等，日本輸出礦物、染料、香木等。此時，進出日本之商船必須持有幕府發放的“朱印狀”，總量在３５５份以上。此后，相繼允許荷蘭、英國、東南亞各國船只出入日本港口。日本乘“朱印船”出國者累計有７萬人次以上，向海外移民人數達１萬人。１６０９年２月派島津家久出兵進犯琉球，７月任命島津家久管轄琉球（后退回）。１６１０年，通過琉球致函福建巡撫，要求允許日本商船往中國各港口通商貿易；歡迎明朝商船赴日貿易；兩國互換使節。但明朝政府對日抱有不信任感，僅默許民船往來。［１２］德川家康還密令武士支倉常長乘巨船橫渡太平洋，遠涉墨西哥、西班牙、羅馬。［１３］本質上，德川家康繼承豐臣擴張遺志，暗懷“征韓論”，覬覦中國大陸。他在致中國皇帝書中稱，日本“德化所及，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羅、呂宋、西洋、柬埔寨等蠻夷之君主酋長，莫不上表輸貢”。［１４］１６１６年，德川家康歿。到１６３３年２月，即德川政權中期，為抵制西方勢力滲入日本，幕府公布《鎖國令》，規定出入日本船只必須持有幕府官方所頒《奉書》，否則一律禁止。１６３５年嚴格執行《鎖國令》。［１５］按照日本軍國主義學者德富蘇峰的說法，德川幕府中期以后，“日本國民的帝國主義‘雄心’僅僅是暫時受到了壓抑”。［１６］它的基本體制保留了下來。日本學者升味準之輔認為，１７世紀德川幕府政權有“被凍結起來的三個要素”：天皇制、大名制、鎖國制。［１７］從德川家康建立將軍政權時起，日本的統治實權雖然統歸中央將軍幕府，但是，國家的精神支柱卻是“天道皇國”。幕府是替“天”行道的。天皇制一直延續至今。德川家康為了剪除異己，頻繁減封、遷徙各地封建主——“外樣大名”，甚至沒收他們的財產，但是，仍然保留了２６０—２７０家的地方領主——大名，形成整套封建體制。明治維新后，所有“大名制”似乎消失了，但“大名”們轉為“華族”。［１８］“大名制”被政治經濟門閥壟斷制度取代，其實質還是沒有變化，實際還是日本歷史傳統體制的政治、經濟門閥制度的延續。鎖國，是日本出現中央政權（德川幕府）后實行壟斷的一貫政策。至今日本對外貿易壁壘制仍然是嚴重的。德川幕府初期的“開放”目的不過是為了給中央政權謀取最大利益而已。德川幕府對西方勢力一直心存疑慮，幕府中期轉向鎖國是很自然的事。

按照日本史學家井上清的觀點，中國明朝東南沿海“倭寇的出現乃是從束縛過多而活動狹隘的封建日本的矛盾的集中表現”，是“日本人的‘島國本性’的排外、眼光短淺的一大原因”。還有的日本學者認為，日本“民族獨特的文化是由于傳統的鎖國政策而形成的”。［１９］對內“鎖國”與對外“擴張”，是日本謀求生存、發展之道相互聯系的本質表現。

日本恰于德川幕府時期不斷涌現一批批鼓吹日本應該“德化宇內”的學者，如，熊澤蕃山、山鹿素行、并河天民、林子平、本多利明等等。豐臣之后的思想家、戰略家們，把“豐臣偉業”逐步發展為日本整套的國家戰略和學說體系。這一過程持續了４個多世紀，至今仍未能消退。日本軍國主義的出現、發展和完善，經歷了從“武士”到“學界”，再從“學界”到“武士——學界”這樣一些階段。中間有代表意義的人物可以羅列如下。

熊澤蕃山（１６１９－１６９１年），江戶（德川）幕府早期的重要學者。著有《集義和書》、《集義外書》、《大學或問》、《源氏外傳》等書。趁滿清滅亡明朝（１６４４年）之機，開始質疑日本傳統的“華夷”思想，鼓吹日本“武備”。

熊澤蕃山對日本傳統的“華夷思想”有自己的理解，首次把日本原有的“華夷秩序”思想做了顛倒，為以后向“日本中心論”過渡奠定了基礎。他一方面說：“中夏（按，指大陸中原）為四海之師”（《大學或問》），“中夏為天地之中國，位于四海之中”（《集義和解》）；另一方面又提出“北狄”問題（“北狄”系指滿族），認為“北狄”“而今已取中國”，成為日本之“外憂”，“僥幸盼望其不來，殊非武備之道”（《大學或問》）；實際上是巧妙地抽掉了“華夷秩序”的內核，為日后興起的日本中心主義思潮提供了依據。［２０］

熊澤蕃山還是早期建議消滅西方天主教的狂暴行為的思想家。１７世紀初德川家康為增強國力，借通商獲取利潤，曾一度放任西方天主教在日本傳教布道，因天主教的迅速傳播危及到“皇國神道”的統治。待江戶幕府政權稍加鞏固，德川晚年隨即轉為采取鎮壓政策。１６１２年３月開始禁止天主教，破壞京都教堂。１６１６年德川家康歿后，接任的幕府將軍強化鎮壓，不僅禁止傳教士、牧師的活動，而且對一般教徒施以酷刑、極刑。熊澤蕃山在《集義和解》中是這樣說的：“北狄為外憂，易治”，而“天主教為內患，故難治”，“此內患產生之根源，在于人心之困惑與庶民之窮困”，“縱然暫時有一治世，但如道義不伸，人心愚昧，則最終不將為天主教所掌握乎？”“如此則天地已被毀壞也”。［２１］

另外，熊澤蕃山最早提出必須恢復“武士土著論”，為日本“農兵合一”，實行軍國主義的“兵民合一”、“國民皆兵”體制奠定了理論基礎。［２２］在其《大學或問》中提出“應讓（武）士各自回鄉”，目的在于謀求保存、確保剛健的武士氣質，以便防備“北狄”（清國）。他認為，實行“農兵制”的結果將會：“四海之窮困緩解、萬事調順之后……則本邦之武勇將分外增強，真正符合武國之名。”［２３］

自江戶幕府建立以來，海外擴張論者無不以宣揚“神功皇后”、豐臣秀吉“征韓”、“侵華”說為能事。熊澤蕃山實為這一理論的“開山鼻祖”。這在日本后來已經成為傳統。不斷流傳的一首《日本刀歌》里唱道：“神后杖之征三韓，沖其巢窟降其王。……更有豐公試大揮，蹂躪八道意氣揚”，［２４］就是這種精神狀態的寫照。熊澤蕃山與下面將要談到的山鹿素行是典型的代表。

山鹿素行（１６２２－１６８５年），與熊澤蕃山幾乎同時出現的“儒家”學者、兵法家。他比熊澤蕃山更為激進，著有《圣教要錄》、《中朝事實》、《配所殘筆》等書。４９歲著《謫居童問》，５０歲著《中朝事實》，一躍而成為江戶幕府早期激進的“日本中心”論者。山鹿在其１６７５年所著《配所殘筆》中講述了拋棄舊的“華夷觀”、樹立新的日本中心主義的過程。他認為，只有日本“才確實可稱為中國之地”、“中央王國”。理由是，日本與中國相比，有諸多優越之處，顯著者有：首先，日本不像中國屢易其姓，日本皇統延續不斷。中國“自開天辟地以迄大明，天下易姓垂三十”，“朝鮮兩度亡國，四度易姓”，而日本“自人皇之初，神武帝（按，神話傳說第一代天皇）平均天下，祭祀天神地神之宗廟，表明萬萬世以來，至今已二千五百年”，“其間人皇正統相繼，未嘗易姓”，世界“雖然四海廣大而國家眾多，但無堪與本朝相比之國土，即使大唐，亦不如本朝之完美”。其次，日本地理地形比中國優越得多。中國土地太廣，四周無險可守，且與“四夷相連”，而日本“當天之正道，得地之中樞，正對南面之位，背北陰之險。上西下東，前擁數州，有河海之利；后據絕壁，瀕臨大洋，每州皆可漕運。故四海雖廣，猶如一家，萬國之化育同天地之正位，終無長城之勞，亦無戎狄襲擾之虞”。由于此，日本作為“中央王國”，“屹立巨海，疆域自有天險，自神圣繼天立極以來，四夷終亦不得窺伺藩籬，皇統連綿而與天地共無窮”。再者，歷史上，日本自古以來就是行征討中國之“外夷”，并迫使之朝貢。他歌頌傳說中的崇神天皇和神功皇后，宣揚“崇神天皇”早已在朝鮮建立領地，是為“外夷投化之始”；“神功皇后”“親征三韓”，致“三韓縛而服從，武德炫耀于外”。“此后（三韓）歷代以子弟為質，經常朝貢，如不然，即征伐以懲其不庭”。可見，“此海外諸蕃皆屬（日本）中央之國”。１６７３年他寫成《武家事記》，頌揚豐臣秀吉說：“及秀臣晚年，征討朝鮮。其勇敢膽略，冠于古今。蓋朝鮮為本朝支屬國屏藩，自往古神功皇后征伐三韓以來武家尚未如今日之化沾四海。由此朝鮮隊本朝亦久絕貢賦，其后聲稱僅秀鄰交之好。秀吉遂伐朝鮮。顯示本朝武威于異域者，神功皇后之后即在秀吉統治之時。”［２５］

山鹿素行與同時代的一大批“學者”制造宏論，鼓吹“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他們撰寫的專著，使“武士道”理論化、系統化，“終于統治了整個‘日本武士’的思想”。“武士道藏被認為是‘純日本思想’的重要因素”。山鹿在其所著《士道》里說：武士之道，“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曰‘殺身成仁’。”其弟子在《武道初心集》中說：“武士臨戰場，決不當顧家室。出陣應有戰死之決心，以生命付諸一擲，方得名譽。與敵騎決勝負，將被敵取首級時，敵必正色問我姓名，即應朗聲報己名，莞爾授頸，不可有懊喪畏縮之態。負致命傷時，若尚有氣力，必向番頭、組頭或同伙報告，不露痛苦，處以冷靜無事之色，方不失為武士第一要義。”［２６］

日本進入１８世紀之后，首先有幕府著名謀士并河天民（１６７９－１７１８），之后又有本居宣長。并河天民于１７１６年向幕府呈獻《開疆錄》。內稱：“大日本帝國之威光，應及于唐土、朝鮮、琉球、南蠻諸國……大日本帝國更增擴大，則為大大日本帝國也。”著述雖然不多，但他開啟了“大日本帝國”思想的先河。

本居宣長（１７３０－１８０１年），出身于商人家庭，日本“國學”家、歷史學家。他是并河天民思想的承接者，也是引領“大日本帝國”思潮的先導之一。本居宣長著有《直毗靈》（１７７１年）、《古事記傳》（１７７７年）、《玉匣》（１７８６年）等書。

古時的日本與中國交往甚多，從中國學走的東西也不少。例如，成書于近兩千年之前的中國最早的正史《三國志·魏志·倭人傳》為史官陳壽（公元２３３－２９７年）、《后漢書·東夷傳》為史官范曄（公元３９８－４４５年）所修。《魏志·倭人傳》對日本地理、制度、風土人情等均有記載。 ［２７］

但本居宣長則認為，早在中國儒教、佛教傳到日本以前，日本民族就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固有精神。他所指的這種精神，依據的不過是一些神話和傳說而已。在日本學界，他第一個對《魏志·倭人傳》采取全盤否定態度。他的理由是，日本乃是一神國，天皇是神的后裔，不會，也不可能接受外國（中國）如《魏志》所載的“冊封”，向外國“奉獻和進貢”，認為《魏志·倭人傳》所記日本事宜皆為捏造。［２８］本居視日本儒家為“頑迷古陋”。１７７１年即寫有《直毗靈》，隨后有《玉匣》、《古事記傳》、《答問錄》等書。一生著述頗豐，凡９０種，計２６０余卷。留有《源氏物語玉小櫛》９卷、《古事記傳》４８卷。他的神道思想要點有三：第一，世間萬物產生、創造之根本，源于日本“天照大御神”。第二，天照大御神是“普照今世之天津日神”，因而如《古事記傳》卷七所說，是“世上至尊無上”之神，皇國之所以優越，就是因為皇統起始于這位大御神。第三，天照大御神是統領萬物的精神支柱。［２９］本居是日本德川時代中期的皇權神道思想最狂熱的傳播者，他在《古事記傳》、《玉勝間》等書中宣揚日本神話中的神秘主義，嚴厲排斥儒家學說，提倡尊皇（天皇）攘夷，使萬民盡歸“武士道”精神與行為。觀點大體如下：（一）指斥日本儒家學者宣揚華夷秩序思想（向中國朝貢制度）是犯罪，十惡不赦。他說：“儒者心目中，無其他國家能超唐土，推崇其王為天子，視為天地自然之理，此最最不可理解。”他認為，“稱其國為中華、中國、上國等等，一味尊崇；相反，對我皇國卻有意稱為東夷，此種行為乃與叛逆之罪人相同”。（二）無情批判“華夷秩序”，認為是中國霸道思想的體現，必須徹底制止。他說：中國“以其國土廣闊，勢力強大，對鄰近諸小國之王呼以種種名稱，使之服從。自稱為天子，妄自尊大；呼己國為中國，蔑視其他各國為夷狄。妄自傲慢，一似天地間無可與之相比者”；“自今以后，如彼國（中國）有罪而我加以征伐，則此種人（日本華夷秩序論者）心目中必將認為：汝等夷狄之輩，竟敢反抗天子而彎弓相向，實屬不敬。唯有順從，方為正道。”他主張，對日本儒家、“華夷秩序”論學者“應反復禁止之”。（三）必須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新華夷秩序，要各國都前來向日本朝貢。他說：“追思往昔，朝鮮與今之琉球等相同，乃向我皇國稱臣而事奉我朝之國。”［３０］他歌頌豐臣秀吉稱，“征朝鮮，其意無疑在于討伐明朝”。在他的鼓吹下，上述學者蜂擁而上，開啟矛頭指向中國的“大日本帝國”戰略構想。他是這樣描繪未來的世界中心——日本的：“如此，自東照宮大神（指德川家康）治理天下以來，斷絕與中國之無益關系，愈加崇奉本國天皇。恩惠所及，世上又如春日明凈，山野花草繁茂，萬事漸復于古，成為誠足慶幸日益繁榮之時代。遙遠各國皆來進貢，中國雖無國交，但其方物則每年百船千舶自然積載而來，為數極多，萬物無不足者。（幕府）大將軍之威勢照耀于天地之間。彼國國王遂照理稱臣，順服于我，可慶可敬。”［３１］其自大自傲之態躍然紙上！

本居宣長痛感日本國土有限而人口不斷倍增，認為必須大力提倡神功武道，弘揚“大日本擴張主義”，徹底拋棄“華夷秩序”思想，弘揚“日本中心論”，首求日本生存之道，進而圖謀發展大業。

本多利明（１７４４－１８２１），日本經世學家，曾游歷各國，調查地理、物產，并習學航海術。１７９８年前后著有《經世秘策》、《西域物語》、《經濟總論》（《經濟放言》）等書。［３２］他認為，日本要想成為“大國”，必須實行“開拓制度”，并舉例類比：“歐洲各強盛國家，其本國雖小，但多有屬國，亦堪稱大國”；主張， “無論東洋或西洋皆有可屬于日本之諸島”，“即使侵犯他國，也應由此而增強本國，是乃國務”。他贊同同期學者林子平（１７３８－１７９３）的主張，盛贊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擴張“功績”。林子平寫道：“此女皇有志成為一統五洲之皇帝，布德張武，于今雖經數代而其令不弛，可謂文武雙全之棟梁。”本多利明則贊俄女皇為“賢明君主”，足為一切君主之楷模。他還把英國視為理想國家，認為英國與日本同屬海國，然英國“本國小”而“屬國多”。他期待“東洋有大日本島，西洋有英吉利島，在全世界，兩者并列為大富大強之國”。為實現此目的，本多利明于１７９８年在《經世秘策》中建議，把日本國號改為“古日本”，日本應遷都至與倫敦同一緯度的勘察加，在與巴黎同一緯度的庫頁島地方建筑大城郭，使日本成為“北方大日本帝國”，同英國并峙東西方。［３３］另據日本學者水野明記載，本多利明在其著作中大力排斥中國文明，鼓吹大日本帝國主義，痛罵日本儒者為“頑迷古陋”，主張日本應移地至“滿洲、山丹（在中國甘肅）、唐太（庫頁島）、琉球”［３４］。

本多利明鼓吹日本應效仿西方殖民主義者，從事海外拓殖，認為此乃日本“國君天職”。他有一套“萬民增殖”理論，認為一對夫妻３３年間可繁衍子孫７９人，人口增長率為１９．７５倍，而日本國土狹小，產品有限，難以滿足如此人口增長的需要；出路在于效仿西方殖民主義者，從事海外貿易和殖民事業。［３５］本多利明的“人口論”并非異想天開，他是針對日本社會頻繁出現的饑饉、災荒、社會危機而提出的對應之策。史書記載，１８世紀日本大部分時間陷于地震、饑荒、人口過剩，甚至出現人吃人、溺嬰、流民逃亡、災民暴動等大災大難。［３６］

成熟起來的日本中心主義，并不隨著日本封建武士制度而由盛趨衰。相反，它日益成為凝聚民心、圖強變富的民族上層意識軸心。１８世紀中葉，海外擴張論已經明確地升級為日本民族的正統理念。

佐藤信淵（１７６９－１８５０年），日本近代１８世紀末至１９世紀上半葉重要的戰略思想家。他首創“宇內混同”說，是為日本近代海外擴張的“原型”。佐藤信淵與本多利明、林子平等是都是名副其實的日本“大東亞共榮圈”設想的“先鋒”人物。他們都是江戶時代后期的改革思想家。１８０８年發生震驚幕府政權的“費頓號”事件④［３７］之后，佐藤信淵迅速寫成《西洋列國史略》、《防海策》以及《洋槍窮理論》、《三槍用法論》等書籍。他在《西洋列國史略》的序文中提到，曾受阿波藩（今屬德島縣）主委托“鑄造了許多大炮”。《防海策》一書提出，面對西方列強的日本，應該轉而采取侵略東亞各國的極積政策。［３８］佐藤信淵還著有《經濟要略》、《宇內混同秘策》、《吞海肇基論》、《防海余論》、《垂統秘錄》、《復古法》等多種著作。其中，１８２３年寫的《宇內混同密策》宣稱：肇始于神功皇后⑤的“皇大御國乃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各國之根本。”他認為，“皇國”理所當然地應“合并世界各國”，并“號令世界各國”。他同時明確指出，“合并世界各國”須講求方略，“故此書先詳述略取中國之方略”，“皇國日本之開辟異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國”，而征服中國必先自滿洲始，蓋“凡經略異邦之方法，應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始之。當今世界萬國中，無比中國之滿洲為更易取者”。他建議，日本天皇親征，“取南京應天府定為假皇宮”，“中國既入版圖，其他西域、暹羅、印度諸國，侏離譎舌、衣冠詭異之徒，漸慕德畏威，必稽顙匍匐，隸為臣仆”。［３９］佐藤在《天柱記》“序言”中說：“近來讀及皇國之代諸記（《故事集》、《日本書紀》等）始知使天地旋轉、萬物生育之造化為首者，皆我皇祖產靈神攪回之神機也。”狂妄之態令人瞠目結舌。他的結論是：“由此觀之，大地皆皇朝所領，……由此可知，以日月星辰為歷象，而明辯天地經緯者，奉行神意，使萬物發育，世界融通，救濟蒼生之大業。如能行此經濟之大道，必將統治全世界。”他在《宇宙混同秘錄》中說得更加明確，“皇國為大地最初形成之國，為世界萬國之根本，故全世界皆為其郡縣，萬國之君皆為其臣仆”；進而提出，“如以此神州之雄威征服微不足道之蠻夷，混同世界，統一萬國，有何難哉”？他進而提出“中國征服論”，明示日本之所以視中國為最適宜的侵略對象，蓋因進軍滿洲最易。他具體論述了日本各地區以滿洲為基地，進而擴展的方案。即從滿洲開始，自朝鮮北向北京，再向華中、華南等方向推進。如此，“數十年間中國全數底定”，中國“既入版圖，其他如西域、暹羅、印度等國漸慕其德，并畏其威，必將隸為臣仆。故由皇國統一世界萬國，并非難事”。他建議政府及時增強兵力，制訂動員計劃。［４０］佐藤信淵還曾對軍事科學進行過專心研究。他與另一學者高野長英合作，在１８３９年前根據荷蘭兵書編譯了《兵學小識》４５卷巨著，包括《總引》１卷、《學門》１４卷、《戰斗術門》３０卷，分別對養兵、練兵、制械、筑城、地形測量（軍事地形學）、戰斗、攻守、用兵以及兵種（步兵、騎兵、炮兵）訓練等作了研究，內容幾乎囊括近代軍事科學的全部體系。１８３９年后，佐藤淵明曾一度中斷軍事研究，但到了晚年重又回到對軍事與海防的研究上來了。明治維新后，佐藤信淵的一系列思想、方案為實權派大久保利通奉為上上國策。

從佐藤信淵時代到１８６８年明治維新后出現的一系列軍國主義戰略家之間，還存在著一大批類似的思想家。

吉田松陰（１８３０－１８５９年），是其中最著名者。吉田松陰是日本幕府末期“以死相爭”的尊皇倒幕論者、思想家，平生崇奉山鹿素行學說。曾因堅持“尊皇倒幕”論與活動兩度入獄。美國佩理將軍率艦隊繼１８５３年首度叩關未成，于１８５４年二度赴日叩關時，吉田松陰企圖偷渡出國未成，被捕入獄。翌年出獄后接辦其叔主持的松下村塾。１８５６年撰寫《松下村塾記》，闡述其政見與教育觀點。許多著名的尊皇攘夷運動和明治維新風云人物，如高杉晉作⑥［４１］、久版玄瑞⑦、伊藤博文、山縣有朋⑧［４２］等人都曾就學于吉田松陰，出身于松下村塾。１８５８年吉田因反對簽訂《安政五國條約》⑨，倡導尊皇攘夷，再度被捕入獄（史稱“安政大獄”）。１８５９年在獄中被處死。他留有短歌一首，以明其志：“明知此下場，欲罷卻不能，此乃大和魂。”［４３］他對美、俄兩國逼迫日本開放門戶、簽訂不平等條約⑩獨有見地，認為這雖然是日本的挫折，但卻蘊藏著巨大的發展良機。后來他說：“癸丑（１８５３年）、甲寅（１８５４年）實一大機會也，乃坐失之。然事已往矣。為今之計，以親善而制兩虜，乘隙富國強兵，開拓蝦夷，奪取滿洲，占領朝鮮，合并南地（按，指東南亞），然后挫美折歐，則事無不克。前者失機，尚未足惜也。”吉田松陰主張：“現應加緊軍備，一旦軍艦大炮稍微充實，便可開拓蝦夷（指居住千島、庫頁島和北海道部分地區的阿努伊人），封立諸侯，乘隙奪取堪察加、鄂霍茨克海，曉諭琉球，使之會同朝覲，一如內地諸侯。且令朝鮮，納人質，進朝貢，一如古時強盛之時。北割滿洲之地，南收臺、呂宋諸島，以示漸進之勢。”他在寫給其兄的信中更進一步展開其韜略說：“我與俄、美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決然背約，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須嚴訂章程，敦厚信義，在此期間養蓄國力，割據易取之朝鮮、滿洲和中國，貿易上失于俄美者，應以土地由朝鮮和滿洲補償之。”此言實為近代日本“征韓論”聲浪鵲起的先導。他培養的上述許多著名弟子，也都是明治維新后大肆征略朝鮮、發動侵華甲午戰爭的關鍵人物。

日本近代史學家井上清引用著名軍國主義政論家德富蘇紒紜矠［４４］的評論是：“日本近代帝國主義的急先鋒雖然是豐臣秀吉，但‘至為遺憾’的是，日本國民的帝國主義‘雄心’暫時地受到了壓抑。不久，到了１８世紀９０年代，其‘復興的第一聲’從本多利明的《西域物語》中有關入侵勘察加、庫頁島、滿洲的論調上迸發了出來。而在下一代的佐藤信淵那里‘日本帝國主義這一只有在皇室中心主義之下才能被有效地和充分地付諸實踐的真理’得到了闡明。（佐藤）信淵在其《宇內混同秘策》（１８２３年）一書中宣稱：‘皇國號令世界各國之天理’是不言而喻的。”按照德富蘇峰的觀點，根據這一“天理”，“皇國要首先并吞滿洲，繼而將中國全部領土劃入日本版圖，而后從東南亞進軍印度，‘合并世界各國’”。德富蘇峰對各類軍國主義“思想指導者”倍加贊揚，認為，“日本一切優秀人物必然是帝國主義者”。［４５］德峰本人于１８９４年出版《大日本膨脹論》，狂熱鼓吹日本的擴張，煽動戰爭狂熱。［４６］

近年，日本有論者在縱觀這段歷史時認為，明治維新前后的軍國主義有著一脈相承的關系。讀者將會在明治維新后直到二戰大敗的日本看到如下的概括：“眾所周知：天皇制為國內統治工具的日本官僚、軍部以及它的社會支柱地主——資產階級迄今仍未擺脫農兵思想，而將軍國主義的強兵方策與保持半封建的零散小農的政策結合起來（就連他們對中國東北的殖民，也不是從近代農業經營發展的觀點進行，而是以移殖屯兵的零散小農形式強制推行的）；他們不了解現代工業對裝備現代化軍隊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術訓練所具有的意義，不是把重點放在現代裝備上，而是放在發揚士兵的農奴式盲從性和不懂得人道主義精神的封建農民的排外意識（在向壞的方面引導時，它就會成為對他國人民的殘暴性）上面。現在已經十分清楚，出于作為日本半封建帝國主義本質特征的軍國主義利益而堅持保留半封建的農業關系，只能表明軍國主義自身的弱點。”［４７］

“帝國主義”這一術語用于今日之日本右翼勢力，總會使人不快，也令日本某些人士惱火，但是在日本歷史上，“帝國主義”曾經堂而皇之地被認定是“國策”，是日本生存、發展的唯一口號。對此，人們期待著日本人自己的反思。

注釋：

① 織田信長（１５３４－１５８２年），日本近代封建領地征服者，他最初趕走家主而成為大名，奉行征略稱霸政策，重用豐臣秀吉，織田死后，豐臣繼承并實現了織田大部未竟事業，史稱“織豐政權”。

② 關白，日本古時官名。天皇年幼時太政大臣主持政事稱“攝政”，天皇親政后改稱“關白”。唯諸事先經關白過問，然后奏聞天皇；關白握有實權。

③ 日本史籍稱謂，因“征韓”兩役發生于日本天皇文祿元年（１５９２年）和慶長二年（１５９７年）而得此名；這兩場侵略戰爭被朝韓稱為“壬辰、丁酉倭亂”，中國則稱為“萬歷朝鮮之役”．

④“費頓號事件”發生于１８０８年，英國軍艦突然侵入長崎港，捕得荷蘭商館館員，獲煤、水、糧食補給后揚長而去。

⑤ 神功皇后，日本神話傳說中的天皇人物，見于８世紀成書的《日本書記》、《古事紀》，日本脫離原始社會約為２０００余年，傳說中的開國人物為女性，反映了母系氏族的歷史實際。中國學者王向榮先生所著《邪馬臺國》中的日本皇帝就是女王。

⑥ 高杉晉作（１８３９－１８６７），日本１９世紀“尊皇倒幕”運動領導人之一，到過中國上海，主張日本富國強兵、走殖民擴張之路。

⑦ 久坂玄瑞（１８４０－１８６３），幕末長州藩士，是吉田松陰的高足，與高杉晉作齊名，同為“尊皇倒幕”運動 領導人之一。

⑧ 山縣有朋（１８３８－１９２２年），曾先后任日本元帥、１８８９－１８９１年和１８９８－１９００年任日本首相，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戰爭時，任陸軍大臣兼第１軍司令官，實地指揮戰爭。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日俄戰爭期間任日本路軍總參謀長，１９０９年起任樞密院議長（元老）。

⑨ 《安政五國條約》系１８５８年江戶幕府與歐美五國（美、荷、俄、英、法）簽訂的通商條約，亦稱“安政臨時條約”，條約規定日本開放港口、商埠、領事裁判權、關稅制度等事宜。

⑩ １８５３年美國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ＭｉｌｌａｒｄＦｉｌｌｍｏｒｅ）派東印度艦隊司令佩里率艦隊逼迫日本開放門戶，１８５４年美日簽訂《美日神奈川條約》。與此同時，俄國亦派海軍中將普提雅廷率艦隊叩關，１８５４年１２月俄日簽訂《俄日親善條約》。

11 德富蘇峰（１８６３－１９５７年），１９世紀末期與福澤諭吉齊名的史學家、政論家。曾經提倡“平民主義”，但迅速轉向帝國國家主義。１８８６年以《將來之日本》一文登上論壇。１８８７年、１８９０年先后創辦《國民之友》、《國民新聞》。竭力鼓吹軍國主義、帝國主義。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期間，在按照官方口徑鼓噪社會輿論方面大顯身手。政治上一貫與政府高層勾結。１９１１年成為貴族院（天皇）敕選議員。九一八事件后為建立戰時體制與“軍部”密切勾結。１９４２年任“大日本言論報國會”會長。１９４３年獲日本“文化勛章”。日本投降后受褫奪公職處分，但不久被解除處分，專事文筆生活。

參考文獻：

［１］王毅．赴日中友好之團體王毅：中日存嚴重政治障礙．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ｙ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 ｇｕｏｗｅｉ ／ ｙｎｏｗｅｎ ／ ２００４／９／１０９３１７０６７２－１１／，２００４．９．２６

［２］［７］［９］［１４］［３５］［４０］渠長根． 幕末、明治時代日本侵華思想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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