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于過去未來之間：散記法國三月風潮

陳泰

今年年初，法國政府推出「首次雇傭合同」（CPE）法案，規定20人以上的私企雇傭26歲以下青年的最初兩年，可隨意解雇而無須說明原因。這一勞動市場的改革激起國內廣泛的學潮示威，夾雜著各大工會布置的警告罷工。歐洲中心持續的罷課游行、街頭沖突與占領校園、數百警察和學生受傷，上千學生被抓的畫面，使國際左翼半真半假地歡呼「罷工和抗議已經癱瘓了法國」1，期待「一九六八魂兮歸來」云云。4月10日，法國總統希拉克聲明以其它方案代替CPE，風潮漸告低落。

抗議學生的斗爭背景與利益動機

國內外資產階級主流傳媒告訴我們，青年失業居高不下，是法國當局推動雇傭制度改革的起因。實情如何呢？截止2005年12月，法國一般青年（18-24歲）的失業率約8%，并未超出總失業水平。不過，法國及整個歐盟的無產大眾面臨嚴重失業——特別是長期失業——威脅的基本事實不容否認。這一社會疾病從何而來呢？

戰后法國勞資關系的一個主要因素，是強大左翼黨及旗下工會的存在；1968年5月的政治總罷工進一步強化了工業無產者的社保地位，群眾生活改善較快。長期合同(CDI)制的引入，確保了職工福利的穩定與逐步上升；1973 年，國會立法規定老板必須列出解雇理由，防止資方用威脅裁員的手法任意壓榨勞工，而這僅是眾多社會改良措施的一環。九十年代后，蘇東陣營的瓦解；勞資妥協必要性的喪失；改良主義陣營對工人斗志的閹割；亞洲——首先是中國——龐大廉價勞力的誘惑，讓歐洲資本決心改變自家無產者「昂貴」的市場價格，法資亦不例外。

近十年來，盡管歐洲——首推意大利——有組織工人進行了頑強抵抗，市場化與私有化仍不可阻擋地侵蝕著舊的勞資關系框架；保留部分產業工人隊伍的同時，無產者的散工化、苦力化（précarisation）趨勢不斷蔓延。散工的福利與社保標準遠低于大企業職工，并以自己的市場存在使老板更自由地打擊大大企業職工；從這層意義上講，無論法國、歐美或亞非拉，百年前的「古典無產者」正重返人間。

話說回來，長久編織的層層社保網難以立即剪除，市場競爭卻無日無休；私有大公司的對策是關廠和投資海外，眾多國營部門則千方百計地降低新雇員的工資水平。在法國，制造業外流與青年員工待遇的惡化，深刻地影響著多數無產者乃至小資家庭年輕一代的前途。時至今日，中等以下文化程度的法國青年——尤其是來自原法屬殖民地的移民后代——的失業率高達23%；近十年小職員的薪水直線下跌，使得普通大學的學生及專科生群體積聚了強烈的惶恐和不滿情緒。政府的鼓勵下，私人老板濫用「實習」制繞過既有勞動法規克扣職工：許多進入職場的畢業生得完成8-10次不同企業的實習期，才有資格拿到長期合同。「實習」期間，新職工收入低、待遇差（大量加班、休息日趕工、無加班費或數目低于官方標準）實屬家常便飯。今年二月，正是這班「非精英高校」的學生挑頭起來抗議CPE。

學潮的發生與發展

正如前文所說，所謂「青年失業」的社會病遠非老板輿論描繪的那般簡單。資本更快速地全球流動使法國制造業傾向外移，是中下層青年工作難尋的一個主因；勞動市場自由化給年輕職員階層增添了工作壓力，又盡量掏空后者的口袋。面對主流的強盜規則，當代法蘭西青年大眾——與中國無產者相仿——多半傾向于逆來順受，忙于尋找個人出路。另一方面，每當被剝削階級的情緒暗流有所突變而選擇集體抗爭，又往往以學生為抗議先鋒。

2005年夏天，巴黎當局先后拋出系列削弱長期合同制的法案，包括「新求職法案」(CNE)。CNE的適用范圍是雇員少于20人的小型企業，它允許雇主炒掉員工時只需支付象征性補償；另一法案允許對老年（57-60歲）職工采用短期合同（CDD）制，以拉低多數職工的預期工資。至于出師未捷的СРЕ法案，它的拉攏對象是牢騷滿腹的中小生意；大資本另有諸多手段（國家的定單、保險和戰略投資）保證壟斷利潤，并不希罕勞動立法領域的有限動作。所有這些花招都打著「提升個人競爭力」「減緩青年失業」一類的旗號——本次風潮的頂峰時刻，總理德維勒潘死硬聲稱「我們需要走出舊的社保系統，以保證青年的未來」。上述調整的階段性目標，是替2006年《勞動法典》的全面自由化做鋪墊，大刀闊斧地重組勞資關系。有產政客們沒料到，СРЕ法案成了一道過不去的坎兒。

二月初各地學潮零星冒頭，但局限于外省個別大學的少數學生。3月7日的全國游行規模升級，罷課學生增多；3月8日國民議會堅持批準CPE；3月17日抗議者占領部分學校；3月18日至少數十萬學生和家長參加示威，一批學生在各地鼓動罷工；各大工會介入后，3月28日的示威人數超過百萬，工會陣地強大的工業部門（運輸、出版、能源、教育、電信）進行了長短不等的警告罷工，至少涵蓋數十萬工會會員。

從當地左翼分子的報導來看，盡管聲勢很大，直至3月中旬示威者僅占大專學生總數的5 - 10%；參與罷課、占領校園和鼓動罷工的學生更少，并帶有明顯的間斷性（你來我走）。328全國請愿固然刺激了更多學生的積極性，但后續無力。多數學生和群眾對抗議抱有同情，卻不愿卷入學潮；多數示威者帶有「就事論事」的心態，反復強調行動的非政治化。

值得欣慰的是，部分抗議分子很清楚干預社會生產比打著橫幅請愿的政治影響大得多，且大膽嘗試。在南部，數千學生占領火車站以阻斷鐵路交通；幾座城市的示威者切斷了市內公路橋和跨省公路；馬賽學生集體臥軌；巴黎的環線公路和一個火車站也遭切斷和占領。毫不奇怪，國家機器的警棍和催淚瓦斯很快粉碎了這些嘗試。與此同時，左翼學生（從無政府主義者到托派）希望與工運直接結合起來，鼓動某些工廠（汽車與能源）的職工停產聲援；雖成績欠佳，仍算本次風潮的一大亮點。總體來看，產業工人和基層的國企職員對學潮多半持同情立場（至少不反感），但談不上自主罷工式的響應——左翼工會的衰敗造成的組織空白和思想頹廢，尚無生力軍填補。

學運與左翼

4月4日的游行囊括了所有主流左翼（從社會黨、法共、托派到無政府主義運動）及相近的工會。各路勢力都有自己的盤算：早已轉向新自由主義的社會黨夢想借這股反內閣怒氣贏得明年的選舉；日薄西山的法共附和前者的計劃；親法共的CGT喪失多數陣地后，吃力地維持著剩余地盤（其它工會的日子也不好過），既怕讓風潮甩在后面，更擔心工會群眾的基層倡議；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派——特別是「工人斗爭」（Lutte Ouvriere）——積極參與了南部的工廠鼓動，并為劃分勢力范圍明爭暗斗，時而「擦出火花」。別看斗爭意志較堅決，多數抗議者對主流意識形態的盲從毫無改觀。4月4日深夜，約五千青年——學運左翼的多數骨干——參加了紀念巴黎公社的首都游行；赤色分子寂寥地走過街頭，校園的普遍政治化尚未發生。無論底層如何馴良，工商巨頭們永遠保持警惕：當學潮流露經久不退的苗頭，大資本立即發話「保持這份法案目前的形式只會（繼續）引起恐懼和不安」(主要商會MEDEF負責人洛·帕立佐)，勒令政客們暫避一時。

1968年5月，當時的法國總理指派年輕官員雅克·希拉克與法共秘密接觸，以借助后者的力量阻止工廠區起義的延續；法共的官員們沒讓有產富豪失望，使出渾身解數瓦解了初現萌芽的革命工運。四十年后，希拉克總統繼續為財東的利益最大化而奮斗，法共這尊勞資妥協的守護神已老邁年高；學生們不再夢想「生活在遠方」，只盼能在夾槍帶棍的老板壓迫下多分一點面包屑，卻往往因此挨了更多的棒子；工廠內的無產者保持觀望，不是由于接到共產黨中央「維護大局」的指示，而是喪失了階級自信。蘇東陣營消失后，舊的力量對比已面目全非；法蘭西大眾奔跑于勞資僵持的過去與工人革命的未來之間，前方迷霧尚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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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xinmiao.hk.st/trad/intereuro/euro021.htm 杜建國 李士博31/3/2006「告法國工人階級和學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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