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年，國際上關于中國和印度比較的文章、會議、著述鋪天蓋地。在2005年的八國集團(G8)峰會，英國首相布萊爾便呼吁把中國和印度納入八國集團內。
今年的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EF），中印居然成為最突出的主題。翻開主流的英文報刊雜志，到處是中印的比較文章。比如華盛頓出版的《外交政策》今年第1期，就有一篇題為《印度勝過中國》，而英國《獨立報》1月26日的文章則是《中國和印度的復興是古老關系的延續》。
持不同觀察角度、學術背景以及在中國和印度兩地遭遇不同經歷，甚至意識形態不同的人，在進行中印對比時，居然能得出差別很大的結論。這些形形色色的論點讓這些比較者對中印的前景或者樂觀或者悲觀。
在這些西方的中印對比討論中，確實有許多值得注意的觀點。例如，印度的增長以本土企業的增長為基礎，而中國的增長則是依靠外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管理專業的著名華裔學者、《（中國）改革時期的外國直接投資》一書的作者黃亞生教授指出，“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國那些著名的世界級制造企業都是外國直接投資的產物，而不是中國本土的公司。的確，‘中國制造’的標簽要比‘印度制造’更普遍，但是在中國制造的東西并不一定是由中國制造的。”
再引一段：“印度人不僅從全球化中獲得工資收益，還要從全球化中獲得利潤，這與中國的許多情況存在著本質的不同。”
再如，本月13日在《聯合早報》上的哈佛大學教授羅戈夫（Kenneth Rogoff）的文章，把中印之間的競爭比喻為“龜兔賽跑”，也就是說，印度可能遲早超過中國，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
從外部比較中印并不科學
這些年來，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在“發現中國”的同時，也發現了印度。新加坡與印度的關系越來越密切。
可見，把中國和印度放到一起對比的，主要不是中國人，甚至也不是印度人。這樣熱烈對比中印的場景卻沒有出現在中國。可能也沒有出現在主流的印度輿論中。
人們都知道，多數中國人最愿意對比的是中國和美國，或者美國和歐洲，怎么也輪不到中印對比的份。我的觀察是，中印對比是西方的流行偏好。這種偏好的出現原因很多，例如，中國和印度都是西方感受到的“崛起的力量”、“新興市場”，西方為基地的公司在中國和印度收益很大、很持久，而且潛力更大。
從外部的角度對比中印兩國，可能會夸大中印經濟增長的現實。這些對比，經常欠缺對兩國國內問題的深刻理解。抓住印度優于中國的民主、法治和金融體系等方面，得出印度將超越中國的看法，也未必科學。即使中國在這些方面不比印度強，也難說印度就一定能借此創造經濟奇跡。
“中印對比”確實僅僅是個西方話語，但這些西方視野對中國人也有益處。中國人不能等西方人提醒，才看到印度的崛起，開始從印度的經驗中學習。不少到印度走馬觀花的中國人，因為太“以貌取人”，對印度往往覺得不屑一顧。但是，為什么中國就缺乏印度所擁有的相對優勢呢？原本，中國也應該具備那些優勢。
西方的“中印對比”并不是為中國或者印度服務的，而是服務于西方針對中印經濟、政治、戰略、知識，甚至環境利益的觀點。中國需要從中國出發的“中印對比”，中國也需要知道印度人的“印中對比”。以中國和印度為中心的“中印對比”，才是有意義的。
同樣一個“崛起的印度”，中國人和美國人的感受是不同的。同樣一個“崛起的中國”，印度人和歐洲人的感受也是不同的。中國不能簡單的以美國人或者歐洲人對于印度崛起的研究為依據，而需要建立起中國人自己的印度研究，提出中國人關于印度發展的視角。尤其是，我們需要從中國的角度出發，觀察長期的印度發展趨勢。
在中印對比中，也許應該少貼“發展模式”的標簽。什么“中國模式”或者“印度模式”，都是比較危險的、簡單化的、為時尚早的說法。設計一些指標，例如國內市場的開放程度、基礎設施的數量、入學率等，進行經濟學的中印對比才是有意義的。如果超出經濟學領域，因為這兩個國家存在著太多的差別，中印到底如何對比，仍然是一個還沒有解決的問題。
·作者是北京的國際問題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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