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評論：重新解讀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注一）
英文原著:Yi-Qing Wu
譯:關晨引（臺灣） 譯文經作者校正
英文原文刊于Monthly Review(《每月評論》雜志)
2005年第11期
美國左翼雜志《每月評論》2004年專刊《中國與社會主義：市場改革和階級斗爭》（注二）對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這是一篇既重要又及時的批判性文獻。在中國走向市場道路的四分之一個多世紀后，現在正是深刻反思和嚴加檢討的良機。
作者Martin Hart-Landsberg和Paul
Burkett都是資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專治東亞經濟發展問題，著作頗豐。他們指出，「市場改革」已從最根本上顛覆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他們認為，經濟自由化所付出的巨大代價，正表現了資本主義體系內在固有的對抗性矛盾。「市場社會主義」充其量只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概念，一種勢必要逐步蛻化的、極不穩定的社會形態：「中國政府的『市場改革』規劃，本意是要恢復社會主義的生機和活力，其結果卻造成了國家越來越走向資本主義道路，日益深陷外國的支配。」（p.7）他們更進一步揭示市場改革如何孕育出自身的動力——在每個發展階段上如何「產生新的緊張關系與矛盾，而這又只有通過進一步擴大市場的力量才能緩解，于是造成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體制日益發展和鞏固」。(p.31)
此外，他們堅持以階級觀點作為批判的基礎，這種勇氣在當前喧囂一時有很多人都認為階級觀點已經過時的意識形態氛圍中，是十分令人欽佩的。
中國的改革中所產生的諸如不平等、貧窮和剝削等反映階級兩極分化的現象，皆為資本主義市場化過程的必然結果。因此，階級矛盾這個至關緊要的問題，萬萬不可輕易被新自由主義者妄稱的「過渡」現象所掩飾。在這些方面，《中國與社會主義》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論點，作者關涉的主題包括了歷史、階級和社會主義等各方面。這些至為重要的問題很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在本文中，我將提出一些可繼續推進他們觀點的概略看法。
「鄧路線」的背后是什么？
《中國與社會主義》一書對「社會主義市場改革」道路提出嚴厲批判，這一問題的意義遠遠超出了當代中國的范圍。近年來，「市場社會主義」的思想甚為流行，成為左翼的政治理論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的主要關注所在。他們的支持者們嘗試設計了多種可把社會主義價值與市場機制結合起來的模式。但其批評者們則對這些模式能否自圓其說、是否可取、甚至是否可行，都表示很大懷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曼德爾（Ernest
Mandel）和諾夫（Alec
Nove）之間的那場著名論爭中，曼德爾這位「市場社會主義」的主要批評者堅持認為，這場論爭所關注的問題，不是具體的改革策略，亦非市場所要修補的經濟功能失調。曼德爾說：
我們的辯論只圍繞兩個問題：馬克思所構想的社會主義——即由自由聯合的生產者自主管理，而商品生產（市場經濟）、社會階級和國家都已消亡的社會——首先是否可行？其次是否可求？（注三）
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市場社會主義」所涉及到的，并非只是抽象的道德理念或社會模式設計的問題，更為關鍵的是社會歷史過程展開的具體方式。通過考察中國市場改革的歷史進程，Hart-Landsberg和Burkett有效地矯正了曼德爾這位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泰斗在有些問題上罔顧歷史的抽象思維方法。
就總體而言，當代左翼思想大多對于「市場」懷有甚為負面的看法。甚至那些相對同情「市場改革」的人，往往也只是把市場視為必要之惡，認為只有嚴加管制才得以容忍。至少在有些左翼人士看來，市場和商品關系與社會主義根本不兼容。社會主義改革一旦接受了市場，終將由緩而急，直至最后跌入資本主義的深淵。他們認為，無論從歷史還是結構的角度，市場與商品關系都只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社會主義和市場之間存在著無法跨越的鴻溝。因而最根本的問題是：社會主義的改革和重振為何一定要走「市場道路」？
《中國與社會主義》批評「市場道路」導致資本主義在中國全面復辟，也不外乎上述的看法。作者用「兩條路線」這一曾經十分流行的命題來代表意識形態之間的對立。他們認為，正是中國政府的市場改革政策——特別是被官方頌揚為「總設計師」的鄧小平的政策路線——精明地策劃和實現了中國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的大逆轉：
黨主張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需要提高國家生產力，而非進一步實驗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且根據鄧的思想，要提高生產力最好是多利用市場。(p.30)
《每月評論》的兩位主編Harry Magdoff和John Bellamy
Foster在為《中國與社會主義》作的長篇「編者按語」中指出，后毛澤東時代「統治意識形態的回轉」，實際源自中國社會主義前期在階級意識形態上的重大分歧：
從中國的經驗中明晰可見，即使在工商業國營化之后，階級斗爭的基礎依舊存在。舊社會的意識形態并未在革命成功后煙消云散，舊思想仍然盤旋不去，和社會主義道路格格不和。而官僚精英集團潛在的和實質的頑抗，尊卑等級制度的延續，創建人民民主制度過程中所涉及到的一系列復雜因素等等，也都造成緊張對立的關系。這樣，階級斗爭的形式盡管與過去有所不同，仍以各種方式持續存在。實際上，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甚至有些身居黨內高位的人也想走「資本主義道路」。(p.3-4)
照此觀點，毛澤東遏制革命的倒退趨勢曾獲得一定的成功，但不久即遭到對手重挫。此后，一小撮「走資派」在黨內的勢力日益壯大，運用政府權力逐步強制推行資本主義道路，終于得以逆轉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向。時至今日，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已大體完成。
這些對中國社會主義歷史和后毛時代改革的分析與批判觀點具有悠久的歷史。在西方左翼思想界，《每月評論》雜志是代表這一批判性傳統的最重要的論壇。（注四）在現今被高度壓縮的意識形態氣氛里，這個曾經有過重要影響力的傳統甚至在左翼圈內亦已趨于式微。但是，《每月評論》一貫堅持階級分析的觀點，依然是我們極為寶貴的理論資源。然而同時必須指出的是，對其有關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政治本質的某些基本觀點，我們仍需作嚴格的檢視和梳理。只有這樣，才能更為充分的發揮這一左翼傳統的批判性潛力。
很明顯，在此還有一個方法論上的基本問題。英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曾說過，在一出戲里，演員的地位固然非常重要，但這未必一定意味他們同時又必須充當劇作家、制作人、或者舞臺設計。順著霍布斯邦的這一思路，我認為，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來考慮后社會主義市場改革的問題：多作一些具體的歷史分析，少來一些抽象的概念二元論。「市場社會主義」能否在邏輯上自圓其說？是否能導向真正的社會主義？這些問題，我想是十分值得在理論上展開討論的。然而我認為，我們的任務不只是在與世隔絕的政治學實驗室里設計未來世界的烏托邦藍圖：我們同時也必須著力考察問題的另一層面，即現實歷史進程的一面。市場手段通常被用來解決社會主義所遇到的困難，但其具體政治意義必須放在特定的階級歷史背景中來理解。
因此我們不妨問，所謂的「意識形態路線」，是由何種階級關系決定的？我們能否把「市場改革」僅僅理解為由領導階層所設計的政策取向？我們如何才能把市場所派生的階級分化結果，和改革的階級動因聯系在一起考察？「市場」要改革的「社會主義」到底是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應該如何從歷史的眼光加以界定？最后，至關重要的是，「市場路線」背后所真正代表的，究竟是什么？
中國社會主義中的階級關系
對中國社會主義作歷史的、批判性的檢視，將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它當前的演化趨向及內在機制。在這方面，《中國與社會主義》已提出了一些看法。例如作者承認，盡管中國革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中國人民還遠未實現社會主義的許諾」(p.8)。他們在討論毛后時代改革的歷史脈絡的時候，提及中國社會主義中現實存在的諸多缺陷和問題，包括頻繁的政治動蕩，低水平的生活質量，低效率的經濟管理，存在官僚特權，缺乏社會主義民主，等等。但是這類批評很多人早已提出過，而且，僅僅在口頭上數落中國社會主義的缺陷，并不等同提出任何實質性的見解。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應當如何從階級分析的角度更深入地理解這些缺陷的歷史和現實內涵。
中國社會主義中的階級關系是個極為復雜的議題，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理論意義。柯勞斯（Richard
Kraus）的《中國社會主義中的階級沖突》無疑是有關這一問題的最佳著作，他寫道，「迄今仍然沒有令人滿意的理論可用于分析社會主義的階級關系」，（注五）他于二十多年前所說的的這句話，至今還顯得十分真切。
我們應當如何界定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階級關系？應從何處入手？自從30年代托洛斯基對斯大林主義提出批判開始，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流派對「蘇式」社會主義的階級特質曾展開過激烈的辯論。簡言之，這些爭辯的核心，主要圍繞在三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上：第一，國家式社會主義中是否存在統治階級；第二，如何定義統治階級的階級特征，它是否構成所謂的「資產階級」或「國家資本家階級」(state-capitalist
class)？第三，應該如何描述此類社會和國家的階級本質，它們究竟是「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或者誠如托洛斯基本人所道，是「蛻化變質的工人階級國家」？六、七十年以來，這些辯論產生過許多深刻而富有洞察力的看法。（注六）我們今日對中國社會主義演變的考察，可以從馬克思主義思想界延續多年的討論中獲取到很多寶貴的養料。
然而，為了進一步認識中國市場道路，我認為采用一種較有彈性的處理方式也許更為恰當，最終也會更有成效。用通俗的話說，我們的工作不是去到處張貼政治標簽——中國到底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抑或是「社會主義」多一點還是「資本主義」多一點——這是迂腐的學究做法。我們不妨從某些最基本的事實入手，尋找和厘清中國社會主義階級分化的基本特征，而無需急于對國家的階級特質作最后的結論。階級觀點的精髓并不在于提供一種分類學的依據，而是如何將其辯證地運用于探究社會歷史變遷的內在動力。
任何對中國社會主義的批判，首先都不應否認這個基本的歷史事實，即，現代中國革命具有很明確的社會主義目標，亦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就。領導中國革命的馬列主義政黨擁有廣泛的民眾基礎，漫長的革命斗爭歷史粉碎了剝削與壓迫深重的半傳統半殖民政體，將一個日益朽敗的帝國塑造成現代民族國家。1949年建國后，新生的國家政權藉由征收私有者的財產迅速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但是，在承認這些革命成就的前提下，我們也應當清楚地看到這樣一個極為基本的事實，那就是，就社會生產關系而言，廣大勞工階級并不真正實際掌握社會生產資料，社會資產事實上是由國家官僚體制所掌控，而這一龐大的權力機構又未能交由大眾有效監管。
這一基本事實應構成我們分析中國社會主義及其歷史演變的理論起點。問題的關鍵在于，盡管廣大勞動階級獲得了相當的社會經濟權益，但在最根本層面上，新生的國家仍維持或復制了他們被剝奪和被支配的社會地位。引發中國革命的主要歷史因素是深重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以及帝國主義入侵所帶來的社會動蕩，而大眾的無產階級化并非革命的主要歷史原因。普遍無產階級化就根本而言是在革命勝利后完成的：到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后期，農村集體化和城市工商業國有化（當時分別稱作農村和城市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大體趨于完成。因此，社會的全面普羅化是新生國家全方位控制生產資源的直接歷史結果。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社會生產資料的國家化并未伴隨著國家權力的社會化，這也就是說，新生的革命國家沒有能夠創建出一種政治架構讓廣大民眾有效地監督和控管其權力。（注七）在這一背景下，所謂「社會財產」、「集體財產」或「公有制」只不過是中小學生教科書上的口號，只是法律上的一個虛構。盡管群眾運動在中國社會主義中始終扮演了出場率最高的角色，但由于沒有切實有效的制度來保障廣大民眾真正享有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權利，其結果必然導致民眾政治活動在實質上受到嚴重的局限。
現在回過頭來看，新生的革命國家從一開始就已經疏離了它原本的社會基礎。盡管在建國初期，大眾階級和統治階層之間的聯系要比現在緊密的多，革命歷史記憶的神圣性依舊光鮮，大眾斗爭的傳統依然相對強健。造成這種政治局限性的歷史背景相當復雜。原因之一是，新生的國家是在艱難的革命斗爭和反革命暴力的歷史條件下建立的，這些困難無疑限制了革命國家進一步發揮其自身的創造性潛能。這些問題十分重要，但屬于另一議題，應該分開討論。（注八）這里我想強調的只是這一局限性的歷史現實。我認為，任何想基于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批判當今中國資本主義轉型的嘗試，都應從承認社會主義國家這一客觀的歷史局限性出發，并進一步分析其長遠的政治后果。
市場化和統治階級的形成
我想明確澄清一點，我的意圖絕非譴責中國社會主義過去的失敗。我們所面對問題的焦點，是如何更為深入地探究中國現今的轉型過程。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國家權力的異化并不等于說官僚階層已經演變成了一個發育成熟的統治階級或資產階級。我們必須牢記的是，階級的結構(class
structure)和階級的形成與發育(class
formation)是兩個全然不同層面上的問題。我們完全有必要在結構位置(structural
position)和發展潛能(developmental
potential)這兩個概念之間作一個明確的區分：后者通常受到前者的制約，但又并非完全被結構關系所單方面決定。在分析階級問題的時候，我們需要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以便把結構和歷史的層面有機地結合起來。
Hart-Landsberg和Burkett在《中國與社會主義》中得出的結論令人高度信服，即中國旨在振興社會主義的「市場道路」已完全挫敗，中國正在全面滑入資本主義。我的觀點和他們的主要不同之處，在于如何解釋這一歷史過程。市場改革不是在社會和政治的真空狀態中發生的。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曾寫道：「人類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通常不如所愿」。
我認為，「市場改革」必然是在受到現存社會階級關系的制約下實現的。新的「市場社會」絕非中南海的「總設計師」或華盛頓的新自由主義企劃師可任意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歷史黏土。因此，我們必須認清「市場改革」的歷史背景，并努力把握其中的政治和歷史涵義。市場與社會主義間無疑存在嚴重的沖突，但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實現必須以中國特有的政治和階級結構為其歷史前提。
在中國，市場化的實現往往伴隨著既有統治階級特權的擴大與加劇。資本和權力間的非神圣同盟標志著新的階級聯盟關系的形成。特權在一個對官僚權力「相對友善」的市場經濟環境中找到了新的位置和出路，從而更進一步惡化和加劇了市場自身所帶來的不平等。
因此，如果我們說是市場導致了「資本主義復辟」的話，那在相當程度上只是說，它為官僚統治階級的成長提供了嶄新的、更為有利的機會。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統治階級的發育是一個長期而連續的過程，在很長時期內可能只是一些尚未明顯定型的趨向或可能性。但是，這些可能的趨向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會逐步分化、加速發展、甚至于有所突破，而所謂的市場，正為其提供了「友善」的條件和環境。在市場條件下，統治集團可以使用其壟斷的政治權力以獲取直接的經濟利益，且將國家的公共財產輕而易舉地轉變為私人資本。這也就是說，市場化進程未必會徹底改變社會階級結構和力量組織。但毫無疑問的是，在一黨專制的國家，它推行的市場化必然會增加和擴大統治集團運用其權力的能力和渠道，從而在根本上改變了社會階級力量和權力的運作方式。
統治階級形成和發育的過程固然受到結構性因素的制約，然而在一定的時期內，它們也可能顯示出某些「未定型」或「不平衡」的特征。關于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做一些額外的說明。在前一節中我曾提到，有關國家式社會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諸問題，馬克思主義理論界曾有過延續幾十年的激烈討論。我們對中國改革的分析應盡量利用這些理論資源，但這并不等于說我們就可以簡單直接借用現成的學理概念。
哈曼（Chris
Harman，英國馬克思主義刊物《世界社會主義》的主編）對于蘇聯、東歐發生的巨變有過一個非常著名的論斷，他認為，蘇聯、東歐的資本主義轉型既不是向后倒退，也不是往前的躍進，而是從一條軌道到另一條軌道的「橫跨一步」(a
step sideways)，即資本主義的自身改造。同樣海因斯（Mike
Haynes）也說過，這只不過是「同一生產方式自身內部的重組，是資本主義具體形態的轉變，抑或是從主要由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轉變為更以市場和國家混合的形式」。（注九）假如我們能夠直接借用這些說法，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問題將會變得容易的多。但是，用這種方式來處理中國社會主義及其資本主義轉型的問題，則不免失之過于簡單化。
我們不妨這么說，迄今有關「國家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討論，主要是圍繞對社會生產方式的靜態結構分析。但是，如果我們能將這些討論的要點納入一個更寬闊的動態歷史視野中，這對我們手中的批判工作將大有裨益。我的看法其實很簡單，即，在某一特定時間或歷史橫切面上（例如1964年的中國），統治階層未必已經演化為一個發育成熟的資產階級、或完全成形的統治階級；但是，這并不等于說他們沒有潛能往那個方向發展。某些結構性的內在發展趨勢，因原先受到各種歷史因素（例如大眾斗爭傳統、革命意識形態等）的壓制而暫時處于潛伏狀態。但是，一當環境或土壤「成熟」的時候，一旦有了新的制度機制（比如市場）為之提供條件，它們就會蓬勃發展起來，甚至獲得突破性的發展。
但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通常將階級定義為在結構地位和利益上相互對抗的不同團體，國家機器只是階級矛盾激化的產物，它必然是統治階級的暴力工具。從這個角度看，我剛才提出的觀點似乎會遇到一些嚴重困難：例如，我們能否想象出如此一種情形，即只存在被統治和被剝削階級，但沒有與之相應的一個發育成形的統治階級？單單只討論國家，而對于構成國家基礎的統治階級卻避而不談，這難道不是很荒謬嗎？或者說，我們能否在沒有充分完整的階級形成(class
formation)的前提下，去談論「階級功能」(class function)的問題？
但事實上，如果我們能把眼光從常規歷史框架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哪怕是一點點，如果我們能采納一個更為寬闊的歷史視野，那么，這些表面上的「失衡」或「瘸腿」的理論困難其實并不那么真正令人憂慮。我們不妨可以這么說，和那些簡潔雅致的學理框架相比，實際的歷史過程和事件肯定要雜亂無章得多，對此我們完全不必感到任何的驚訝。在歷史的長河中，階級的主體和位置在不斷地形成、重組甚至于解體。歷史就好比拼圖游戲一般，我們很難期待成千上萬的拼圖塊（歷史事件）會同時魔幻般的落到它們該去的位置。這種理論家頭腦中的天堂，在現實中是永遠不會存在的。
從這一角度來看，過去二十多年正是中國統治階級的分化、加速、和最后開花結果的階段。這一過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官僚特權化現象就已開始，（注十）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官倒」和「腐敗」浪潮中開始加速，最后在九十年代后期的激進私有化大潮中進入最后沖刺階段。一個「官僚資本家階級」正以令人吃驚的速度成形，他們以任何可能的手段利用手中的權力，將國有財產轉化為私產，這理所當然地可稱得上是「黑幫資本主義」。（注十一）
但是，僅僅把這些行為譴責為「腐敗」，則從根本上忽略了它們的歷史和政治涵義。只有把它們置于國家重構和資本積累的宏觀框架中，這樣的議題才會凸現出它們應有的意義。
中國今日正在發生的無疑是一場社會「大轉型」，亦即通常所說的資本原始積累的野蠻過程。然而，我們必需要牢記這場「大轉型」的特定歷史背景。具體的說，中國當前的私有化和資本積累通常由某些特定的階級力量（即官僚當權派以及他們的親朋好友）充當先鋒。而公有財產全面轉化為私有資本，事實上只是政治權力私有化這一更為基本的過程的一個側面。（注十二）因此，官僚集團對于政治和經濟權力的壟斷，是我們理解中國當前「資本主義復辟」的要害所在。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證明「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的「原始性」或所謂「初級階段」——這一點已毫無疑問，而更在于如何理解官僚階級在中國朝向資本主義演化過程中的關鍵作用。簡要的說，若不徹底改造社會階級結構及其權力基礎，僅僅加入一些「市場機制」的點綴或裝飾，是不可能輕易改革官僚國家社會主義的。任何市場或「經濟自由化」的措施無可避免要受到原有階級結構的制約和束縛，其結果必然導致社會和政治矛盾的更進一步惡化。只有從這種意義上，我們才可以說中國的所謂「市場社會主義」之路是必然走不通的。
「革命后社會」和統治階級力量：重探Sweezy-Bettelheim之爭
同樣從階級分析的觀點出發，我們也可以換一種視野來看待「市場社會主義」的問題：即從統治階級力量的角度。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三十多年前在《每月評論》雜志上展開的那場著名的Sweezy-Bettelheim爭論。他們的討論主要圍繞著兩個議題：首先，如何從階級力量關系的角度來解釋「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其次，怎樣說明現有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性質。這些議題，和我們今日所關心的問題有著極大的關系。
早在「市場社會主義」成為風行時尚以前，史威濟（Paul
Sweezy）（注十三）就已直言不諱地對之提出批判。對史威濟來說，市場對「社會主義制度構成持久的威脅，若不加以嚴格的限制和控管，必會導致惡化和逆退」。（注十四）貝特海姆（Charles
Bettelheim）（注十五）對史威濟的批評頗有同感，但他依據從研究早期蘇聯史中發展出來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提出一套不同的意見。
根據貝特海姆的看法，市場關系的存在只是表面問題，只是「表現」、「結果」，而不是深層原因。它們僅僅表達更為基本的政治關系，即社會中的階級力量組織和結構；在現行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市場關系只是表現了這么一種情況，即「無產階級對新生資產階級已失去其原有的權力，結果，修正主義的領導路線成為今日新資產階級的政治工具」(同上，p.29)。對貝特海姆來說，這才是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自由化」的真正階級根源—「如果資產階級統治的復辟伴隨著市場作用的擴張，這顯然是因為若不全面恢復市場關系，資產階級就無法完全取得支配地位」(p.20)。
在史威濟有關「革命后社會」(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的一系列重要陳述中，他和貝特海姆大體都同意「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具有階級分層的特征，盡管他們在如何概括這個階級特征的具體性質上還有著顯著的分歧。史威濟對于「革命后社會」呈現階級分化的特性曾有毫不含糊的論述：
資本主義社會和革命后社會最重要的差別在于，資本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已被打破，由新的統治階級的直接統治所取代。新興統治階級的權力來自它對國家權力的全面控制以及多種多樣的強制機構。這也意味，由無產的勞動階級所生產的社會剩余產品的利用，不再受價值法則和資本積累規律的直接支配，而是成為包括了階級斗爭但又不僅是階級斗爭的政治過程和政治斗爭的焦點。（注十六）
但和貝特海姆的「國家資本主義」觀點相異，史威濟認為「革命后社會」是個「兩不像」，它既非社會主義亦非資本主義。對史威濟來說，盡管階級分化和階級統治是這種社會形式的基本歷史特征，但它仍或多或少帶有不確定性，即呈現屬于過渡期的「雙向車道」(two-way
street) 的社會動力學特征：
革命后的社會不只包含了繼承自數千年階級社會的矛盾，更同時生產和再生產自身的新型矛盾。革命并未提供最終的解決之道，它僅開啟了朝向消滅階級的方向發展的可能性。但是這個可能性的存在同時也蘊含了其對立面，即倒退至重新確立剝削階級的可能性。新剝削階級的基礎不是私人占有生產數據，而在于掌握了全面控制社會的國家壓迫機器。(同上，p.95)
史威濟接著指出，革命運動要朝社會主義邁進需要一個以先進意識形態為導向的「國家權力和經濟政策」，即「黨的領導和指揮深深扎根在勞動階級中，致力于解放勞動階級」。（注十七）在他看來，在如何解決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困難問題上，蘇聯和毛時代的中國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反應模式，事實上是兩條截然對立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路線。毛時代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在重振社會主義活力方面取得較大成功，而蘇聯六、七十年代的改革則走另一路線，主要依賴資本主義的市場手段和物質誘因，因而在復興社會主義這方面完全失敗。
在關于市場的作用的問題上，我本人的觀點比較傾向于貝特海姆。市場關系不是決定性的，而要受到階級和政治結構的制約，甚至只是后者的一種表現。但是我也認為，貝特海姆對階級結構和階級形成過程之間的理論關系的看法太過于「直接」或「決定論」，因而失之武斷和簡單化。這樣，有些本來還可以繼續深入分析的問題，就被過早排除在討論范圍之外。在這方面，史威濟的「革命后社會」概念對我們具有重大的啟示價值。史威濟以一個非常簡單的觀點為其理論前提，即毫不含糊的承認「革命后社會」中階級分化和階級統治的基本現實。史威濟的框架貌似很簡單，但他的視角更富彈性，能包容更多的歷史可能性。假如我們愿意沿著他的思路努力進一步追尋下去的話，最后我們可能會發現，他的理論方向有著更大的潛在創造力。
但是鑒于后見之明，我認為史威濟亦有其自身難以逾越的困難。他的理論框架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即在階級觀點和對具體歷史過程的分析之間缺乏緊密的聯系。盡管史威濟對「革命后社會」中的階級支配關系有著十分清醒的看法，但他對此類社會（特別是中國）內在的革命性潛能似乎估計得過于樂觀——他的「雙向車道」的比喻意味著問題的關鍵僅在于是否擁有正確的意識形態領導，以致于低估了「革命后社會」中統治階級問題的嚴重性。
基于史威濟更富于靈活性的理論框架，他本來應該有可能更進一步詳究這些問題。但可惜的是，他卻以一些含混不清的說法替代了明晰的歷史分析和理論思考。他用一種貌似科學的「數量」觀點來闡釋歷史決定論這一極為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概念，以致于過于輕率的斷定：「在歷史解釋中，決定論和唯意志能動論之間的比率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必然有極大的變化」，并且，「恰好是在那些過渡性社會中，或至少在其中的某個階段，『決定論』的因素在歷史因果關系中最為薄弱，而『意志的能動』因素顯得最為重要」。（注十八）然而，這樣一種處理方式無非只是掩蓋了原先含糊不清的地方，而僅僅將之重新包裝而已。和貝特海姆相比，史威濟的優點是他大膽揭示了階級結構和階級歷史過程相互關系的棘手問題所在，但他卻立刻又回避了他自己所提出的問題。史威濟嚴重低估了統治階級問題的重要性，這對充分實現他的階級分析框架的批判性潛能而言，是一個重大的障礙。
市場改革：統治階級的「消極革命」？
我認為，問題的關鍵不僅是「革命后過渡期社會」自我改革的潛力或可能性，而更在于改革的政治局限性，這也正是史威濟—貝特海姆之爭的真正蘊涵所在。無論是毛或鄧時代的中國都擁有異常活躍的自我改造能力，但是這種改革的政治局限性是什么？追求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平等的可能性有多大？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在此，我們也應該從政治和歷史的角度出發：在某種特定的政治和階級力量格局之中，某個階級主體會采取何種行動來推進或阻撓某一類社會發展趨向？
我斗膽斷言，世上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會拒絕認同下列觀點，即，在常規情形下，沒有任何統治階級會自動舍棄他們的支配權，除非是迫不得已或是被壓倒性力量所制服。在革命后的社會里，官僚集團壟斷了政治和經濟權力，那么，實現真正社會主義承諾的改革希望何在？通過民主自治使勞動大眾和社會生產數據結合為有機的統一體，這個目的如何才能達到？
不言而喻的是，如此真正民主化的道路勢必有賴于徹底改造整個社會和政治關系。因此，在現存階級結構和政治力量關系的格局之下，社會的民主動員和重組必然會遇到很大的困難，而更可能的前景則是走非政治化的改良道路（例如所謂的「經濟改革」）。從統治階級角度來看，這樣做是十分必要的，因為統治精英出于維護其支配地位的需要，絕不會自愿采取任何可能動搖其權力根基的徹底改革方案。
另一方面，對于在根本上處于政治弱勢地位的從屬階級而言，漸進和部分調整的「改革」路徑亦是滿足其訴求的最可行辦法。這是因為，在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力量組織對比極不平衡的情況下，通過大眾動員方式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性變革，對于后者來說缺乏現實的可能性。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大眾階層的動員和參與對于革命的成功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長期遭受官僚權力體制的壓迫與控制，大眾階級的政治力量事實上已被嚴重地削弱，處于一片混亂的狀態。（注十九）民眾力量支離破碎，缺乏獨立性，人心散亂，沒有任何有效的思想性和組織性資源可供積極抵抗和自我發展之用，因而難以對專權國家施壓且提出更深層的變革訴求。「在缺乏反對力量的情形下」，史威濟寫道，「情勢自然會更有利于階級統治和支配格局的發展。而我說的有效反對力量的意思，并不是指一些思想學說或善意的表述，而指的是有組織的政治斗爭」。（注二十）
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在其《獄中筆記》一書中曾寫道，任何社會形態「總是會有一些邊緣性(marginal)或擦邊球式的發展重組的可能性，尤其是當社會中進步的反對力量由于自身的原因比較弱小的情況下。處于主導支配地位的社會力量更有必要維持其對手的弱勢地位」。（注二十一）這是葛蘭西對「消極革命」（passive
revolution）這一重要概念的最明確的表述，也就是說，在根本性的社會改造因受階級政治力量對比的限制而難以實現的情形下，社會變革往往會通過曲折漸進的方式，走局部改良的道路。
葛蘭西的「消極革命」概念為我們理解當今中國的改革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分析視角。從這一角度看，以市場為主導的「改革」路徑的確依賴于商品規律、物質和利潤誘因和私人消費等等資本主義因素，但它卻有著顯而易見的內在政治邏輯。首先，經濟領域的放開固然會在某種層度上弱化社會控制，但它對統治階級地位的威脅相對較小；第二，它通過對社會經濟活動的有限松綁，吸收和消融普通民眾對于變革的部分訴求；第三，它用先發制人的辦法（preemption），預先緩解下層社會動員對統治階層的政治壓力和威脅。
我們不妨可以說，這是一條阻力最小的路徑。（注二十二）因此，在缺乏來自下層的強大的社會運動壓力的情形之下，統治階級應對社會政治困境的典型策略，首先是牢牢掌握住其手中的壟斷權力。在此前提下，引入市場機制可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放開一些可控制的缺口，通過商品化和物質消費導向而轉移大眾對統治階級日益增長的不滿，同時亦可在國際資本競爭中贏得一些時間。再借用葛蘭西的話來說，這亦是一場「不是革命的革命」。
這場自上而下的「消極革命」，為穩固統治階級的地位提供了頗為有利的政治環境。如前所述，對統治精英來說，市場自由化提供了絕佳的化公權為私利的機會。但此類情形的出現，應該說并非改革的初衷。中國經濟改革的本意是通過有限松綁的辦法以緩解和消融文革后期日趨嚴重的社會經濟矛盾，而官僚政治權力的濫用在改革初期只是個人化的投機行為。
然而，隨著社會資本力量的逐步發展，隨著統治階級地位的鞏固，權錢交易亦不可避免的日愈擴大。市場環境的發展為官僚權力的運作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天空，為權力和資本的魚水交融（所謂「市場的權力化」和「權力的市場化」）提供了更為良好的機會。從九十年代后期起，政治經濟統治精英的實力和膽氣日益壯大，他們已不滿足于簡單的權錢交易，而開始通過運用國家的政策性工具，來更高效、更系統化地實現他們的目標，即通過改變現有的結構組織關系、或創造全新的社會制度安排，用來推進他們自己的利益或強化其優勢地位。正如同汪暉所指出的，在中國語境中所指的「新自由主義」，事實上與「國家內部不斷擴張的利益團體」有著特殊的關系。汪暉說：
在中國的語境中，今天被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八十年代晚期)已經開始萌芽，它的核心內容是將放權讓利和承包制的改革激進化，在沒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全面推進自發私有化進程，并通過立法程序將這一人為制造的階級和利益分化過程合法化。因此，「新自由主義」（亦即「新保守主義」）體現的主要是在國家的利益集團化過程中形成的社會集團的利益關系，它的若干原則已經經由行政權力和經濟權力的網絡內化為國家的改革政策。（注二十三）
因此，正如《中國與社會主義》一書中所精辟指出的，市場邏輯不斷「制造出新的緊張關系和矛盾，只有進一步擴張市場的作用才能緩解」。（p.31）但是，這其實只表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毫無疑問，市場擴張受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驅使。然而，我在這里想強調的是，它同時也具有自身的政治邏輯及動力機制。一開始，統治階層為了保住權位而進行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局部改良。然而，「市場化」卻逐漸改變了權力的運作方式，直至最終變成精英手中的政策工具，不僅用來改變中國社會的基本輪廓，而且更被用作統治階層積極改造和擴展自身的手段。隨著金錢與權力愈加緊密的融合，以及社會兩極的分化和階級對立關系日益明顯，隨著作為國家合理性基礎的革命意識形態的瓦解，原先的統治階層逐漸從「自在」演進為「自為」，最終上升為更具自覺意識和發育更為成形的統治階級。如果說這是「復辟」的話，就統治階級地位而言，它至少也是一場不太小的向前躍進。
因此，所謂「經濟改革」從根本上由政治結構因素決定，而市場化的影響力則受既存階級關系的制約。正如史威濟所說的，新生統治階級的成長和市場擴張之間的關系并非「簡單的因果關系，而是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注二十四）從更廣泛的方法論角度來說，對后社會主義時期社會轉軌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既要小心避免陷入機械決定論的庸俗泥潭，亦要防止迷于唯意志論的唯心囈語。如何歷史地、辯證地去認識當代中國資本主義轉型，這還有待于我們繼續努力。
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矛盾
到目前為止我刻意避免討論毛澤東主義和文化大革命。然而事實上，中國社會主義經驗的歷史復雜性與我們所關注之問題有著密切的關聯。我認為，任何探究社會主義改革可能性和局限性的嘗試，都必須仔細檢視在文革中達到高潮的毛主義的歷史作用。
毫無疑問，晚期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中的一個異數。但我首先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們將中國社會主義「改革」僅僅只局限于毛澤東身后的鄧小平時代，那無疑是畫地為牢的歷史近視。與僵化的蘇式社會主義相比，中國社會主義經驗的獨特之處，正在于它源源不斷地涌現出自我改革的能量和動力，這個過程從50年代中期就已開始。如前所述，基于「市場」的改良路徑對于維護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來說事實上要有利的多。可是，毛主義的中國卻義無反顧的選擇了一條沒有任何藍圖或現成模式、而更具有挑戰性的改革道路：即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晚期毛澤東主義包含了一整套關于「革命后社會」中階級形成和演化過程的辯證觀點，將文化、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因素的互動關系有機地整合至同一個分析架構之中。晚期毛主義的特色在于強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存在的階級關系。它指出，即便在舊有的統治階級在政治和經濟上被全面推翻之后，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依然存在。因此，根據毛的觀點，社會主義社會最終完成變質蛻化，并不一定要由反動階級用暴力推翻社會主義國家政權。而更可能的前景是，在已被打倒的剝削階級的思想侵蝕下，社會主義執政黨內部以及黨外社會環境發生緩慢的、大規模的「和平演變」。這一下滑的過程從政權內部開始，一小撮變質蛻化的黨的領導人被資產階級思想所俘虜，從而「篡奪」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然后開始有系統有計劃的著手改變無產階級國家的階級特征，摧毀社會主義的公有經濟基礎，逐步創造出一個新的剝削階級。最后，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和權力架構慢慢脫殼而出，新興剝削階級的統治地位得到穩固。這就是毛著名的「資產階級復辟」理論的大要，亦是其文革理論的基礎。
文化大革命的宗旨是阻遏和消除潛藏的「資產階級復辟」傾向，重新振興和推進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它是一個深植于中國革命歷史記憶和大眾斗爭傳統的激動人心的宏大事件。但是，盡管它有著善意的愿望，我將努力證明晚期毛思想及其文革實踐有著極為嚴重的缺陷，而且最終是全然無效的。
極簡要地說，晚期毛主義的階級視野缺乏一個明晰的聚焦點，它同時患有政治散光和政治近視。毛的階級理論與實踐一方面表現得過于寬泛，另一方面卻又過于狹隘。它的政治斗爭目標通常針對于個人，無所不包，而顯得太過散亂：在文革期間，它的斗爭鋒芒幾乎指向所有的事物，從傳統、思想（「靈魂深處」、「私心」）、「封資修四舊」、有產階級的殘余及其家屬、「反革命」、「自發勢力」、新生的「走資派」、官僚特權，一直到文學藝術、大眾日常生活、男女性行為、服飾和發型、褲腿、鞋跟，等等而不一而足。「階級」這一極其重要的批判性概念完完全全被庸俗化了，其外延被擴張到幾近荒謬的地步，變得絲毫沒有重心，而徹底喪失了其所應有的批判力。
正是在這種極端庸俗化的階級理論和實踐的指引下，社會生活超乎尋常的政治化誘發了無數無謂的暴力行為，而受害者大多是身處被支配地位的普通民眾（即便是前有產階級及其家屬）。（注二十五）正是這些扭曲變異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暴力極大地擾亂了人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文革后期廣為蔓延的「政治疲憊癥」（更準確的說，是「政治恐懼癥」），從而也為社會接納「市場經濟改革」路線奠定了廣泛的大眾心理基礎。
不可忽視的是，與其庸俗化傾向相比，晚期毛思想在政治視野上的近視和狹隘也同樣突出。這主要表現在毛主義在本質上缺乏自我批判的能力，它無法直面其自身在現存階級關系和權力結構中所處的位置。毛主義的這種政治近視及自身矛盾，很可能和我前所提及的革命后社會中階級結構「不對稱」有關，特別是和統治階級或多或少呈現「無形」或「隱形」的特性相關。然而，在更基本的層面上,
晚期毛主義對革命后社會存在階級統治這一最基本事實的政治近視，也折射出其根本上的歷史局限性。
我們應該承認，毛主義對于遏制社會主義倒退趨勢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因而他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過程表現出超凡的想象力。然而，他卻無法正視和把握革命后社會中最基本的階級統治結構與關系。文化大革命把注意力集中在「走資派」、「資本主義路線」、「官僚主義」、「特權」等等方面，的確在相當程度上打擊了官僚，但是，這場所謂的「大革命」的矛頭卻始終卻沒有深入觸及黨國官僚機器的制度性根源。以晚期毛主義為理論核心的的文革實踐試圖革「文化」的命，通過提倡「無產階級思想覺悟」告誡官僚要「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自身利益服務，通過改造勞動大眾的思想來保障社會主義革命的純潔性。在延緩官僚統治階級的發育和鞏固方面，文革確實起到了一定的功效，這無疑是一項成就。但毫無疑問的是，「文化革命」之所以是「文化」的或意識形態的，這絕非是歷史的偶然。我們不妨可以這么說，「文化」或「通過文化的革命」，實際上反映了毛主義的根本政治局限，同時亦代表了其發展的最高歷史上限。
今日已鮮為人知的是，比官方毛主義更為激進徹底的某些政治可能性，其實是由一些年輕的文革參與者提出并加以拓展的。他們大膽質疑「文化革命」內在的保守和改良傾向，即只抨擊個別當權者和殘余意識形態，而不從根本上探尋中國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結構性階級根源。他們從徹底的反官僚統治和要求大眾民主的立場出發，對官僚階層可能上升為新生統治階級深感憂慮。他們以巴黎公社作為歷史楷模，主張建立一個人民大眾能真正參與的、平等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他們認為，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自下而上的人民組織與動員必須徹底打破和摧毀中國的「新生官僚剝削階級」及其對國家政權的壟斷。（注二十六）
事實上，在文革的最后數月里，在源自下層的群眾運動和組織中，一個有潛力超越官方毛主義界限的另類政治邏輯及意識形態傾向已經萌芽，并且開始運作起來。不用說，這些年輕人的政治觀點還不成熟，在很大程度上還受到官方毛主義話語教條的束縛。但是，他們的政治傾向和活動甚至對毛本人來說都太過于「激進」，大都被冠以「極端民主」、「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極左」、「托派」、「反黨」、甚至是「反革命」的罪名，其理論和政治活動無一例外地遭受無情鎮壓，而且通常是來自毛派核心領導（亦可稱為「官方左派」）的直接命令之下。在從1968年初開始，在一片清肅「極左」、「極端民主」、或「無政府」思潮的批判聲中，在無止無休的歡迎「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歡慶「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成立和歡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鑼鼓和鞭炮聲中，在人滿為患的監獄與勞改農場的訓斥聲和來自刑場的槍聲中，大規模的群眾自發動員煙消云散，而這些人和他們的批判思想也都基本上全部消失了。（注二十七）
文革初期的全國性政治失序釋放出了大規模群眾運動的能量，但是，一旦到自下而上的社會動員威脅到體制自身存亡的時候，身處權力體制中心的毛式官方左派馬上煞車，而成為重建官僚體制和壓制大眾斗爭的保守性勢力。所以毫不奇怪，隨著1968年后全國群眾性運動的全面解體，毛主義及其文革理念的激進潛能亦很快消失殆盡。
「文化大革命」從表面上看表現出極大的革命活力，但是，盡管文革一時大張旗鼓，轟轟烈烈，群眾運動波瀾壯闊，各級官僚機關遭到無情沖擊，當權者及各類所謂異己分子被羞辱于大庭廣眾之下，但是，這場運動終究未能超越其歷史的局限，而從根本上改變國家和階級權力的實質。
從這種意義上說，文革實際是一場結果顯然可以預期的戲劇化政治運動。它的結局也顯示出毛澤東在文革中所處的矛盾地位，正如柯勞斯所說，毛本人兼有雙重身分，他既是官僚統治集團的總頭目和總代表，同時又是反官僚的「造反派總司令」和批判家。（注二十八）因此，盡管晚期毛思想對現存體制進行了無情的挑戰，但它最終未能跳出這個體制，而只是成為了這個體制內部的一個環節。可以說，作為一次社會主義改革的大膽嘗試，文革是失敗的。它沒有觸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基本結構性差異的內核。毛澤東所設計和發動的文革就其政治本意及本質而言不是一場革命，而只是一場官僚體制自身的改良運動，盡管它采取了貌似革命的激進暴力方式。但是，文革卻創造出一種具有潛在革命性意義的政治空間，使得全國性的人民大眾反官僚運動成為可能。很可惜的是，這一革命性的潛能在1968－69年以后很快被瓦解和摧毀。因此，文革的最終結果只是延緩了革命后社會中的官僚精英主義傾向，在一定程度上擾亂了官僚階級形成和發育的進程，但它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國家政治精英和被統治的人民大眾階層之間的支配性關系。
「資本主義復辟」：歷史的諷刺？
文革的原旨是積極阻遏社會主義的「倒退」傾向。在這里我大膽斷言，所謂的「資本主義復辟」不僅僅只是一個神話，更是一個具有重要政治和意識形態功能的神話。毛式理論家們宣稱，如果沒有進一步的革命運動，中國社會主義將不可避免地退落回資本主義中。我認為，這固然是不錯的，但關鍵在于對這一論斷的內涵作何種具體理解。不可否認，「繼續革命」確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精髓。然而，毛后時代中國社會主義的進程證明，我們應當將顛覆的威脅視為一個更廣泛復雜的歷史問題的一部分。在這方面，晚期毛思想的認識是很不充分的，事實上，更大的危險往往被「資本主義復辟」之類的夜半恐怖故事所掩蓋和混淆。
從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出發，韓丁（William Hinton）曾用革命的燎原大火這個比喻來傳達「資本主義復辟」這項命題：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點燃了前所未有的燎原大火，在幾十年里對中國的改變遠超過過去兩千多年的變動。但現在這把火已燃燒殆盡。當火焰逐漸衰退，人們漸漸看出社會的改造并不如先前想象的那么深刻。火焰燒掉了葉片，但是古老文明的盤根錯節依舊存在，現在新芽正發榮滋長，將革命的創新成果一個接連一個的擠壓到一旁，乃至完全掩蓋了。（注二十九）
韓丁的生動比喻包含著一種特定的歷史決定觀，即，現況是由過去的殘余勢力決定的。然而，正如我前所述，現況往往亦包涵著其自身矛盾運動的根源。歷史的進程并不是那么容易被輕易顛倒的。或許那些幸免于革命烈火的深根和種子有朝一日真的能夠發芽結果，或許某些潛藏的殘留勢力能夠發展壯大，并且最終能重新奪取國家權力（在政權內部的「霧月黨人」之密切配合下，正如毛早就預言）。但是，光憑農民宅邊的三分自留地、自由市場賣幾個雞蛋、或路旁的餛飩攤，是無法令人滿意的揭示當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動力的。
我這么說，并不是想完全否認「自發」資本主義勢力的歷史作用，我只是想指出，這樣一種自下而上的「資本主義復辟」道路會漫長的多，至少會比毛后中國花了二三十年時間完成的快速「復辟」要長久的多。然而，近二十年的事實恰好證明，當代中國資本主義的突飛猛進是為一個更為強大和高效的政治邏輯所支配，它走的是一條暢通無阻的「綠色通道」；它首先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經濟權力的重新分配過程，由上而下的高度組織化的精英力量最終和各類自發勢力相匯合，最終導致了中國資本主義極為迅猛的發展。在這個問題上，毛式文革理論則起了混淆和轉移眾人視聽的作用。晚期毛主義過于注重于過去傳統的殘余、來自下層的小生產傾向、和來自政權內部的陰險「走資派」以及他們的「路線」，其「資本主義復辟」理論扭曲和蒙蔽了革命后社會的主要階級矛盾及其結構性基礎。
本文從《中國與社會主義》對毛后中國「市場路線」的犀利批判出發，以Hart-Landsberg和Burkett的看法為基礎，我試圖闡明以下幾個相關的論點。首先，深入嚴謹的階級分析不應只停留在市場化所帶來的負面階級后果，而應進一步研討市場化的階級動因。其次，「市場社會主義」或「市場改革」必需放在更具體的社會歷史脈絡中去研究和看待。第三，社會主義如果缺乏實質性的、有效的大眾民主參與，這有可能帶來致命的歷史和政治后果。最重要的是第四點，其實這也是第三點的必然推論，即一個更廣闊的歷史批判視野不僅是可能的，亦是非常必要的：我們要同時批判資本和國家、資本積累和官僚權力，以及兩者之間結構和歷史的聯系。
的確，誠如汪暉所言，「在中國經濟改革已經導致市場社會的基本形成的時候，我們再也不能簡單地將中國社會的問題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問題」；的確，「在反思中國社會的問題時，那些通常被作為批判對象的方面已經難以解釋當代社會的困境」。（注三十）然而，這是否同時也意味著在中國面臨全面資本主義化的今日，批判傳統社會主義和專制國家的任務已不再重要，甚至已經過時？本文得出的結論是完全否定的。我認為，我們對于后社會主義階段中資本主義發展的批判，必需與對社會主義歷史經驗的無情自我批判密切地結合起來，并肩齊進。本文的目的正是探究這兩種批判任務之間的關聯及其有機性，并嘗試營造一個以此為基礎的更深入和廣泛的批判性框架。
我們可以從中國的資本主義轉型過程中記取一些什么教訓？我認為，暫且不論社會主義引入市場機制是否可能，或是否應該，至少有一個教訓特別引人注目：即，沒有實質性大眾參與的社會主義不僅毫無意義，而且也不可行。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革命，誠如盧森堡（Rosa
Luxemburg）在1917年俄國革命勝利后所提出的告誡，社會主義不是「放在革命黨人口袋中的信條」,「在本質上是不能通過法規或指令來實現的」，而只可能通過大眾政治過程中所富含的實質性民主之鑰才能獲得成功。在她簡潔的話語中：
負面的破壞可以靠法令來完成，但正面的創建單靠法令是行不通的。新的領域。數以千計的新問題。只有實踐才能糾正錯誤和開拓新的方法。只有不受阻礙、活力盎然的生活才能發展出千姿百態的新形式和臨機應變，燃起創造的力量，并自身糾正錯誤的嘗試。在自由受縛的國度里，公共生活極其乏善可陳、令人生厭、呆板無趣、沒有成效，這正是因為排除了民主，斷絕了精神富足和進步的活的源泉。（注三十一）
因此，我們所面臨的問題的核心是如何營造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誠如湯普森（E. P.
Thompson）所言，如何建造一個在「手段，策略和目標上都既民主又革命」的社會主義，（注三十二）并確保革命勝利后的國家不會蛻變為新的壓迫和剝削形式。從最根本意義上說，社會主義和民主必然是同一個計劃，真正的革命絕不應變為中途休憩的小站。
我在本文中強調中國社會主義缺乏大眾民主，目的并不是在一旁數落革命過去的失敗，而是試圖從長遠的角度去理解革命局限性之歷史意義。社會主義和民主的關系并非只是一個如何定義理想社會的哲學性問題，而有關具體的政治和歷史過程。缺乏民主的「社會主義」必定要支付出極高的歷史代價，著實要比思想上的限制和社會精神生活貧乏要巨大而沉重得多。至此，我相信這也是響應《中國與社會主義》所關心的問題的關鍵所在——「為什么在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時間里，一個看起來似乎能促進社會主義革新的改革過程，到頭來卻導致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在中國和世界其它不少地方，后社會主義的轉變過程給予研討這些問題提供了寶貴的機會。
社會主義運動在現代歷史中的出現，為抵抗資本主義提供了系統而有力的政治倫理典范及出路。然而，「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卻制造出了一套非常強大的官僚國家機器。這些國家原來的形態大多是非資本主義的，甚至采取過很堅決的反資本主義的政策（比如毛時代的中國）。但是，它們卻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集中而且壟斷了絕大部分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資源，生產資料和分配國有化的同時沒有伴隨著政治權力的社會化。它們所謂的「公有財產制」只是一個虛構的神話，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勢必會演化到它的反面。而對馬克思來說，私有財產制的廢除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達到最終消除勞動異化和人的異化的手段。
然而，在革命后社會中，勞動異化及其政治權力基礎的持續存在導致了致命的歷史后果。今日我們已可以清楚地看到，「現存的社會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要為它自身的蛻變負責，當然這只能說是后見之明了。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政治形態為它日后的資本主義化準備了至為關鍵的要素，意即，它為「資本主義復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始積累功能。首先，它復制和延續了勞工階級的被支配與被剝削地位；其次，在沒有大眾民主監控之下，憑借強大的國家機器控制和享用社會資產。這些條件對于日后的轉型來說都是十分必要的，但還未必一定充分。最后的開花結果或突破，則要等待某個有利契機的來臨，那就是特定的國際和國內社會政治條件的成熟。只有在這個時候，原先幾十年來通過「社會主義國家積累」所積蓄起來的巨大財富才轉化為資本積累的原材料（所謂的「第一桶金」），從而最終獲得明顯的資本主義特征。「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市場化進程，往往是通過壟斷的政治權力將本應屬于民眾的國有資產大批轉化為私人資本來實現的。這一過程一開始通常出自統治階層意欲緩和社會矛盾的策略考慮，然而，最終卻必然會成為他們另辟蹊徑或曰「棄船」的大好機會——從而完成從政治權力擁有者到經濟資本擁有者的自我轉變。
列寧曾說過，歷史會出現很多魔術般的變形。從當代中國所經歷的社會變遷來看，我們不妨問，「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真的會是通往社會主義光明大道途中的一站嗎？我想，以下的提問未必是非常荒謬可笑的——我們是否能設想有這種可能性，即此類的「社會主義」其實只是通往資本主義的漫長歷史道路中的一個曲線迂回？另外，有無這種可能，我們所經歷的「社會主義」并不像我們原先所相信的那樣，是資本主義社會英勇的掘墓人，事實上，它卻在不知不覺中成了資本主義（至少是某一類的資本主義）的助產士？正如《紅樓夢》中所道，「甚荒唐，到頭來為他人作嫁衣裳」，如果真是這樣，那將是現代世界歷史的絕大諷刺和悲劇。歷史，有時候正是這般的荒唐。
注釋
注一：在本文寫作過程中，曾與Judith Farquhar, Matthew Hale, Saul Thomas,
鄭明玉，嚴海蓉，李怡文等人多次商討，在此謹申誠摯謝忱。
注二：《中國與社會主義》已由美國每月評論出版社發行單行本(2005年)。
注三：Ernest Mandel, "The Myth of Market Socialism," New Left Review,
No.169 (1988), 108; Alec Nove, "Markets and Socialism," New Left
Review, No.161 (1987), 98-104.
注四：韓丁（William Hinton）的眾多作品是這一立場最為典型的代表，例如，The Great Reversal: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 1978-1989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0).
注五：Richard Kraus,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190.
注六：這方面的文獻浩瀚如海，本文無法詳列。有關「國家式社會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的討論一直衍續至今，近年來的重要新作可例見
Stephen Resnick and Richard Wolff, Class Theory and History:
Capitalism and Communism in the U.S.S.R. (Routledge, 2002); Paresh
Chattopadhyay, The Marxian Concept of Capital and the Soviet
Experience (Praeger, 1994); Neil Fernandez, Capit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the USSR: A Marxist Theory (Ashgate, 1997); Mike Haynes,
"Marxism and the Russian Question in the Wake of the Soviet
Collaps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0, no.4 (2002), 317-362.
注七：我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公社社員」和今日的「農民工」相比，其普羅化程度并無本質性的不同，只是形式上差別而已。在這方面我不敢茍同韓丁的觀點，他認為中國農村在后毛澤東時代經歷了「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階級地位轉化
(class transfer)」，數億的公社社員從「集體股東」(community
shareholder)或「共享者」的身份一夜間轉化為資本主義式的雇傭勞動，被迫出賣其勞動力(見Hinton, The Great
Reversal: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
19-20)。而我的看法是，這一大規模「階級地位轉化」或普羅化的過程在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解體以前早已完成。早在五十年代中后期，「集體化」的完成使無數農民在一夜之間從小私有生產者轉變為國家體制中的農業勞工。
注八：關于新生的革命國家和國際冷戰的關系，參見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注九：Mike Haynes, "Class and Crisis: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54, 1992 (Spring), 47; Chris
Harman, "The Storm Break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46, 1990, 3-94.
注十：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許多文學作品（例如沙葉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和葉文福的《將軍，你不能這樣做》）對此曾有尖銳的揭露和批評。
注十一：「黑幫資本主義」一詞源于Nancy Holmstrom and Richard Smith, "The Necessity of
Gangster Capitalism: Primitive Accumulation in Russia and China,"
Monthly Review 52, no.2 (February 2000), 1-15.
注十二：在這個問題上，我頗受益于秦暉和何清漣對「官僚私有化」的銳利批評。我個人認為，在當代中國的特定情況下，左翼陣營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某些來自
「自由主義」角度的批評，其實存在著很大的迭合。
注十三：Paul Sweezy
(1910-2004)，美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原任教于哈佛大學。1949年創立馬克思主義雜志《每月評論》，任主編達半個多世紀之久。他的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1942)和 Monopoly Capital (1966，和
Paul Baran合著)等書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性著作，對六十年代后期西方新左派社會運動的興起有很大的影響。
注十四：Paul Sweezy and Charles Bettelheim,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26-27.
注十五：法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其三卷本巨著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1974-1980)為有關蘇聯早期歷史的經典著作。1970年代時曾任法中友好協會主席，1978年因不滿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轉向而公開辭職，并且發表題為
"The Great Leap Backward" 的公開長信（收錄于China Since Mao,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注十六：Paul Sweezy, 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0), 147.
注十七：Sweezy and Bettelheim,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28;
Sweezy, 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 150.
注十八：Sweezy and Bettelheim,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89,
31-32.
注十九：關于中國工人階級的弱勢狀況，參見 Andrew Walder, "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1949-1981," Modern China 10, no.1 (1984), 3-48;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注二十：Sweezy,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88.
注二十一：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222.
注二十二：非常有意思的是，與左翼批評家相比，中國「市場改革」的設計師們對這一內在政治邏輯卻看的非常清楚。例如，吳敬璉對這個問題曾有過極其明白的表述：「中國領導階層發動經濟改革的政治決心，完全是出于以下基本前提，即經濟改革將有益于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則有利于執政黨維護其自身的權力」，引自
Qian Yingyi and Wu Jinglian, "China's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How Far across the River?" Working Paper No. 69,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form, Stanford
University, 2000, 8.
注二十三：汪暉，「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及其批判」，《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四十二期（2001年6月，15）。
這其實也正是何清漣所批評的「制度性腐敗」的意思，亦見孫立平，「中國進入利益博弈時代」(2005)，烏有之鄉網站。汪暉對九十年代中國新自由主義的結構根源的揭露無疑是十分犀利的，然而我認為，他的批判立場缺乏內在一致性（coherence），從而未能充分發揮他的這一觀點的批判性潛力。關于這一問題，我將在另文中闡述。
注二十四：Sweezy and Bettelheim,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29.
注二十五：關于文革暴力的一個極有價值的第一手研究，參見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于迫害、監禁和殺戮的尋訪記錄》（開放雜志出版社，2004）。
注二十六：文革中的此類「異端」思潮今日已鮮有人知，即便在西方漢學界亦如此。宋永毅和孫大進合編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田園書屋，1997）收集了不少極為珍貴的第一手材料。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湖南「省無聯」及其宣言《中國向何處去？》，詳文參見
Klaus Mehnert, Peking and the New Left (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 No.4, 1969); Jonathan Unger,
"Whither China-Yang Xiguang, Red Capitalists, and the Social Turmoi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17, no.1 (Jan 1991), 3-37.
關于其它幾個幸存案例的材料，可見Gregor Benton and Alan Hunter, eds. Wild Lily,
Prairie Fire: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Yan'an to Tian'anmen,
1942-1989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4-156;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eds.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 (M. E. Sharpe, 1985).
陳爾晉的「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又名「特權論」），成稿于70年代中期，可以算是對于這一批判性傳統的最自覺、最為明晰的表述，英文翻譯參見China:
Crossroads Socialism, An Unofficial Manifesto for Proletarian
Democracy (Verso, 1984).王紹光的 " 'New Trends of Though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是近年來有關這一問題的唯一英文論文，刊于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8，no.21 (1999), 197-217.
注二十七：「十年動亂」的正統文革史觀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皆占居統治地位。童小溪的「兩個文革，或一個文革？」和「十年文革，還是兩年文革？」從左翼立場重述和發揮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劉國凱、王希哲和楊小凱等人的「兩年文革論」，是近年來挑戰主流文革史學少見的力作，在中文網絡上流傳頗廣。可是他對毛主義的進步性估計過高，而對其保守性未做任何分析。劉國凱的《文化革命簡析》成稿于七十年代初，原文載于八十年代初廣州民運刊物《人民之聲》，英文譯本見
Anita Chan, ed.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 E.
Sharpe, 1987).
注二十八：Kraus,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181.
注二十九：William Hinton, “What Went Wrong?,” Monthly Review 43 (May
1991), 16.
注三十：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和現代性問題」，《死火重溫》（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46。1980年代初期「新啟蒙主義」對傳統社會主義的批判，汪暉道，「催生了中國社會的世俗化運動――資本主義的市場化發展。。。。
在市場社會及其規則日益成為主導形態的中國語境中，以批判傳統社會主義歷史實踐為主要目標的批判的社會主義已經衰亡」；「在跨國資本主義時代，新啟蒙主義的批判視野局限于民族國家內部的社會政治事物，特別是國家行為；對內，它沒有及時地把對國家專制的批判轉向對在資本主義市場形成過程中國家－社會的復雜關系的分析，從而不能深入剖析市場條件下國家行為的變化；對外，它未能深刻理解中國的問題已經同時是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問題，因此對中國問題的診斷必須同時也是對日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及其問題的診斷」，出處同上，54－55，79。
注三十一：Peter Hudis and Kevin A. Anderson, eds. The Rosa Luxemburg
Reader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4), 305-6.
注三十二：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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