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黎明：哈薩克總統選舉左翼報告

李星

2005年12月4日，哈薩克斯坦總統選舉如期揭幕。據中央選舉委員會統計，76,78%的登記選民參加了投票；其中91,15%支持現總統納札爾巴耶夫，6,61%選擇了主流反對派候選人扎·圖亞克拜（原執政黨副主席），納先生得以連任。12月5日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發表聲明，裁定本次選舉「比以往有改善，但仍不符合OSCE的某些原則與民主選舉的系列國際標準」[1]，終審判決留給國際秩序頂級法官——華盛頓敲定。12月7日美國國務院附議OSCE的意見，同時和緩地強調「不可能立刻實現理想的民主選舉」[2]，所以上述結果畢竟「表達了選民意志」[3]；換句話說，世界霸主有保留認可一二四選舉的合法性。讓「顏色沖擊波」嚇得直迷糊的哈當局，過了個歡喜新年。

亦文亦武：納總統連任秘籍

為了大老板連任，競選期間官員們鐵棒與蛋糕齊飛，差點拼掉半條命。在技術領域，選舉委員會由親總統勢力一手掌握（七萬工作人員只有兩百反對派代表）；投票程序部分改用「貓膩」多多的電子設備；事先驅逐可疑的國際觀察員。在聲勢上，電子媒體的一邊倒宣傳昏天黑地；體育和娛樂全明星陣容替納先生助威；曾飽受欺壓的俄裔居民也被折騰起來向「恩公」總統致敬。打壓對手的工作抓得很緊——自由派與左翼工運報刊不斷給查封、沒收和罰款；國有印刷所抵制反對派訂貨；主流反對派外省機構受襲多次，圖亞克拜的演講會更連遭有組織「愛國青年」打砸。

烏克蘭事件后，國際非政府組織（NGO）的在哈活動及資助規模，令阿拉木圖的現代錦衣衛大發神經；當局連聲吆喝「NGO的活動太過政治化，引起社會緊張。必須清晰界定自己的活動范圍」[4]（文化部長葉·科蘇巴耶夫）。就外援數目，美方自承2004年撥款「五百萬美元用于支持（哈國）傳媒和公民社會制度建設」[5]，實際到位遠不止這點錢——「假設海外財政、技術與咨詢援助的渠道被封死，我國公民社會便不復存在」[6]（沖突學研究中心主任葉·薩多夫茨卡婭），即眾多NGO會立即歇菜。

嘗到甜頭后，西方相關部門在哈新建兩個濃郁「顏色背景」的青年組織——KAHAR（哈語「英雄」的音譯）和「青年專業人士協會」（海歸白領為主），主導思想如下：「我們不想在當今的罪惡體制下彎腰屈膝。我們想過正常生活，想過歐美已存在兩百年的正常民主生活」[7]（「英雄」代表烏·卡瓦耶夫）。以發展對象而論，「英雄」緊盯都市里工作難找、蝸居出租屋的農村大學生，誘導憤青們認識到「清除納總統這個大罪人，一切會好轉」[ 8]（自由派學運活動家葉·卡拉巴拉耶夫）。

與國外同道的輕松勝利相反，哈國自由派青年運動前途不明。過去一年，總統的鷹犬針對「英雄」連施辣手——抄總部封網站；對骨干分子找茬課以罰金；分批找沾邊的在校生問話，威脅除名或取消宿舍。「顏色青年」的所有公開活動（街頭劇、音樂會、喝茶座談甚至風箏表演）均不批準，令前者一籌莫展。華盛頓的戰略微調造成「革命」投資停滯，而「沒有強大的財政后援，網絡、傳媒宣傳全是空談」[9]（「青年專業人士協會」代表艾·加比杜林娜），導致大選期間上述社團趴在溝里一無所為。壓縮海外NGO空間的同時，哈當局認定「國家領導層未表現出強硬的政治意志，沒有及時采取武力措施」[10]（公安部長圖利斯拜科夫），是烏克蘭局勢失控的主因，嚴令做好彈壓準備。

磨刀之余，總統也展開銀彈攻勢：給公務員大幅加薪，向學生提供多種優惠；2005年10月17日阿拉木圖市檢查官命令國立大學官員暫停亂收費與索賄，以免激起「不滿娃娃上街生事的愿望」。與反對黨閉眼亂開的空頭支票（「堅決反腐敗」「上臺后立即把50%原料稅收入當作福利分給老百姓。無償分配土地給農戶」[ 11]）相比，到手的錢糧更具說服力。

國際資本已是哈薩克政經生活的基本要素。為了向重量級強盜們顯示自己接茬掌舵的價值，現政權分頭獻上大禮——在哈跨國公司吃下定心丸（「已簽定的外資合同不會撕毀」[12 ]）；美軍繼續使用領空與訓練哈軍軍官；莫斯科收到擔保「我們準備簽署全部相關文件，充分建立（俄哈白烏四國）統一經濟空間」[13]；北京默默地把能源大戶「PK石油」的控股權放入荷包。望著列強似乎還滿意的表情，土著精英們暗自松了口氣。

官方權力保衛戰的總體思路，合乎在野黨的選前估計。「民主反對派的主要領袖都參與了現體制的誕生過程」[14 ]（原文化部長、出版大亨阿·薩爾森巴耶夫），深知衙門操縱選舉的骯臟內情——以2004年9月國會換屆來說，依靠「普遍篡改計票結果、恐嚇選民與動用一切行政資源」（原議長圖亞克拜）[15 ]等厚黑手段，官方才大獲全勝。對投票機器失望之余，總統對立面看好顏色革命前景：「第二或第三輪選舉可能在各大城市的街道廣場上舉行」[ 16]（原總理阿·卡熱格爾金）。然而，北美資本營建中亞勢力范圍的戰術變化，使哈薩克反對運動沒能締造自己的尤先科。

2005年10月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哈期間，自由派政界未受洋菩薩「摸頂」祝福，士氣大跌。毫不奇怪，他們隨后的選舉準備一團糟——圖先生的競選總部貪污橫行；外省宣傳基本癱瘓；青年動員全部失敗；臨了還分裂一把[ ]，讓基本票源更趨分散。眼看上臺無望，部分民主斗士轉了口風。去年3月吉爾吉斯貧民起義期間，哈國在野力量自忖時機已到，紛紛炮轟朝廷——「（吉總統）阿卡也夫的罪過，遠不能與納總統這個老毒物犯下的滔天惡行相提并論！」[ 17]（「民主反對派海外局」負責人莉·拜塞托娃）；「老毒物」連任后，炮手們又爭相獻媚「與反對派相比，納總統離人民更近」[18 ]（拜塞托娃），憤怒揭發「反對派的行徑間或帶有非建設性的、破壞與毀滅性特征。這類蠢舉對國家民眾都沒好處」[ 19]，指望跳上離航的權力渡輪。

選戰落幕，哈國的階級矛盾與上層沖突遠未完結。兩極分化與政商勾結的黑暗現實，逼迫統治中樞坦白「顏色革命的社會原因，主要源自人們對國家和政府的失望」[20]（總統長女達·納扎爾巴耶娃）；自由派領導層看到大眾日益覺察「只能剝奪專制者的權力，而沒辦法潛移默化地促使它改變。開誠布公地說，這一痛苦認識是（潛在）哈薩克‘顏色革命’的最重要前提」[21]（東哈大礦主、原州長加·扎基揚諾夫），感到陣陣莫名的恐懼。盡管無產階級革命的身影充其量潛伏在工廠區的高墻后面，坐立不安的主流財界（從總統家族的前臺代理到自由派贊助商）仍在選戰后期拋出一份聯席聲明，提醒職業政客們勿忘大局：「身為金融界人士，我們很清楚銀行業的任何發展均離不開社會政治局勢的穩定」[22]，而政治穩定是老板專心逐利的一個基本前提。

確實，執政者縱有千般不是，但它畢竟完成了兩大歷史任務：建立穩定的民族國家；使一代有產階級壯大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說，納總統無愧為全體哈薩克資本家的政治父親。

哈薩克資產階級的形成與互斗

今年秋天，一位自由派富豪以感恩的語氣提到「獨立以來的經驗令人信服地表明，國家與銀行資本的關鍵利益完全一致」[ 23]（「哈商銀行」董事會主席努·蘇卜漢別爾金），因為官僚機器對有產階層的誕生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蘇聯解體后，獨聯體上層一致決定集中扶持大資本；在這方面，中亞地區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一位哈薩克私有化核心參與者證實，納總統及親信稍有踟躇后拍板「必須采取有效的國有資產分配手段，培養能吸引投資的有產者」[24]（原總統辦公廳主任薩·考穆爾扎耶夫），即人為催生一小批億萬富豪。

與俄羅斯的權貴私有化一樣，哈國原料工業、自然壟斷、首都地皮與原政府不動產讓很小的圈子瓜分殆盡，甚至尤有過之。一位局中人指出納政權于九十年代中期「利用高度集權形成的行政資源，于經濟改革方面走在俄國前頭」[25 ]（扎基揚諾夫）；換句話說，即以鐵拳替市場化開路。政府解散了憲法法院并廢除地方長官選舉制；關閉眾多獨立電子傳媒；通過恐嚇、經濟封鎖與收買，基本打殘社會主義與自由派輿論界。后方「煥然一新」，官家騰出手來推動私有化與外資并購，形成一批你中有我的巨型政商軍（特）綜合體。不久前，族長大人招認「大約十個壟斷公司控制了80%的國內生產總值，窒息著其它競爭對手的發展」[26]（納總統）。

簡約地說，圍繞權力核心形成了占有國內主要產業的五大集團：1/「大公主」集團（靈魂人物：總統長女及駙馬），主控傳媒業、銀行業、保安業、石油加工與食品業；2/「二公主」集團（靈魂人物：總統次女及駙馬），主控銀行業、電信業、首席能源公司「KMG」及阿拉木圖房地產；3/「歐亞工業聯合會」（靈魂人物：總統的「外務軍師」阿·馬什科維奇），主控冶金、采礦業、水電站和銀行業；4/「青年急進派」（靈魂人物：原能源與工商部長穆·阿卜立亞佐夫），主控銀行業、采礦業、傳媒與汽車市場；5/「石油組合」（靈魂人物：原總理包吉姆巴耶夫），主控石油業[ ]。五只資本巨鱷以官場為大本營，向民間商界探入無數觸角；彼此不斷地合縱連橫，竭力爭取總統恩寵；在野黨扯不清的江湖恩怨，往往有著五大幫惡斗的背景。

哈薩克大資本是權力的產物，這意味著市場與利潤的分割取決于國家意志；任何既定規則的挑戰者均被刺下馬去萬難翻身。對國外投資者，國家機器恩威并施——既放手讓前者撈足賺夠，也不時予以牽制懲戒；「見者有份」的官資互利行規，更雷打不動。一位九十年代黑交易的高層經手人透露「總統隨意擺弄‘投資人’于股掌之上，以秘密合伙人的身份參與生意運作，同時充當資方靠山。國家對那伙‘投資商’的巨大影響，與后者在哈資產來源的曖昧不清有極大關系」[27]（原總理阿·卡熱格爾金）。

密室分贓多年后，大批權貴及工商巨子陸續投奔反對派。反水官員們好似夢幻組合「揭老底戰斗隊」，把寶相莊嚴的國家部門踢下神壇——「身為原國家總檢查長，我負責地說一句：國有資產私有化普遍違反法律程序」[28]（圖亞克拜）；權錢交融造成「腐敗無孔不入，影響支配著每個哈薩克人的日常生活」[29]（原副總理、銀行家烏·讓多索夫）；十五年來「赤貧達到令人震驚的程度，數百萬民眾深受其害」[30]（扎基揚諾夫）；甚至「我國已淪為殖民地。跨國公司進來掠奪資源廉價外運，再加上逃稅。民族損失無法計算」[31]（原國會議員、零售業巨頭布·阿比洛夫），總統的昨日同伙們控訴道。2001年中下旬，政商綜合體「青年急進派」擊鼓升帳，以「加強三權制衡」為旗幟，向既有利益格局發起正面沖鋒。

什么原因，讓眾多復辟后體制的受益者反噬納先生——現代哈薩克資本主義之父？自由主義大佬們的講壇高調（「建設公民社會是人民的選擇與政府的責任」「民主改革的步伐停頓了，這當中蘊涵著國家未來的主要危險」[32]）滔滔不絕，內里的干貨無外兩大要求：1/從國家的強橫濫權下保護已有的資產；2/改造國家機器獲取更多資產，獲取手段包括對系列經濟領域的再分配。

「青年急進派」的憲政沖鋒：緣起與挫敗

毋庸置疑，如何保護巧取豪奪的龐大產業，成了蘇中復辟后新興資產者的心病。21世紀初，中華老板的學界代理頻頻高叫「公權力對私權利的干預或者侵犯，這是現在的主要危險」[33]（《物權法》起草專家小組負責人江平）。無獨有偶，阿拉木圖成功人士們也為類似難題失眠：「假設任何時刻國家都能奪走你的錢、商品和不動產——這太恐怖了！」[ 34]（阿卜立亞佐夫）。通過從政，年輕實業家們建立了一定的權力渠道，但與總統家族相比，前者始終無法獲取武裝力量制約權。與幾位駙馬爺的生意碰撞中，「青年派」動輒得咎破財坐監，發出「國家警特部門與傳媒資源集中在個別人手里，是何其危險！」[35]的慘呼。

本國利潤極豐的原料買賣長期讓一幫太子黨獨霸并私相授受，更讓多數老板火竄三尺。商界雜牌軍不僅對「大買賣不向圈外人開放，統統以‘國家特殊用途’的名義封鎖壟斷」[36]（阿比洛夫）的歧視懷恨在心，更指責政府耗費「數十億石油美元購買國外低息債券，民間商界卻只能借到20%的高利貸，這有何公正可言！」[37]。

「要更多權力，同時分散駙馬朋黨的權力！為更多的商機、信貸與安全感而斗爭！」，便是非嫡系工商界透過「青年派」傳達的利益渴望。初步成長后，「中小資本政治化的趨勢與日俱增」[38]（哈企業家論壇主席拉·巴塔洛夫）；許多統治階級的二流成員不愿再受宮廷成員的刁難盤剝，試圖發出獨立聲音。2002年初，「青年派」拋出《民主改革綱領》，提出1/擴大國會受權與司法獨立；2/地方政權首腦選舉制；3/大眾傳媒非壟斷化。

商場小伙伴的分權呼聲，遭到納總統劈頭蓋腦的怒斥：「通過立法、司法和護法機構的深化改革，我親手創造了你們（這些有產者）。我有權指望你們支持我的政策！」[39]。圣斷已決，酷吏們隨即把「大逆」者逐個下獄、流放和剝奪資產。雖說整肅對象漲紅著脖子辯解「以私有化而言，（其他集團）收購冶金、石油和煤炭業主要企業過程中的違法程度，比對我方的指控嚴重十倍」[40]，但沖鋒受挫的現實，決定了「青年派」必須犧牲部分籌碼。

且戰且退之余，失寵者暫時放棄對太子黨的攻擊，于外資并購上尋求突破口——「為何民族資本兩手空空？因為一切都送給洋人了！」[41]（自由派《回聲報》總編塞·庫忒卡達姆）。2002-2005年間，私人資本高調抨擊韓商與跨國巨人米塔爾（Mittal Steel）的在哈收購，叫嚷審查「黑幕私有化」[42]；針對能源公司「KMG」的股權上市計劃，「青年派」頭面人物呼吁「在國內而非國外市場出售（股份），方便退休基金和股份基金及其它本土投資商得到優質資產」[43]。總統競選期間，反對派政綱許諾「對鐵路與能源部門進行分拆，加快電信部門自由化；半年內實現電視廣播業非壟斷化」[44]，繼續向兩位駙馬的獨占地位示威。

毫無疑問，哈國政商結合沆瀣一氣的程度，使任何集團分野均帶有保留特征。自由派的經濟要塞——最大私營銀行「哈商」同時是「二公主」集團的親密伙伴；憑借后者提攜，「哈商」先后參與鐵路改制和機械行業私有化，大發黑心財。哈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趨勢，讓各位老財的拳來腳去局限在默契范圍內，以防錯過下一輪機遇。油價高漲后，民間商界多次懇請政府「以立法與行政手段收購在哈外企的股份。同時增加石油出口稅」[45]，給民族工業補血；總統家族也認為「現階段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原材料開發」[46]，本土資本理應「收回自己（應得的石油）份額，成為大項目的參與者」[47]。三年放逐后，原「青年派」領軍人阿卜立亞佐夫悄然回國，重掌第二大私有銀行BTA與政府的融資項目。

上層無盡的混戰與和約，無外乎利益算盤的兩粒珠子；算珠隨時會向新的方向滾動，沒人知道下個瞬間要發生什么。除此之外，巴依老爺們盤算打得再精，還得工農苦力的生命與白骨去鋪墊財富之路。

眾犬相爭，骨頭無語：勞苦大眾的生與死

淘金路上殺機重重，十里洋場的闊佬（從上海到塔什干）還是頗感快意——「我們能夠在商場上取得成就，因為我國已成為有機會體現個人價值并愉快生活工作的地方」[48]（蘇卜漢別爾金）。有產者愉悅的反面，向來是無產者的匱乏與絕望。

坐在膨脹的油桶上，哈薩克老板的低工資政策有所松動。據官方資料，一般勞動者的平均工資從1999年的90美元/月上浮至2005年的260美元，最低工資從20美元/月上調到70美元/月。然而平均工資的統計方式，相當程度上歪曲了工人實際收入水平——截止2005年1月，農業工人工資僅為100美元/月，號稱高薪的礦工工資普遍低于550美元/月的平均行業標準[49]。欠薪頑癥長期折磨著最底層的雜工和民工（截止2004年8月全哈欠薪總額三億美元），連大選也沒能扭轉局面。2005年初，納總統多次向公務員群體（當局的基本群眾）大把撒錢，同時繼續庇護資方的血汗工廠制度。

與中國民工相仿，哈薩克流動建筑工人是最受欺壓的無產者群體。工地林立的新首都阿斯塔納，建筑工人的一般收入約200美元/月，低于官定行業平均工資標準的35%；多數民工缺少起碼的勞動保護；包工頭豢養打手恐嚇、毒打罷工參加者，時常挑動工人內訌[50]。

外資洶涌的采礦與冶金業也是勞資矛盾的前沿地帶。九十年代中后期三星集團進軍中亞，在哈分支「Kazakhmys Corporation」控制著一批大型銅礦和冶煉廠。由于投資方基本未對設備進行更新（遑論技術改造），拼命壓榨現有生產潛力，銅礦工人的勞動條件急劇惡化——工時通常達12-14個小時/日，并面臨職業中毒的普遍威脅。九十年代末，各地礦區政府（比如塔拉斯市）替外資解除了多數社會負擔（首先是職業病殘疾補助），被收購前企業拖欠的退休金也一筆勾銷。2005年初，一批殘疾老礦工發起絕食追討拖欠補助；盡管有人絕食至死，當局與資方始終昂著臉裝看不見。

跨國公司米塔爾（Mittal Steel）同樣是哈薩克工人的大雇主，且臭名四溢。1996年米塔爾收購卡拉甘達冶金廠與十一個附屬特大煤礦，并立即啟動減員增效計劃。截止2004年底，一萬冶金工人陸續下崗，在崗者的工時延長至12小時/日，工資無限期凍結在200 美元/月的水平上。在井下，資方如法炮制：1/裁員一萬一千礦工；2/加大定額，掠奪性開采使煤炭年產量從7百萬噸增至1200萬噸，也釀成多起震動全國的礦難；3/減薪。兩萬六千留崗礦工的收入從2000年的300美元/月[51]下降到目前的260美元/月，部分工人收入低于200美元/月。

不久前轉入中華資本名下的加籍「PK石油」，同樣是減員增效的推廣模范。過去數年，公司旗下的什姆肯特(SHYMKENT)煉油廠大搞老三篇——工資不漲（350美元/月）；工時延至12小時；解雇不聽招呼的工會干部，且對地方法院「恢復受害人工作」的判決一笑置之。

洋鬼子不拿百姓當人，「鄉里鄉親」的民族資本又如何呢？2005年8月，位于南哈的全國最大碘鹽廠「阿勞-圖斯」出現絕食請愿的國有化運動。起因是工廠被首都某大公司收購后，新雇主果斷裁員，對留崗職工取消福利并減薪，還建立了全面罰款為基礎的生產模式。工人抗議遭到警特和保安大隊的聯手鎮壓；集會與絕食營地讓特警部隊驅散和焚毀，運動骨干接連被捕。

無論獨聯體或中國，統治者有個共同特點——對工農的蔑視惡性膨脹。在中國，有產學界剔著牙花子教訓「窮人應該將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舊衣，天經地義」[52]（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厲以寧）；在中亞，官府喝令大眾「適應（復辟后）新的勞動價值觀、報酬系統與勞動組織原則。法律領域已應新勞動關系（的需求）進行了相應修正，勞動者必須視上述變化為市場經濟必要性的一部分」[53]（哈總統人權事務專員布·拜卡達姆夫）。新貴們囂張的根本原因，在于復辟后從未嘗過底層大反擊的血腥味兒——億萬勞動者或尚未經歷普遍階級動員（如中亞），或缺少起碼的結社自由（如中國）。擁有兩百萬名義會員的哈國總工會（FPRK）實為官僚系統的一部分，除了雞飛狗咬搶占國家財源（工會名下的不動產、退休基金的委托經營權），逢五逢十哼哼兩聲「共同建設文明的社會-勞動關系」[54]（總工會主席謝·穆卡謝夫）便交差。西方在哈扶持的一批「自由工會」沉迷于打官司以及做秀式的請愿，基層影響甚微。

有組織工人的沉默，給了改良主義NGO喧賓奪主的機會「以中間人身份開啟并設法延續國家與民間社會的對話，在潛在的沖突各方中間斡旋，使它們開始對話」[55]（艾伯特基金會駐哈代表艾立維拉·樸）。上層內斗令NGO受到些許打擊，但階級合作大廈的建筑師們仍致力于「讓社會抗議納入正常民主程序，把極端主義團伙排擠到社會生活邊緣。然后強大國家機器出手，對它們定點打擊」[56]（著名自由派維權者葉·若弗基斯）。「人文關懷傳播者」露齒一笑，暴出兩排獠牙。值得慶幸的是，勞資矛盾的緩解與解決，終究要靠無產者的集體行動與鋼鐵拳頭，而非NGO的圓桌會議與講習班。

總體來說，哈薩克工人運動雖經歷過不少戰斗，仍未度過重組陣地的初級階段。

階級對抗中的左翼工運

提起左翼，先交代幾句哈薩克共產黨（CPK）的現狀。經過兩次分裂后[57]，CPK作為多少有點戰力的群眾組織已告覆沒。2004年底，哈共中央自吹黨員七萬，但「黨組織的主要成員是退休階層」[58]（阿克莫林州委書記謝·雷什科夫）。通過自由派活動家、金礦巨頭謝·托赫塔森諾夫的牽線，CPK與資產階級反對運動合流，胡謅所謂「民族制造業的切身利益，也是勞動人民的首要利益」[59]（哈共總書記阿布季利金）云云。身為「青年派」干將，托先生奇妙地一肩兩職——既是右翼「哈薩克民主選擇」的執委，又榮任哈共中央書記（！），負責與有產圈子的勾通。本次大選，CPK正式支持自由派候選人圖亞克拜[60]。

2004年，部分CPK干部以工運組織「團結」為基礎，成立新黨——哈共（馬列綱領派）。「團結」興起于九十年代中期，首輪私有化與外資并購締造了一窩超級巨富，也激起下崗職工的反抗。不少工人高舉紅旗，掄圓膀子沖到一線——1996年8月東哈罷工導致個別城市的軍管；1997年的抗議運動使兩百多工人學生受到各種刑事處罰（包括判刑）。下崗欠薪群體中「團結」名聲鵲起，奠定數位工人干部（比如烏拉爾茨克軍工廠工會主席、哈共中委艾·庫爾曼諾夫）的領袖地位，斗爭骨干超千人。共產主義在前蘇群眾心中的傳統威信，也使相當多產業工人對CPK抱有指望。1998年總統大選期間，哈共總書記阿布季利金得票11，7%（石油中心阿德勞州的得票率達30%）。

隨著私有化的塵埃落定，高油價帶動工業復蘇以及工業中心的俄裔工人大量移民，工運整體與「團結」齊齊跌入低谷。一位哈共（馬列）干部及工運活動家簡要描述了這個過程：「幾年前運動開始走下坡。如今各地「團結」組織都不大。庫爾曼諾夫去了阿拉木圖，努力想打開局面。從全局來看，（左翼工運）活躍度劇烈下跌」[61]（原伊爾特什冶金廠工會主席伊·布爾加科夫）。

戰線的另一邊，資方與國家撒下一張行之有效的反勞工鐵網——強化廠內警察秩序；鼓勵職工互相監視告密；黑名單制度；摧垮或分裂戰斗性工會。每場罷工都像一次戰爭——公檢法、國安與私人保安力量各有分工：國安隔離工人頭領，警察保安恐嚇騷擾一般群眾，法院對罷工骨干課以巨額罰金。值得注意的是，罰款、沒收一類經濟窒息已成哈薩克國家對付各色異端的得力工具。連挨痛擊后，「團結」雖保留少量工會陣地，已無力從事群眾性斗爭，但仍試圖振作——「哈共政治死亡與組織瓦解的背景下，我們‘馬列綱領派’應填補空白，掌握今后工運與其它抗議運動的領導權」[62]（庫爾曼諾夫）。2004年8月「團結」召集近百工人干部舉行東哈會議，決定成立地區性工會「勞動保衛」把各廠殘余的基本群眾集中起來。目前為止，「勞動保衛」的實踐很像三十年代初的「赤色工會」——并無任何強大工廠支部，反讓主流工會內不多的先進分子自我隔絕，無法有效參與間或迸發的工潮。

2004年底，新礦難終于把卡拉干達的礦工和冶金工人炸上街頭。主流工會一面阻止罷工，同時提出漲工資、縮短工時和改善勞動條件等三項要求，上書國會請求調停。很快，哈國會對《集會法》添加更多限制條款，回應了選民的輿情；米塔爾管理層報以冷處理，堅持不與工會代表團接觸。同年6月，忙于選舉的納總統趕赴東哈爭取三星、塔米爾與Total石油等戰略投資商的支持，順便許諾給礦工增加10%的工資，工會官員們叩頭謝恩。「團結」曾在冶金工人里很富號召力，這次卻擠到一邊，暴露了自身的衰弱程度。

除去哈國勞資斗爭低落的整體制約，「團結」的困境也有其它因素。就內因來說，左翼干部普遍迷信政治實用主義，碰得滿臉青腫卻不醒悟。至于外因，它表現為衙門大肆迫害的同時「成批收買左派與工會活動家」[63]，削弱了「團結」干部群眾的彼此信任，迫使運動連連呼喊「與我們隊伍里的腐敗苗頭做斗爭」[64]。原「團結」主席伊斯邁洛夫的轉向事件，即為內外因素交替作用的惡果。

從「團結」原主席的轉向，進一步談左翼工運困境的內外原因

2004年10月「團結」執委會散發聲明，譴責原主席瑪·伊斯邁洛夫「出賣工人階級」[65]。伊主席何許人也？他出身電鏟司機，哈共黨員，長期任「團結」執委會主席，領導九十年代反下崗抗議坐過班房，曾是國內外各種左翼活動眾星捧月的「工人明星」。幾年前，伊主席投靠內務部負責政治調查的阿·拜克塔索夫上校，拼湊「工人黨」「失業工人聯盟」等偽勞工團體，亂吠「國家在發展、增長和鞏固，我們不允許這一進程有誰干擾」[66]。

拜上校對左翼工運的「興趣」由來已久，1992年親自上陣混入哈共。當選「團結」的首都執委后，他掌管工人糾察隊秘密倉庫，向糾察們提供頭盔、傳授燃燒彈的制作技術，鼓動年輕工人「武斗干革命」。最終，他唆使的一起行動及（應發生的）大逮捕被哈共市委識破而流產，本人遭驅逐出黨。拜上校扯掉面具，公開主持打擊左派和自由派的警察部門[67]。反下崗抗議高漲后，「軍警部門建立了地下別動隊」[68]（「團結」主要領導人尤·文科夫）對付異端，使工運與政治積極分子（從左翼、自由派、少數族裔文化社團）飽嘗苦頭——毆打、縱火、制造車禍、綁架與非法刑訊拘禁。十年里，已有整整一代罷工領導者流亡或招安，造成「團結」的干部承繼出現青黃不接。

伊主席的轉向，還折射出「團結」領導層根深蒂固的官僚作派。出于慣性，哈共（如同其它獨聯體共產黨）習于空喊「列寧斯大林的光輝思想永恒不滅！」[69]（哈共中委肯·巴斯坎巴耶夫）之類口號，但這與黨的實際立場無關。蘇聯時代長久的秩序崇拜，使多數CPK黨員懷疑精神泯滅，視「跟中央保持一致」為天公地道的準則；黨高層肆無忌憚地與各個有產圈做交易，直至耗盡最后一點政治資本。離開哈共這座「老左」大廢墟后，工運干部聚集于「團結」的四周，逐漸熟悉勞資對抗的日常技能；蘇共遺留的深厚官僚權謀傳統與從零開始的斗爭實踐，又讓眾多自封的馬列門徒距離無產階級獨立立場相去甚遠。

正如三十年代后的蘇聯及附庸的各國黨官僚，文科夫為首的「團結」領導層自以為可凌駕于階級矛盾及相關利益邏輯之上，視先進工人與革命學生的信任與追隨為（自身與各種主流圈子）討價還價的籌碼；靠「兵法」奇謀玩弄斗爭各方（實則通常被統治階級玩弄），隨時對任何革命原則涂改、冷藏或「第N次握手」。指導工運的具體實踐中，上述傳統在文同志一干人身上有如下體現——相信小圈子談判遠甚企業基層自我組織；看重操縱群眾的技巧而輕視工人倡議；為了一時一地的具體成就，隨意愚弄群眾或與各種階級異己力量結盟；對一線干部的政治立場睜眼閉眼，但求「出成績」增強組織實力，堪稱「黑貓白貓」論的忠實信徒。

就一線干部而言，嚴酷的外在環境與對懷舊政治情緒的利用心理，而非鮮明階級立場，使不同主張的活動家們擠在一起共事。「團結」小舟的住客們有階級合作的鼓吹者：「不反對資本主義。我擁護有人性的資本主義，當各階層——比如老板和雇員——的利益處于均衡狀態」[70]（「團結」執委薩·茹努索夫）；有議會改良的信奉者：「作為愛國者，我們不需要血腥內戰。我們以和平手段落實憲法明文規定的民主權利」[71]（「團結」執委謝·格拉波夫茨基）；對有產國家的階級性質認識模糊：「國家不能讓私有業主想怎樣就怎樣，那還要國家干嘛？政府總得出面化解那些太不象話的勞資糾紛吧？」[72]（布爾加科夫）；斯拉夫資產階級愛國文化的一面黑旗——反猶主義多有市場：「全球化及其幕后黑手——猶太復國主義，一步步把我國變成猶太壟斷組織的原料殖民地」[73]（「團結」執委薩·讓納巴耶娃）；托派同樣占有一席之地（庫爾曼諾夫兼任CWI獨聯體支部執委[74]）。

九十年代中后期，為「搶占輿論制高點」，「團結」執委們不惜夸大反下崗運動的實力與前景，把伊主席包裝成「萬眾歸心」的工人明星；2001年伊主席被收買轉向，其他執委巴望留個余地「以后見面好說話」，一年后才解除老伊執委身份。發現伊逃兵歸隊無望后，「團結」急忙改寫九十年代的運動史，貶斥老伊「是個政治神話，而非真實運動領袖。抗議運動高漲期，這類神話的存在對大家都有好處。很遺憾，某些群眾把虛幻英雄當成了現實」[75]（庫爾曼諾夫）。

庫同志的說辭引出更多疑問：誠然，階級斗爭史不乏神話；中外工農的自我組織與階級覺醒，往往透過對某個真真假假的「圣賢」（義軍司令、「良知總統」或宗教領袖）的追隨贊美邁出第一步。先鋒工人組織有責任澄清英雄迷戀背后的社會原因，有義務幫助無產者立足階級組織，盡快超越偉人崇拜的盲眾階段。一句話，先鋒組織無權充當政治造神的發起者，這與促進工農階級覺醒的目標背道而馳！退一步說，即便對伊主席的包裝有具體時刻的合理成分，老伊轉向后「團結」的曖昧態度緣由何在？還有多少類似的神話（且讓我們相信「團結」的新詮釋）與內部交易沒有公開呢？

極有限的組織影響，讓這班人沒本錢扮演現階段勞資合作的領頭羊，危害尚小；但「團結」仍可算哈薩克無產者腳下的政治陷阱，值得后者警惕。

從子夜走向黎明，中亞細亞等待著工人階級的意志

大選后的哈薩克斯坦平靜無波。「人還在、心不死」的非嫡系有產階層，期待著再舉叛旗的一天——「所謂顏色革命，就是從個人獨裁向工商寡頭集體執政的過渡」[76]（哈民主力量論壇主席馬桑諾夫），因為「寡頭集體政權比個人獨裁的效率要高」[77]，即更全面地保護多數大資產者。鑒于北美天庭態度不明朗，哈國民間商界覺得暫且少攙和黨爭為妙：「以任何政治利益為標準的沖突，都可能導致某些（有產者個人）問題的產生」[78]（「國民銀行」董事會主席阿·帕夫洛夫）。

蘇中復辟后，對本土國家機器的憎惡與隔閡，使眾多有產者渴望得到西方的財產與人身保護，這種渴望體現為中上階層持久的移民潮，也使部分自由派對美國對外戰爭抱有同情。在中國，一批教授作家公開「表達我們對美國政府摧毀薩達姆獨裁政權的行動的支持」[79]（余杰、徐晉如），贊賞美軍替天行道；在中亞，最憤激的自由派筆桿咬牙發狠「如果主權的存在只用來包庇某個獨裁者，這號主權一文不值」[80]（著名記者謝·杜萬諾夫），眼熱手癢地感嘆「與臺灣、韓國和日本一樣，伊拉克很快會（因為美軍占領）出現民主」[81]。

親美小資的狂躁癥，改變不了一個事實——他們從來只是東西方有產諸神交換利益時，不經意拾起拋出的零散硬幣。國際資本在哈角逐的力量對比，決定著列強對執政集團的態度。在哈美資占外資的三分天下，也是當地反勞工措施的一個主要制訂者；正是北美資本收購的系列東哈電力企業，開始有系統地打擊戰斗性工會與推廣黑名單制度。卷土重來的俄資宣布「哈薩克斯坦是我們國際發展戰略的關鍵地區」[82]（「盧克」集團董事會主席瓦·阿列克佩洛夫），不僅收購多處油氣田，也進入機械制造與電信業。莫斯科軟硬兼施下，2004年哈方向俄割讓富含石油的幾處邊境地塊；應阿拉木圖的請求，俄安全機關嚴密監視流亡哈工運干部群，限制政治活動。

21世紀初列強掠奪史的數行新字，記述著中華資本的邊緣擴張。北京的目光首選東南亞與中亞——「東急西重，是當今中國安全環境的特點。東，關乎發展；西，關乎生存」[83]（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張文木），因為「市場經濟已使發展權成為中國安全的優先考慮。保障快速發展的前提是有穩定的世界市場和資源」[84]。中哈管道建設與多處油田的收購，使東亞新強權得到至今最安全的海外能源儲備基地。雖說投資總量不及美資的10%，但中資貪婪與兇暴的力度卻絲毫不弱。近兩年，中資企業「Капелл Казахстан」（北布扎奇油田）的石油與建筑工人、中哈管道的建筑工人均曾掀起工潮，要求加薪與工會自由。

2005年末，烏克蘭各大資本集團達成新的均勢——政府向各壟斷巨子承諾「強化產權保護這一投資氣候的重要元素。不會重新分配資產」[85]（烏國家安全與防務理事會秘書長、工商巨頭阿·金納赫）。幾乎同一時刻，哈薩克私人大資本以不多見的強悍語氣昭示國民「任何政治突變均不應否定私有化的既成結果」[86]（努·蘇卜漢別爾金）。資產（統治地位的基本標志）保護，是獨聯體乃至世界有產階級對待一切變化的底線。被壓迫者的底線與前途在哪里？2004年，卡拉甘達冶金工人收到米塔爾集團許諾多時的「年度紅利」：一個或半個美元。多數工人默默回絕了「公司的善意」——雙手支撐天地的無產者，懂得維護一個階級的自尊底線；勞苦大眾與內外資本的斗爭進展，將決定哈薩克工人革命的前途。

30/12/05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