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1月19日至21日，美國總統布什到訪中國，距離美防長拉氏離華僅一個月。

2001年布什入主白宮后，新保守主義漸成美國政學兩界的主流，在思想輿論和外交政策取向上，對非西方民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敵視成分上升。一強獨大的美國，“傳教士心態” （missionary complex）—希望別國接受美國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日趨膨脹。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兩位高階政要相繼訪華，自然引來海內外對中美關系的特別關注。

今年以來，“中國威脅論”在美國再度興起，貿易保護主義愈發強勢。布什的到訪是否意味著美國對華政策新的調整，中美首腦會晤能否使低落的中美關系峰回路轉，人們還有待觀察。可以肯定的是，同歷屆總統一樣，布什只會代表美國的利益，維護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

中美交往在跌宕起伏中已經走過一個多世紀。百余年來，為什么總是喜怒無常、磕碰不斷？了解一下美國人眼里的中國，或許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和認識中美關系的癥結何在。

本刊在此摘登美國國際關系學者羅伯特·卡普蘭《我們將如何與中國作戰》等10篇美國政要、學者和傳媒人關于中美關系的文章或演講，讓讀者了解“原汁原味”的、在當下具有代表性的美國人的中國觀。

中東不過只是雷達屏幕上的一個光點，而美國與中國在太平洋的軍事競賽將成為21世紀的特點，中國將比過去的俄國更難對付。——《大西洋月刊》2005年6月號

文/羅伯特·卡普蘭   翻譯/岳健勇  陳漫

羅伯特·卡普蘭,美國國際問題學者。卡普蘭以前只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報記者，后來擔任了《大西洋月刊》的國際記者，負責報道歐洲、非洲和中東地區。1994年，卡普蘭在《大西洋月刊》發表長文《亂世將臨》而一舉成名。這篇文章被認為是3本對未來世界最重要和影響力最大的著作之一。其他兩本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和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 

從那以后，卡普蘭的文章就成為美國政界和輿論界的“必讀”。布什在他的《國情咨文》中提出“邪惡軸心論”，不僅僅是因為“9·11”恐怖襲擊，也是受到卡普蘭著作的影響。《華盛頓郵報》曾刊登專文評論說，卡普蘭影響了“布什的世界觀”。

卡普蘭還為《福布斯》、《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撰稿，著有7本關于國際關系的書籍和游記，其中包括《巴爾干的幽靈》、《阿拉伯人》、《地球之末》、《來臨的無政府主義》等。

《大西洋月刊》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主流綜合性雜志之一，立場保守，中間偏右，傾向知識分子。

一段時間以來，沒有任何國家的海軍或空軍對美國構成威脅，我們的主要競爭對手是陸軍，無論是常規力量還是游擊隊這類反叛力量。這種情況不久將發生變化，中國海軍正蓄勢待發，準備深入太平洋，那時，它將很快與不愿意從亞洲沿海大陸架后退的美國海空軍迎頭相撞。不難想象出以下結果：過去數十年的冷戰將重演，世界的重心將不在歐洲的心臟，而是在太平洋的環礁（此處上一次為人矚目是在二戰時期，美國海軍陸戰隊曾在此發起猛攻）。在未來的幾十年，中國將會利用其漫長的海岸線以及可以延伸到遠至中亞的后方基地，在太平洋地區反反復復地與我們玩不對稱的游戲，中國最終將能夠從其沿海和內地向太平洋里的移動艦船精確發射導彈。

在任何海上交戰中，中國將擁有對美國明顯的優勢，盡管中國在軍事技術實力上還比較落后。首先，中國有距離近的優勢，中國軍隊是這場競賽中廢寢忘食的學生，并且學習得很快，它的“軟”力量在漸增，這體現了它的某種非凡的適應能力。當無國家的恐怖主義分子填補安全真空的時候，中國則在填補經濟真空，環顧全球，在那些像大洋洲陷入困境的太平洋島國、巴拿馬運河區以及偏遠的非洲國家這樣的不大相關的地區，中國人正在通過建立商業社區和外交前哨、談判建筑工程及貿易協定等方式，間接地成為當地的主人。搏動著消費和好斗的能量、自恃其大部分農民不是文盲（與歷史上其他國家不同）的中國，對美國的自由帝國構成了主要的常規性威脅。

中國重新崛起成為世界大國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只有采取類似的務實的辦法，才能使我們適應中國的再次崛起。反之，就只有把21世紀的地球變成戰場。無論何時，大國在崛起或重新崛起時（最近的兩個例子是20世紀初的德國和日本），都會變得格外咄咄逼人，從而把世界投入到劇烈的動蕩之中。中國也不會例外！中國現在正在大力建造柴油動力潛艇和核潛艇，這清楚地表明他們不但力圖保護自己的沿海大陸架，而且還試圖把勢力范圍擴張到太平洋深處以及太平洋以外的地區。

這完全是正當的。確切地說，中國的統治者不是民主主義者，但他們正在為13億人民中的許多人謀求解放了的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這就需要保護運送來自中東及其他地區的能源資源的海上通道。自然，他們不會相信美國和印度會為中國人提供這種保護。考慮到此一利害關系，以及大國在追求各自的正當利益時發生沖突的歷史教訓，美中之間有可能在21世紀爆發決定性的軍事沖突：假如不是與中國的一場大的戰爭，那就是一連串的冷戰式的延續幾年或數十年的對峙。所有這一切大多將發生在美國太平洋司令部所負責的地區范圍之內。

像那些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國家一樣，21世紀的美國和中國（與人人都密切注視的那些流氓國家不同）都有持久作戰的能力，即便其中一方在一場大的戰斗或導彈交鋒中失利。這將產生深遠的影響。邁克爾·伏克爾（供職于在華盛頓的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說：“和中國結束戰爭可能意味著實行某種形式的政權更迭，因為我們不希望讓某個被打傷的、憤怒的政權還留在臺上”。另一位五角大樓的分析家對我說：“要結束與中國的戰爭，就必須大大削弱他們的軍事能力，從而威脅他們能源的來源以及共產黨對權力的控制。此后的世界將不會和現在一樣。這是一條非常危險的路。”

不論我們怎么說和怎么做，中國將在未來的幾十年里在軍事上投入越來越多的財力，我們惟一現實的目標或許是鼓勵中國進行防御性的、而非進攻性的投資。我們的努力需要格外小心，因為中國在這一點上不同于過去的蘇聯或今天的俄國，它兼具軟力量和硬力量。商界對中國很著迷，不必懇求他們在那里投資，就像懇求他們在非洲和諸多其他地方投資那樣。中國傳統的權威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混合在整個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都有著廣泛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同時，因為中國正在改善幾億人民的物質福利，持不同政見者的困境不會完全像蘇聯的薩哈羅夫和沙蘭斯基的困境那樣引起人們的注意。民主只有在專制顯而易見、令人憎惡且并不成功的地方，如烏克蘭和津巴布韋才有吸引力。

當前，中國的崛起所帶來的挑戰可能看上去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不存在的。美國海軍戰艦“滿負荷排水量”總計達286萬噸，世界其他國家的軍艦滿負荷排水量全部加起來也不過304萬噸，中國海軍軍艦滿負荷排水量只有263,064噸。全世界34艘航空母艦中，美國就占了24艘，中國一艘也沒有（這是中國在海嘯發生后無法施救的一個主要原因）。統計上的差距還不止這些。但正如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的資深分析家羅伯特·沃克指出的，在27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初，雅典對沒有海軍的斯巴達有著極大的優勢，但斯巴達最終成為了勝利者。

中國已決心大規模增加軍事開支，但中國的海軍與空軍在未來幾十年內仍將無法與我們匹敵，因而中國人不會和我們打常規的空戰和海戰，就像二戰中在太平洋發生的戰斗……但中國人會像恐怖分子所做的那樣，以非對稱的方式與我們交戰。在伊拉克，叛亂分子用汽車炸彈向我們展示了不對稱的“低端”，但是，中國人則準備向我們展示這種藝術的“高端”，這就是威脅所在。

中國人有許多辦法運用其不夠先進的軍事力量來取得與我們在政治和戰略上的某種對等。據一位我曾經與之交談的前潛艇指揮官，也是海軍戰略家的人士分析，中國人已經認真研究了我們最近在巴爾干和波斯灣戰爭的每一個細節，他們完全了解我們的軍事力量對海軍投送的依賴程度，海軍投送指的是，航空母艦戰斗群抵達目標（如伊拉克）附近向敵人的縱深目標發射導彈的能力。為適應這種軍事打擊，中國人把光纖系統埋在了地下，把防御能力轉移到了西部縱深，同時制定了攻擊性的戰略，使導彈具有打擊美國財富和權力的最高象征—航空母艦的能力。中國的一枚巡航導彈即便不能擊沉美國航母，但只要擊中了，其政治和心理效應將是災難性的，就像基地組織對雙塔的攻擊。中國正在集中力量發展導彈和潛艇，以便在特定的遭遇戰中羞辱我們，他們的遠程導彈計劃應當引起美國政策制定者們高度的關注。

在擁有先進的導彈系統后，中國人就能夠在我們馳援之前向臺灣發射成百上千枚的導彈。這樣的打擊能力，加之新型的潛艇部隊（如果不考慮質量，其水下力量的規模將很快超過我們），將足以使中國人強制其他國家拒絕美國軍艦掛靠其港口。中國現有的70艘潛艇的絕大部分是俄國人設計的過時的柴油動力潛艇，但這些潛艇可以被用來在南中國海、東海以及黃海機動布雷。在這些海域，《華爾街日報》記者大衛·拉格寫道:“海水深度不均，背景噪音大，海流湍急，熱層錯動”，這將使對潛艇的偵察異常困難；加之到2010年之前，中國海軍將部署17艘新型隱型柴油動力潛艇和3艘核潛艇，人們可以想象中國就能夠對我們或對我們的某個亞洲盟國發起騷擾性的攻擊，繼而，就可能全面展開模糊性強制行動。例如，對臺灣的電力電網發起一連串無法追蹤的網絡攻擊，以逐步消磨人心士氣，這不是科幻小說；中國人已經在網絡戰的訓練和技術上進行了大量的投資，我們不能因為中國不是民主政體，就認為中國在操縱民主政體選民的心理上不是專家。

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可能預料到的是中國某種力量的展示，就像2001年春他們成功地迫使美國海軍的EP-3E偵察機降落那樣。這樣的戰術比現在在伊拉克發生的一切更能代表21世紀戰爭形態的趨勢，中國在這個競技場上也將不乏表現的機會。在一次我們每兩年一度舉行的環太平洋海軍演習時，中國能夠讓它的一艘潛艇潛行在我們的航母戰斗群之下，然后浮出海面。中國人已經能夠在海面上放置一個移動目標，然后以潛艇或陸基導彈命中之，以顯示他們不但有能力威脅航母、而且有能力威脅驅逐艦、護衛艦和巡洋艦。

對此我們應當如何作出軍事上的反應呢？我們不能拘泥于常規的思維及方法。目前，我們的海軍是“遠洋”力量，負責對和平時期遼闊洋域的控制（這是個不小的功績），使世界自由貿易的大部分得以進行。如果沒有美國的軍艦和水手，全球化的現象是不可能發生的。但實際上，我們越來越需要有三類不同的海軍：第一類是用以保持我們把海洋作為平臺進行離岸轟炸（以支持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這樣的軍事行動）的能力；第二類是用于沿海特種作戰（以打擊基地設在如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南部等地及附近的恐怖主義集團）；第三類用以提高我們的隱型作戰能力（在中國大陸沿海、臺灣海峽及其他地區巡邏）。鑒于那些運轉不靈的太平洋島國紛紛與中國加強聯系，這三大類海軍對迫使中國改弦更張都將直接或間接地發揮一定的作用。

21世紀前半葉不會完全像20世紀后半葉那樣穩定，因為世界不會完全像冷戰時期那樣處于兩極格局。北京與華盛頓在太平洋的戰斗不會支配世界政治的全部，但它將是一系列地區性爭奪中最重要的。不過，它將成為美國對外防御態勢構建的焦點。如果我們明智的話，我們應當重新與歐洲協調一致，無論我們在軍事上適應中國崛起做得多么成功，我們目前在太平洋的支配地位顯然是不能持久的。

中國軍事上的挑戰對于美國海軍官兵來說已經成為現實。

來源：鳳凰周刊2005年第33期 總第2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