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粹的“自由貿易”從來就是神話

        今年5月13日和18日，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內，美國商務部以“擾亂市場”為由，連續兩次宣布對七類中國紡織品實行配額限制。此前，歐盟也威脅要對中國紡織品進行“特保”調查。一直主張自由貿易，希望其他國家毫無保留地敞開貿易大門的歐美，當擔心自己的利益受到影響時，不惜違背經常掛在嘴邊的自由貿易口號，不顧世貿組織的有關規定，重新揮舞起保護主義的大棒。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不得不決定自6月1日起，大幅提高74種紡織品出口關稅稅率，其中多數紡織品的稅率為原來的5倍，從而成為紡織品全球貿易一體化的首個犧牲品。
    中國的遭遇說明，以歐美為主導的所謂貿易自由化是有著雙重標準的，即對自己的優勢產業主張自由貿易，讓大家都打開大門，而當自己的劣勢產業遇到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挑戰時，則強調“公平貿易”，關上自己的大門。
    從理論上說，自由貿易的確是好事，它是建立在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所提出的“比較優勢”原則之上的。這一原則認為，每個國家都應該致力于它所具有優勢的領域，并就其他需求與其他國家進行交易。如果每個國家都集中發展它的比較優勢，那么整個世界會達到最高的生產力水平，而且每個國家都可以分享更大的全球經濟的蛋糕。
    但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則是有條件的，這就是用來生產商品的資源即生產要素——在李嘉圖的時代主要是土地、氣候、地理環境甚至還有大多數的勞動力——不會很容易地跨越國界。否則，國家的比較優勢就會被破壞，一些國家成為自由貿易的贏家，其他的則淪為輸家。然而在今天，生產的關鍵要素，如資金、技術和觀念等，都可在瞬間轉移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
    重要的還在于，世界是由民族國家組成的，國際貿易往往是國家利益博弈的載體。10年前，WTO紡織品服裝協議就已經明確規定，發達國家應該在10年內分階段放開紡織品和服裝配額，但是一些發達國家將70%-90%最重要的配額保留到去年年底，即全面取消配額的前夕。而歐美這回對中國紡織品的設限，很難說不是其將貿易問題政治化的表現。因為中國紡織品的成本優勢，使歐美的紡織企業在和中國企業的競爭中很難生存，從而使其工人可能面臨失業的危險。因此，盡管歐美政府知道對中國紡織品設限違反了WTO的有關規定和貿易自由的精神，但為討好本國紡織工人，只好犧牲中國的利益。
    另外，如果僅有自由貿易而沒有自由移民，不是所有國家都會皆大歡喜的。顯然，在今天，自由移民是不可能的。發達國家要的只是發展中國家的高級人才，對于普通大眾，則拒之于國門外。
    所以，盡管自由貿易確實優于貿易保護，但迄今為止，純粹的“自由貿易”似乎沒有在世界上實行過一天。發達國家的發展實踐也表明，保護貿易是他們事實上實行的貿易政策，是發達國家實行工業化和保護本國經濟的重要手段。從美國來看，19世紀初，美國開始工業革命，為了抵御英國工業品的競爭，扶植國內工業的發展，政府不斷提高關稅。1816年關稅稅率為7.5%～30%，1824年平均關稅稅率提高到40%，1825年又提高到45%.19世紀80年代，美國工業躍居世界首位，1900年美國在世界外貿總額中僅次于英國，居世界第2位。直到這個時候，美國才轉而提倡自由貿易。
    歐美對中國紡織品出口的設限再次說明，自由貿易從來是以國家的利益為最高宗旨。中國在只強調“自由貿易”和“資本自由流動”的“全球化”中或許是贏家，但由此我們也應該去思考在這一過程中可能被“邊緣化”的國家利益。 
   （《環球視野》摘自2005年5月24日《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