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1980年5月，發行量超過200萬冊的《中國青年》雜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曉”、充滿青年人困惑的長信，并首次提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倫理命題，最后感嘆：“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隨即，一場持續了半年多時間的全國范圍內的“潘曉討論——人為什么要活著”就此引發，共有6萬多人來信參與討論。這個事件后來被稱之為“整整一代中國青年的精神初戀”。現在，我們離“潘曉來信”的討論已經過去了40多年。今天的青年人，不也面對和潘曉一樣的困惑嗎？在潘曉來信所催生的個人主義浪潮中，青年人的路是越走越窄，還是越走越寬呢？今天，也許我們需要一場新的人生觀世界觀大討論，需要一個新的“潘曉來信”。本公眾號歡迎各位青年人向我們投稿，講述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思考，一起討論當代青年人的困境與出路。
作者：嚴荃，云南大理人，想成為西部的高爾吉亞卻笨嘴拙舌，想成為西部的納博科夫卻腦袋空空。
我是一個30歲的待業青年。我最大的特質就是：平平無奇。我沒什么特別出彩的技能，雖然讀書讀了很多年，但是并沒有什么吸引人的創見。我沒有特別擅長的或者特別喜歡的娛樂活動，市面上流行過網游、單機游戲、劇本殺、盤手串、收茶葉、藏酒、籃球、羽毛球、游泳、騎行、戶外登山、酒吧、咖啡店、博物館、戲劇、音樂劇、音樂節、電影節等活動，我都參加過，但沒有特別能吸引我的，或者我愿意花時間在上面。我做的最多事情就是刷手機短視頻，但是也不玩抖音快手，就是看b站的相聲小品，反復的看，即便拿到現場的票也會轉送他人，沒有強烈的要去看的欲望。大多數時間刷著手機就睡著了，耳邊只要有個聲音就行了。我也賺不到錢，誠如上面所說，我在待業，干一些兼職的雜活，每月可能收入個幾百塊錢，可能沒有。吃穿上，我也沒有什么特別的欲望。最愛吃的食物是麥當勞，但如果沒太多錢，生吃白菜或者蘿卜也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大量喝水就可以。
為了穿衣方便，看中一款衣服會一次買上五六件，等到雙十一或者六月份，再屯上五六件，淘汰掉穿破爛的，這樣無論是購買還是外出，都省去了挑選的麻煩。我很想加入到網絡上的一些討論，但是熱點的電視劇我要么沒看過，要么看過了沒什么可說的。社會問題什么的，我看了之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持什么立場，支持誰，為誰講兩句。好處在于，朋友聲討哪一方，我都能附和兩句，因為我并不在乎。我的情商也不算高，我能察覺到對方設套，但沒有反制的辦法，像一只看見圈套的兔子卻沒法跳出圈套而是繼續往里鉆。碰到該說兩句好話顯示自己的時刻，我一句也說不出，把大家都晾在原地。我最擅長的是說廢話。長大以后，我發現很多人說話都是有目的的，說話的意思之外還有一層意思，但我純粹是為了說話而說話，就像電影《非誠勿擾2》里舒淇說的，我可能靠說話獲取快感。而劉震云說他從不說廢話。我想這是聰明人和蠢人的區別。語言是思維，一個人能一兩句話說清事情，說明思維敏銳。但我喜歡纏纏繞繞反反復復說些沒用的廢話，哪怕很多話聽者有意讓我付出代價，我還是樂此不疲。說廢話，寫廢話，似乎是我唯一的特長。
我覺得我努力的話，過得還可以，不努力的話，生活也不會太差。但是我仍舊有疑惑：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沒有滿意自己現在的生活。我的生活可以稱得上有意義嗎？這樣的生活是不是就很值得了？是不是已經超過大多數人所遭受的苦難了？還是大多數人和我一樣淡淡的活著？
我成長在一個普通的家庭。父母輩是60年代的人。父親是教會計的培訓機構的老師，周末做一些財會類的兼職。母親是大商場里賣糕點的柜員。我是由老人帶大的，家里老人一直帶我到上學住宿。由于是獨子，我沒受過什么委屈。我的家庭就是網絡段子上常說的那種：父母總是假裝不愛吃肉，把肉留給我吃。我小時候最愛做的事情，或者說家里人最愛帶我做的事情，就是晚上沒事兒的時候，帶上公交月卡，坐到城里的終點站，再坐回來。我記得小學二三年級的時候，我和家人在外面走得很累了，我想坐人力三輪車回家。家人們開始給我講走路的種種好處，并鼓勵著我走回來。現在看來，那段路并不長，只有一個街區的距離。但是后來當我看到我父母帶我表弟出去玩兒時，弟弟累了之后，生著白發的他們還用同樣的說辭，哄著他走路回家，我覺得羞愧，繼而覺得自己無能——我沒有任何幫襯家里或改變現狀的能力，甚至我自己現在還是一個“全職啃老者”。或許是深知這一點，我嘴上抗爭著，身體還是很誠實地跟著他們一路走回來。事實上，我被家里保護的很好，也就是日子過得省一些，但是沒做過什么苦活累活重活，家里總是留最好的給我。而我一直理所應當地享受著，最終成了毫無生活經驗與技能的一個廢物。
問題的根源似乎在于經濟，但我總覺得還有些什么沒有交代清楚。家里人最希望我去當兵，這樣負擔最小，或者我學一門技術，再或者學理工，奈何我高中分班時毅然決然地選了文科。不想當兵是因為害怕。我有哥哥當兵，在他們面前我總是從話語到行為全方位的吃虧；后來上初中時，最愛揍我的幾個人也去當兵了，我更不敢往這個方向考慮。問題自然不在當兵的群體，而在于我對讀書的迷信。當時我天真地以為，通過中考、高考，會篩掉那些欺負我的人，進入到一個相對和善的群體里。但畢業后我才發現，想要在社會上生存，人始終要和各類人打交道。那些欺負人的人不是被讀書機制篩掉了，而是在某個節點和被欺負的人分開了，最終欺負人的人和被欺負的人還是會回到生活這個大缸里來。我讀了書，認識了一些不錯的人，但是面對被欺辱時，我依然沒有處理的手段，還是像初中一樣，要么忍著，要么發瘋嚇走對方。學習沒有增加我與社會交往的能力，我成了一個不那么靈光與智慧的兩腳書櫥，或許只是矮腳碗櫥。
不過我倒不是很在乎被欺辱。我覺得世界上就是存在那么一類人，對復仇沒有強烈的欲望。比如對象和別人跑了，我就很會寬慰自己，不屬于自己的終究不屬于自己。比如家里人和外人起沖突了，我會拉著家人快快走開，只要對方不動手，辱罵不算不能忍受的事情。似乎我的邊界感并不分明，分不清敵我，缺乏該有的抗爭精神。很多時候不是我不知道爭取自己的利益，很多時候我甚至弄不清哪些屬于自身的利益。只要對方不太過分，我都能寬慰自己。相較于正義、公平等等，我更懼怕爭端。某種意義，我是一個軟弱的人，我也想抗爭，但不知從何開始，更不知為何而爭。我始終相信世界好人多，爭端是出于誤會和交流不暢。當然這也可能是自我催眠的說辭，和我后面的話構成矛盾。
我的學習很差，能讀上高中出于運氣不錯，也因為周圍的人大多愛玩兒，把我“順延”到了前幾名。到了高中之后，成績總是年級倒數，期中期末的補考幾乎沒落下過。最初一個學期有些失眠、脫發，后來就習慣了，高三的時候還會經常去網吧刷夜打游戲，很是快樂。上高中時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人是那些學習成績好，天天遲到，酒吧游戲廳經常去，高考前后還能出國的同學。當時可能意識不到，現在回想起來，我真是羨慕。相較而言，我懶得出去，娛樂自己的方式也十分低級，聊天、散步、喝酒、泡網吧。喝酒厲害就是牛的心態一直持續到我上研究生。我要么是逃避提升自己的正路，要么就是壓根沒弄清楚人生的主次。大學時候上了一個所謂的“保研班”，但我壓根沒弄清“保研”什么概念，而是以最快速度買了一個華碩筆記本電腦，天天和舍友起早貪黑地打游戲，過上“高考以后就解放”的日子。當大家都保研之后，我渾渾噩噩隨著大流考研了。
可以說，我的腦子里根本沒有長遠的計劃或者上升的概念。我上初高中的時候，我的一個已經留任高校的哥哥跟我說過，他上本科就是奔著博士去的，以及期間如何準備。而我居然毫不珍惜我好不容易考上的“保研班”，浪費了我的機會。對自己的人生未來，我展現了驚人的愚蠢。即便遇到貴人相助或高人指路，我也完全把握不住。
在做想要改變現狀的廢物和做對未來糊涂的蠢人之間，我痛苦著。我沒有實現家人的期待，我也沒有聽從自己內心的召喚，我更被排除在國家主流話語之外。我同時接受著家族話語、個人話語和國家話語的要求，又不知如何取舍，承受著三種話語彼此沖撞帶給我一具肉身的巨大折磨。我弄不清什么樣的人生是有意義的。我內心深處很可能不敢過自己想要的生活，為了安全感，更愿意去按照他人的要求去生活，盡管那種生活我努力也無法得到。
不過，我仍然堅持認為讀書是有好處的，當然這種好處可能是互聯網帶來的：讀書讓每個人都變得更加精明了。我說的是褒義的“精明”。讀書，讓以前特權階級才知道的上升的門路變得為公眾所知、所掌握了。人們通過讀書能夠以更經濟的方式上升。我自己雖然還沒弄利索這種人情世故、禮尚往來的經濟手段，但很替那些學會的人高興，他們由此獲得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燕雀焉知鴻鵠之志”，我想，這世界上有這么幾類人。有的人不知自己是鴻鵠；有的人知道自己是鴻鵠；有的人知道自己是鴻鵠但拒絕成為鴻鵠；有的人是以為自己是鴻鵠的麻雀；有的人是不知自己是麻雀的麻雀；還有的人是知道自己是麻雀的麻雀。我是知道自己是麻雀的。我模仿過小林一茶，寫過一些關于麻雀的俳句，呻吟自己的情緒。我不覺得當麻雀有什么不好，或者說我想自覺地成為麻雀，但是現在的世道想當麻雀也不那么容易。
當麻雀要面對心理的落差與現實的沖擊。求職的時候，常常不得不要回答一個尷尬的問題：我把自己說得天花亂墜，但我這么厲害，怎么不是北大博士？當然，這種問題不會明著問出來，只有把對方逼急眼了才會蹦出來這種批評。這一類的問題其實一直都有遇到過，比如考博的時候就會被問：你這么厲害怎么碩士沒考北大？此前就是：你這么厲害怎么本科不是北大？再或者就是你高中真要好好學習了，怎么沒上北大？當然，北大是一個由頭，其代表了那些有實力才能進入的平臺。比如我可以對一個擅長做家具的人說，你那么厲害，怎么不是國家級技術人員。對話的重點不是說學校的問題，而是指出我的能力存在問題和缺陷。當然，這種質疑將個人的成就與復雜的社會結構對個體的影響之間的關系簡化為個體努力程度的問題。但我仍認可對方的簡化。當被質疑時，我更多的是承認：是啊，自己不夠努力。
的確，在我求學過程中，我不夠勤奮也不夠天才，誠如我之前所說，我是一個愚蠢的廢人。不過我也會寬慰自己：憑什么人家把一個不錯的崗位給你呢？為什么不給可以和自己進行利益交換的人呢？在上學時，我察覺到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壁壘，不同的圈子抱團生活，當不同的圈子在一起沒有利益之爭時，大家都和和氣氣彼此之間開開玩笑，相互吹捧一番，一旦出現利益之爭時，那么隱藏在最深處的歧視與叢林法則就會一躍而起。正如電影《林肯》中的那句話：“人生而不平等，人只在法律面前平等”。不過是否存在某一層面的平等？我也深表懷疑。我想說的是，以前我以為圈子的壁壘距離我很遠，我也可以離他們很遠，但是一旦過了20歲，這些壁壘就總會突然給你一棒子，提醒自己的出身，提醒因自己無能、懶惰、愚蠢而獲得的出身。身份就是標簽，它提示著別人，你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你有怎樣的過去，你的未來上限如何。沒有人會費心挖掘你的潛力。就像《士兵突擊》史今對許百順所表達的那樣，軍隊更新迭代的速度很快，沒可能給一個孬兵鍛煉的時間。而且人們也不相信你有潛力，畢竟有潛力的人已經在年輕時就一茬一茬地冒出了。“出名要趁早”，有能力出名的人已經早早出名了。當下的中國，根本不是不缺人，而是不缺人才。
于是我就想到一個問題：平庸之人能否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因為我的懶惰、愚蠢，我就活該被別人踩上一腳？或許有人會說，各過各的就行了。但人作為社會的動物，總是要和不同人打交道。那么，打交道時能不能獲得別人的尊重還是虛假的客氣？亦或者只能通過自己尊重自己來掩飾與他人的不平等地位？我想說的是，優越那么理所當然的話，我們到底要一個什么的文明社會？不過是粉飾叢林法則的部落集合體而已。社會通過制定各種復雜的規則、劃分不同的空間、錯開不同的時間，盡量區隔不同群體的人，從而避免一些群體骨子里的歧視暴露出來的機會。我想問的是，人真的能從內心深處不歧視他人、認同他人嗎？換言之，人與人之間真的存在平等嗎？
現在的我逐漸反感程序主義者。程序主義者能操控很多東西，利用程序規避風險，實現利益交換。在我看來，很多工作誰上去都可以，但誰能決定誰上去才是至關重要。雖然會存在頂尖的人物進入頂尖的崗位做出頂尖成果的事實，但許多人能做到在活著的時候由于自己的工作反復出現在公眾領域就很不容易了，死了之后更是無人知曉。由此，那些能決定他人的人，和其他能決定他人的人利用程序進行著符合自身利益的交換。我是這么偏狹的想著。看似不同的程序指向的就是等級分類。雙非的人焦慮自己不是985/211,211焦慮自己不是985,985內部又分小985；工作分為體制內體制外，體制內的自然官階鮮明，體制外也可以分很詳細，比如企業分為央企國企私企外企，又有大廠小廠之類的。這些“單位”組成了一個迥然有序的等級結構，發明出一套程序出來將人群分門別類。假如說平等存在的話，那么平等就存在于：秩序平等地將每一個人分入三六九等。無法帶來更大利益的人會被程序巧妙地篩掉。世界沒有鍛煉、培訓、發掘個體未來潛能的時間和義務。那些人道的、人文的說辭不過是弱肉強食、等級森嚴的鐵血叢林的虛偽假面。這樣的程序或等級，甚至無關意識形態。在我看來，無論持有何種意識形態，其在設立等級這一塊都是一致的。人的生活本來就是無意義的，意義本身就人所賦予的。那么，什么樣的生活才算是有意義，能夠占有賦予他人意義的權力也是極其重要的。等級就是確立人對他人生活意義的占有的方式。上層的人用種種話語對下層的人進行思想規訓，讓下層的人放棄自己的思考和訴求，認同上層人所賦予的意義。
我想問的是，世界上有沒有一個庸人能夠合理存在的位置。我不想問，一個人如果沒什么特別之處，他是不是不配活在這個世界上。我想問，一個人如果沒有什么特別之處，能不能過上好的生活。這無疑是瘋癲之語。人要過有意義的生活。然而在我看來，所謂有意義的生活就是一種功利的生活。你努力學習，努力工作，才能獲得不錯的收入，買大房子，好車子，孩子上好學校，將來好移民。在我看來，目前的環境不允許無用的生活。讀書和斗蛐蛐，本質上沒什么區別，但是如果沒有足夠的生活資本，人似乎就不該讀書，不配讀書。我要說的是，假如一個人就是喜歡無用的東西，擁有無用的愛好，他能獲得好的生活嗎？我不拿讀書舉例，會招致誤解，讓我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假如一個人喜歡看螞蟻搬家，他精通各種螞蟻搬家的地點，那么他可以由此住上大房子，開上好車子嗎？這是癡人說夢。人們肯定會反駁，有愛好可以，但不從事社會生產，還要享受社會福利，這不是寄生蟲嗎？不從事社會生產的人，不產生社會價值的人，就應當理所當然的被邊緣化。換句話說，一個喜歡看螞蟻搬家的人，他可以吃糠咽菜，住在漏水的房子里，沒人會覺得他有什么大問題，只要他的愛好不打擾別人。但這個喜歡看螞蟻搬家的人，一面看著螞蟻搬家，一面因為看螞蟻搬家過上了好生活，這一定會招來相當大的非議。不過現實中完全不可能，除非螞蟻搬家這個愛好帶來巨大的社會效益。但我想要問的就是這一點，存不存在一個社會，讓無用的人也好好生活，而不是只能處于邊緣地位？
當然，許多人都是世界的局外人。人們只能做自己生活的主角，世界的鎂光燈只猛照那么幾個人，歷史也只會留下少數人的名字。只不過我還是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盡管我自己樂于做一個局外人。當然，我也總處于人生的尷尬之中。當我不知所措時，一些朋友們會說：你已經出生在羅馬了，還裝什么？當我想張狂一把時，一些朋友會說，你就是個出生在羅馬的小鎮做題家。當我焦慮著如何放松時，我卻做不到一些朋友的平和心態：美國總統也得吃飯拉屎，你就是掏大糞，你也和美國總統一樣，你怕啥的？總之，我總是處在尷尬之中。
我知道我有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我也處于一種主流話語的控制之中。某些時刻，我必須表露出對金錢、權力、地位的渴望，追逐這些，我才能被一個集體接受，才能獲得自己想要的安全感。我記得高中的時候，我對一個朋友說，我喜歡種地。朋友流出的不可思議深深刺激了我。他認為既然來讀書了，就算不報效祖國，也要讓自己過得好一些。我認為他是對的，長大后更是如此，因為如果我真正想種地，我首先要有能力賺夠買地的錢。一些理想的生活總是要建立在功利的生活之上。以為能過上一種非功利的生活的人，要么是幻想，要么是愚蠢。人最終還是要過一種有意義的生活，那就是賺錢、出名，獲得權力。總而言之，人生不過名利二字。我清楚地知道這一點，但我沒有能力做到這些。我很反感那些強調奮斗、努力的人，他們就是典型的功利主義者，但我內心深處又非常認同他們，將所有的失敗歸結于自身不夠努力奮斗。但我確實沒能力也沒有動力去奮斗。我在讀書中獲得快樂，我卻無法將讀書轉換成生活技能。我只能在夢中幻想自己是一個天才來彌補生活的失意。或者假裝自己是一個懷才不遇的落魄文人，但我比任何一個人都清楚，自己實際上沒什么才華。突然，我想說，我很喜歡《漢密爾頓》這種主流意識形態，它將個人、家庭、城市和國家的成功緊緊綁定在了一起。國內的主流文化作品似更強調“犧牲”：為了家庭犧牲個人，為了國家犧牲個人。而城市呢？大多數生活在北京上海的人都恨北京上海，大多數來自縣城的人也痛恨縣城的人情文化。
最后，我要說明我關于死亡的看法作為文章的結束。但在我討論死亡之前，我想夾帶一點關于政治的私貨。作為一個讀過一些書的人，我對社會主義國家也有過一點構想。我認為，打破由血緣、地緣、學緣締造的等級集團并非完全不可能。我曾設想過“高干子弟不得考編入公”的模式，但太過激進。我修改了一下這個想法，高干子弟可以按照地理三級階梯來當官。比如第三級階梯區域的干部子弟，只能參與第一級階梯區域的干部選拔，第一級階梯區域的干部子弟只能參加第二級階梯的干部選拔，而第二階梯的干部子弟才能參加第三階梯的干部選拔。這個建議沒法發到提建議的網絡上去，就寫在這里。擁有權力的人的流動，才能帶來資源的真正流動。這是我天真的想法。因為是原創的想法，所以記錄在此。
最后我想就死亡說一些瘋癲之語，正如我全文所呈現的混亂的風格。我認為，人既然無法選擇為自己而活，至少可以選擇為自己而死。雖然尼采等人討論過自殺的問題，但我仍覺得自殺是一種歸宿。人生唯一有意義的事情似乎就是死亡。我不是倡導自殺。就我個人而言，我能接受偶然的死亡，不能接受有計劃的死亡。比如你在駕車的時候，某一刻面對一個懸崖，頓覺放松無比，不自覺地放開方向盤，逐漸加速沖了下去；再比如你站在一個懸崖的邊上，即將掉落，你也知道自己不往后撤就即將掉落，于是你放任了這種掉落。這都算是偶然的死亡。我放任過自己一次，身體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傷疤。事后也沒覺得多可怕，可能和我的思維與感覺的遲鈍有關。但是我無法接受有機會的死亡，比如《霍亂時期的愛情》中阿莫烏爾在六十歲的選擇那樣。偶然的死亡不必承受太多壓力，主動的死亡需要強大的心智和堅韌的品性。人的生活是無意義的，假如生活的意義只能經由一個強大的他者或集團去定義，死亡似乎是庸人們唯一的抵抗手段。關于死亡，我腦海里的話比我寫出的話更加清晰，但我不打算追溯我腦海中的原義了。即便準確表達自己的意思，還是會受到他人的曲解，想到這一點，我覺得寫這篇文章都顯得荒誕可笑。大概逗人一樂、浪費一點他人的時間是這篇文章的最大意義。
作為寫作者，我知道主人公、敘述者和作者之間不盡相同，所以這篇文章里面，有真實有謊言，有刻意放大的感受也有無意流出的感情，有主觀的經驗也有胡說的囈語。可以說，這是一篇虛構的作品，任由意識流淌，想到哪里寫到哪里，是無主題的寫作。如果強加一個主題，就是我作為一個平庸之人想借著酒勁狠狠罵自己一通，讓自己快快振作起來，所以是自我批判。結果卻說了許多毫不相干無聊的話。寫信的最初原因是我不確定我的性格、心態和想法是不是具有典型性，還是我一個人在自怨自艾，所以來投稿。投稿的原因也不是尋求什么出路，只是為了某種“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罷了。不過寫到最后，我卻有些酒醒，覺得秋天的夜晚真是寒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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