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為家”系列一

　　食物主權推出“何以為家”系列專題，四篇推文分別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家庭組建、生育困境及沉迷賭博等問題。這四篇文章都指出了農民工的雙重困境：出于生計需要，要在城市工作卻難以留在城市，因為要成家、撫育后代、贍養父母又需要回到鄉村，可是生活習慣卻已經城市化。

　　食物主權認為，僅把問題歸咎于“城鄉二元結構”是不夠的。新生代工友們與父母輩之間的觀念分歧逐漸增大，找工作的難度和經濟壓力越來越大，消費花樣越來越多。在這樣的情況下，新生代工友們的成家成本也在增大，家庭生活的安穩性、幸福感卻在減少。看上去，他們在城市和鄉村會面臨不同的問題，但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卻是一致的：資本的壓榨。無論生活在鄉村還是在城市，生活的各個環節都充斥著市場競爭，生活的各個階段，都需要錢。鄉村不是避風港，城市也不是理想的目的地。

　　在農民工家庭與個體的困境面前，既無法寄托于市場化改善他們的境遇，也不應該把這些困境歸咎于他們自身。要打破城鄉割裂局面，不僅要追求制度性改革，還要積極呼吁重建城鄉共同體，讓農民工們不至于在勞動力再生產過程中面臨著進退兩難的困局。

　　導    語

　　婚姻成為新生代農民工們的“成人禮”，艱苦勞作、節儉消費、犧牲個體親密關系和重構社會網絡是婚后生活方式的核心內容。當“打工仔”變“當家人”，他們不再頻繁更換工作，不再沉迷都市化的消費娛樂活動，也不再追求浪漫愛情與欲望滿足的親密關系，而是轉向以家為中心的生活方式。而“打工妹”變成“家里人”，她們面臨打工生涯斷裂、長期留守和承擔各項無酬家務勞動的困境，滑向更為弱勢的地位。

　　文章認為，新生代農民工艱難的家庭化轉型，源于城鄉二元結構的嚴苛限制——城市并不承擔新生代農民工的勞動力再生產負擔，如生育、撫育、子女教育等，迫使他們回到農村老家；鄉村將他們進一步導入鄉土世代綿續的傳統之中，讓他們承擔家庭綿續與發展要求。而難以成家的“光棍漢”們，則逐漸沉入勞動力市場底層，成為與鄉土文明相疏離、寄居在城市底層的邊緣群體。

　　然而，社會學分析中經常出現的“城鄉二元結構”或許也值得深入反思。城與鄉、現代生活方式與傳統思想觀念之間的對立往往遮蔽了資本主義加劇社會分化的邏輯。恰恰是同一個資本邏輯造成了“城鄉二元結構”。在日益倒退的市場叢林中，不能把個體的失范歸咎于個人，也不能指望個體的超越完全在于個人。打破城鄉割裂的迷思，須認識到我們是這個野蠻叢林的命運共同體，要為開辟新天地而努力行動。

　　作者｜王歐（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社會學院副教授）

　　責編｜西西廢

　　后臺編輯｜童話　　

　　圖片來源：搜狐圖片

　　壹

　　引       言

　　目前，學界的一種主導性觀點認為，新生代農民工正在引發一場“去鄉入城”的生活方式“代際革命”，重構了與城鄉社會結構的關系。已有大量研究指出，在早期的社會化和隨后的打工階段，城市化的力量已切斷了新生代農民工與鄉土社會的聯系，并促成了一個單線且不可逆的“離土、入城、不返鄉”的現代性變革。

　　但少數關注農民工性別議題的研究又發現，婚姻、生育等家庭化過程導致新生代女工生活方式“斷裂”，甚至將很大一部分女工拉回老家留守。不過，這些研究沒有將視野從性別議題向更廣闊的生活領域擴展，沒有系統考察家庭化對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方式的深刻影響。

　　本文以城鄉多點追蹤調查收集的資料為基礎，考察當前城市化模式下家庭化對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方式的影響，探討他們與城鄉社會結構的關系變化。本文發現，在城鄉二元結構的限制下，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方式在家庭化前后經歷了一次根本轉型，而面臨家庭化困境的大齡單身男工則無法實現該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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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離土、出村、不返鄉？

　　（一）城市化與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方式的“代際革命”

　　自新生代農民工登上歷史舞臺以來，大量研究認為，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正在引發一場生活方式的“代際革命”。

　　首先，新生代農民工的價值觀發生了顯著變化，他們幾乎不認同農民身份，渴望留在城市發展，融入城市的愿望十分強烈。

　　其次，新生代農民工的勞動倫理已嚴重退化，不再具備吃苦耐勞的品質，也不愿為了集體和擴展家庭的利益犧牲自我，趨于頻繁地變換工作。

　　再次，新生代農民工的消費娛樂方式也發生了根本變化，他們經常購買非生活必需品，閑暇時間多用于上網、逛街或K歌，卻很少參與鄉土節慶活動。

　　最后，新生代農民工的親密關系實踐也發生了重大轉變，他們普遍渴望浪漫愛情，更加注重私人生活空間和個體欲望滿足，婚前同居、先孕后婚等現象已十分普遍。

　　不少研究據此指出，生活方式的“代際革命”重構了新生代農民工與城鄉社會結構的關系，不僅導致其利益訴求方式發生根本變化，還促成了新工人階級的形成和公民權政治的興起，由此形成了舉家“離土、出村、不返鄉”的遷移趨勢。

　　現有研究普遍認為，近年來不斷推進的城市化是引發上述生活方式“代際革命”的根源。研究者指出，城市化通過一系列社會滲透機制，在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化初期階段和隨后的打工生涯中削弱了他們與鄉村社會的聯系，推動了生活方式的變革。

　　特別是在結束學校教育之后，通過加快從學校向打工工作轉移、拉長跨地流動距離、延長在外務工時間以及減少返鄉次數等方式，城市力量進一步切斷了他們與鄉土社會的聯系，促使他們最終實現了生活方式的“代際革命”。

　　（二）城鄉二元結構與新生代女工生活方式的“斷裂”

　　然而，已有一些研究指出，盡管城市化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女工的自主性，但被城鄉二元結構外部化的勞動力再生產負擔（如子女撫育、老人贍養等）仍然將很大一部分新生代女工拉回老家留守。

　　少數跟蹤研究還發現，留守女工除了承擔家庭再生產勞動之外，還日益卷入城鎮陪讀和其他生計勞動之中；而婚后繼續流動的女工仍無法擺脫從屬性流動的地位，不僅要在打工地承擔家庭再生產勞動，而且她們流動的地理范圍更小，其中多數人還必須在“流動-返鄉”之間循環遷移。

　　這些研究表明，在城鄉二元結構的巨大限制下，家庭化和由此形成的勞動力再生產問題對新生代女工的生活方式產生了重要影響，甚至導致其生活方式發生“斷裂”。

　　（三）成家對生活方式轉型的影響

　　已有大量研究指出，伴隨家庭化而來的生育、撫育等勞動力再生產負擔增加了女性的無酬勞動時間，加劇了她們與職場工作的沖突，形成了一系列“母職懲罰”。

　　后續研究還發現，處于不同階層的女性受家庭化影響的程度和方式存在顯著差異：對優勢階層女性而言，家庭化主要通過削減職場工作時間和削弱工作經驗形成“母職懲罰”；對處于劣勢階層的女性來說，家庭化則以加劇家庭—工作沖突、增加雇主歧視、中斷職場工作等機制對其造成不利影響。

　　已有研究發現，與家庭化對女性的上述影響不同，家庭化對男性通過增強家庭責任感、轉變行為方式（如努力工作和減少消費）以及承擔養家者責任等機制形成了一系列“父職溢價”。

　　然而，一些研究指出，隨著過去數十年來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社會不平等的擴大，家庭化放大了優勢階層男性的“父職溢價”，卻弱化了對劣勢階層男性的影響。而且，近年來下層勞動力市場的持續惡化甚至瓦解了家庭化本身，導致離婚、單親等一系列“脆弱家庭”的出現，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家庭化對劣勢階層男性生活方式的影響。

　　由于社會文化背景和學術研究傳統的限定，西方研究對家庭化影響的考察多局限在“母職懲罰”或“父職溢價”等少數與性別不平等密切相關的議題之內，他們所揭示的家庭化影響不僅范圍和程度十分有限，具體的影響方式也非常特殊。而我國新生代農民工身處獨特的社會結構背景和文化傳統之中，后者以有別于西方的方式形塑著家庭化對生活方式的影響。

　　（四）本土化因素對農民工成家的影響

　　對新生代農民工產生重要影響的本土化因素突出地表現為拆分型再生產體制對勞動力再生產的嚴格限制、鄉土文化傳統對世代綿續和家庭發展的強調，以及性別比嚴重失衡導致的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現象。

　　首先，大量研究已經指出，盡管新生代農民工具有較強的舉家遷移趨勢，但他們仍然面臨拆分型再生產體制的嚴格限制，具體表現為：近年來留守兒童的數量仍然居高不下，隨遷子女入讀公辦學校的比例依然不高，絕大多數農民工仍無法在打工城市購房“落地”。顯然，拆分型再生產體制將極大地加重家庭化形成的勞動力再生產問題，并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方式造成更嚴重的影響。

　　其次，一些研究還發現，鄉土文化傳統具有強調世代綿續和家庭發展的內涵，且近年來家庭代際責任不斷加大。費孝通先生晚年總結其一生對中國社會的研究時特別強調，家庭、代際關系和世代綿續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占據核心位置，對中國社會發展起著關鍵作用。他指出“（家庭）這個細胞具有很強的生命力……中國文化的活力我想在世代之間。一個人不覺得自己有多么重要，要緊的是光宗耀祖，是傳宗接代，養育出色的孩子”。

　　進入21世紀以來，農民工涌入城市務工，一些研究發現，鄉土文化中“上有祖先”和“光宗耀祖”觀念有所淡化，但“下有子孫”和“傳宗接代”的家庭綿續倫理卻不斷加強，父輩要承擔巨大的自我犧牲和經濟投入才能滿足子代日益高企的教育、住房、彩禮等需求，從而完成“養育出色的孩子”的家庭綿續使命。在此背景下，與西方“接力模式”對下一代的有限責任相比，家庭化（尤其是為人父母）將促使新生代農民工承擔巨大的、本體性意義的家庭綿續和發展責任，并對其生活方式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

　　再次，還有研究表明，改革以來農民工輸出地性別比長期嚴重失衡，導致新生代男工婚姻市場畸變，既推高了進入婚姻的門檻，又一再推遲了一部分男工的婚齡，甚至形成了一個數量龐大的大齡單身男工群體。與西方“跨世紀一代”青年工人因勞動力市場兩極化難以結婚成家、普遍選擇非婚同居和生育不同，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面臨家庭化困境，他們沒有機會結婚和為人父母，被持續地棄置于家庭結構之外。在此背景下，家庭化困境將對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的生活方式產生深刻影響。

　　因此，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拆分型再生產體制造成了勞動力再生產問題，鄉土文化傳統提出了家庭綿續與發展要求，兩者將極大地擴展家庭化影響的范圍和程度，塑造本土化的影響形式。與此同時，農民工婚姻市場的畸變制造了數量龐大的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其生活方式深受家庭化困境的影響。　　

　　圖1：本文的分析框架

　　（五）城鄉多點追蹤調查與資料收集

　　長期以來，學界對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方式的觀察主要局限在沿海工業區，調查對象主要是開始打工不久的年輕工人。這類經驗材料實際上僅捕捉到新生代農民工生活的某些片段，無法呈現家庭化對生活方式的深刻影響，也未能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與鄉土社會的聯系。

　　針對上述問題，本文采用城鄉多點追蹤調查法系統收集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方式的經驗資料。城鄉多點追蹤調查法借鑒流動人口研究中常用的多點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方法，采用“追蹤策略”（tracing strategies），在農民工打工地和輸出地之間追蹤與生活方式密切相關的一系列人物、事件和社會過程。

　　本文的資料收集工作跨越2014-2018年，涵蓋兩個沿海工業區（長三角K市工業區與珠三角S市工業區）和兩個農民工輸出地（贛南溪邊村與桂西山內村），包括數次往返于沿海工業區和農民工輸出地的城鄉多點追蹤調查。

　　K市是典型的沿海工業城市，位于長三角核心經濟帶，2015年常住人口255萬，非戶籍常住人口占69.1%；S市則是珠三角經濟引擎之一，筆者調查的該市J工業區2017年常住人口315萬，非戶籍常住人口占82.9%。而調查中的農民工輸出地贛南溪邊村和桂西山內村均為典型的農民工輸出村莊。

　　溪邊村距縣城40公里，共360戶、1700多人，村小280名學生中留守兒童達217名；山內村距縣城50公里，共94戶、396人，村教學點21名學生中有11名留守兒童。本研究共收集了18名90后單身工人、45對新生代已婚夫妻和19名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的生活史個案，其中大齡單身男工的資料主要來自桂西山內村。下文將以這些生活史個案資料為基礎，詳細呈現家庭化對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方式轉型的復雜影響。

　　叁

　　城鄉二元結構下新生代農民工

　　的生活方式轉型

　　（一）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方式的個體化趨勢

　　2014年盛夏，當筆者初次來到K市工業區開展田野工作時，即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方式表現出強烈的個體化發展趨勢。工廠管理者不停地抱怨“90后”工人“吃不了苦，沒責任心，不想干就離職”，而且“生活瀟灑”。筆者在工廠周邊訪談青年工人時也發現，他們不僅頻繁換工，還將閑暇時間和經濟收入用于上網、逛街、K歌等消費娛樂活動。一旦開啟戀愛關系，戀人共同消費娛樂的頻率和經濟支出立即大幅增加，一起租房、同居的現象極為普遍。

　　筆者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方式的個體化趨勢并非近年來才突然出現，也不僅見于青年男工。實際上，早在21世紀初，當這代工人初登歷史舞臺之際，頻繁的換工、都市化的消費娛樂、追求浪漫愛情與欲望滿足的親密關系等個體化傾向便已在男工女工身上廣泛存在。

　　以1986年出生的桂西女工小玉為例，她16歲離家到珠三角打工，隨后過了幾年“相當瀟灑”的生活。她向筆者回憶：“那幾年換了好多廠，玩得好好的！（不加班時）6點下班，就去看人家唱歌、跳舞，去看衣服、鞋子，看到漂亮衣服就買，看到喜歡的鞋子又買。有人（即男工）請溜冰、吃茶……周末就睡到12點，起來就找吃的，想去哪里玩”。

　　那幾年讓小玉最開心的事情是她經歷了一次愛情。她當時的男友認識她一個多月后就開始瘋狂地追求她。一個多月以后，在一次外出游玩的晚歸夜晚，他們就住在了一起。隨后他們開啟了一段浪漫的租房同居生活，直到四個月后小玉發現自己懷孕，才準備返鄉結婚。

　　返鄉之前，男友告訴小玉，他老家的經濟條件很差，讓她“不愿意隨時走”。小玉的父母得知后堅決反對這門婚事，甚至要求小玉打胎。但她堅持要與男友結婚，因為她“覺得這個男的大方，在一起都是他花錢。不管錢多錢少，喜歡你就夠了。相愛起來，錢都沒事，可以再掙。我其實不在乎（錢），談得好，什么都不想，放不了感情”。

　　女工小玉早年的打工經歷表明，早在21世紀初，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方式已出現顯著的個體化趨勢。筆者發現，隨著大批“90后”“00后”涌入城市打工，該趨勢進一步加快。2015年夏天，筆者在K市某廠的一個宿舍多次訪談了6位“90后”工人，春節后再聯系時，他們都已離開該廠并分散在各處打工。

　　2018年，筆者在山內村認識了一位“00后”工人，了解到他高中畢業后打工的半年內已從玉林到東莞再到深圳，并且已跟高中時談的女友同居。在頻繁的換工、都市化的消費娛樂和以此為基礎展開的浪漫關系下，新生代農民工在打工地的社會網絡也是臨時性的，很少能夠維持和同事或其他朋友的穩固關系。

　　筆者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方式的個體化趨勢主要根源于城市化和青年工人單身身份的疊加影響，且這種影響有向農民工輸出地鄉鎮下移的趨勢。在工業區，筆者看到，工人們一踏出單調枯燥的工廠即進入“都市消費空間”，工廠周邊的飯館、KTV的喧鬧聲和網吧、小旅館的霓虹燈不斷刺激“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青年工人的消費欲望，不斷制造出一段段浪漫愛情故事，一再推動生活方式的個體化趨勢。而在內地鄉鎮，各類學校周邊也興起了超市、網吧、KTV等消費空間，讓新生代工人在社會化早期即預演了個體化的生活方式。

　　因此，我們看到，城市化的確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方式的“代際革命”，讓初登歷史舞臺的男工女工表現出強烈的個體化生活趨勢。而且，近年來“都市消費方式”向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化時期的滲透無疑提前和加速了這一趨勢。

　　（二）成家與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方式轉型

　　1、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方式轉型

　　然而，家庭化很快打斷了上述看似洶涌的個體化生活趨勢，促使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方式發生轉向。這一轉向不僅發生在生活的諸層面，還表現出顯著的性別差異。

　　首先，家庭化使得男工勞動倫理發生變化，讓他們向以家為中心的艱苦勞作轉變。山內村男工小意說：“很多男人（結婚前）吊兒郎當，這也不做，那也不做；娶了老婆，就變樣了，變勤快了……以前我也一樣，自由自在，有錢沒錢無所謂；有了老婆孩子，就要變過來，變不過來跟不上人家”。

　　實際上，筆者在對山內村新生代已婚男工的生活史訪談中發現，家庭化之前，他們多數在沿海工廠或服務部門打工，從事著勞動時間較長但強度較弱、收入偏低且容易換工的工作；一旦實現家庭化，一大半男工隨即轉入勞動極為繁重但收入較高的建筑工作，其他男工則主動向穩定性更高、加班時間更長和收入更有保障的“好廠”工作轉換。

　　其次，家庭化還導致男工向以家為中心的節儉消費和單調生活轉型。在訪談中，他們將這一轉型概括為“生活從豐富到單調”。這在聚餐、唱K等最能體現個體滿足的消費娛樂活動上表現得尤為明顯。男工小旭描述了這一轉變：“（以前）住宿舍，非常熱鬧，一發工資，就喊吃飯喝酒，今晚我請你，明晚他請我。（那時）留個長頭發，上網、打架……（現在）沒什么應酬，花錢也不允許，一個月去KTV兩次，工資就沒了，家里老婆孩子怎么辦？”

　　再次，家庭化還讓男工向以家為中心、犧牲個體親密關系的家庭實踐轉型。筆者發現，家庭化讓女工長期留守，同時將男工推向收入更高的打工工作，他們為了工作不得不常年在外，導致夫妻長期分居，難以交流感情。這種家庭實踐失去了婚前的甜言蜜語、共同消費、同居生活等親密關系內容，長期壓抑著新生代農民工的情感、欲望等身心需求。

　　最后，家庭化還重構了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關系網絡。以男工小旭為例，他結婚后從廣東的工廠轉到北海的工地打工，社會關系網絡被徹底重構。他說：“以前同事朋友很多，來自全國各地……現在在工地，（身邊）都是老鄉，沒活干就睡覺打牌。以前的同事離開工廠很少聯系，關系好的過年發條短信”。

　　家庭化不僅促使新生代男工的生活方式發生根本轉型，也讓女工的生活方式發生轉變。仍以前述女工小玉為例，在度過了一生“最開心”的四年打工生活之后，家庭化隨即讓她留守老家長達七年。她在留守期間生育了兩胎，由于老公常年在外務工，她既要帶孩子、洗衣做飯，又要養蠶、種甘蔗。夫妻倆為了盡快建房，不得不削減家庭開支。

　　2014年，在建起一層新房之后，兒子也到了讀書的年齡，小玉帶著兒子跟丈夫到北海打工，開啟了建筑工生涯。她一面和丈夫一起到工地刮膩子，一面負責照顧兒子的飲食起居。2016年筆者見到她時，她已是一名熟練的內墻粉刷女工。她帶著苦笑告訴筆者，留守那些年夫妻聚少離多，難以想象當年談戀愛還那么浪漫。

　　小玉的例子說明，家庭化具有十分鮮明的性別化特點，完全重塑了女工的生活方式，突出地表現為打工生涯斷裂、長期留守和承擔各項家庭再生產勞動，使女工在生活諸層面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

　　以上分析表明，家庭化不僅迅速打斷了新生代農民工洶涌的個體化生活趨勢，還隨即促使其向以家為中心的艱苦勞作、節儉消費、犧牲個體親密關系和重構社會網絡的生活方式轉型。而且，這一轉型具有鮮明的性別化特點，男工與女工表現出不同的路徑，女工在其中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

　　2、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方式的轉型機制

　　家庭化為何能迅速阻斷新生代農民工洶涌的個體化生活趨勢，又如何促成以家為中心的轉向？筆者發現，面對城鄉二元結構的嚴苛限制，家庭化啟動了一系列機制過程，促使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方式逐步實現根本轉型。

　　（1）家庭化、戶籍限制與新生代農民工的勞動力再生產問題。家庭化突然增加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勞動力再生產負擔，重構了他們與城市戶籍之間的關系，迫使其直面勞動力再生產問題，并讓他們重新與鄉土社會發生密切聯系。

　　一方面，家庭化突然增加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勞動力再生產負擔，讓其身份從“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向“家有老小、等著用錢”轉變。筆者發現，新增的負擔在新生代農民工為人父母的頭幾年內便極為沉重。

　　仍以山內村男工小旭為例，2018年他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他的妻子因懷孕、生育和撫育孩子已有5年沒有打工收入，家庭擔子壓在他一個人肩上。他對筆者說：“（夫妻）兩個打工，能剩一個的工資；一個打工，夠生活而已”。由于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普遍較低，一個家庭從妻子懷孕到她重返工作崗位，幾乎都停留在“夠生活而已”的水平。

　　另一方面，家庭化還重構了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戶籍的關系，讓他們不得不直面勞動力再生產問題。家庭化之前，戶籍只在某些方面（如勞動力市場分割）對其產生間接限制；家庭化之后，則立即在勞動力再生產的各個層面遭遇直接和嚴格限制。

　　工廠很少為女工購買生育保險，管理者如發現女工懷孕，多會設法令其離職；城市醫療體系也不為女工報銷產檢、生育和兒童看病的花銷，讓其獨自承擔高昂的生育和醫療費用；城市教育系統更是將隨遷子女排斥在優質教育資源之外，迫使他們留守老家或在教育分流的關鍵環節返鄉讀書。

　　因此，在城市戶籍的嚴格限制下，家庭化突然增加的勞動力再生產負擔對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方式的轉型構成了最初的巨大壓力；家庭化還讓他們直面勞動力再生產問題，讓他們無法在城市完成生育、撫育、子女教育等任務，而必須返回老家，依靠鄉土社會的資源完成勞動力再生產。

　　（2）鄉土世代綿續傳統與新生代農民工的家庭綿續和發展要求。家庭化讓新生代農民工直面上述勞動力再生產問題，同時還將他們導入鄉土世代綿續傳統之中，讓他們承擔家庭綿續與發展要求，并形成以家為歸屬的意義世界，促使其勞動倫理和消費觀念發生轉變。

　　首先，農民工輸出地仍然盛行“延續香火”和“傳宗接代”的世代綿續傳統，并將家庭綿續與發展狀況作為地方社會最重要的評價準則。山內村每家進門的正墻上都掛著五代先祖的譜系，每年清明、冬至等節日都要舉辦盛大的祭祖儀式和節慶活動，村中的“女兒戶”仍然維持著找人上門延續血脈的傳統。

　　這一世代綿續傳統不僅給新生代農民工父母及其本人巨大的家庭發展壓力，還將能否實現家庭化、是否為子代準備了發展條件等轉變為地方社會的重要評價機制。筆者訪談了一位生育了四個兒子但很晚才有第一個孫子的老人，他“揚眉吐氣”的感受說明鄉土世代綿續傳統仍具有強大的社會壓力。

　　其次，家庭化將新生代農民工導入鄉土世代綿續傳統之后，對他們提出了艱巨的家庭綿續與發展要求。他們用“跟得上人家”來概括此類要求。在山內村，“跟得上人家”既包括能夠結婚成家和生養子女，又必須為子女將來的發展準備條件。后者包括準備足夠的資金讓子女接受初中后的教育，為兒子將來結婚成家蓋房（或買房）和準備日漸攀升的彩禮。

　　筆者發現，山內村的新生代農民工一實現家庭化，便陷入建房焦慮之中。該村的新房一般為二到四層樓房，蓋一層毛坯樓房耗資約10萬-15萬，加上裝修和家電，一棟新房往往要耗費年輕夫妻近10年時間。與此同時，由于近年來山內村“光棍漢”增多，新生代農民工開始憂慮兒子將來結婚成家的問題。

　　以女工小春為例，她前后兩胎生育了三個兒子，一直害怕有兒子將來成為“光棍漢”。對她來說，為所有兒子準備結婚成家的條件是不可推卸的義務。她說：“娶老婆（彩禮）女方要多少就要給多少，還要買車、辦酒。家里沒房子，人家（女孩子）來了也會走掉”。

　　再次，家庭化提出的家庭綿續與發展要求塑造了新生代農民工以家為中心的意義世界，讓他們為家庭轉變了勞動倫理和消費觀念。以家為中心的意義世界表現為對家庭成員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對家的歸屬感以及承擔了各項家庭發展要求之后心安的感覺。

　　筆者發現，一旦新生代農民工在某些家庭綿續與發展要求上做得不好或沒有做到位，便會感到焦慮和愧疚。以山內村男工小勝為例，由于妻子在外打工時失聯，父親又生病住院，家庭經濟急轉直下，五歲的女兒仍未上學。在訪談中，他表達了對孩子義不容辭的責任感和虧欠孩子的感覺。他說：“生了孩子就要養，就要管，沒有哪個不養不管！人家的孩子三四歲就讀書，我的孩子五歲還沒讀書，很對不起她……不敢不去打工”。

　　這種以家為中心的意義世界隨即推動了新生代農民工勞動倫理的變化。在接受訪談的女工中，因生育、撫育孩子而暫時無法外出打工的都因未建好房子或沒有為子女將來發展準備充分的條件而急于外出打工賺錢。在以家為中心的意義世界的推動下，新生代農民工甚至感到工作時間緊迫。山內村男工小祥說：“（結婚）以前跟朋友在外面吃飯，喝到十一二點，玩到兩三點，沒事……當家（以后）時間緊迫，要按時上班，遲到一分鐘扣錢！”

　　與此同時，以家為中心的意義世界還促使新生代農民工轉向節儉消費。這突出地表現在他們對待錢的態度和花錢的方式上，對錢從“無所謂”變為“看得重”，花錢從“隨便”到“節約”。前述男工小祥描述了這一轉變，他說：“一個人的時候，沒把錢看得很重，有錢沒錢無所謂……一結婚就知道錢重要！當家以后，上有老，下有小，開支大，壓力大。花錢像割肉，哪敢隨便花！”

　　因此，我們看到，家庭化突然增加了勞動力再生產負擔，對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方式的轉型構成了巨大壓力；家庭化還讓他們直面勞動力再生產問題，從而將其導入鄉土世代綿續傳統之中，對他們提出了艱巨的家庭綿續與發展要求，塑造了以家為中心的意義世界，促使他們向艱苦勞作和節儉消費轉型。

　　（3）父權式性別勞動分工模式的建構。由家庭化引起的一系列變化還啟動了父權式家庭性別勞動分工，以性別化的方式將新生代農民工推向打工市場，讓其為家庭綿續與發展犧牲親密關系。

　　筆者發現，家庭化啟動了性別勞動分工，建構出“家里人”和“當家人”的父權式性別勞動分工。一方面，家庭化將新生代女工從“打工妹”轉變為“家里人”，令其承擔子女撫育、陪讀等家務和生計勞動，在一段不短的時間內離開打工工作，喪失經濟收入，甚至留守農村老家。

　　在家庭化進程的推動下，新生代女工經由結婚、生育，逐漸被導入性別勞動分工的“家里人”軌道。女工從“打工妹”轉變為“家里人”也意味著家庭收入快速下降，而家庭綿續與發展要求卻對家庭經濟和財富積累構成巨大壓力，促使女工設法盡快外出打工。

　　然而，子女撫育、父母身體衰老等因素都在不斷強化女工的“家里人”角色。仍以女工小春為例，她因生育了3個兒子而感到家庭綿續與發展要求極為沉重，一再表示急于外出務工。但她的公公婆婆因身體衰老無力獨立撫育孫輩，因此她就一直被“綁在家里”。

　　另一方面，家庭化也將男工從“打工仔”轉變為“當家人”。在山內村，“當家人”是已婚男性最重要的身份，與單身“打工仔”尤其是大齡“光棍漢”有本質區別。用男工小恒的話說，這一區別是：“‘打工仔’瀟灑，自由自在，沒壓力，沒人管，沒人牽制……當家了，有壓力，想到家里。家里條件不好，（小孩）娶不到老婆。要造房子，不然她（即留守在家的老婆）會把我打扁！”

　　這也表明，在性別化身份轉變的過程中，“家里人”對男工的“管”“牽制”和“打扁”威脅是促使他們轉變為“當家人”的關鍵。筆者發現，面對巨大的家庭綿續與發展要求，由于擔任“家里人”而沒有收入的女工極為迫切地將男工推向艱苦工作。

　　仍以前述男工小旭為例，2016年上半年因北海的建筑工地不景氣，他被迫在家休息并幫忙養蠶。他的妻子便一再“逼迫”他外出掙錢，他對筆者說：“我一直想出去，不停打電話問人家（有沒有活）。在家里壓力很大，她天天逼我”。此外，女工作為“家里人”，還能“管住”男工的喝酒、賭博等不顧家消費。男工小意將其總結為“不聽老婆言，晚上分睡眠”，理由是：“時代就是這樣，只有老婆能管老公，皇后能管皇上……你不聽她，她就不聽你！”

　　我們看到，家庭化導致的勞動力再生產問題、家庭綿續與發展要求以及以家為中心的意義世界啟動了父權式的性別勞動分工，一方面將女工從“打工妹”轉變為“家里人”，另一方面也將男工從“打工仔”轉變為“當家人”。這一性別勞動分工不僅以性別化的方式將新生代農民工推向艱苦勞作，還抑制了他們不顧家的消費行為，并讓他們為了家庭綿續與發展一再犧牲親密關系。

　　（4）再度嵌入家與親屬結構。家庭化在形成上述性別勞動分工的同時，還啟動了再度嵌入機制，將新生代農民工重新嵌入家與親屬結構，促使其社會網絡向以家為中心向外擴展的差序關系網絡轉型。在家庭化之前，絕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直接從學校外出打工。他們常年在外，通常只在春節短暫返鄉，在父母面前趨于獨立，日益脫嵌于流出地社會，并在打工城市形成一系列以同事、朋友為主的臨時性社會網絡。但家庭化扭轉了這一脫嵌趨勢和社會網絡建構方式，重啟了新的社會網絡建構過程。

　　家庭化不僅讓“老婆（或老公）孩子”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生活的中心和人生意義的所在，還讓他們再度嵌入直系家庭，重建與留守父母的密切聯系。在山內村，幾乎所有留守女工都與公婆共同撫育后代和承擔家庭勞動。當女工成為流動的“家里人”之后，隔代撫育、建房等家庭事項仍將一家三代密切關聯起來。

　　其中，那些將子女放在老家留守的新生代農民工通過定期的電話、視頻、匯款和不定期返鄉維系著與留守子女和老人的緊密情感及經濟聯系；而那些將子女帶出去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要么將老人一起帶出去照看后代，要么在建房、子女返鄉讀書等方面仍與父輩保持緊密的代際聯系。

　　與此同時，家庭化還將新生代農民工再度嵌入親屬關系之中。隨著家庭生命周期的推進，家庭綿續與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事件（如結婚、小孩滿月、建房、子女升學等）都是舉辦酒席、凝聚親屬情感和締結互惠關系的重要節點。

　　例如，建房或購房不僅給他們帶來極大的經濟壓力和財富積累要求，還將其再度嵌入親屬關系的互惠結構之中。在山內村，新生代農民工建房或購房時通常不具備充足的資金，必須依賴父母和其他親屬的幫助才能把事情辦成。在建房或購房完成之后，緊接著要舉辦酒席和儀式，所到的親屬都要按親疏遠近來隨禮，由此也開啟了新生代農民工與親屬的經濟互惠和與鄉鄰的長期人情往來。

　　通過上述一系列機制，家庭化打斷了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方式的個體化趨勢，并以性別化的方式逐步實現了向以家為中心的生活方式轉型。

　　（三）成家困境與光棍農民工的生活方式

　　對面臨家庭化困境的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而言，其個體化生活趨勢進一步加劇，甚至還會滑入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

　　1、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的生活方式

　　由于農民工輸出地性別比嚴重失衡，數以千萬計的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面臨家庭化困境，不得不一再推遲婚齡，甚至可能終身無法結婚成家。山內村村民戲稱32歲及以上仍未結婚成家的男工是“判了死刑”。2018年該村“判了死刑”的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共19人，平均每五戶即有一人，幾乎全部常年在外打工。他們都有已實現家庭化的兄弟，與其在生活方式上存在根本差異。

　　首先，與已婚工人以家為中心的艱苦勞作相反，大齡單身男工普遍顯得難以吃苦耐勞，極為頻繁地更換工作并逐漸沉入打工勞動力市場底層。以小恒和他生于1984年的弟弟小貝為例，兄弟倆早年都在外打工，小恒在2009年成家后立即轉向艱苦勞作，小貝則長期無法成家且極為頻繁地換工。從2013至2018年，小恒一直在K市工地從事電梯安裝工作，由于“天天有活干”和拿錢容易，他表示“還要干個十來年”。期間他曾多次把弟弟帶入工地一起工作，但小貝卻難以忍受這份工作的艱苦，每次干了一段時間后便辭工，直到把錢花完再找新工作。

　　從2016年到2018年初，小貝換了十余個工作，最長的一份干了不到3個月。筆者在S市追蹤了數位大齡單身男工，無一不表現出與小貝類似的勞動倫理和換工模式，即工作以滿足個體生存消費為目的，不像已婚工人那樣吃苦耐勞，在不同的工作、行業和城市間頻繁轉換，逐漸滑向打工勞動力市場底層的各種臨時性工作。

　　其次，與已婚工人以家為中心的節儉消費相反，大齡單身男工發展出一系列滿足個體欲望的消費娛樂活動。農民工小恒告訴筆者，他的大齡單身弟弟小貝的錢都花在“吃喝玩樂”上了。這種消費模式反映出隨意的金錢觀念，通過金錢來滿足個人的一時之快。這在賭博活動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在筆者調查的19名山內村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中，有賭博習性的多達15人。他們不僅在工業區賭博，更是春節返鄉期間村莊賭桌上的常客。他們賭博時往往通宵達旦，輸錢不管不顧，甚至一個晚上可以輸掉口袋里所有積蓄。這種隨意的金錢觀念往往讓他們打工十余年仍難有積蓄，與新生代已婚工人“花錢像割肉”以及為了家庭綿續與發展積累財富和節儉消費形成鮮明對照。

　　再次，與已婚工人逐漸嵌入家與親屬關系相反，大齡單身男工處在一系列流動的同質化的社會網絡之中。農民工小恒告訴筆者，他的大齡單身弟弟身邊聚集著一批與他類似的“兄弟”。這些“兄弟”通過滿足個體欲望的消費娛樂活動關聯起來，聯系紐帶隨著他們不斷變換工作、行業和打工地點而持續地解組和重組，表現出高度的臨時性和流動性。

　　最后，與已婚工人以家庭發展為目標一再犧牲親密關系不同，大齡單身男工仍試圖延續個體化的親密關系實踐，但隨著家庭化困境的延續，甚至最終滑入以商品化的性關系解決被壓抑的生理需求。

　　筆者發現，家庭化困境讓大齡單身男工的目標從年輕時的談戀愛和找女朋友轉變為“勾到婦女”。他們通過“舍得羊、套得狼”“甜言蜜語”等方式追求女性，并將追求目標向已婚女工擴展。對他們而言，“有沒有婦女聊天”和“能否勾到婦女”常常成為換工的重要原因。隨著年齡的增長，大齡單身男工在婚姻市場上的劣勢進一步凸顯，“勾到婦女”的可能性不斷下降，甚至有人轉而依靠商品化的性關系滿足被壓抑的性需求。

　　因此，我們看到，與家庭化立即打斷洶涌的個體化生活趨勢并讓其發生以家為中心的轉向不同，家庭化困境加劇了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的個體化生活趨勢，并讓他們滑入以滿足個體生存欲望為目的的消費主義生活方式。

　　2、大齡單身男工生活方式的形成機制

　　如何解釋大齡單身男工的上述生活方式轉變呢？筆者發現，家庭化困境讓大齡單身男工無法進入家庭綿續與發展軌道，難以再度嵌入家庭結構，持續脫嵌于鄉土和打工地的社會關系網絡，進而在都市消費欲望的持續影響下滑向消費主義生活方式。

　　首先，家庭化困境讓大齡單身男工長期沒有個體之外的勞動力再生產負擔，因而缺乏由此形成的經濟壓力。他們長期處于“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狀態，其中少數人有贍養年邁父母的負擔，但通常由已婚兄弟承擔具體的贍養責任。這種勞動力再生產狀況無法對他們既有的勞動倫理和消費習慣構成任何額外壓力。

　　無法進入家庭綿續軌道的大齡單身男工不必也沒有資格承擔家庭發展要求，因而沒有動力為家庭積累財富和節制消費。在山內村，這種狀況最典型地表現于家庭發展的物理空間，即房屋上。筆者看到，前述19名大齡單身男工中僅有2人與兄弟共建了三層樓房，7人只有一層平房或瓦房，其余10人全部沒有蓋房，返鄉時只能寄居在父母或兄弟家中。而且，那些在家人的幫助下蓋了一層平房的大齡單身男工不僅不再繼續往上蓋房，原來的平房也多已年久失修。

　　家庭化困境不僅使大齡單身男工難以向“當家人”轉變，還將他們建構為鄉土社會底層的“光棍漢”。在山內村，“光棍漢”意味著沒有老婆孩子，無家無業，只顧自己，不管其他人。在當地人眼里，“光棍漢”連“半個男人”都算不上。“光棍漢”無法將女工轉變為“家里人”，也就不能像“當家人”那樣受到老婆對他們賺錢養家的“逼迫”和隨意消費的管束。

　　這進一步解釋了為何大齡單身男工會一再退出勞動力市場和進行各種消費活動，因為他們除了缺乏勞動力再生產負擔和家庭綿續與發展的動力之外，還缺少“家里人”的“逼迫”和管束，也沒有“不聽老婆言，晚上分睡眠”的壓力和顧慮。

　　家庭化困境讓大齡單身男工難以再度嵌入家庭結構，并持續脫嵌于鄉土和打工地的社會關系網絡。大齡單身男工無法進入家庭綿續與發展軌道，不必也沒有機會在下一代的撫育、教育以及建房等家庭事業上與父輩密切聯系。隨著家庭化困境的延續，代際紐帶的缺乏使得大齡單身男工與直系家庭的關系日益疏遠。

　　筆者發現，在山內村19位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中，多達15人有不返鄉過年的經歷。其中一位1984年出生的男工從外出打工至2018年初僅返鄉兩次，第一次是2006年因兄弟分家返鄉，第二次是2016年因父親病危才返鄉。由此可見，家庭化困境導致大齡單身男工無法再度嵌入家庭結構，也難以再造新的社會關系網絡。

　　都市生產與生活方式的持續影響與家庭化困境產生的上述影響相互疊加，將大齡單身男工推向了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他們一方面常年在外打工，長期生活在工業區及其周邊的消費娛樂空間之中，不斷受到各類消費欲望的刺激和吸引；另一方面又缺乏勞動力再生產壓力和家庭綿續與發展重負，還缺少以家為中心的意義世界和積累財富的動力，無法得到“家里人”的“逼迫”和管束，難以再度嵌入家與親屬結構，因而在都市消費欲望的持續刺激下，逐漸滑入以個體生存欲望滿足為目的的消費主義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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